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哪部经典最能代表中国人的“精神境界”，《庄子》一定名列前茅。2000多年前，庄子就以“超验主义”的宇宙观、求“真知”的认识论，以及道法自然、逍遥自适的生命境界，影响并塑造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不仅如此，《庄子》的影响力更远超国界，成为轴心时代这一人类文明高地中，最能代表东方的符号之一。独有的思想高度、生动的故事、优美的文字，这些都让《庄子》成为公认的很难被超越，甚至连做比较都有亵渎之嫌的经典。然而，最近，一本被万维钢老师盛赞为“现代版《庄子》”的作品却低调出版了——《星际信使：宇宙视角下的人类文明》，作者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天体物理学家尼尔·德格拉斯·泰森。本书究竟有何魅力，竟能与《庄子》并肩，更被冠以“现代版庄子”的称号呢？现代版“庄子”，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庄子》之所以在2000年后的现代社会仍能延续“神作”之名，原因绝非人类固有的“厚古薄今”的习惯，而是其放在今天，依然惊人的成就，以及成就背后更为严苛的评判标准。所以，任何一本敢与《庄子》比肩的作品，至少需要同时满足4大条件：◎俯瞰全局的视野不到达一定高度，只能管中窥豹，无力认清事物的全貌。而高度不仅是人与人的差距根源，更是优秀作品与平庸作品之间无法弥合的沟壑。好比，《庄子》中，庄子是以“扶摇直上九万里,怒飞翼若垂天云”的鲲鹏视角审视万物众生——但凡一部作品能获“现代版《庄子》”，至少要有同等浩瀚，甚至“高于一切”的视野。◎“洞悉”万物本质直到今天，追问宇宙本源，依然是哲学界、科学界最为重要的“元问题”。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无不致力于寻求答案，并给出参考答案。2000年前，庄子是通过“未始有物”“有物，未始有封”“有封，未始有是非”等玄理回应了他对宇宙起源和万物之理解，而作为“现代版的《庄子》”，同样要回应这样的“终极追问”。◎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格局观决定人生观。“人本主义”视角下，人类最大的格局是“悲天悯人”，而如果超脱人的视域，更大的格局其实是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禁锢，“成为万物，与其共荣共生”。《庄子》中，“齐物”的哲学观正是这样超越性的思考，而“现代版《庄子》”必备的，亦是这样的认知维度。◎能够被“高度去魅”的现代理性社会所接纳如果说，俯瞰全局的视野、洞悉本质的智慧、超越性的境界，是《庄子》至今依然难以被比肩的三大核心原因，那么，作为“现代版庄子”还必须满足另一个必要条件，甚至是更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它的视野、智慧、境界，能够被现代社会所接纳。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理性化、高度祛魅的社会。任何作品或理念——哪怕是指向真善美的东西，如果经受不住现代科学的验证，就很难被人们不加怀疑地接受。因而，对“现代版庄子”而言，如何脱去“神秘主义”的外衣，运用现代科学的基本方式、方法，回应对世界的认识，无疑更为关键。作为有着扎实的人文社科素养，却倡导“用理工科思维思考世界”的万维钢老师，将泰森的这部《星际信史：宇宙视角下的人类文明》誉为“现代版庄子”，虽有溢美之词，但在认真阅读该书后，不难发现，这个赞誉可谓恰如其分，甚至某种意义上，本书比《庄子》更适合“喜欢讲道理”的现代人。·

所谓先知（prophet），即在西方宗教中，那些能与神灵接触，将神灵讯息或教义传递给众生的人。他们或预言了未来，或创造了未来，并为世界带来终极意义，如犹太之摩西，伊斯兰之穆罕默德。为人类文明制定道德秩序与黄金法则的伟大思想家，也是先知。如轴心时代苏格拉底、孔子、释迦摩尼，他们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提供了最根本的源泉。那些对人类社会制度与思想，有着巨大贡献的各领域思想家，也可称为先知。如为后世构建三权分立制度框架的孟德斯鸠，预言大众时代即将到来的托克维尔，坚信计划经济乌托邦必将毁灭的哈耶克，都是预言并创造未来的先知。然而，诚如《圣经·路加福音》所言：“先知在家乡是不受欢迎的”。很多伟大思想家因其敏锐目光、前瞻思想，往往领先于时代，而遭到时代误解，甚至被时代伤害。他们的遭遇往往可分为四类：●不容于时代。思想超前，与旧时代精神相悖，以致被视为“异端”，直至多少年后才得以被历史正名。如发现了天文规律的哥白尼、伽利略。●伟大，却曾被历史遗忘。因为历史的偶然因素一度被遗忘。如亚里士多德曾因雅典学院的关闭，消失在中世纪的欧洲，直到阿拉伯人的书籍回流到欧洲，文艺复兴的帷幕才有机会掀起。●生前无名，死后大放异彩。因为环境、机遇所限，生前并不为人所知，直至去世后其价值才被发现。如一生清贫无名的维柯，开创了历史哲学这一重要领域，后世思辨历史哲学、分析批判历史哲学均由维柯理论而来；再如发现遗传学规律的孟德尔，其研究成果直至1900年才被人发现，去世多年的孟德尔被后人冠以“遗传学之父”称号。●誉满圈内，却不能名贯天下。还有一类先知，他们的思想虽然终被接受，但仅限于专业圈子内部，很难进入一般读者视野，因而于大众而言，成了某种“隐没的先知”。如中国最接近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20世纪掀起继康德之后再一次“哥白尼革命”的哲学家波兰尼——前者由于其去世过早以及其它不可言说的原因，后者因为其思想过于隐涩深奥，都成了大众中被隐没的先知。（关于杨小凯的经济思想，推荐阅读《向死而生：杨小凯和他的三次范式革命》）前三类思想先知，不管之前遭受何等不公，都最终为大众所知，这是历史的幸运，也是人类的幸运。唯独第四类——被“隐没”的先知，至今仍未能进入大众视野。这既是先知的遗憾，更是大众读者的遗憾。因此，这个时代，我们最应该去关注与发掘的，首先是这些“隐没的先知”。◎被隐没的先知——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黑格尔曾说：“仆从眼中无英雄，那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从就是仆从。”伟大的先知被隐没，不是因为其渺小，而是伟大的思想往往超越普通人认知，以至于不能被轻易发现与重视。在21世纪的今天，就有这样一位被隐没的先知：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人们常常将他与亦敌亦友的凯恩斯放在一起——●比凯恩斯更智慧，但远不及凯恩斯声名显赫。熊彼特和凯恩斯同生于1883年，两人之间既惺惺相惜，也充斥不屑与论争，可用“一时瑜亮”来形容：凯恩斯关注“短期”经济均衡，为治疗西方世界的“大萧条”提供了一剂“急救针”，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之父，其名言“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更是流传至今；而熊彼特更关注经济发展的长期演变与根本动力，他曾说：“凯恩斯的人生哲学基本上是短期哲学”。在那个危机四伏、追求当下速效的纷乱时代，人们没有耐心理解他，因而很长一段时间，其思想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但在他和凯恩斯的对比中，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如此说道：“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他重演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哲学家的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诡辩者巴门尼德，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论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他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创新理论之父，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经济学家之一。熊彼特年轻时有三个愿望：“做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欧洲最好的骑士、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前两个愿望是否实现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他早已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当代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说：“他是二十世纪经济学界的巨人，他提倡的整体经济过程视野，足以与亚当·斯密及马克思相提并论。”《福布斯》在1983年熊彼特和凯恩斯100周年诞辰之际宣称：“是熊彼特而非凯恩斯，为席卷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好的指引。”西蒙·哈里斯更是强调了熊彼特在其他领域的诸多成就：“熊彼特是非凡的经济学家，但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把他视为各自领域的一颗明星。”●开创五大思想领域，学者人人必谈，大众鲜为人知。熊彼特开创了很多全新经济学思想范式，这些思想不仅具有极强开创性与系统完备性，到了科技创新如此发达的今天，魅力更加突显；随着最近三十年信息革命的蓬勃发展，更是成为了专业学者必谈：据统计，他提出的理论之一“创造性毁灭”，在西方世界被引用率仅次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说：“他的思想仍与现在及未来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经济学者张维迎，更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然而，誉满学界的同时，熊彼特始终没能进入普通读者视野，这无外乎其思想的超前与深刻。但先知可能会隐于一时，终究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为时代指引方向。当下中国，民营经济正遭遇巨大困境，经济增长出现疲软迹象，在全球竞争中，又开始露出全面落后于世界的迹象。此时唤醒熊彼特，将熊彼特推向大众，理解熊彼特五大开创性思想，从中汲取崭新的理论滋养，显得颇为及时。◎熊彼特五大“开创性”思想▍“创新理论”之父——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企业家和创新如今，“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已经成为讨论经济学的常识概念，但在过去并不是。以往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讨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往往从分工、资本、市场、法治、伦理等维度切入。如斯密经济学以“分工”为核心，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熊彼特却石破天惊破提出——“创新”和“创造性毁灭”才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才是实现“创新”和社会进步的载体。“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一词并非熊彼特创造，但是第一位真正如此重视“企业家”及其带来的“创新”的，是熊彼特。因而他被后人尊称为“创新理论之父”。●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在传统认知中，人们定义企业家的核心词汇是“利润”。无论是蔑视企业家的人，称他们“唯利是图”“剥削劳动”，还是为企业家正名的人——他们只是宣称“追逐利润”是正当的、进步的，并引用斯密的“自利”理论。〇

人们常说：“智者能把复杂事情简单化，而笨蛋却总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也就是说，聪明人善于抓住事物的关键与本质——“底层规律”“第一性原理”，以此拆解，抽丝剥茧。不过，《西方的智慧》一书作者、哲学家罗素却说：“这个世界的问题就在于，聪明人总是充满疑惑，只有傻子才坚信不疑。”在罗素看来，世界本来就很复杂，很多自以为是的“简化”认知，不是愚昧无知，就是狂妄自大。以上两种洞察，初看截然对立，但其实说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前者探寻复杂表象背后确定的、共性的东西，后者关注那些无法被简化、归纳，也不存在标准答案与确定结果的复杂问题。遗憾的是，对于这两种洞察，现实中存在严重的错配：不是把简单问题越搞越复杂、把常识性事物越搞越荒诞，就是用简单、低级的认知，给复杂问题乱开药方，还自以为全知全能。可见，认知的第一课，不是给出确信无疑的结论，而是先分清“简单”与“复杂”。▍问题的三种类型：“简单，复杂，超级复杂”商业思想者吴伯凡老师，曾把世界上的问题分为三类——简单问题、复杂问题、超级复杂问题：●因果明确，可以返工的简单问题。比如制造飞机、汽车、手机，就算零件再多，设计原理再复杂，也有一个固定的因果关系。任何一个零件在机器中的位置都是固定的，放对了位置，机器就能运行，放错了就无法运行。即便出错，还可以检修、重装。●因果明确，不可以返工的复杂问题。比如，发射火箭。火箭也是一个机器，每个零件都有对应关系，而且缺一不可。但是火箭无法返工，一次发射失败，就意味着毁灭。●因果不明确，也不可以返工的超级复杂问题。比如，孩子的教育。孩子每天都在变化，在不同场景中孩子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一种教育方法今天有效，明天就不一定，对自己有效，对别人就不一定。教育孩子无法返工，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再比如，超大规模国家的转型难题。影响国家转型的维度和变量太多——地理环境、经济水平、制度、思想、文化、信仰；领导人的理念与领导力、精英的数量、民众受教育水平；变革所处的外部环境——而且，每个变量都在随着时间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单独看，每个变量都会有一些规律性的结论，但所有变量放在一起，就很难有一个确定的模型和结论，且一次转型失败，永远不可能退回原点。除此之外，经营婚姻、管理企业，个人成功，无不如此。这些问题都属于因果关系不明确，也不可以返工的超级复杂问题，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变量太多，且每个变量随时都会发生变化。我们常常看到某些专家在“未来预测”上被打脸，无不是只抓住本领域变量，忽视其他变量的结果。对于前两种问题，因为有标准的解决方案，所以，聪明人可以迅速洞察本质，并拆解成标准化、流程化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个世界的难题就在于，我们遭遇最多的，恰恰是大量“超级复杂”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不少人丰功伟业，青史留名，但却婚姻不幸，子女教育失败？为什么很多专家学者著作等身，一旦经营企业，或投身政治，常常一败涂地？以上超级复杂问题，很多古已有之。而巨变时代的今天，最重要的超级复杂问题，无疑是我们身处其中、直接影响并决定着其他问题走向的“现代社会”。对尚未驶出“历史三峡”的中国，认识现代社会何以变得超级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切认知的前提。▍现代社会，何以成为“超级复杂”系统克拉克在《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一书中说：“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跃迁让人类的链接方式、合作机制、社会规模等，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类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古代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来临，不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古今之变”，更使人类社会的复杂度，呈指数级增长。这种复杂度，至少可以从五个维度理解：1.

“元问题”是指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现代社会的元问题，首先是它的灵魂是什么？——题记如果要选出“内涵最深刻、外延最广泛，但却被滥用最多”的词汇，“灵魂”一定名列榜首。灵魂，是“赞美界的天花板”。哲学家叔本华将才华形容为“灵魂的觉醒”，亚里士多德将快乐的最高层次形容为“灵魂的快乐”，我们形容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也说他雕出了人物的“灵魂”；灵魂，还是“人生境界的水平线”。有人说，人生有三个境界，依次是物质的境界、精神的境界、灵魂的境界；塞·约翰逊则说，人一旦失去了灵魂，就会手足无措。可见，“灵魂”是指居于复杂事务中心位置，并且具有先决性的东西。对个人而言，失去灵魂是一场悲剧，对现代社会而言，失去灵魂，是一场灾难，而认错灵魂，无疑是所有灾难的源头。不过，如果要问，现代社会的灵魂到底是什么？不仅与文明接轨的现代人鲜少去反思，即便很多“现代社会的渴慕者”，也往往答案模糊。因为“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看似清晰，但定义模糊的概念。现代社会：“市场的逻辑”取代“强盗的逻辑”的社会何为现代社会？对这个超级问题，人们往往因对“现代”“现代性”“现代文明”等理解的差异，而给出不同的答案。不过，如果问起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意见再迥异的人也会达成如下共识：现代社会就是以协作取代传统社会的对抗或争斗，以契约取代传统社会的身份或阶级。可见，平等、协作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经济学家张维迎更直接地说，现代社会主要遵循“市场的逻辑”，而传统社会则遵循“强盗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市场的逻辑取代强盗的逻辑”的社会。我们还可以借用马克斯·韦伯的“三标准模型”来定义现代社会。简单说，韦伯将社会架构分为经济、政治、价值三大维度，按此框架，现代社会可被描述为三句话：经济上以分工合作为基础的陌生人交易社会；价值上以“自由、平等、公正、诚信”等理念为前提的契约社会；政治上以有限政府、法治为架构的民主社会。不过，哪个才是现代社会的灵魂？迄今认为最接近标准答案的，不是制度，就是普适的理念和价值，而“经济”，似乎只是实现这些目的之工具——苏联式的管控经济、凯恩斯式的调控经济，或者近些年听得最多的市场经济，好像只是工具箱里可根据需要任意选用的“锤子”或“扳手”。市场经济：现代社会的灵魂市场经济之所以是现代社会的灵魂，因为它不仅催生了现代社会的诞生，成为现代社会首当其冲的元问题，还让“经济、政治、价值”三者联动起来，推动着现代社会持续、健康运转。▌唯有市场经济

编者按：思想是文明的根基，而现代西方思想为我们探索当下时代议题提供了可靠的思想资源。然而，种种伪思想的乱象也在当下此起彼伏，国人不能辨别，甚至产生误解，以至于对伪思想沉迷，对真思想畏惧，比如“适者”生存被扭曲为“强者”生存、宗教被理解为迷信、科学奉为绝对权威……澄清种种谬误，无法脱离思想史的脉络。读思想史不仅可以汲取真实心灵的经验教训，更是对自身精神世界的一次升华。对西欧近代思想的演化脉络有所了解，益处是不必多说的。欧洲这一时期经历的巨大变化及其带来的问题，影响所被并不局限于欧洲的版图，而是波及整个世界，以至于今天我们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它们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斯特龙伯格为撰写这部思想史提供的理由，不仅针对他心目中的英语读者，对我们也同样合适：把历史作为一个严肃而持久的课题，需要一种信念，即认识过去对于理解现在乃至理解人类的一般处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观念的力量：剔除谬误，回归常识要理解任何事情，我们都必须对思想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怀有这种旨趣的人，必须具备一种发生学的意识，从纷繁的事件中努力找出某些线索，把最能象征某种时代的思潮、风格或时尚的东西加以贯通，点明它们的传承与流变，借此激活我们的联想力。那种就事论事，就人说人，毫无连贯地罗列一堆材料的教科书，肯定是令人生厌的。正如作者所言，我们若以大而化之的视野看，人类的“基本理念”和围绕它们展开的争论其实少之又少，而且始终如一。可一旦深入到细节之中，我们又会看到这些理念的内部歧路丛生，充满变数。因此，无论做出多少努力，思想史的写作恐怕永远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想在三五页纸之内，把笛卡尔或尼采、浪漫主义或后现代交待清楚，风险之大，可想而知。对于治思想史者来说，这项工作一向是以保持低调为宜的。那么，我们从这类读物中最可期待的是什么呢？我想至少有三条：一是认识西方不可缺少的常识，二是不要为常识所骗的必要提醒，三是把已被专业化切割成碎片的思想重新拼凑出一幅动态的全景画面。就这些方面而言，斯特龙伯格做到了我们不可求全责备的水平。作者在序言中坦言，他只想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西欧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的向导”，让他们接触一些大思想家，作为将来进行深入探究的凭藉。同时他也希望能够“把这些思想与社会政治背景联系在一起，提示思想的连续性和谱系，显示它们是如何在大文化语境中相互联系的”。这显然是一项更具雄心的任务。透过历史背景去体验思想，需要对世事的敏感、透辟的眼力、深入的体验和移情的本领。在某些人看来，以西方社会为代表的现代化过程，究其实质是一个权力与财富的转移和再分配过程，仅仅阅读思想会有不踏实的感觉。此说不无道理，但它忽略了观念对权力与财富态度的重大影响，“思想风格”能够使人们面对环境刺激时超越简单的动物性反应，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换言之，权力与财富离不开一套话语体系的帮衬，为了理解其格局，也就必须探寻一个社会的宗教和道德观，甚至是它的艺术、审美和时尚情趣。此外，这种被福柯等人称为话语模式的东西常会发生突变，一度被人坚信不移的事情，在后人眼中可能荒谬无比。以作者所举的例子来说，法国贵族自视为两千年前法兰克人的后裔，这显然不过是些牵强附会的神话。可是思想史在面对观念与现实的错乱时，不仅要指出其中的荒谬，更要说明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决定着他们的认同感，强化他们的高傲意识，塑造他们的行为方式。换言之，“错误的观念”可以成为历史的决定因素，是故我们不但要重视得到后人验证的真观念，更要关注各种“谬论”。不然的话，大部分思想遗产将会仅仅成为供人取笑的对象，传统也将失去接续现代与未来的粘合剂。▌文化大一统的传统：普天之下，莫非上帝子民在谈到西方近代社会的特征时，巴尔赞把它称为典型的“杂烩文明”。他说这话当然是要着意突出现代西方世界复杂纷繁的景象。近年来，一些厌恶大一统皇权传统的人，尤其是一部分崇尚制度经济学的人士，也喜欢从制度选择和竞争优势的角度谈论欧洲的多中心或多元特征，以此反衬中国缺少内生竞争力的现象。然而西方并非全然没有“大一统”的经验。后罗马时代的欧洲虽没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却有着“率土之滨，莫非神的子民”的共识。即以“Catholicism”这个被译为“天主教”的词为例，它的字面含义与“天主”并无关联，而是反映着一种西方人的“天下观”，即中国教徒常说的“圣公会”或“普世信仰”。这个普世教会和它所采用的拉丁语，以及以这种语言为载体的神学和修辞学，罗马法和教会法，还有大量古典文献，形成了一套相对统一的文化规范，为欧洲尤其是西欧地区提供了一个交流与竞争的公共平台。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各国教士、人文学者、艺术家或法学家穿梭于欧洲大陆，不会遇到任何国籍或语言上的困扰，甚至巴黎或罗马的乞丐也能操几句拉丁语。这与战国或宋明儒生四处游学的景象是极其相似的。假如不是这样，像“西方文明”或“欧洲文化”这种有着整体论意味的称谓，甚至像此书所讨论的“西方现代思想史”，都将变得毫无意义了。如果考虑到当今以“欧洲价值观”或“寓统一于差异之中”为号召的欧盟建设过程，则这种文化大一统传统的潜力是显而易见的。始于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强化了欧洲各地的民族意识，消除了人们对跨国天主教会的忠诚。国家摆脱了教会，王权不再受神权的制约，欧洲各国也随之变得动荡不安，世俗政府不得不承担起维持秩序和决定信仰的任务。▲马丁·路德从这个角度说，欧洲的近代化也是以大一统局面的破碎为起点，它也经历了一个从“天下”到“国家”的演变过程。只有肯定了欧洲存在着这个文化大一统的前提，我们才可以谈论欧洲文明中为中国所无的现象，即多中心状态或权力的分散———“世俗之剑”同“神圣之剑”的对立，以及散布于各地的世俗统治者的分立。▌科学与宗教的对立本质上是个伪命题现代西方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对抗的世界，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在探究这些对立与纷争的思想根源时，该书作者把“最根本的对立”定位于“科学的、崇尚理性的、深思熟虑的希腊哲学思想传统与狂热的、奉献的、推崇道德的基督信仰之间”的冲突。但是他在讨论这种对立时并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而是着意讲述其早期呈现出的一种浑沌状态。这是一个早在13世纪基督教理性化时就已上路的过程，它使知识领域逐渐得到扩展，“科学、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都可以作为独立的学科来探讨，不再完全听命于宗教的正统要求和圣经权威。”神学与哲学、信仰与理性“并非势如水火，而是友好分离，各走各的路”。其实，欧洲始终存在着一个“神坛与实验室的联盟”，直到18世纪之前，宗教与科学虽然不时发生纠纷，但这只能算是“蜜月期”令人不快的插曲，“科学每天都在咬上帝一口”是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早期科学家的自然观都来自于宗教信仰，他们把自己的理性能力视为上帝所赐，将探索自然当成一项虔诚的工作。开普勒集神秘主义和科学于一身，既研究天文学，也给人算命挣钱；伽俐略有着十分虔诚的信仰，丝毫不打算用科学嘲弄宗教当局，而是告诫世人，为维护宗教的声誉，千万不可把《圣经》当做物理学使用，由此开启了康德“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出空间”的先声。在建立现代思想体系上居功至伟的笛卡尔，也确信“灵魂是藏在松果腺里”。至于牛顿，他在建立宏大物理学体系的同时也对炼金术十分着迷，并以自己的学说向一神论伸出援手。凡此种种或可提醒我们，只说祖冲之是个大数学家，对他是个神秘兮兮的阴阳家只字不提，虽有为贤者讳的雅意，却让后学无法获得一种十分紧要的识见：真知往往蕴藏在怪异的智慧之中。▌启蒙理性下的专制主义我们在启蒙哲学家那儿根本找不到“革命”的概念，更遑论为民主的声辩。究其来由，这有着哲学和社会学两方面的原因。就前者而言，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他们把世界看成一个有序演进的和谐整体，视人类理性的成长为这一演进过程的可靠保障。但他们并不认为人力的粗暴干预会对它有促进作用。此外，既然理性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他们多是针对全人类而不是哪个民族发言。他们对刚刚抬头的民族国家的深远含义并无认识，故他们中间也不存在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者。伏尔泰曾问心无愧地向腓特烈祝贺普鲁士战胜法国；即使十分留意民族差异的孟德斯鸠也说，他想了解的不是只有益于法国而对全人类有坏处的东西。德国启蒙思想家莱辛表示，为了献身人类，他甘愿舍弃祖国。至于社会学的原因，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是精英主义者，民主从未成为受他们推崇的政治形态，反而是绝对君主政体“得到了理性以及拥护科学和哲学中的新理性主义的先锋派的支持”。与此相得益彰的“主权”这一“现代政治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便是当时的政治理性主义的一项主要成果。根据这一定理，理性时代的君主习俗在传统的适当约束下，能够以符合理性的方式行使权力。与理性专制主义相对立的，则是伏尔泰等人所说的“群氓”。他们认定群氓只能“永远是群氓，鞋匠和家仆绝不可能成为哲学家”，所以他们不认为也有必要给予敌人言论自由，反而是法国书报检查官马尔塞布更加宽厚大度，“他希望在不失礼貌和政治安全的条件下，让双方都有发言权”。自然神论者承认人人内心深处都埋藏着理性之光，能够借助于启示领会必要的宗教真理。但他们总是以现实的态度补充说，具备这种能力的只能是少数觉悟者，大多数人一般只会听命于非理性的愿望和恐惧。斯宾诺莎认为大众是不理性的，他们只能受感情的摆布，所以人民离不了宗教。富兰克林发现，基督教推行美德的效用与哲学家的理性真理不相上下，因此不必让人知道信仰并非货真价实的真理，隐瞒这一秘密乃是明智的做法。可见，启蒙运动的大趋势虽与愚民政策相对立，但这种被许多专权者所信奉的治国良方，我们从启蒙哲学那儿也可以找到一部分源头。拿破仑这位在启蒙思想沐浴下成长起来的思想解放者，“私下里常以无神论和玩世不恭的言论使人震惊”，但他确信只有宗教才能让这个国家长治久安，所以不容忍任何公开的无神论。拿破仑也许能让我们体会到“启蒙理性的专制主义”含义。▌“反历史”的历史观我们在启蒙运动的话语中固然找不到革命和民主的踪影，但从中演化出的结果确实为其提供了一些猛料。18世纪有一种不断增强的信念：就像可以从自然中发现一套超越时空、能够解释一切的法则一样，人类社会同样存在着内在的变化规律可寻。这种从牛顿物理学中移植过来的理想犹如鬼火一般，纠缠着一代又一代社会科学家。于是我们在启蒙运动中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它在知识进步的鼓舞下，更加关心的不是我们从哪儿来，而是我们到哪儿去，所以它呈现出一种反历史倾向。达朗贝尔认为过去应当统统否定，伏尔泰惟一感兴趣的是笛卡尔开创的“理性时代”。但这种反历史的倾向却催生出一种全新的历史观。由伏尔泰的弟子孔多塞首创的“人类精神进步”模式，把欧洲史分为十个发展阶段，人类进步的结局就是达到“尽善尽美”的最后阶段，他由此赋予了历史一种目的性。这种相信人类历史贯穿着一个有序计划的观念，玄学的成分远大于实证研究，但它有效地提供了一个有利于“意底牢结”(

要写出一部能够破除五大误解、弥合四大割裂的思想史著作，现代的史学观念与方法论、当代的问题意识、天才的作者，这三者缺一不可。◎

世界上存在两种看似相反的愚蠢：一种是“无知之愚”。所谓“无知者无畏”：一个人知道得太少，便会对世间万物缺少敬畏，结果自然就容易犯蠢。就像庄子笔下的井底之蛙，以方寸天空自夸，殊不知井外世界之无限。另一种是“聪明的愚蠢”。最典型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少数人聪明过了头，变成了“自我催眠”的高手。他们对自己的智力、判断坚信不疑，无视一切相反观点和事实，一意孤行之下，反而弄巧成拙，酿成灾祸。一般来说，“无知之愚”的危害范围比较有限。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那些制定游戏规则、掌控公共资源、有社会影响力的聪明人，他们的愚蠢，将会通过各种机制，自上而下地传递到整个社会，将每一个普通人卷入其中。▌“骑虎难下的聪明人”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太多聪明人的“犯蠢记录”。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东晋时期，军队叛乱，晋成帝命大臣温峤率联军讨伐。温峤认为自己以多敌少，可快速击溃叛军，因而只带了不多的粮草。随后，战争连连失利，士兵食不果腹、怨声载道。将军陶侃对温峤说：“你找我来时，说一切尽在掌握。如今军中粮草消耗殆尽，士兵屡战屡败、士气低沉，形势已然不同，不如撤军后从长计议。”

送礼的人要是变了心，礼物虽贵，也会失去了价值。——莎士比亚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博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几个世纪以来，很多人一直认为人类社会是从物物交换开始，但从传教士、冒险家、殖民者留下的记录看，没有任何一个原始部落的运作，建立在

毫不夸张地说，很多人读历史，就是为了学习权谋诈术。从他们的口中，时常能听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一类的侃侃而谈，却没有对普通人的丝毫怜悯，更没有对自由、民权的自觉和关心。

重新梳理美国历史上的三次革命，不是为了贬低独立革命，更不是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或学术意义上的纠偏，而是希望能唤醒一种被遮蔽的史观——当世界冲向悬崖时，需要这种力量来拉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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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引爆了激烈的“杰汉之争”。汉密尔顿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的富强，美国人的个人自由也将无从谈起，杰斐逊认为，国家富强固然重要，但是美国立国的价值观，个人自由更加重要。

与科学家都站在上一代巨人的肩膀上不同，艺术的发展不是叠加性的，而且往往越老越经典才越有价值，而提香、卡拉瓦乔、安格尔，作为古典艺术最后的骄傲，现在正不断被世界重新发现与激活，并开创出新的流行。

这些愿望在灾难叙事下，不断作为新的解决方案，挑战自由主义这个“过时的叙事”，最终的结局，是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大行其道。于是失控之后，又是另一次失控，背后则是控制的步步加深，和灾难之后更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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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美法两国发生革命，左右知识精英的观念之争变成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在美国，右派战胜了英美左派，于是成就了美利坚合众国。在法国，左派战胜了全欧洲的右派，于是产生了雅各宾暴政和拿破仑复辟。

他们包括民主党人、共和党建制派、主流媒体、互联网巨头，以及一切讨厌特朗普的人。他们想法天差地别，却在一个新的共同理想下团结起来——特朗普必须下台。特别能拉仇恨的特朗普，又重新引发了“新美国”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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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随之而来。社交媒体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每个人都试图控制发言的管道。但无论什么年代，最容易引发关注的，无外乎两种内容：少之又少的真知灼见和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的低劣信息。如果前者稀缺，后者一定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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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民主：印象中，“民主”是美国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但是实际上，作为美国立国根基的保守主义精神，对民主的态度是警惕的，防范的。如今，民主终于逐步走向了开国先贤们所担忧的“多数人的暴政”——民粹主义。

古人最爱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过，今天看来，与其说是看破、放下后的洒脱，不如说是无法破局者的自我抚慰。因为，环境固然是成事的限制条件，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破局者的勇气、隐忍、谋略与智慧。

在学术伉俪刘刚、李冬君看来，根源在于，历代统治者，为了低成本地统治这片广袤的国土，必须不断地提出普遍化的道德理想，为皇权专制提供正当性。然而，皇权专制的本性，却在时时刻刻地否定普遍理想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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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管理学家德鲁克，原本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新闻记者，因为与父亲的朋友——经济学家熊彼得的几面之缘，被彻底点亮后，将经济学理论引入企业的管理实践之中，成了当之无愧的“管理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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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中国人对规则的理解是情景化、语境化的。中国人是一种经验至上的动物，不信奉绝对化的规则。因此是否通过马路，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安全的经验来判断，没有人会跟红绿灯较劲，因为这会被视为“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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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几乎所有引领时代的新思想，都遭受过偏见和不公正的待遇。比如，被誉为“价值五个诺贝尔奖的大脑”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因其对“人的行动”的洞悉，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创性的贡献，一生流离失所。

一个良好的社会，对同一类现象，应该有且仅有一套标准。不以己度，不以群分。而双标者的可怕，在于他们对同一个现象，有两套标准，两套标准的混用，败坏了逻辑，腐化了语言，抑制了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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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杂民族、意识形态的科索沃内战，权力的纷争，让当地的妇女儿童陷入危机。联合国多次调解无果，可当特蕾莎进入战区时，恨不得将彼此碾碎的双方，却同时停火，等到特蕾莎救出被困的人员后，双方用火力再掀恩怨。

200多年后的今天，这早已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然而，这在当年却是石破天惊。因为按照斯密的思想，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靠分工协作，而不是掠夺；主导经济的，应该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不是国王和政府。

一代代的中国人，被法国大革命的波澜壮阔所感染，学习伏尔泰和卢梭的自由进步思想；被德国和日本的国家复兴和后来居上所鼓舞，学习俾斯麦和伊滕博文的民族复兴观念。然而，学了一百多年，却始终走不出迷惘和苦难。

一代代的中国人，被法国大革命的波澜壮阔所感染，学习伏尔泰和卢梭的自由进步思想；被德国和日本的国家复兴和后来居上所鼓舞，学习俾斯麦和伊滕博文的民族复兴观念。然而，学了一百多年，却始终走不出迷惘和苦难。

“老斯基财经评论”向我们揭示了受骗者的处境：你不相信火烧能治病，中医能抗癌，是因为你还不够绝望，一旦你到了崩溃的边缘，别人说神仙下凡你都信，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玩弄绝望的游戏，你有多绝望，就有多好骗。

对此，著名学者冯克利先生认为：1911年清王朝覆灭，中国第一次彻底打开国门，而此时的西方文明恰好陷入混乱：民族主义猖獗，乌托邦主义盛行，就连艺术审美都非常劣质。因此，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

今天，与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针锋相对，产生了一种新的宏大“元叙事”：随着国际秩序变迁，出现了一种基于威权、民族主义的“新模式”，它以民族强大为口号，以强势政府为骨干，向旧有的全球化经济秩序展开挑战。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一大批专家们提出所谓的“后发优势”、“中国奇迹”。他们认为，通过模仿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用政府的力量去引导、加速这个发展过程，中国就能获得像西方国家一样的成功。

“民智未开”——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答案，也常被当作这场变法失败的“官方解释”。然而，当我们把这场改良运动的失败，置于自晚清以来近100多年来的文明转型困局之中时，“民智未开”便显得非常单薄。

1.凯恩斯主义总体占上风，但每逢经济泡沫时期都会被拖出来痛打。政府干预似乎总是“立竿见影”，但剂量总是不好掌控，财政刺激就像吸毒一样，会上瘾，还会透支社会肌体，导致恶性通胀、经济崩盘、企业倒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