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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助手的失误

歴史之島 2022-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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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助手的失误
戎默


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有《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一篇,乃陈先生对敦煌石室出土的《心经》音译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研究心得,兼及《西游记》故事原型诸问题,对佛教研究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都具有非凡的意义。不过,在1980年代出版的《陈寅恪文集》版《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一版一印,1982年一版二印,以下或简称上古社旧版)中,该文的文题作“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对于《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部敦煌文献的书名,除了将如今通行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蜜”写作“密”之外,又少一“翻”字。正文的第一句话,亦云:“伦敦博物馆藏敦煌本唐梵对字音心经一卷”,依旧没有“翻”字。2001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金明馆丛稿二编》,以上古版为底本,又“依通行本校核”。故文题据通行的书名补上“翻”,并将“密”改为通行的“蜜”字,变为《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而把正文第一句话也改作了“伦敦博物馆藏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心经一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一版二印《金明馆丛稿二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金明馆丛稿二编》


“蜜”与“密”字的不同,自是出于书写用字习惯差异,不必多论。但上古社旧版于文献名又少一“翻”字,正文的第一句话的文献名亦少一“翻”字,则似并非编校错误那么简单。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文集》中的文章,大多为陈寅恪先生弟子蒋天枢先生整理校订。《金明馆丛稿》初、二编,则是蒋先生据陈先生生前校订过的论文稿编定(出版始末可详见高克勤文《〈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载《文汇报》,2007年6月3日)。蒋天枢先生对陈先生的著作极为尊重,谨守师法,对其中的文字未敢轻改一处。出版社亦十分明白蒋先生的良苦用心,对文字的校改也比较慎重,许多地方都是根据底稿,一仍其旧。陈先生引书,亦有特色,往往有节引述略,不那么“准确”。因此,这里的“一字之差”,未免会让人怀疑是否为陈先生最后编定的底稿便是如此,最后负责校订的蒋天枢先生与出版者则是出于尊重作者的意图,未遽以改动。

拓晓堂先生所编《陈寅恪先生遗稿》
(2006年嘉德拍卖公司印)一册,乃嘉德公司征集到的陈寅恪先生文稿的图录,其中便有陈先生此文文稿的图录(文稿的第一页)。文稿页下有“一九六四年校补”的字样,据拓晓堂辨认,为陈寅恪先生晚年的主要助手黄萱的笔迹。则此稿当是陈寅恪先生晚年目盲之后,在助手黄萱的帮助下校订过的文稿。稿中有不少校补更动的痕迹,如将文中多处“对音”删去,改为“此本”,又将第一段引文的书名《慈恩寺法师传一》,补全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壹”,并将引文中的“不得全去,即”改为“不能令去,及”等,都与上古社旧版《金明馆丛稿二编》的文字吻合,其中又有“缩进”“提行”等校改符号。则这件文稿即使不是出版社所据排印的最后底稿,也必与最后底稿十分接近。
 

《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校改稿


不过,这份校改稿中该文的题名,既与上古版缺“翻”字的版本不同,又与三联版校核过的版本有异。原作“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而“音”字又为校改者涂乙,成了“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比通行本少了一个“音”字。正文第一句话,原作“伦敦博物馆藏敦煌本唐梵对音心经一卷”,校改者又在“音”旁加了一个“字”字,似是要以“字”字替换“音”字。把“对音”改成“对字”;但又没有将“音”字涂掉,又像是在“音”字前加一个“字”字,把“对音”改成“对字音”。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的《论著编年目录》中,亦是有“翻”字而无“音”字,为“唐梵翻对字般若密多心经”,即使后来出的“增订版”,对此文题名亦无所改动。如此,则似乎《文集》最后之底稿以及获得编定者蒋天枢先生认可的题名,应是有“翻”字而无“音”字的“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上古旧版《金明馆丛稿二编》的题名,既与通行的书名不符,又与底稿文字不符,实属奇怪。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关于该文题名的表述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中对此书名亦无更动

 

上古旧版《金明馆丛稿二编》的这一文题是如何形成的呢?也许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正文改得不清不楚的“伦敦博物馆藏敦煌本唐梵对音心经一卷”一句。校改者把“字”字写在“音”字旁边,此稿排印时显然是将写在“音”边的“字”字,理解成了将“字”补入“音”字之前,排成“唐梵对字音心经”。编校者审读校样时,大概觉得“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这一书名太过奇怪,出于文本内证理校的原则,把题目中的“唐梵翻对字”照第一句话所排,又改成了“唐梵对字音”。于是才形成了“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这个版本的文题。

那么,该文最后到底应该如何定名?若按蒋天枢先生编定《陈寅恪文集》的原则,对陈先生最终校订的文字皆不轻改,此校改稿还特意删去“音”字,则应以版为定本,蒋先生自己的著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亦是遵照这个原则,作“唐梵翻对字”。但是,蒋先生编定原则的内涵,实际应以尊重陈寅恪先生本人的意愿为核心的。那么,这一校改又是否真的体现着陈先生本人的意愿呢?

也许事实并非如此。从该文内容来看,陈先生应是目验过这个敦煌本的,该敦煌本的题名,明明白白是有“音”字的。即使欲省称,也不会在文题中就删字,更不会仅删去一个“音”字。而陈先生此文初次发表于1930年《国学论丛》二卷第二期上,当时的文题名即为《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所用的也是该书的正确全称。正文的第一句话,作“伦敦博物馆藏敦煌本唐梵对音心经一卷”,用了“唐梵对音心经”这一省称。这也与图录中未校改前的文稿一致。更为重要的是,书名删去“音”,会使得书题的意思变得不可索解:所谓“唐梵翻对字音”,是说该本《心经》的翻译方法。简单来说,即是以汉字(唐)音译的方式来对译梵文(梵)。这种方法后世或省称为“梵汉对音”,陈寅恪先生行文中亦屡屡有“此本对音”“梵文对音”这样的表述。因此,该书题名中的“音”字至关重要,不可删略。若欲省称,则称“唐梵对字音心经”“唐梵对音心经”,甚至“对音心经”皆可,唯独不可称为“唐梵翻对字心经”。因此,此处删去“音”字的校改,应该不是出于陈寅恪先生本人的意愿,而是陈寅恪先生的助手,在帮助他修订校改时的一个失误。
 

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此本的另一处校改亦可证明这一判断。文中“尾儞(你)也乞叉喻”一句,文稿中的“叉”字,因顶上的一横不明显,与简体的“义”字十分相似(“叉”字异体,或有不写顶上一横的),竟为校改者改成了繁体的“義”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一版一印的《金明馆丛稿二编》,亦根据校改作“尾儞(你)也乞義喻”,后于一版二印改正),此处则属于明显的误改,决不会出于陈寅恪先生本人的意愿吧。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一版一印《金明馆丛稿二编》即作“尾儞也乞義喻”

敦煌本“尾你也乞叉喻”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帮助陈寅恪先生校订文稿的助手,认定(或是认定陈先生认为)此文所及文献的书名应是“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则又以行文中的几处“对音心经”的表述不合理,尽数删去,或改为“此本心经”。这些改动,皆为上古社旧版及以后的版本所吸收。其实,《国学论丛》中“唐梵对音心经”“对音心经”的省称,无论从意义上,还是行文上,都更胜一筹,也该更符合陈先生写作的原意。如此,三联版针对上古旧版该文题目的更动“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十分准确。但正文的第一句话,不应再补成“唐梵翻对字音心经”,而是应依照《国学论丛》的表述,改为“唐梵对音心经”。
 

《国学论丛》第二卷第二期所载《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


陈寅恪先生晚年目盲,文稿抄写、校订全赖身边助手(主要为黄萱以及夫人唐筼)。在《关于黄萱先生的工作鉴定意见》中,他曾提到,黄萱“工作态度极好”“学术程度甚高”并“又能代我独立自找材料,并能贡献意见,修改我著作的缺点”。可见他对身边助手校订文稿,十分信任和认可,有时亦能给予校订者一定的自主性。但陈先生学问实在广博,助手有时也不能全部理解,而校订之事终不能亲力亲为,在与助手交流的信息传递上极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差,出现助手误抄、误改的现象自然不可避免。给予助手自主性,“贡献意见,修改缺点”,更是为助手的误改提供了可能。这篇跋文中的校改文字,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个例子,也许可以为今后的学者校订与认识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带来一些小小助益与启发吧。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金明馆丛稿二编》。上古新版《陈寅恪文集》将于2020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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