巫鸿：时间的纪念碑
我们必须把传统中国的公共报时和伦敦议院大本钟（BigBen）所代表的状况加以严格区别，因为自转自鸣的大本钟同时兼任着计时与报时两种职能，而这两种职能在古代中国是通过分属于不同空间的两套设备实现的。计时依赖于测时法和天文学，朝廷通过对这两种技术的掌握规定时、日、月和季节的长短。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反复强调“计时”对中国帝王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卫德明（Hellmut Wilhelm）认为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和测时法类似于由祭司暨君主掌握的秘密科学。报时的作用则是将标准化的官方时间传达给平民百姓，服务于这一目的的主要工具是鼓楼。鼓楼本身并不是一个计时器，因为它并不计算时间，也并不记录时间的推移。它只是在特定的时刻被激活，把从官方计时器传来的信号放大，传输给大众。因此它向公众所呈示的不是连贯、均匀和单向性的时间运动，而是一个周期性和事件性的官方时刻表（schedule）。
我曾在别处讨论过，史前时期及上古时代的中国人并没有追求大型的纪念碑式建筑物。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他们在此时期所创造的“礼器”可与其他早期文明中出现的大型建筑纪念碑相媲美。与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相似，古代中国人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及大量的人力投入于制作为礼仪服务的玉雕和青铜祭器。有些青铜器虽然体量可观，但终究是可以搬动的器物，在形状上也与实际生活中使用的物品保持着密切联系。人们把宗庙礼器称为“重器”，主要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尺寸和重量，而是由于它们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心理上的威慑力。这些器物并不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而是深藏于宗庙之中，唯有宗族成员在特别的祭祀场合中才能见到。这个礼制艺术和建筑传统因此具有一个内在的政治原则：权力唯有通过将其神秘化才能持久。中国进入秦汉帝国时代以后，建筑性纪念碑开始流行：高大的宫殿和巨型雕像被用来彰显皇权的永恒性，巍峨的坟丘象征着帝王的永垂不朽。但是早期的礼器传统并未消亡，其结果是两种象征性的艺术和建筑传统平行发展：一种用来隐藏权力，一种用来展示权力。这两个传统相互作用，贯穿于整个帝国时代（公元前3世纪至20世纪初），共同建构出日益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空间。
将计时与报时置于这个艺术和建筑传统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研究与之相关的空间观念以及为之建立的机构和设施。计时一直为确定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而服务，为此目的所制作的器具因此可归入礼器的范畴。中国三千年的政治观始终认为时空的和谐是统治国家的基础。成书于三代时期的儒家经典《尚书》已确立了这一观点。其开篇的《尧典》记载了“协和万邦”的帝尧建立了一套天文计时系统， 以“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在这套系统里，时间是在“四表”的框架之中被创构的，神化的君王因此能够在这个被称作“中国”的时、空结构中确定其中心的地位。
到了公元前3世纪左右，时间、空间和政治权威所构成的三角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有机。新出现的“月令”时空模式被转译到称为“明堂”的建筑结构中。明堂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创造的最复杂的皇家礼仪建筑。根据一种说法，其顶部是称为“通天屋”的观象台，底层围绕四周的十二间屋室代表着十二个月，中央的屋室“灵台”代表年中。君王将这个静态的空间转化为一个时空的统一体：每年皇帝从东北角的第一间屋（阳气源起之处）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在所有的屋宇轮转一遍。每月他在对应的房间里临朝，吃的、穿的、演奏的音乐、祭祀的神祇、参政的内容都需配合时宜。君王因此表现出他是顺应天地而动，其统治与宇宙的运动达成完满和谐。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这种运动中君王仿佛化作了一座大钟上的指针，完成了明堂这个礼仪建筑作为宇宙秩序的象征意义。
能够精密划分并记录时间的新型计时器出现之后，具有上述象征意义的明堂及相关的礼仪建筑理所当然地成为放置这些仪器的最佳场所。并非巧合的是，史书中记载的最早的“机械钟”——7世纪海州工匠所造的“十二辰车”——正充当了这个角色。史载十二辰车于692年被呈献给武则天。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并没有将其用于任何实际目的，而是把它安置在紧邻明堂的天堂之中，以表征她的天赋皇权。
这个唐代的案例代表了以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悠久传统：形形色色的先进计时器，包括一些极为精密复杂的水运仪，经常都是在皇家的授意下发明制作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象征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其中最具创造性的一例是北宋苏颂于1088年造成的水运仪象台。靠着底部的巨大水轮提供动力，这个仪象台是高达三丈五尺余的一座“纪念碑式”大型计时装置，能够模拟日、月、星“三辰”的运转，对计算历法及星象都极为重要。随着天体的运转，它上面的司辰木偶按照固定的速度旋转，按时出现在窗口报时，所报有时、刻（每刻相当于14分24秒）和夜漏三种。13世纪的郭守敬承续了苏颂的探索。据《元史》记载，郭守敬于1262年所制的有金属构架的刻漏通高一丈七尺，名为“宝山漏”，上饰日、月、云珠、龙首等。龙首张吻转目，可以审平水之缓急。灯球又饰有各色金宝，包括执时牌的众神及龙、虎、鸟、龟之象，所有这些装饰都与报时的钟鼓钲铙之声相伴而动作。
对科学史家来说，这些文字记载的价值在于它们记录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计时器。但艺术史家在这些记录中所看到的同时也是对某种特殊视觉景观（visual spectacle）的热衷追求。这些尺寸超大、高度自动化、装饰繁复的装置看起来更像“宇宙剧场”而非实用科学仪器，因此引发了一些令人思考的问题：这种对特殊视觉景观的追求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些计时器要造得如此庞大、壮观和炫目？一个可信的答案是这些仪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作为计时器或宇宙模型的功用，甚至也不仅仅在于作为天人合一的政治象征。当这些仪器把夸张的尺寸、精密的技术与视觉上的新巧结合在一起时，它们就成为其皇室赞助人超乎凡人的有力证据，因为唯有他们能拥有如此精巧、壮丽之物。
巨型计时器与政治权威之间的联系贯穿中国的整个帝国时期。即便是17、18 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引进的欧洲机械钟的技术也很快被纳入这个传统之中：一架大型的广造西式钟即被安放在清朝皇帝的宝座边。今天参观紫禁城的观众仍可见到陈列在交泰殿里的这座钟。交泰殿以安置于其中的两组器物象征皇权：一组是盛于金匣中的25枚御玺，另一组是置于宝座两侧的两个巨大的计时器——左侧是一个传统的铜壶滴漏，右侧就是那架巨大的西式机械钟。这两个计时器之所以陈列于此并非是因为它们的计时功用，而主要在于其象征意义。它们所展现的观念和我们在《尚书·尧典》及明堂中所发现的思想是一致的：通过掌控一个时代最新的计时技术知识，皇帝可以内化宇宙间的固有运动；一旦达到这个境界，他就能够自然而然地统治世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交泰殿中的宝座上方高悬“无为”二字。有意思的是，来自西方的科技在此提供了实现这种传统政治哲学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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