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智者能把复杂事情简单化，而笨蛋却总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也就是说，聪明人善于抓住事物的关键与本质——“底层规律”“第一性原理”，以此拆解，抽丝剥茧。
不过，《西方的智慧》一书作者、哲学家罗素却说：
“这个世界的问题就在于，聪明人总是充满疑惑，只有傻子才坚信不疑。”
在罗素看来，世界本来就很复杂，很多自以为是的“简化”认知，不是愚昧无知，就是狂妄自大。
以上两种洞察，初看截然对立，但其实说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前者探寻复杂表象背后确定的、共性的东西，后者关注那些无法被简化、归纳，也不存在标准答案与确定结果的复杂问题。
遗憾的是，对于这两种洞察，现实中存在严重的错配：
不是把简单问题越搞越复杂、把常识性事物越搞越荒诞，就是用简单、低级的认知，给复杂问题乱开药方，还自以为全知全能。
可见，认知的第一课，不是给出确信无疑的结论，而是先分清“简单”与“复杂”。
商业思想者吴伯凡老师，曾把世界上的问题分为三类——简单问题、复杂问题、超级复杂问题：●因果明确，可以返工的简单问题。比如制造飞机、汽车、手机，就算零件再多，设计原理再复杂，也有一个固定的因果关系。任何一个零件在机器中的位置都是固定的，放对了位置，机器就能运行，放错了就无法运行。即便出错，还可以检修、重装。●因果明确，不可以返工的复杂问题。比如，发射火箭。火箭也是一个机器，每个零件都有对应关系，而且缺一不可。但是火箭无法返工，一次发射失败，就意味着毁灭。●因果不明确，也不可以返工的超级复杂问题。比如，孩子的教育。孩子每天都在变化，在不同场景中孩子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一种教育方法今天有效，明天就不一定，对自己有效，对别人就不一定。教育孩子无法返工，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再比如，超大规模国家的转型难题。影响国家转型的维度和变量太多——地理环境、经济水平、制度、思想、文化、信仰；领导人的理念与领导力、精英的数量、民众受教育水平；变革所处的外部环境——而且，每个变量都在随着时间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单独看，每个变量都会有一些规律性的结论，但所有变量放在一起，就很难有一个确定的模型和结论，且一次转型失败，永远不可能退回原点。除此之外，经营婚姻、管理企业，个人成功，无不如此。这些问题都属于因果关系不明确，也不可以返工的超级复杂问题，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变量太多，且每个变量随时都会发生变化。我们常常看到某些专家在“未来预测”上被打脸，无不是只抓住本领域变量，忽视其他变量的结果。对于前两种问题，因为有标准的解决方案，所以，聪明人可以迅速洞察本质，并拆解成标准化、流程化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个世界的难题就在于，我们遭遇最多的，恰恰是大量“超级复杂”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不少人丰功伟业，青史留名，但却婚姻不幸，子女教育失败？为什么很多专家学者著作等身，一旦经营企业，或投身政治，常常一败涂地？以上超级复杂问题，很多古已有之。而巨变时代的今天，最重要的超级复杂问题，无疑是我们身处其中、直接影响并决定着其他问题走向的“现代社会”。对尚未驶出“历史三峡”的中国，认识现代社会何以变得超级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切认知的前提。克拉克在《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一书中说：“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跃迁让人类的链接方式、合作机制、社会规模等，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类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古代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来临，不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古今之变”，更使人类社会的复杂度，呈指数级增长。这种复杂度，至少可以从五个维度理解：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速度太快。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领军人物罗萨，曾系统性提出“加速社会”理论：●生活步调加速。所有人都很忙碌，视频、音频都要倍速播放，社会不断加速，生活时间不断挤压。所谓的美好生活，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社会变迁加速。态度、价值、时尚、社会关系都在以持续增加的速率改变着。我们以为好不容易才追赶上的潮流，其实早已被社会抛弃在昨天。●科技自身也在加速。信息、能量、技术都在提速。上一个科技还未理解，下一个新科技应用已经出现。我们的眼睛、双手、心智几乎被手机屏、电脑屏所霸占。此外，现代社会还塑造了内、外两个动力——外在的社会动力（竞争）、内在的文化动力（世界本来就该如此的信念）。这两个动力导致了现代社会的“自我加速循环”：比如，互联网不仅提升了沟通的速度，更重要的是，还形成了新的职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沟通传播结构，开启了新的社会互动模式，甚至是新的社会身份认同形式。加速循环的世界，每个人都必须努力跑，才不会被时代洪流落下。就像刘易斯·卡罗尔所说：“在我们这儿，要保持原地不动，你得跑得飞快。”塔奇曼在《历史的技艺》一书中说：“世界正面临着严重的困境，甚至绝境。你们正要进入这个社会，而我则幸运地正要退出舞台。”现代社会游荡于悬崖边缘，技术日新月异、经济指数级增长的同时，危险和潜在的威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远的如过去两百年几场激进革命和世界大战，近的如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2022年俄乌战争，以及2023年ChatGPT诞生后出现的联名限制协议，都是风险社会的直接表现。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说——“人类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风险已成为当代人类难以规避的问题，不仅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特征，更在于其与古代社会的显著不同：●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感知性。如放射性物质、水和空气中的污染物等，对人和自然界的影响是潜在的、不确定的，人们很难通过感官直接感受到，所以很难预估危害发生的时间和大小。现代社会风险往往是系统的、不可见、不可逆的，人类以往应对风险的经验频频失灵。●现代风险具有整体性。传统风险影响的主要是某些特定的个人和群体，而现代风险则往往是对某些区域的整体性威胁，并且日益表现出一种全球化趋势。传染病、核辐射、金融危机等都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人群，可以迅速扩展到全世界，成为全球性问题。传统社会，财富或权力还可以帮助某些社会群体绕过一些风险（如饥荒），面对现代风险，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现代风险具有主观性和建构性。只要人们在主观上相信风险的存在，风险就是真实而有效的。在现代风险面前，恐惧很容易自我发酵和莫名加剧，甚至一些“莫须有”的小事件都有可能酿成大的社会性灾难。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刚刚爆发的硅谷银行挤兑风潮都是例证。●现代风险有自反性和内生性。中国科学院曾发文指出：“人为火灾比自然山火更具破坏性”，折射出“人类自身已成为风险主要生产者”这一事实。科学技术本来是解决现代风险的基本手段和工具，如今却成为现代风险的源头之一。科学对文明的反噬，使人们对科学已经逐渐失去信任，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万恶之源。总之，现代社会的风险不断涌现和日益普遍化，传统应对风险的机制几乎毫无功效。人类仿佛坐在一个随时可以喷发的火山口上。3. 冲突社会：“信念诸神之争”让“虚无”成为现代社会的精神底色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核心是“理性化”，理性化带来“世界的祛魅”——过去人们相信万物有灵，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构成了宇宙的整体秩序。如今，宗教解释一切的主导地位彻底瓦解，现代社会没有神秘可言，尼采甚至喊出“上帝死了”。“世界祛魅”的结果则是“信念的诸神之争”。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人活着就会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什么值得追求？”这些关乎个体终极意义的问题，过去全部托付给了宗教。而随着宗教的祛魅，这些终极追问转手交给了自己，于是多元社会——各种“主义”“信念“价值主张”就出现了。每个人都开启了一套自己的信念体系，价值多元取代了价值一元，现代社会陷入了韦伯所说的“诸神之争”。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困惑、迷茫、虚无”成了精神底色。公共生活中许多激烈对立的议题，其实也来自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更糟糕的是，理性只能回答事实是什么，却不能回答价值是什么，人类价值领域的冲突将会永久下去。4. 知识社会：“人，成了一台必须终身学习的机器”传统社会，人口和土地是引发社会动荡变革最重要的要素，工业革命以来，知识、创新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变革最重要的驱动力。管理大师德鲁克称现代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在《知识社会》一书中，德鲁克认为，“知识的生产率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个人也是如此。”变化和创新成为常态。创新可能是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也可能是一种新组织、新商业模式；随之而来的则是新思想、新文化、新的生活方式。总之，现代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终身学习成为刚需。变化、创新、知识的终极来源只能是学习。“终身学习”不再是引领潮流的时尚，而是不被时代淘汰的刚需，传统社会“一技傍身可立足数代”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学习型组织”将成为优秀公司的代名词。5. 契约社会：现代人深陷由无数关系之网编织的陌生人社会北岛有一首“一字诗”，题为《生活》，内容只一个字：网。用网形容现代契约社会，似乎比形容生活更为合适。传统社会是一个由政治和宗教组成的二元社会，人面对的不是政治，就是宗教，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现代人则以多重身份，通过无数链接处于多重社会结构中：政治层面，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个人以公民身份参与政治；法律层面，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个人以平等的法律主体参与司法活动；经济层面，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社会，个人以公司职员、管理者等身份参与经济活动；社会层面，现代社会是公民自治社会，个人以小区业主、某协会会员、NGO志愿者等身份参与社会活动。这些变化，都可以用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的一句话——“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来解释。在梅因看来，现代社会是以个人为基本社会单位，以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为纽带组成的。人们可以通过“协议的方法”来为自己创造或争取社会地位。现代社会更是一个多维链接的社会。人的链接关系由过去少量、附近、相识的熟人，变成了大量、远方、不相识的陌生人。其间的不信任、紧张感很难说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我们几乎处在一个到处都是陌生人，随时都要搭建新链接的陌生人社会。人类社会自诞生的那刻起，本来就是个复杂系统，以上五个变化，更让现代社会成为一个“超级复杂”系统（反思现代社会及其困境，推荐阅读“反思现代性”六书）。最近三十年来，互联网信息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使现代社会的复杂度再上一层，进入了所谓的“乌卡时代”（VUCA）：“乌卡时代”的典型特征是：无法理论推演、无法逻辑分析、没有数据证明、甚至无法总结经验，一切处于实时的未知中。然而，我们的很多认知，还停留在传统社会。人们常说，认知是理解新世界的最大障碍。面对超级复杂的现代社会，很多滞留在传统社会的认知，在解释和预判上，显得捉襟见肘。比如，大多数人对现代社会的认知，分别来自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这些诞生于一两百年前、甚至更早的学科体系。虽然，这些学科的基本思维，仍然是认识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方法和工具，但如果教条不化，其缺陷也显而易见。社会学家曾感叹道：“社会是一头狡猾的猎物，实在难以琢磨”。“社会”是一个类似于人体的“超有机体”，把握起来过于困难，因此我们不得不以盲人摸象的形式，各自为战、各自观察。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分支学科正是基于此，在过往150多年中逐渐产生的。观察可以多角度，但社会却是一个整体。我们的教育因为文理分科、专业分科过早，导致穆勒所说的“只知其一，其实一无所知”。最典型的是很多历史爱好者，甚至历史学家，由于对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一无所知，导致对历史几乎毫无洞察。缺乏整体综观，还会导致芒格所说的“手里有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很多学者沉溺于某学科的单一视角，常陷入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窘境。然而，超级复杂的现代社会，来自单一学科的认知，显然是不够的。分析经济现象，“成本-收益法则”并不是能解释一切交易行为的万能钥匙，否则就不会有奢侈品市场、“吉芬商品”；分析政治行为，经济学的非理性模型、组织行为学的“群体迷思效应”、人类学的文化视角都不可或缺。分析法律案件，伦理学的纠缠、法医学对证据的审定、心理学的心理分析，缺一不可；近些年已经有学者开始以跨学科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很多大学教育也努力推动以通识、博雅教育为主的教育模式。其原因正是基于上述“学科分裂”的现状。现代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力学世界观”，该思维的几个显著特点是:●世界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一个客观不变的实体；●世界是确定的。一定有一个底层规律有待被发现，也可以被发现；●世界是可还原的。大问题可以拆解成小问题，局部试点成功，就可以推广到全局。这是一种典型的牛顿式的物理学世界观，认为世界犹如建筑一样，是个客观实在物。因此，可以通过拆解、还原、细分，弄清整个大厦。但事实上，20世纪以来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已经否定了这种世界观。然而，这种思维到今天依然统治着绝大多数人的大脑。●时间是一条线，匀速而来。世界不喜欢跳跃，一切都循序渐进的走来；●时间是一条因果链条。认为时间靠前的是原因，靠后的是结果；●时间可以重复。沿着过去与现在，通过合理的推理，就能预测未来。别人的经验教训，可以成为自己的方法与警戒。自达尔文发现演化论以来，以动态、变化、不均匀等视角分析生物界已经成为常识。但是，在认识现代社会问题上，很多人使用的还是此前的世界观——给历史简单归因，以“后视镜效应”臧否历史人物当时的决策，等等。传统认知方法的以上缺陷，其实是对复杂世界的过分简化，是用拆解简单问题的思维方法，认识超级复杂的问题。结果自然是错误百出，危害巨大。个体层面，如果坚信人生可以规划、问题可以拆解，就有可能陷入“合成谬误陷阱”，躲开每一个小问题，陷入一个超级大麻烦；商业层面，如果执迷于学习曾国藩、马云、乔布斯等人的成功，而无视他们的个人禀赋以及时代背景，别人的成功不但不能复制，反倒成了自己“失败”的垫脚石；社会层面，如果认定社会是个建筑工程，可以从全局、整体、结构化去规划、设计，那么，最后建成的，一定不是理想国，而是人间地狱。正如丹尼尔·丹尼特在《直觉泵》说：“你不能空着手做木工活，更不能空着脑袋思考”。传统认知工具显然已经不够，“乌卡时代”，我们必须要有一套全新的“思维脚手架”。康德认为，世界的本质——“物自体”究竟如何，我们不可知，但人类的先天认知模式都是一样的，而且是必然且有限的。中国著名历史社会学家赵鼎新在此基础上，将人类的认知模式分为两种：第一种，从俄乌两国的民族起源、分和经过、历史纠葛来分析，这种按时间轴前向的分析路径，就是典型的历史时间序列视角；第二种，从当下国际局势、俄乌两国国情、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人格特质来分析，这种以维度视角切入的分析路径，就是典型的结构机制视角。超级复杂的现代社会，真相和本质很难说清，但认识、理解现代社会，也只能从这两个模式切入：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引入新的“动态时间观”，理解才能成为可能。而综合多门新史学后产生的“新思想史”，是回应这一问题的不二选择。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引入新的“结构机制”才能成为可能。融合了诸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新范式的“复杂科学”，无疑是新的思维脚手架。其实，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新思想史与复杂科学，既是前沿，也是显学。彼得·沃森的《思想史》，在西方世界和中国同时走红，彰显了新思想史的独特魅力。而不少物理学、经济学诺奖得主，就是“复杂科学”的拥趸和受益者——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三位研究复杂系统的科学家。在中国，商业、教育、出版领域，“复杂科学”更是这场认知革命的引领者。“新思想史”与“复杂科学”，不仅成功整合了学科分立难题，以“反还原论”和更加综观的时间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更是一次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全新升级。关于“新思想史”是怎样以综观视角、从时间序列拆析历史和现代社会”，我们曾撰写《告别思想的牢笼》深度长文，作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阐释。简要说，彼得·沃森在《思想史》中，将近些年很流行的“大历史”，从时间、空间和范畴上做了革命性的拓展：●思想，就是重要的观念和发明；思想史，就是综观人类智力的全貌。皇皇四卷本巨著中，“意识”“火”“互联网”不仅被定义为最重要的思想，甚至出现在书名中。●同时，彼得·沃森又颠覆了传统历史对“大”和“小”的认知。帝王将相、军事战役、帝国征服和停战协约的大历史，传统史书比比皆是，但并不重要。比如：军事战术的进步、新式武器的发明、国王和教皇之间争取民心的博弈，才是历史的真正动力；大英帝国如何改变印度人思维方式，以及印度人又如何改变英国人思维方式，远比宏大叙事的征服史更重要。总之，在对超级复杂的人类历史与现代社会洞察上，彼得·沃森的《思想史》之所以能和复杂科学相提并论，就在于它将思想重新定义为人类智力活动结出的那些最重要的硕果，除了那些公认的思想和观念，沃森更重视科学发明的重要性。但同时，沃森又清醒地看到，人类并非永远进步，因为“猜不透的，永远是人心”。人类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取得了成功，但对自身和内心世界的认识，结果其实很糟糕。 观念多元，科学狂飙，但人心复杂叵测，这是沃森《思想史》的言外之意，也是交织缠绕着现代社会的三条绳索。如果说新思想史是从太空鸟瞰地球，在200多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寻找拐点和走向，那么，复杂科学更像一会儿理论研究，一会儿实验，一会儿拿着显微镜，一会儿拿着放大镜的超级神人，对世界运行机制能从不同的结构，给出确定的、前瞻的结论。但如果要问对超级复杂的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判断，他总会说：下面是我们从“复杂科学书系”中提炼出的六个洞见，是复杂科学理解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思维和工具。梅拉妮·米歇尔在《复杂》一书中写道：“所谓复杂系统，就是由大量局部组成，不存在中央控制，通过简单运作规则产生出复杂的集体行为和复杂的信息处理，并通过学习和进化产生适应性的系统”。只看定义十分难理解。以群居动物为例，单独的蚂蚁、蜜蜂遵循本能做简单行动，但整个群落却显示出了极强的“秩序”与“智能”，针对这个系统我们不能建模、不能精准预测，甚至搞不懂内在运行机制，无论如何研究单独的个体，也推演不出整个系统，我们只能整体全局的考察整个物种群落。这种从简单规则到复杂系统的形成，可以映照诸多领域：从一个活细胞，到一个器官，再到一个生命体，乃至整个生态系统；从一个街头小贩的交易，到一个金融系统，再到全球经济体；从一粒沙尘，到一座沙漠、山丘，再到整个星球乃至宇宙；这些系统都是复杂系统。现代社会更是如此。我们可以宏观整体地观察整个社会，也可以从细节理解局部社会，但却很难说清现代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社会运行的终极规律是什么。●洞见二：复杂系统是一个“混沌系统”，未来不可预测所谓混沌系统，有一个著名比喻——蝴蝶效应：南美洲一只蝴蝶扇一扇翅膀，就可能会在佛罗里达引起一场飓风。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书名，就来自另外一个混沌系统——三体系统。混沌系统往往是非线性系统，存在一个典型特征：初始值敏感——初始值的微弱误差就会带来推算结果的巨大差别，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未来长时段天气会怎样，明天的股市谁涨谁跌，俄乌战争将来怎样，起始预测总有误差，但这些微小的误差，会引发整个系统的巨大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在金融、国际政治领域，很多认知还停留在牛顿力学时代的专家，在“未来预测”上频频被打脸的原因之一。混沌效应彻底浇灭了人类预测未来的野心，所以詹姆斯·格雷克在《混沌》一书中认为，混沌理论，是与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并称的“20世纪三大科学革命”。复杂系统的另一个特征是“涌现”。用凝聚态物理学家安德森的话来说“more is different”，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以生命为例，诸多细胞组成的组织，显示出了新的特性；诸多组织组成的器官，又显示出了新的特征。面对涌现，我们无法通过低一层的还原，弄清整个机制。宏观经济就是最典型的涌现经济。我们不能用思考家庭经济的思维，来思考整个国家经济。家庭更像一个共产计划经济体，可以量入为出，但由无数家庭组成国家之后，新的特征就会出现。如果还采用计划经济，无疑就开启了哈耶克所说的通往地狱的道路。现代社会中的全球经济、超大规模的城市，是涌现机制的绝佳范例。杰弗里·韦斯特在《规模》一书中发现：公司的数量在公开上市之后迅速减少，大约一半存活时间超过10年，不足5%的公司存活时间超过30年，在50年内，死亡公司几乎占到了100%；地球耗费了200万年时间达到10亿人口后，再增加10亿人口只用了120年，而仅仅又过了100来年，全球人口就达到了70亿。人类很容易理解小数的加减乘除，但一旦进入微积分、无穷大无穷小的复杂数学，理解起来就异常艰难。社会也是如此，超大规模共同体的社会，是局部涌现的结果，但又绝不等同于局部的简单加总。因此，将局部的成功经验，简单外推到整个社会，是很难成功的。链接形式不同，会带来结果的大不同。形式很多时候比内容更重要。人与很多哺乳动物的基本构成元素几乎毫无二致，但是，DNA链接形式不同，使人成了万物之灵。德内拉•梅多斯在《系统思考》一书说：系统思考的核心，在于链接。石墨与金刚石本质都是碳，区别只在一个是层状链接，一个是网状链接；中央控制网络与互联网差别只在于，一个有中心，一个没有中心；普通汽车生产流水线与丰田生产方式区别只在于，后者比前者多了一个随时可以叫停的负反馈机制；人为设置行动障碍，强行改变哪怕一个链接方式，都会影响全局。互联网有一个著名的“六度分隔理论”——世界上任何互不相识的两人，只需要很少的中间人（6次）就能建立起联系。这是网络链接效应的一个形象说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在《链接》一书中，重新思考链接的力量：给你带来帮助的，可能是弱关系。强关系和你在同一个圈子里，无法给你提供更多的信息；中心节点更容易获得更多链接，人脉好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更多人脉；企业组织形式，也应该从中央管理式的树状结构，转向平面式的网状结构；量子力学宗师薛定谔说：“生命以负熵为食”。生命体能够存活下去，就在于生命能自动不停与外部发生链接。只有在物质、能量、信息三个维度上不停交流，才能对抗本应像无生命体（如石头）一样逐渐碎片化的熵增。现代社会更是如此，没有人可以单独生存，一个国家可以在开放与封闭之间摇摆，但绝不可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约翰·米勒在《复杂适应系统》写道：人类社会一定是一个复杂系统，系统内各个成员相互作用，并且通过学习来协调各自的行为方式，使得系统不断进化和演变。我们为什么需要学习，我们为什么需要改变，我们为什么需要合作？无非是因为复杂系统时刻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只有通过学习、改变、合作，使系统更好适应外部，长久生存才能成为可能。否则很快会被其他更加适应的系统淘汰掉。这是演化论的基本思维，是否具备这种思维，是区分现代智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的一把尺子。甚至可以说，如果只选一个理论可以打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作为个人人生的指导信条，非演化思维莫属。行文至此，本篇长文已有万余字，其中很多來自大家及经典作品的深刻洞见和拗口知识，未必一下便能记忆与吸收。因此，在最后，我们有必要对全文简要总结如下：2.传统学科的思维和工具，依然是分析简单、静态问题的最好工具，但面对超级复杂问题，尤其是现代社会时，经常失灵；3.复杂科学与新思想史，不仅是迄今认知复杂社会最有效的两大“思维脚手架”，也是VUCA时代，升级世界观、完成从知识人到智识人角色转化的必备工具。
编发：六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