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思想家的三个层次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思想家的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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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先知书店

文：愈嘉   编：先知书店店长、柏果

网上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

有人不断追问，“为何这个时代出不了大师？”但当有人向他推荐某一思想时，他却先要问：“这个思想有什么用？”

每天，我们都被潮水般的信息、不断涌现的新知识和五花八门的观点俘获。以致于在做分析判断时，关键事件被噪音事件淹没，重要节点被细枝末节混淆，深层病因被表面病症迷惑，核心推理被琐碎逻辑牵绊。

可见，碎片化时代，更加珍贵、稀缺的，是思想。英国文学家查·艾霍尔就曾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为、习惯与命运。”

但是，到底什么是思想？思想有无高下、错对之分？思想是否都是“无用之用”？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将思想家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留给后世实践智慧的人，他们是思想的实践者、拓展者。

◎第二个层次：提出新思想，求解困扰人类社会最根本，最持久的大问题。

◎第三个层次：不关注现实问题，却能为人类的精神世界奠定底层思维模型的人。

▍实践的智慧

——好思想的追随者、传播者，丰富者

提及实践智慧，很多人马上会想到“知行合一”的王阳明。不过，社会思想的实践智慧，主要来自卓越的政治家。保守主义思想就认为，在社会政治领域，真正的智慧只有一种，那就是实践的智慧。

比如，美国国父们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制定宪法的过程，就是坚持“原则与妥协”的智慧，实践清教徒精神的结果。

不过，正如我们从没听说过世界上有“智慧的魔鬼”一样，实践的智慧，不包括那些因缺乏政治智慧，而把好“经”念歪的政客，更不包括那些实践坏思想的人，比如，希特勒和的他的法西斯主义，就不在此列。

相反，希特勒最大的敌人丘吉尔，却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保守主义思想的实践智慧。比如，决策时审慎，执行时勇敢。

1940年，纳粹德军横扫欧洲，奉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内阁垮台，丘吉尔临危受命。

虽然，早在二战爆发前，丘吉尔就非常痛恨法西斯主义，然而，实践的智慧，绝不是匹夫之勇，更不是鲁莽冲动之后的无谓牺牲，而是决策时的审慎，以及随后的勇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六卷）中，丘吉尔用史诗般的语言，还原了决策前后的艰难：当时的情形，英德两方实力悬殊，老谋深算的希特勒，又不断用“和解”诱惑丘吉尔，导致英国国内投降主义盛行。

虽然，丘吉尔始终坚决主战，凭借他的权力和声望，也可以“独断”，然而，在决策前，他还是不带价值主张的听取了上自英国国王，下自伦敦百姓的真实诉求。

然后，才首次以首相身份在下议院发表他“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的演讲，并以381:0票的绝对优势，获得支持，至此，投降主义销声匿迹。

其实，二战期间几乎丘吉尔的每次决策，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审慎的智慧。

很多不了解保守主义思想的人，误以为保守主义者软弱、迂腐，但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保守主义者的勇敢，不仅在丘吉尔每场让人热血沸腾的演讲中，更在每一场抵抗法西斯的残酷战争中——在追求正义时，中庸不是善；在保卫自由时，极端不是恶。

20世纪的三场世界战争中，一战，丘吉尔以英国海军大臣身份参与战争；二战，丘吉尔是“三巨头”之一，更是反法西斯的灵魂人物；而冷战，丘吉尔是第一个洞悉者，并率先提出“冷战”的概念。

丘吉尔的保守主义实践，不仅让保守主义思想在20世纪再次绽放，而且影响了一大批政治家：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以及奉丘吉尔为榜样的英国首相约翰逊。

伟大的思想，首先诞生于思想家的头脑之中，但只有政治家实践的智慧，才让她变成社会常识，造福世界。因此，留下实践智慧的政治家，是思想的追随者、传播者，丰富者。说他们是第一个层次的思想家，实不为过。

▍比事实和数据更重要的，是逻辑与公理

上世纪70年代，撒切尔夫人的市场化改革遭到阻力，与内阁同僚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激动之余，她从包里拿出一本哈耶克的《自由宪章》，摔在同僚面前，说：“这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

这也验证了另一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判断：“世界是由少数人统治的。那些自以为不受思想家影响的‘实干家’，大多不过是一些已故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的奴隶。”这些开宗立派的思想家及其传世之作包括：

霍布斯《利维坦》；洛克《政府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社会契约论》；亚当˙斯密《国富论》；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斯·韦伯《社会与经济》；米塞斯《人的行为》；还有凯恩斯vs哈耶克；诺奇克vs罗尔斯，等等。

这一层次的思想家，虽然可能彼此冲突，甚至有些人的思想，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却至少有下面共同的特征：

◎关注的是人类现实社会中，最根本、最普遍，且具有长期性的永恒问题。例如：人性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类需要怎样的秩序？如何分配稀缺资源？等等。

◎围绕一对核心冲突，或某个大问题，创建一套能够解释历史与现实，并且逻辑自洽的思想体系。

◎讨论人类社会重大问题，始终无法绕开他们。他们之间的争论永远不会停止，他们在某个时代可能被忽视，但会在新的时代重生。

当下，新冠疫情的蔓延，导致世界经济滑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大萧条，同人类历史上历次剧变一样，这些思想家及其追随者就会展开大辩论，政治家，也会实践自己所信奉的思想，从而震荡出久远的历史回音。

传统政治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经济学派对“经济危机”的争论，最为典型。

◎传统政治经济学看经济危机——“穷，买不起”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家会不断剥削和压榨劳动者，最终会造成极端的贫富悬殊，危机由此爆发。如马克思所言：“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

◎凯恩斯主义看经济危机——“悲，不愿买”

经济危机之所以会爆发，是因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全社会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导致消费停滞，此时政府应该出手补足需求不足。凯恩斯主义认为，如果让市场自动恢复，周期过长，必然会造成社会动荡。所以凯恩斯才说：“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

◎奥地利经济学派看经济危机——“错，不买了”

政府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才是危机的根源，它扭曲了真实的消费，误导资本向上游聚集，当急速扩增的虚假消费耗尽储蓄，央行只得继续降息印钞，最终，恶性循环的通货膨胀引发大萧条。

不同的理论体系，引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传统政治经济学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取消市场经济，施行计划经济；

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大搞货币扩张、财政刺激、公共工程；

奥地利经济学派主张，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打破政府对货币的垄断，开放货币竞争，逐步实现货币的非国家化（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

三大学派不仅在理论上不同，在实践上也带来了不同的结果。简单说，传统政治经济学遭遇失败，凯恩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主流，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曾预言了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甚至在计划经济尚未开始时，就预言了苏联的崩溃，但始终被边缘化。

当下，疫情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危机，他们所提出的方案，也完全不同——

传统政治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的方案，是政府全部管起来，比如大规模的财政货币援助——一刀切式的发钱，这样做，很可能导致恶性通胀，最终很可能是问题越解决越多，越解决越糟。

而奥派会认为，任何政府都没有能力彻底根除危机，当下，最需要的是民间自发秩序与权威，面对疫情带来的复杂情况，必须依赖自下而上的机制，让高度自主的民间力量动员起来，而政府必须竭尽全力，通过减税、必须的公共服务和失业救济，让中小企业和困难人群活下来等。

法国文学家纪德说：“关键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的所见。”如果仅用历史实践的结果来判断一个理论正确与否，那我们距离真知还很远。

因为事实的意义必须通过理论框架才能展现出来。奥地利学派朱海就老师曾说“所有的事实，都是‘理论的事实’，数据是不会自己说话的。”可见，实证主义极具误导性。事实与数据不是最重要的，逻辑与公理才是。

传统政治经济学，视平等为首要价值，但却因为寄望于用“全知全能全善的，看得见的手”，消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结果导致了“贫穷面前，人人平等”。

凯恩斯主义，所引用的支持政府干预的事实与数据，直接轻视了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以及时间周期。而它之所以生命力如此顽强，每逢危机便能大行其道。

但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则完全不同。他们从“主观价值论”“人的行动学”等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一步步推理演绎出庞杂的理论大厦。

奥派认为经济学的根基必须是彻底的“个体”——任何抽象的“国家、社会、民族”都是由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人组成的，放弃具体的“人”而研究抽象的“国家”无异于本末倒置。因此，即便经济刺激计划，奥派关注点不在刺激的数额（四万亿还是十万亿）、领域（“铁公基”还是“新基建”），而在于谁来主导——政府还是市场？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为，人类心灵有独特的结构，由这些结构所推导出来的知识被称为“先验知识”如数学。康德认为“先验知识”是人类的底层操作系统，而“经验”只是数据。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正是在康德“先验论”哲学根基上生长出来的一种新思想。

遗憾的是，人性的缺陷很容易被“实证主义”所俘获，而对“逻辑先验主义”嗤之以鼻。或许，这一层次思想家的博弈，人类社会需要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分出胜负。

▍无用之用，才是大用

与以上两个层次的思想家相比，第三层的思想家——奠定人类世界观的人，虽然人人耳熟能详，但却对其“无用之用”知之甚少。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这里“关注天空的人”，主要指研究神学、哲学、科学等看似“无用”的思想家。

在实用主义流行的今天，“务虚”不但无用，还没有市场。然而，无用之用，实为大用，只有精于务虚的个人与民族才有望找准‘务实’的方向。

哲学家罗素认为，人类历史，如果按照思想谱系划分，迄今经历了前神学、神学、哲学和科学四大阶段。

每个阶段的重大变化，背后总是伴随着相应的奠基性思想的诞生，那些为人类精神世界奠定底层世界观模型的人，不约而同地成为我们把握人类观念世界的重要地标。

前神学时代——老子、孔子等。

神学时代——释迦牟尼、耶稣、默罕默德。

哲学时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等。

科学时代——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

前三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其思想家，浓缩于《轴心时代》一书，而科学时代的代表人物及其贡献，从《世界观》一书可一窥全貌。

这一层次的思想家，对于人的精神而言，相当于电脑中的操作系统，没有它，一切应用软件都无从运行。今天，在所有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中，我们都能找到其对应的神学、哲学乃至科学的影子。

◎中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全部基础操作系统。儒道释三家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地基。

◎康德“先验的知识”这一哲学思想，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底层操作系统。

◎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受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

◎牛顿的经典力学，是工业革命的金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打开了工业革命的大门。而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影响了无数后世思想家，比如奠定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的经济学宗师萨缪尔。

◎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演化论思想，成为了当代复杂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量子力学与核物理应用的基础。开创了整个20世纪以来的科学新时代。

......

可见，“务实”与“务虚”就好比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它们相距得越远，基础科学就显得越没有用处，尽管越没有用处的基础科学，最终对应用科学具有越大的奠基作用和指导力度。

按照罗素划分的四大阶段，哲学是神学与科学之间的过渡阶段，它与神学的共通之处在于，二者都倾向于追究世界的终极原因，并表现出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不同的是，神学使用的思想方法是“超验的信仰”，而哲学使用的思想工具是“理性”。

当下，人类的知识越来越多，人类越来越倾向于分化、细致和狭隘，亦倾向于越来越迫切、轻浮和追求实用。人们一边追问为何没有大师，一边却对“无用之用”嗤之以鼻。

就直觉而言，人们常常会陷入一个误区：“实践有用，思想无用。”

但实际上，人所有的行为，都是由看不见的力量——思想，所规定的。

◎如果想要铸就实践的智慧，不仅需要勇气，需要坚持，更需要方向——好的思想。

◎如果想要厘清人类社会永恒的现实问题，就需要关注第二个层次的思想家。

◎如果想要把握人类精神世界的根基，掌握逻辑与思辨的底层方法论，就必须关注第三个层次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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