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不乏争论“清朝是不是中国”“元朝是不是中国”“辽是不是中国”“金是不是中国”“西夏是不是中国”“十六国北朝是不是中国”，但如果以内亚视角看待，这样的争论就显得毫无意义，也是非学术的。更有意义的是观看、解读历史的视角，是认识到历史的丰富与多样。“内亚”是内陆亚洲（Inner Asia）的简称，大致指以欧亚草原为中心，东至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欧洲多瑙河流域，南至与世界主要定居文明区域相毗邻，包含不同种族、语言、文字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地域。而在学者罗新这里，“内亚”更多是一种研究、理解中国历史的方法和角度。罗新教授的专业代表作《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增订新版），即试图以内亚视角重新思考中国历史。前些天，理想君翻阅此书，感叹这部作品举重若轻，真有“大家小书”的意思了：“专业学术代表作，听起来容易吓住部分读者不敢看——若当读故事，想听有意思故事，那文学类读者也完全可以翻翻。虽然吧，像有读者说的‘恐怖故事之耶律阿保机之死’确实有点骇人听闻，但吸引着你看下去阿保机何以不得不死。”辽太祖阿保机之死，是内亚传统与华夏文化在权力传承危机中碰撞的一个案例。罗新教授坦言，如果有大量具有内亚视角的历史个案研究，可以期待，欧立德所说的“使得之前受压抑的声音，被隐藏的叙述，逐渐地浮出台面”，就不仅仅发生在清史这一个领域，还会贯穿全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今天摘录分享《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增订新版）一书中的部分观点性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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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亚历史上，一些政治集团解体并消亡了，如匈奴和柔然帝国的崩解；一些集团南迁进入中国传统农业地区了，如拓跋鲜卑进入农耕地带建立基于农耕社会的政权；一些集团西迁进入中亚了，如西突厥以及回鹘和契丹的残部离开蒙古高原迁到西域。然而，内亚草原上的游牧社会与游牧文化从未中断，内亚游牧政治体也持续涌现，尽管这些政治体规模有大小之别，主要统治集团成员所说的语言各不相同，各政治体的历史认同（主要表现在部族名号与起源迁徙的历史叙述上）亦频频改换，但内亚政治和文化仍然呈现鲜明的连续性。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所谓“民族”，都首先是政治组织，是政治体，是以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为纽带构建起来的社会团体，尽管这种团体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政治体是实质，血缘联系通常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历史叙述。内亚不同时期的统治集团固然有变动，但作为各政治体基础的民众，当然存在着政治权力主导下的社会组织变化和一定程度的文化变迁，但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社会成员或其后裔，与中原王朝的改朝换代并无两样。历史上的游牧内亚与农耕中国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内亚政权之间都保持着空间、文化和人群的部分重叠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以蒙古草原为中心的内亚和以长城以南农业地区为中心的古代中国各自形成独立的历史单元。两个历史单元之间的交叉、重叠和相互影响，在不同时期的强弱程度固然不同，但各自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始终明晰可见。因此，正如绝不会有人同意中国历史可能是附属于内亚历史的，我们也不应该把内亚历史视作中国历史的一个附庸。平城时代的北魏皇帝们是在黑毡上完成即位仪式的，他们既是北魏的皇帝，也是拓跋的可汗。然而，从历史发展来看，华夏传统下的皇帝与内亚传统下的可汗，并不能在一个统治者身上均衡存在，北魏政权的内亚性事实上发生了或快或慢的衰减。高欢所主导的孝武帝举毡立汗仪式，以及同一时期或稍后在东、西魏（以及北周和北齐）出现的所谓“反汉化”倾向，也并没有扭转北朝后期内亚性逐渐消退的趋势。然而，内亚性的这种衰减过程，不同于过去常说的“汉化”或“民族融合”，因为从内亚性的退出或变形，可以看到历史更层叠的关联，以及更多向的变化。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南齐与北魏（选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北魏的疆域逐渐向南推进。在承认内亚历史独立性与连续性的前提下，我们还面临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与内亚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这两个各自独立的历史单元之间，始终存在着接触、交叉和重叠，中国史与内亚史的这种重叠交叉贯穿了全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内亚草原上的游牧政治集团的历史，固然属于内亚史，但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而十六国北朝、辽、金、西夏、元、清等在中国建立了稳定统治的王朝的历史，当然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阶段，但也是内亚史的一部分。就中国历史上那些与内亚人群关系密切的王朝来说，如果不从内亚史的视角去观察这些王朝，历史的多个面向就被遮蔽、被压抑了。新清史研究者相信，清史的相当一些问题，必须从内亚传统的角度予以观察才看得更清楚。这样做，并不是要否定清朝是属于中国历史的一个王朝，也不是要否定清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而是要揭示出清史中也存在着内亚因素，清史的一部分与内亚史是重叠的。如果不从内亚史的角度去探索，那么清史的这一部分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解释。具备了内亚视角的新清史， 才会特别重视满文史料，才能提出前人未曾提出的问题， 从而照亮了清史长期被忽视、被遮蔽的那一面。固然，那些以来自内亚的人群集团为统治核心的王朝，如十六国北朝、辽、金、西夏、元和清，其历史内容理所当然地洋溢着强烈的内亚气息，而那些并非由内亚人群直接建立的王朝，如秦、汉、魏、晋、唐、宋和明等朝代，其历史的相当一部分也是与内亚深刻纠缠在一起的。中国历史所固有的这种充斥内亚因素的现象，说明中国历史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内亚性（Inner-Asia-ness）。选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朝”指北魏建立之后和隋朝建立之前的北方各王朝（386—581）。581年，北周的后继政权隋朝建立，589年陈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新的统一时代。不消说，内亚视角的北朝史加入之后，北朝史变得更丰富、更立体了。然而意义还远不止此。我们前面说北朝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同时北朝史也是内亚史的一部分。中国史与内亚史的这种重叠交叉当然不是偶发的、孤立的，而是贯穿全部中国历史的。新清史所引发的“清朝是不是中国”的争议（当然这样的争议事实上脱离了新清史的学科关注点，一定程度上是非学术的），容易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清代历史在中国历史中十分特殊，与其他历史阶段迥然不同。其实，中国历史中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内都存在类似清朝的问题，而另外一半时间中国史又与内亚史有着无法切割不可分离的重叠。内亚史自成一个历史系统，它绝非必须依附于中国史才能成立，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内亚史从来就没有，或绝少有可能不与中国史发生或浅或深的接触、交叉乃至重叠。完全脱离了中国史的内亚史，甚至不可能被记录、被叙述、被了解，而成为永久消失了的过去。同样，中国史从来就没有缺少过内亚因素的参与，这种参与有时甚至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争论“清朝是不是中国”“元朝是不是中国”“辽是不是中国”“金是不是中国”“西夏是不是中国”“十六国北朝是不是中国”，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这些争论是非学术的，不应出现在我们的讨论中。虽然中国历史中的所有时期都有内亚因素的参与，但存在着强弱轻重的差别。如果我们把中国历史中的内亚因素称作“内亚性”，那么不同时期的内亚性是不均匀的。十六国北朝、辽、金、西夏、元、清，当然是内亚性最为强烈的时期，但秦、汉、唐、宋、明这些时代里，内亚性也一直存在，甚至有时候还相当重要。同时，即使在内亚性最为强烈的那些王朝，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内，内亚性也有着不均匀的分布。比如，清初和清后期，内亚性就有很大的强弱之别。中原腹地及以南的地区，其内亚性就远不如东北、华北北部和西北广大地区鲜明强烈。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内亚性的强弱变迁，对理解中国历史来说，可能就如欧立德（Mark Elliott）所说的那样，“忽然捕捉到来自过去的新频率，发现过去的另一种声音”，“等于发现了一种新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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