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奇：记彭雨新先生
记彭雨新先生
1984年的春季学期，彭雨新先生给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本科生开设“清代经济史专题”的课程。我当时是历史系二年级的学生，选修了这门课。记得教室是在“工农楼”的三楼，很大的教室，杂乱地摆着些椅子，没有课桌。彭先生提着一个蓝灰色的袋子，静悄悄地走进教室，立在讲台前，慢声细语地开始讲课。讲课的内容大都忘记了，只留下一些零星的片断，倒是那些课堂的情景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彭先生已年过七十，腰早已弯了，本来就不高的身材，在讲台后面，一点都不给人以威严的感觉。他的声音温柔蕴藉，仔细地听起来，非常有感染力。彭先生的板书也很柔弱，一笔一划的，写到较大的数字时，每隔三位数，不忘记点上一笔。经济史是一门比较枯燥的课，选修的学生不多。当时跟从彭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的袁明全、张建民、熊元斌老师也都在课堂上听课，时已留校任教的陈锋老师大约是偶尔来，并分别就清代军费与盐政各讲了两节课（也许记忆不确）。我那时候长得又瘦又小，总是坐在北面靠窗的椅子上，静静地听课。这堂课听得很认真，笔记也记得很细，可惜在后来的流离中遗失了。学期中间有一次讨论课，大家都不太敢说话，记得袁明全大师兄的年纪比较大，对我们特别好（但熊元斌老师当时对我更有吸引力，因为元斌师兄长得非常帅，而且很有理论素养），鼓励我发言。我就站起来说了几句话，说了些什么早就忘记了，只记得站起来时还把椅子弄倒了。
大概就是因为那次发言，彭先生对我留下了印象。这门课的考试很正规，有填空、名词解释和问答题，只记得一道，是填空题，“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出自《诗经》的哪一篇，大概我答出来了。彭先生给了我97分（后来彭先生告诉我，是他从教很多年中给出的最高分。当然，这也是我大学时代专业课得到的最高分）。学期结束后，彭先生让熊元斌师兄传话，让我到他家去。彭先生家住在北三区25栋，应当是在三楼吧（记不太清楚了）。我惴惴不安地去了。开门的是彭师母（不知为什么，我一直叫“彭奶奶”），把我引进先生的书房。彭先生问了我的学习、家庭情况，正在读的书。我倒是一点都不紧张了，如实地做了回答。那时，彭先生正在上初中的外孙从天津来，住在先生家。先生就让我给他的外孙辅导一点语文与数学。因为高考过去的还不久，我勉强还可以应付初中的课程。这样，在这个暑期，我每周到先生家去两三次，慢慢地与先生、彭奶奶都熟悉了。暑期结束，彭奶奶给了我30元钱，是我一生中得到的第一笔数额巨大的报酬，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在三年级的学习中，彭先生还时常关心我，询问我在读些什么书。但我那时正是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为”的年龄，狂妄喧嚣，整日沉浸在阿多诺、萨特以及康德的书里，所以每每向彭先生眉飞色舞地述说一番。先生总是静静地微笑着，听我胡说一通，然后不置一词。下次还是会问，读了什么书。我似乎没有回答过一次读的是历史书，更不用说是经济史的书了。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彭先生早年留学的曼彻斯特经济学院具有怎样高的学术地位，也不知道彭先生早年的学术贡献，否则一定不致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现在，早已到了知道“天下事几无可为”的年纪，却再也不会有机会向先生请教了。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跟彭先生做的，题目也是彭先生定的。那时跟从彭先生读书的几位大师兄（请原谅我在这里作这样的称呼）都在做明清水利史（记得袁明全大师兄做的是西北河套平原的水利，张建民师兄做的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水利，熊元斌师兄做的是江浙水利），因为我是苏北东海县人，彭先生给我定的题目是“清代苏北里下河地区的农田水利”。只记得彭先生让我先去读《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后来看看没时间了，才让我到山上老图书馆翻地方志。那是我第一次较多地接触线装书，倒是很新鲜，而且多少跟自己的家乡有些关系，还是很有兴趣的。论文我尽自己的能力写好了，彭先生给了个“优”。我自己知道这个“优”相对于上课得的“97分”来说，不过是一个鼓励。我其实做得不好。这篇毕业论文，我当时也不知道珍惜，现在连一片纸都没有留下来了。
1985年的暑假，我和班里的一些同学，去给黄陂县编纂的《县情要览》（新编《县志》的简本）收集材料，回校已经是八月底了。我到先生家去汇报暑期的见闻与收获，彭先生向我谈起以后的去向，建议我继续读研究生，还说起他当年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事情，可惜我没有记下来。但九月份刚开学不久，彭先生就让熊元斌师兄告诉我，他即将退休，不能指导研究生了。我到先生家去，他很认真地与我商量，愿不愿意跟从李涵先生读宋辽金元史。那时我对自己的未来也不太有想法，主要是觉得自己的知识基础很差，想留在学校里继续读书，也上过李涵先生开设的宋辽金元史专题课，对李先生的学问与道德都非常崇仰，所以很高兴地答应了。彭先生亲自带着我，到22号楼三楼的李先生家去。我当时还不知道，后来才明白，这大概就是“拜师”了。
我顺利地通过了那年冬天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成了李涵先生的学生。再后来，又成为石泉先生的学生。不知不觉地、无可无不可地，就走了“学历史”的路。所以，我一直说，到武汉大学读历史系，是中学班主任丁劲松老师给我填写的志愿；跟从李涵先生念书，是彭先生给我引荐的。都不全是我自己的选择，虽然我也没有任何不愿意的意思，至今也说不上后悔。
在读研究生前两年里，我有时候还会到彭先生家去看看先生与彭奶奶。先生虽然从来不说，但看得出身体越来越衰弱了。所以，我去的时候，更多时间是和彭奶奶聊天，几乎没有与先生谈过学问。再后来，先生和彭奶奶一起，就到天津去投依女儿安度晚年了。
我对彭先生的学术与经历可以说完全不了解，彭先生也从未向我说起过。后来，得有较多机会与李涵、石泉先生闲谈，才知道彭先生出自湖南浏阳彭家，上中学时曾与胡耀邦同志同学；中学毕业后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学习，然后考入陶孟和先生主办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或者是社会研究所？）读研究生，留所工作，著有《县地方财政》、《川省田赋征实负担研究》等著作；又获奖学金（大概是“中英庚款”吧，李先生也似乎弄不太清楚），赴英国入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院学习，回国后先后任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1953年院校调整，中山大学的经济系并入武大，彭先生遂进入武大。所以，彭先生到武大，比石泉、李涵两位先生要早一些。彭先生初到武大，是在经济系任教授。后来，据说是因为历史系的著名教授李剑农先生主持的《中国经济史》工作需要人手，把彭先生调入了历史系。当时，李涵先生从北京国家文物局调入武大，被安排给李剑农先生作助手。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机缘，两位先生（以及石泉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彭先生好像还与李先生、石先生同属一个民主党派，民主促进会，还是不同级别的负责人，只是他们对我从未说起过，我也从没有弄清楚过）。
回想起来，彭先生对我的影响，除了将我推荐给李涵先生作学生（这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关节之一）之外，在学术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引导我关注农田水利问题。跟彭先生作的那篇本科论文，虽然非常稚嫩拙朴，却埋下了一个种子，使我一直关注农田水利问题。农田水利是彭先生晚年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我后来研读了他的相关论著，也学习了他所指导的诸位老师的研究成果，受到很大教益。我不敢说自己跟先生学过水利史，但在这方面，确实有来自先生的影响。后来，我写了一些与水利史有关的书与文章，下笔时，总会想起彭先生来。正因为此，这里提交了一篇水利史方面的论文。其次，清代农业垦殖是彭先生晚年的又一重点研究领域，整理出版了《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并撰出了专著《清代土地开垦史》。记得当年先生上课时，也讲过这方面的专题。虽然不再能记起当年上课时听先生讲了些什么，只是对这方面的关注却是根深蒂固的，这在我的一些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体现。
感谢现在武汉大学工作的陈锋教授、张建民教授等“彭门”大师兄们，发起、组织彭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让我有机会想起并记下当年跟彭先生读书的这段因缘。我不能算是彭先生正式的弟子，诸位教授一直将我视同彭门弟子，也让我非常感念，唤起我对珞珈山的温馨记忆和无限回想。
《中国财政经济史论稿——彭雨新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陈锋、张建民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