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真理，进窄门：民营经济的另一种可能|先知书店
因真理，进窄门
民营经济的另一种可能
—
策划：先知书店
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加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往往只是数学上或实验上的一个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或者从新的角度看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
创造性的想象力为什么难得？因为世界上充斥着各种冠冕堂皇的伪问题。很多问题之所以一直无法突破，往往不是因为争论的人不高明，而是因为提问的方式就有问题——经济学的江湖，正是这样一个世界。
—
『 市场与政府之争：
200年的经济学江湖 』
200多年来，经济学一直被定义为“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例如“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于是，经济学家们总是在争论一个问题：政府和市场，谁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
迄今为止，由于对市场与政府的不同理解，经济学江湖大致分裂成四大门派：
第一个门派，完全不信任市场的“自由配置”，主张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第二个门派，对“市场配置”半信半疑，主张政府干预、财政刺激，喜欢印钞票、搞公共工程，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第三个门派，相信“市场配置”，但同时也认为，政府在必要时（如经济危机时）应该介入市场，这是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
第四个门派，对市场的功能、伦理都深信不疑，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这是米塞斯、哈耶克代表的奥地利学派。
| 最近100年的战况大致是：
1.凯恩斯主义总体占上风，但每逢经济泡沫时期都会被拖出来痛打。政府干预似乎总是“立竿见影”，但剂量总是不好掌控，财政刺激就像吸毒一样，会上瘾，还会透支社会肌体，导致恶性通胀、经济崩盘、企业倒闭潮。
2.奥地利学派长期被边缘化。尽管完全的计划体制已经破产，但人类对“改造社会”始终抱有极大的热情，对“有为政府”的神话也一直心向往之。对于“完全放任的市场”，人们总感觉不大放心。
人类为何总是无法抑制“调控市场”的冲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对概念的理解。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把市场称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意思是社会生产无人计划、无需指挥，各生产环节的人都互不相识，市场就会自动运转。于是相应的，有一些“聪明”的后人，把“政府对资源的配置”，称为“看得见的手”（visible-hand）。
支持政府干预的人总是振振有词：明明有“看得见的手”，为什么弃之不用？政府掌握着最多的资源和信息，怎么可能不如市场？你敢说一个瞎子比正常人可靠吗？
而那些最优秀的学者，总是以各种强有力的论据，不厌其烦地向世人证明：市场是最公平、最高效的，“看得见的手”更可能犯错，要把自主权还给每一个企业家……
▴ 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从1920年代起坚决反对乌托邦，因此一生颠沛流离
200多年来，经济学江湖一直是这种“拉锯战”的格局，直到一个名叫杨小凯的中国人出现。
在杨小凯看来：“政府和市场，哪一个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这个提问的方式，就已经错了。
—
『 “资源配置”为何是个伪问题 』
所谓“资源配置”模型，就像扑克牌游戏。在游戏中，企业家们把资金、土地、人力、信息等“资源”写在一张张扑克牌上，然后以“市场”规则组合这些牌，并以各自的组合能力定胜负。经济学家反复告诫政府：“如果有企业家违规时，你可以出手，但是每一张扑克牌你都不能碰，你一碰就会乱”。
然而，政府既能看牌、又能解释游戏规则，怎么可能阻止他们插手呢？他们总会热心地说：“明明可以组合出炸弹嘛，你为什么要三带一？你只有三张？嗯，我认为应该把他的那一张给你……”
当经济学家们热衷于讨论“哪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最佳”时，就已经给“政府参与”预留了位置。无论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下，政府都是既有权力，又有冲动干扰市场的。而且，他们的干预不仅“很有必要”，还时常“表现不俗”——因为政府是“看得见的手”嘛！
但后来人们才发现，干预经济的不良后果，并不是由干预者承担，而是转嫁给市场和社会，自由竞争的规则被破坏了——由于犯错的人没有受到惩罚，错误就会蔓延开来。当系统性的风险逐渐暴露时，很多人只好归咎于“过度”干预导致的资源错配。
而杨小凯认为，如果将经济学看作“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那么无论如何解释，都必定会给政府插手的理由。要想让市场和政府各归其位，就必须重建经济学大厦。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具野心的计划。所有门派的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杨小凯的思想高度和学术勇气，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都堪称罕见。
杨小凯进的是一扇窄门。但冥冥之中似乎是上帝的安排：与其说是他选择了这条艰辛的道路，不如说是这条路选择了他——他的“选择”，乃是一种宿命。
—
『 两个不可靠的“公理”』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从一根针的生产流程中，发现了人类进步的秘密。《国富论》描述：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一个10人工厂，要比单人作坊的效率高出4800倍，“这就是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奇迹”。
斯密对分工的发现，被人们粗暴地理解为：分工越精细，生产效率就一定越高。这几乎成了全人类的公理，后世的经济学家也相信：分工理论已经到头了，不必再深究了。
自此，经济学几乎再没有对“分工”有过纵深的挖掘，而是以此为起点开始了平面推进。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卫·李嘉图，他开创了“比较优势”理论——这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
受“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19世纪的大英帝国相信：只要把更多的人群纳入全球市场，那些拥有独特优势的国家，就会自动加入全球分工，人类财富就会像斯密时代的英国那样，复制出千百倍的增长。于是，他们致力于开拓更多的市场、原料产地，逼迫“不懂商业”的经济体打开国门。
▴ “古典经济学最后一人”：英国学者大卫·李嘉图(1772—1823)
而杨小凯率先质疑道：为什么非洲和大清国拥有海量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却根本无法发挥出任何“比较优势”？为什么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日本，却可以发展出领先世界的工业体系？可见，“比较优势”理论根本不具备一般性，不该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
为了厘清经济学的本质，杨小凯决定抛弃“比较优势”理论，回到最初的经济学问题——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杨小凯认为：“分工与效率”才是问题本身。无视分工的制度环境，将“分工一定会带来效率”视为理所当然，并以此推导出的“比较优势”理论，都是有问题的。
—
『 “斯密-科斯-杨小凯”框架』
分工的效率从何而来？哪些因素会影响分工？从1991年诺奖得主科斯发现的“交易费用”中，杨小凯得到了启示。
在斯密的时代，一根针的生产流程只有18道工序，即便每一环节的成本增加，最后也不会太高。而现代的汽车、电子产业，需要数百个零部件供应商，合作完成数十万道工序。每个环节只要成本增加一点点，企业都难以承受。
可见，越是专业化分工的经济，对每个环节的成本越敏感。而各环节的成本，都和该经济体的制度、习俗密切相关。因此，交易费用主要来自制度环境，比如税费额度、融资难易度，以及因法治环境所承担的风险和信息成本……
▴ 拉美国家充斥着抢劫、绑架，是投资者的噩梦
杨小凯认为，在斯密时代的英国，私有财产已经受到很好的保护，各生产环节的税率都很低，因此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但在那些法治不健全的国家，各生产环节的成本都很高，于是，分工网络越复杂，效率反而越低，如果制度环境持续恶化，甚至会发生经济灾难、社会崩溃。
“比较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在他的视角内变得如此简洁又清晰：
为什么非洲劳动力便宜、自然资源丰富，却无法承接产业分工？因为，在市场和私产不受制度保护的地方，就连最原始的“血汗工厂”，都无力承受累加的成本，必定想方设法地跑路。
为什么德国人少地少、日本资源贫乏，却可以发展出高科技产业？因为，当一个国家有了健全的法治、稳固的产权，交易费用低廉，企业就会主动前来投资设厂，专业化分工也变得顺理成章——这也是高科技产品只会成长于法治国家的原因。
经济学家茅老描述，第一次听到杨小凯这个理论时，“使我豁然开朗”。那一年，杨小凯还是武汉大学的一名临时工。
▴ 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的产品：阿尔法Go
在杨小凯的理论中：社会生产不再是“资源配置”，而是人类个体的真实决策；企业不仅是经济发展、社会分工的核心，还是新生活理念的倡导者。并且，这个由私营企业主导的分工网络，没有给“看得见的手”留下任何位置。
这就是中国人开创的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学流派——由“斯密-科斯-杨小凯”框架搭建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
无数优秀的经济学家，一直呼吁“改善企业家的处境”。而杨小凯认为，企业家可以通过网络化分工，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处境，甚至实现企业自治。
他生前没有看到互联网行业的兴盛，他的理论却被多年后的经济现实所验证。2013年，在纪念杨小凯的学术研讨会上，来自阿里巴巴的梁春晓表示，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哪种理论能够清晰地说明互联网的内部规律，直到他读到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
“一个通宵全部读完，后来又读过若干遍。突然开始有答案了。”梁春晓这样描述当时的惊喜：“商业模式归根结底是分工问题！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核心优势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要在交易成本上找答案，而这两个问题居然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解答，这就是新兴古典经济学。”
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发表演讲：“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将对全球化问题带来启示，而杨小凯创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其中的最佳”。他强调，“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
新经济理论已经诞生，“拿诺贝尔奖绰绰有余”。但杨小凯并未就此满足，他还试图以理论回答：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是什么？西方强大而富裕的秘密是什么？以及他的世纪追问——远隔重洋的故土，将会向何处去？
杨小凯的思考也因此超越了经济学，拓展至政治哲学。他非常欣赏哈耶克，尤其是哈耶克所推崇的“思想市场”：经济市场如果没有公平竞争，质次价高的企业就会鸠占鹊巢，思想市场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错误观念就会流毒人间；只有观念才能战胜观念，学者的使命就是纠正错误观念。
—
『 杨小凯的思想为何无人传承？ 』
2004年7月7日，罹患肺癌的杨小凯，在56岁的黄金年华去世。诺奖得主布坎南发表演说：“经济学界失去了当代最重要的科学家”。就在杨小凯去世前的两年，布坎南还连续两次为他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 杨小凯之墓，澳大利亚
杨小凯的出现，使世界开始重新评估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
“世界上最有钱的经济学家”、华尔街天才费希尔·布莱克，临终前曾给杨小凯写信，希望捐赠一笔巨款支持他“具有远大前程”的研究，遭杨小凯婉拒。杨小凯后来才知道，布莱克的愿望是资助“人类最有价值的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克斯评价：“他是全世界最严谨、最具洞察力的经济理论家之一，是经济学家中最富创造力的思想者之一”。
杨小凯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然而，国外的学者认可他，却不愿跟随他——因为那意味着，他们要亲手推倒自大卫·李嘉图以来，长达200年时间构建起来的经济学大厦。
杨小凯生前，一直想把自己的思想介绍到国内，茅老等学者也热情推荐他回国讲学，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他那些蜚声海外的作品，也无法引进国内。因此，除了经济学界，国内很少有人听说过他，即便认识他的人，也很难窥见他思想体系的全貌。
▴1981年读研期间出版《经济控制论初步》《数理经济学研究》，是当时国内少有的西方经济学教材
杨小凯的生命只有短短56年，如流星一般短暂，却无比璀璨。从出狱考取研究生，到留学普林斯顿，再到冲击诺贝尔奖，他的学术生涯仅有二十多年。
如果再给杨小凯十年时间，他究竟能做到哪一步？如果这些诺奖水平的思想能在国内受到足够的重视，将会有多少人因此受益？中国的思想市场会怎样？中国的命运又会怎样？
历史已经无法假设，正如苦难的中国总是错过的一个个选择与机遇。世间已无杨小凯，一直苦苦追赶世界脚步而不得的中国，在不经意间，失去了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思想者，失去了“以最深刻的思想改变世界”的契机。
作为经济学大师，杨小凯后半生几乎都是在国外度过的，却从未真正抛下自己的故土。作为基督徒，在自知时日无多之时，他将最终的关怀，给予了那些受苦的生灵、孱弱的灵魂。
薪尽火传。杨小凯逝世14年后的今天，在他的学生和出版方的共同努力下，杨小凯所有的学术作品终于被编译集结、首度出版，使他的思想不致被继续遗忘和误读。在中国经济似乎要再次陷入历史周期循怪圈的转折点上，杨小凯指出了跳出历史怪圈的另一种可能，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而言，尤其如此。
先知书店为您奉上《杨小凯学术作品全集》（九卷本，点击下图可鉴赏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