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类不堪重负的，不过是思想牢笼中的破铜烂铁
那些看似不可一世的君王与将相，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不得不大书特书；一旦放至思想史之中，他们便立即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可见“思想的牢笼”之外，还有更广袤的思想。
20世纪最具革命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过一个影响深远的批评：他认为，几千年来，哲学家们始终围绕一些古老的问题争论不休，但却越吵越糊涂，就像“困在瓶子里的苍蝇”找不到出路，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得了一种“偏食症”——“只用一类例子来滋养思想”。维特根斯坦对哲学家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们对语言功能、词语含义的偏食上。他指出，传统哲学家的主要问题，是将语言的众多功能之一：“给事物下定义”，偏执地认定为语言的本质。正是因为这种对语言功能的“偏食”，让哲学研究脱离了日常和现实，变成了“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概念大厦”。但其实，语言一旦回归到特定的语境和问题脉络中，其功能与含义就远比哲学家们的想象，更丰富、更多元。比如，一个在沙漠中迷路的人，对远处的骆驼队高声大喊：水！——很明显，语言在这里的功能是求救，而“水”的含义是：“我很渴，请给我水解渴”；比如，有人看完一本书，在评分网站写了一个“水”字，这便是调用了语言的批评功能，词意也就成了：我认为这本书写得很次；而长官对着士兵大喊：水！——这便是在下命令了，“水”的含义很可能与训练、作战的准备有关。
除此之外，语言还可以用来编故事、读故事、演戏、唱歌、猜谜、解一道应用算术题、感谢、谩骂、问候、祈祷......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的任何单个功能，都不直接等同于它的本质。要真正理解语言，必须“综观”它的各种功能和用法——既要看到其中的差异，又要看到其中的联系，从而整体地把握语言的全貌。能够改变看特定事物时的面相，是拥有理解能力、并最终达成理解的原因，而关键就在于——“用不同的例子滋养思想”。可以说，这既是避免“偏食症”的最好办法，也是人类在这个高度复杂、多元化的世界中，最不坏的一种思维方式。他的意思是说，人对世界的想象，跳不出自己的思维框架。框架越少，想象空间就越小。当头脑里只剩下一种思考框架时，人就不可避免地要拿着这一套框架，往所有的现象上生搬硬套。所以，他一再强调，跨学科阅读对思维纠偏的重要性——这和维特根斯坦对“综观”的重视，本质上如出一辙。今天，无论是以知识为业者，还是普通大众，都活在各自的偏狭中。除了缺少“综观”的思维方式以外，我们还受到一种“隐形力量”的支配。比如，很少有人意识到，在知识、思想与现实这三者之间，正在发生四种前所未有的割裂，整体上表现为共识破碎、价值对立、漠视现实，而具体到个人，则是一种新的无知：思维方式上的贫乏、单一。一个生物学家和一个物理学家聊起“基因”，物理学家表示从没听过。随后，物理学家口中的“弦论”，则被生物学家错以为和小提琴有关。这个笑话虽是虚构的，但却很好地说明了如今三大学科间的分裂，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就眼下的新冠疫情而言，人文、社科、自然三派学者，不仅很难就观点达成一致，甚至都无法理解对方的前提。同一学科也是如此，比如生物学内部——搞基因的、搞细胞的、搞流行病学的，对新冠的解释也在自说自话。知识之间的割裂，或许可以通过查理·芒格所提倡的“跨学科阅读”来弥补，而思想割裂的背后是价值观的分野，因此更难弥合。今天，面对同样一个社会问题，不同领域的学者，往往只愿意基于自己的价值体系，作选择性的判断。比如，在经济学者眼中，无论什么问题，都是成本、收益问题；在法律学者眼中，一切问题，都能解释成法治建设问题；而在政治学者眼中，无论看什么，都是制度完善的问题。一般而言，知识属于事实判断，奠定我们思考的真实性、可靠性；而思想则进一步对知识作价值判断，决定我们思考的深度、高度。以“现代公民”的标准看，知识代表最基本的常识，思想意味着独立判断，两者缺一不可；而对知识分子来说，传承知识、提炼思想，更是他们的本分。但回到现实中，知识与思想却经常被以下两种人所割裂：比如，有一类看似“知识渊博”的学者，引经据典的功夫信手拈来，却无法将知识内化为见识，更无法提炼出对人性、对社会、对文明的深刻见解；更荒谬的是，“一年读书不超过五本”、缺乏基本知识的“键盘侠”，张口却是“东西方文明何去何从”、“中美文化优劣”等一系列需要扎实的背景知识，才能有效讨论的思想问题。把思想与现实的割裂，体现得最淋漓尽致的，绝对要属那些“何不食肉糜”式的砖家。他们最擅长站在思想与道德的制高点上，大谈社会改革、制度优化，但只要再多问一句：如何将建议落地为现实？他们立马就会显出原形；还有很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饱读各类古奥的学术著作，头脑中充满了各种“理念”、“思想”，但如果向他们请教，对某个具体的社会事件应该怎么看？这时多半会发现，他们脱口而出的只有“应该如何如何”，对于事件的现实语境、两难处境，则基本属于“睁眼瞎”。以前，我们说一个人无知、愚蠢，默认的是知识、经验上的无知；但这个说法应该要“与时俱进”了，毕竟现在更深刻、隐蔽的无知，其实是思维方式上的贫乏、单一。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以上四种割裂，让求知、思考变成了“迷宫”，谁也吃不准哪条路能通往出口，结果也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著名学者周濂认为，跳出“迷宫”的唯一办法，是站在“思想的高墙”上“鸟瞰”全景，看清哪里是死路，哪里是出口。问题在于，一座能够让人登高望远的“高墙”，在当今这个时代，需要满足的条件非常苛刻：它必须既横向打通所有知识之间的坚固壁垒，又“鸟瞰”人类的全部历史。也就是说，无论是对学科，还是人类史而言，它都是隐藏在背后的“主角”。很显然，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学科寥寥无几，只有“思想史”才能胜任。思想太抽象，因此它的重要性不易被看见，但推动人类文明向前的“第一因”，却非它莫属。无论我们将文明史上哪个历史事件、智力成果拿出来，只要不断抽象、不断向上追溯，最终都不得不在某个思想面前停步。无论王朝政治、军事史，还是人类众多学科的发展史，思想始终是那个隐藏在背后的“最终解”。也正因思想的源流太深，立足点太高，人类对它的把握，常常很吃力；而思想史，又漫长到足以滋生各种误解。因此，具体就对思想，以及对思想史的定义而言，最少有五个似是而非的观点，至今仍占据着我们的头脑：思想经常被混同为观点，但其实两者之间的差异，有如云泥之别：比如公众舆论对同一事件的观点经常“反转”，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正义的思想辩论，历经2000多年，却至今不衰。·观点以“点状”呈现，经常自相矛盾，而思想是自洽的信念之网：比如，有人一边接受“科学观点”，一边又烧香拜佛，且对自己的“双标”不能察觉——因为观点只是“点”，不连成线和面，就不能被梳理；而思想是系统、自洽的信念之网，一个接受科学思想的人便同时接受了逻辑、实证、概率等一系列思维方式与方法论，他的行为必然自洽而统一。比如，鲁迅与胡适，两者在很多观点上南辕北撤，可对学生、对学问的态度，却都是儒家思想体系里的君子；同样是反纳粹，英美这样的民主国家，和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其思想立足点却几乎完全敌对。以上三种现象说明，在思想之网上，观点只是微乎其微的节点，不连成线和面，就很难准确、全面地认识人与世界。·思维是人在思考时，凭借的“认知形式”，而思想本身即内容。比如抽象思维、形象思维，本身没有内容，使用它们思考具体的对象时，才会映射出内容，而自由主义的思想，本身即包含“自由”的内容。·思维本身是个过程，因此没有价值倾向，而思想是高度浓缩的结论，包含了人的价值判断，比如市场经济思想，一定更认可市场的力量。·思维是一种脑神经活动，不能脱离肉身存在，且不可复制。而思想作为“模因”，可以暂存于信息载体中，等到“时机成熟”再批量“入侵”人脑。准确地说，只有事实判断，才不分高低优劣，而思想作为一种凝结了人类道德、伦理的价值判断，必然有好坏之别。比如“极权主义”、“纳粹主义”这一类思想，明白无误地指向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对“低等民族”的屠杀，因此其伦理上必然邪恶。对思想的定义，尚且有如此多的误解，对整个思想史的误解，便可想而知了。限于篇幅，这里仅例举其中最根深蒂固的两种：思想史上，最“声名远播”的两个时代，一是轴心时代，二是从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结束这400多年。这两个时代，集中诞生了一批影响至今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宗教先知。因此，公众很容易将他们生活的时代，等同于思想史。但其实，无论轴心时代、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启蒙时代，都只是人类思想的“子集”，思想史的全部篇幅，更为波澜壮阔。◎ 误解5：将单一学科史、地区思想史，等同于思想史 比如政治、哲学、经济等单一学科思想史；或以地区、国别分类的中国、日本、西方思想史等等。
它们要么视角过于单一，缺乏对整个人类思想史的“综观”，要么经常脱离现实，空谈思想。总之，通过以上总结不难发现，我们对思想、对思想史的认识，充斥着一系列严重的误解和窄化。以上五种误解、四种割裂的产生，总结起来，有三个主要原因：1.工业革命后的知识大爆炸、学科大分工，使得通识阅读需要横跨几十类学科，成为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往往需要穷尽一生；2.思想史是一面纵横交错的巨网，而学习趋势却向碎片化演变。人们头脑中“点状知识”增多了，但却无法连接成线与面，误解、割裂因此很难避免。3.思想很抽象，且历史漫长，理解起来不易，但却总有“魔鬼”，滥用思想，甚至将思想包装在高尚的名义下，让误解加剧。这三点，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因：由于缺乏对思想、对思想史的“综观”，而陷入了一座座无形的、思想的“牢笼”。吊诡的是，尽管解决方案一直很清晰：写出一部用思想统摄所有学科与历史的“思想史”。
但是，在天才辈出的现代社会里，却至今没有出现这样一部著作，原因就在于，其诞生条件非常之苛刻。要写出一部能够破除五大误解、弥合四大割裂的思想史著作，现代的史学观念与方法论、当代的问题意识、天才的作者，这三者缺一不可。◎ 条件一：历史学必须走出传统史学的桎梏，为现代思想史的出现奠定观念和研究工具的基础 任何历史研究，都受制于史学的进展。尤其是一本统摄人类所有历史与学科的思想史，其研究进路，必然仰赖于对应的史学观念与方法。首先是19世纪中后期，兰克史学对史料、文献之真伪的重视，历史考证由此兴起，史学进入“客观纪元”。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所掀起的一场史学革命——这一学派主张，历史不是政治、军事史，而是社会的“总体史”，历史学应该将人文、社会，甚至自然这三大学科融为一体。由此，历史学研究的主体，从王侯将相、政治军事，扩展至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治史方法、研究工具也不断革新、完善，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写作，奠定了观念以及方法论的基础。◎ 条件二：作者必须立足当下社会，对影响人类最深远的20世纪，有深刻的反思 尽管20世纪之前的历史绝不平淡，甚至可以说波澜壮阔，但在“大事件”与“大事件”中间，往往隔着成百上千年的平静岁月。就事件发生的密度、烈度而言，20世纪是个极其鲜明的分水岭。人类历史走至此，像被上帝突然按下“倍速键”，仅百年的时间里，密集地塞入了烈度相当于此前所有历史总和的一系列大事件：1996年，第一次掌握克隆生物的上帝能力......这一系列重大的技术、秩序变革背后，还隐藏着人类几千年来，最严重的一场精神危机：在20世纪之前，人类精神最重要的三个领域：“真” “善” “美”，一直被视作一个和谐的整体。人们相信，发现了真相，便能确立伦理道德的标准，以此分辨对错、定义美丑——而基督教提供了一整个关于宇宙的终极真相，人类的善恶美丑因此统一，生存的意义也由此而来。但20世纪在物理学、进化论、心理学上的大发展，彻底裂解了宗教的根基，上帝为人类提供的终极图景被抛弃。▲“旅行者1号”在64亿公里外拍下的照片，图中白点为地球通过科学，人类陡然意识到，“真”是事实判断，“善”和“美”是价值判断，而所有的价值判断，都依赖某种前提预设——这种预设科学无法证明。因此，尽管20世纪的科学，在“求真”上一路向前，但对何为善、何为美，人类却陷入了严重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这被大哲学家哈贝马斯视作“人类精神总体性的分裂”。更糟糕的是，“上帝死后”，世界只剩下了物理学意义上的因果规律，不再蕴含终极价值，人类必须自己回答，生存的价值究竟是什么。由于缺乏统一的看法，人类在终极价值的选择上，呈现出一种多元、撕裂的局面，且很难通过沟通、论辩来弥合。可以说，人类杀死了一个神，又在人间立了无数的神。这种终极价值、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被马克思·韦伯称之为“诸神之间无穷无尽的战争”。因此，20世纪的任何变革，最终都会通过终极价值的分裂这一“放大器”，引发更多激烈的冲突，将冲击扩散至全人类。比如俄国十月革命所确立的价值体系，在短短几十年间，催生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原子弹的诞生，并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裹挟了全人类的命运。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20世纪出现的众多思想、制度、技术，很可能已经将人类的历史分为了上、下半场。在21世纪，乃至更久远的未来，我们仍将被20世纪这100年的惊人变量所塑造——因此，它的思想遗产、灾难教训，必须被我们一再拿来出审视、反思。当然，这也意味着，为思想史立传的重任，必须也只能由一位生活在当代的学者来完成，而人类历史上那些罕见的天才、通才，如狄德罗、康德，因为出生于20世纪之前，未能看见这100年惊人地展开，因此即便他们的著作保罗万象，也很难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史。◎ 条件三：一位洞察深刻、知识广博、语言精彩的天才作者 除了以上两点以外，思想史的写作，还仰赖天才型的学者：他必须同时具备跨学科的知识、不俗的叙事技巧，以及必不可少的洞察力。首先，因为思想太抽象，看不见摸不着。在写作思想史时，作者无时无刻都要面对一个难题：如何将“描述事实”的史料，提炼成有价值的思想——这无疑非常考验作者对史料的阐释能力。比如，史书上对人类使用石器的记载，更多是它如何用来捕猎、捣碎食物等事实描述，但是在人类250万年的思想历程中，如何赋予石器一个位置和意义，却需要作者站在更高的层面思考。其次，思想史的内在逻辑，纵横交织、极为复杂。要在千头万绪、相互勾连中，梳理出一条前后连贯的脉络，作者必须有极为广博的知识做支撑，才可能做出“不失之偏颇”的判断。比如互联网的出现，其背后的思想脉络既和技术进步有关，又和政治军事的需求有关，同时还离不开学术的、商业的推动——其中任何一个角度都不等同于技术这一事实层面的互联网，作者对此必须“综观”。此外，抽象的思想、漫长的思想史，极易写成枯燥的学术考究，而“知识融通”却是个普遍的社会需求。因此，一位天才的思想史作者，还必须具备“化腐朽为神奇”的语言组织能力。今天，“现代史学的观念与研究工具”、“当代的问题意识与视野”已然具备，而补上“天才作者”这最后一块拼图的，是一位横跨人类所有知识领域，并将它们融汇贯通的思想史大家——以恢宏的思想史作品闻名于西方世界的彼得·沃森。在20世纪众多博学的天才中，彼得·沃森的个人天赋、能力，几乎是专门为思想史的写作而量身打造——无论是跨学科的知识广度、对思想史的思考深度，还是谋篇布局的精彩程度。可以说，思想史虽然不等于彼得.沃森，但沃森注定是为思想史而生。这当然和他的履历不无关系：他曾同时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西方主流媒体撰写思想专栏，又在剑桥大学钻研思想史，而这两份工作都为他对话不同学科的顶尖学者，大开“方便之门”。这三种经历分开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没什么稀奇，但沃森却把这三者的底层能力全部融为一体，并在思想史的写作中发挥到了极致：·为媒体撰写思想专栏，沃森充当的是前沿思想与普通大众中间的“转译者”——千万别小瞧这一身份，要把最抽象的思想写得深入浅出，作者自己首先要把思想吃透，丝毫没有借学术语言“装神弄鬼”的机会；其次，这种谋篇布局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叙事技巧，在学术作品中本身就很罕见，而沃森正是凭借这种能力，让他的“大部头”作品——《思想史》，能够在这个“知识通胀”、“阅读碎片化”的时代，成为读者心中愿意一读再读的“硬通货”。·当然，思想史不是通俗小说，再怎么谋篇布局，也包装不出深刻的思想。沃森除了高超的叙事技巧以外，研究水准也同样一流：在曾经培养出阿克顿勋爵、李约瑟、史景迁等众多顶尖历史学家的剑桥大学，沃森扎实地做了几十年的研究。他带着对思想史的问题意识，一边不断深入史料，一边验证自己的思考；与顶尖历史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让他的研究方法、学术视野不断优化、扩展。这样几十年的功夫下来，沃森对思想史的思考之深入、研究水准之高，已经无人能出其右。·除此之外，沃森还经常和来自不同学科的顶尖学者，保持跨学科的交流与碰撞，这并不仅仅只是锦上添花——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广博的思想体系同样不可或缺，但这些思想却并不总是来自书本：一方面，很多前沿思想对于学者个人来说，还在思考阶段，并未付梓出版；同时，面对面的谈话，往往更能激发思考——沃森那些颠覆了学界共识的洞见，除了他经年累月的沉淀以外，和这样思想的碰撞也不无关系。沃森在作品还未成形时，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史权威，而当他正式开始《思想史》的写作时，他也成了唯一能够驾驭这一领域的学者。在沃森之前，人类所有关于思想史的著作，都严重地“偏食”。人文、社科、自然以及内部的分支学科，无论是在思想的定义，还是在对思想史的写作上，都各执一词，所有的偏狭、分裂、误解，也全都因此而起。因此，要真正理解思想、理解思想史，仍需回到维特根斯坦所强调的“综观”——用全局视野“鸟瞰”思想在长时段历史中、在各个学科中的不同用法，如此才能弥合分裂、消融误解，而彼得·沃森的《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也正是在这一严格的意义上，成为人类第一部真正的、整全的思想史。在这部巨著中，人类思想史的纵轴，第一次被扩展至2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并一路向下延伸至20世纪至今，而横轴更是打通了人类的所有学科。沃森将人类智力史的全貌在书中一网打尽，不含糊、不省略、不跳过，不仅结束了此前混乱、割裂、充满误解的思想局面，还让读者在“综观”思想全貌时，真正实现“知识大融通”。因此，他被西方知识界广泛地赞誉为“思想英雄”，而他的这套恢弘巨著，更被视作“知识分子们的梦想”。这套《思想史》在引入中国后，豆瓣评分一直高居9.0，多位读者留言说，这本书的“深度与广度令人震撼”，不仅融合了人类所有的重要思想，且绝不是维基百科式的科普，而是不断将思考推至极限。最为读者称道的是，这本书不仅兼具深度与广度，甚至还有极强的可读性、趣味性，有读者评价说，他是“一口气读完”。能收获这样的好评，不仅和沃森早年的公共写作经历有关，也应该归功于他独特的谋篇布局与治史方法：◎ 大视野与大融通：三条主线串起250万年的思想进程 以往学界治思想史的惯例，莫不都是“小切口”，比如学科思想史、地区思想史等等，即便是通史，视野至多也不过上万年，而沃森的《思想史》，却同时弥补了这两个缺陷，做到了“大视野”与“大融通”：首先，沃森将思想进程的视野，拉升至250万年的尺度。在这幅人类历史的全景图中，沃森重估了一切历史事件的价值：·在以往的史书中，秦始皇、拿破仑这样的“千古一帝”，往往会被大书特书，而在沃森百万年尺度的远眺之下，再伟大的君主、帝王，也不过是历史的细枝末节，根本不值一提。而以往最多只占两行篇幅的“火的使用”，不仅被沃森列为人类早期历史中的“决定性时刻”，也是他在《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一书写作的起点——原因就在于，由于对火的熟练使用，让人类汲取食物营养的效率大大提高，大脑由此快速进化，奠定了人类此后上百万年的智力发展；·“灵魂”这一概念，在非宗教叙事的历史中，几乎直接被忽略，但这是沃森眼中真正的“大事件”，因为它标志着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进入全新的阶段。还有诸如欧洲率先开启的现代化、科学实验第一次进入人类的视野等等。可以说，沃森笔下的历史，显现出了一种“大历史”的结构。在这样视野下，读者过去的既定史观，或被极大地拓展了边界，或被颠覆重组；而各个学科在历史细节上的观点分歧，也被定纷止争、重新弥合。其次，沃森将千头万绪、纵横交织的人类智力史，收敛为灵魂、欧洲、实验三条清晰的主线。历史与学科，就在这三条线上不断交叉、融合，构成了一面“融通知识”的巨网。读这套书，相当于同时汲取人文、社会、自然等所有学科的思想精华，在学习效率上，以一抵十。顺着书中的主线，读者头脑中零散的知识，也被条分缕析地归入线和面，获得历史语境、背景联系，由此“偏食”、割裂、误解，也在“综观”中被一一消融，读者不知不觉便完成了一次思维上的升级、认识上的飞跃。◎ 一张20世纪的“思想全景图”：我们何以走至今天，未来又将走向何方20世纪是人类史上极特殊的一个时期：这100年间，天才与魔鬼共舞，希望与毁灭共存，尤其是大事件发生的密度、烈度，价值观、意识形态的撕裂程度，远超过此前所有时代之和。如果说，人类社会是一艘海上的巨轮，那么20世纪这短短100间掀起的“巨浪”，直到今天仍在决定着这艘巨轮的航向——这也是沃森用整个下半册的篇幅，来书写20世纪的原因所在：因为在一系列观念、技术、制度上，人类社会的这艘“巨轮”，至今仍行驶在20世纪的“浪涛”之上，能否深刻地理解20世纪，不仅决定了我们对航向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这艘船的“吨位”——它所荷载的重量，已经无法承受第三次“侧翻”，人类必须不断回望、审视20世纪，避免重蹈覆辙。就这一点而言，沃森的《思想史》，更像是一张20世纪的“思想全景图”，把人类这100年来在智力上的冒险成果、灾难教训，通过内在的逻辑关系像链条一样“锁扣”起来。读这本书，思想上的熏陶、智识上的锻炼还仅在其次，更重要的是，通过思想这一“中介”，看见20世纪种种分裂、灾难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及那些被当下视作理所应当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是如何把人类推至今天的世界，又将把人类带往何处。◎ 书中的新材料、新视角、新观点，不断颠覆以往的认知 在整个思想史的写作中，沃森还使用了大量的新史料，采用了很多被以往学者忽视的历史细节。其视角、观点，一出手就颠覆了以往的众多成见，无论是对有志于学术者，还是关心文明进展的读者，都是一场思想的盛宴：·西方几千年的共识：“全部的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被沃森颠覆。他的论证显示，对人类的进步来说，亚里士多德远比柏拉图重要。·历史教科书长期认为，墓葬、火、工具的标准化，只是历史的一小步，而沃森将它们放至“人类早期最重要的三个思想”这一位置。·对于弗洛伊德、拜伦等等一系列有思想影响力的人物，沃森用正史中不为人知的细节，还原了他们的个性，也戳破了他们的虚伪之处；对于那些长期被滥用、误解的思想，如进化论、浪漫主义，他更是一一正本清源。可以说，沃森的这套书，不仅弥合了学科之间的四大撕裂、破解了对思想、思想史的五大误解，还用众多原创性的洞察、视角，将思想史这一刚刚诞生的学科，推向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学科分工、知识膨胀不可逆的时代，从抵御思维偏见、告别“思想的牢笼”、“综观”人类智力史的角度来看，无论读过多少单一的学科史、国别史，都难以替代《思想史》在“知识大融通”上的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个有追求、有思想的现代读书人，书房里都应该有这样一套，展现了人类非凡智识与求知之心的恢弘巨著。这篇文章总计10900字，我们编辑团队，三个人，累计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在碎片化阅读、短视频成主流的今天，写它、读它，都有点不合时宜，能读到这里的朋友，更是少数了。道理我们都懂，之所以还要这么写，是因为文章的主角——《思想史》实在太特殊。尽管对它的份量我们早有预料，但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这本书思想体系之宏大深刻，与其相关的问题之多、认知误区之广仍然远超预料。我们总计经历了5轮的讨论和改稿、废掉了3稿，前前后后写下的素材超过3万字，最终才浓缩成这1万来字。为了尽可能挖掘《思想史》一书的价值，找出该书对应的时代痛点和认知的盲区、误区，篇幅长短和阅读体验已无法再兼顾，但主要原因还是我们能力所限。因此，看到这里的朋友，我们唯有感谢，感谢您花费时间阅读，感谢您的包容。《思想史》是沃森一生的思考与总结，我们区区万字推荐小文，恐怕尚未体现其价值的千分之一；作为人类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它理应成为每个现代人以综观视野，打通认知壁垒，走出“思想牢笼”必备、必读的一部书，而要完整地阅读这部鸿篇巨制，更需要日拱一卒。为此，我们专门为这套书，定制了一款铭刻有“为思想精进，日拱一卒”的黄铜书签，您既可用于阅读过程中的压书、标记，也可独立把玩，提醒自己阅读沃森需要有“为思想精进，日拱一卒”的精神。独家限量，仅限先知书友私享。点击下方图片，即可一键收藏，您的购书，更是对我们这篇文章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