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用三年时间搞垮了中国足球？| 张路专栏

在用6000字尝试找出中国足球人才匮乏的答案后，张路老师又结合个人经历，继续就这一问题作出了深究。

借用张路老师的话说：为什么花这么大篇幅回顾往事？是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很多人花很多钱，在满腔热情地重复当年干的这些错事，傻事。如果中国的校园足球重入低谷，那将使中国足球陷入长期的沉沦。

专栏 | 张 路

生态圈专栏作者，中国知名足球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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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复强调过一个观点：中国足球没有人才，是因为小学无人踢球。

这就要问责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无人踢球了？为什么无人踢球了？是谁造成的？

其实我们小时候踢球的孩子不少，我就经常在院里和小伙伴们踢着玩。没有正规的场地，就是墙根下一小块空地，捡两块砖头摆个球门，一踢就是一两个小时。后来在小学大家自发地也开始踢，每节课间都要去踢上几脚。还自己组织了班队，与其他班约比赛。有几个没入选班队的同学不服，又组织了一个队，我们班就有两支小足球队，校内还开始组织班级间的联赛。六年级我入选了校队当守门员，每周练一次。

1964年，北京市开始搞小学生足球联赛，我们踢了两场就被淘汰了。当年的冠军是八一小学，亚军是宣武区自新路小学。自新路小学的王玉江被评为最佳球员，后来他改名李连江，是人大附中三高足球学校的校长。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先农坛业余体校足球班，开始半专业的训练。每周下午课后去体校练2-3次，周日打一场比赛。李连江还有后任中国足协校足办主任的冯剑明，都是同班队友。

由于有体校两年训练的基础，后来我先后入选了陕西省足球队和北京足球队，成为一名专业球员。可见当时我国校园足球已有了一定的普及，学校到体校再到专业的人才培养输送体系也初步成型，而我则有幸亲历了这一完整的过程。

因为文革的缘故，许多行业都受到了冲击，唯独少体校兴旺发达。家长们不愿让孩子上山下乡，所以都鼓励他们练体育，成绩好的可以留城。因此，1970年到1980年这一段练体育的学生非常多，出现了大批人才。

当时我们的国家足球队水平在亚洲属于一流，距世界杯出线仅一步之遥。76年前后提出的口号是“15年冲出亚洲”，足球人都憋着一股劲，要大干快上！然而，此后国家队屡次冲击世界大赛均铩羽而归，尤其是1982年败给新西兰和1985年5.19两次世界杯外围赛失利，使广大球迷深深地陷入失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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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的出路在哪里？希望在哪里？这是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

1986年，首届柯达杯世界16岁以下青年锦标赛在北京举行，在此前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足球要上去，必须从娃娃和青少年抓起。”这一指示切中中国足球的要害，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令广大基层的足球工作者欢欣鼓舞。这不是套话，而是当时我们内心真实的感受。

此前在1978年，我作为北京足球队的队员随队访问日本，与日本国家队打了两场比赛，和国家青年队打了一场。由此可见当时日本足球界对中国足球还是很敬畏的。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横滨对日本国青队比赛前，两个小学的学生队打垫场比赛：高档整齐的队服，足球鞋，灯光草皮的环境，高水平的攻防技战术，令我目瞪口呆——这比我们国内的小学足球水平高出两个档次！

我对时任团长的北京市体委魏明主任说：“等这帮孩子踢到成年队，我们可就够呛了！”

魏主任却乐观地回复我：“我们的小孩也不错嘛！”

当时我心中危机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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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小平同志提出“从娃娃抓起”，我们深受鼓舞，准备大干一场。

我以北京体育科学协会足球学组的名义，团结北京市足球圈的体校教练和大中小学足球教师，到中小学推动足球活动。我们搞各种比赛，帮学校建校队，抓训练，编训练大纲，编教材，选拔尖子，搞选拔测试，制定测试标准，组建北京少年队，真干了不少事。

当时北京搞足球的小学我全都去过，足球教师和教练我全都熟悉。到1988年，我们初步建成了“小学-业余体校-专业队青年队”的三级训练网。

在此基础上，我们自发成立了“北京足球专职教练委员会”，成员包括北京从专业队、业体校到中小学的几乎所有足球教练和教师。这是个纯民间组织，没人管，也没有钱，就凭着大家的热情，把北京市的中小学足球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1985年，张路所写的一篇《足球应列入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获得了儿童足球论文二等奖

北京市体委对这一创举高度肯定，1988年要求所有项目学习足球的经验，建立包括专业队在内的四级训练网。同时，从管理体制上变过去的横向管理为纵向管理，每个运动项目都成立技术领导小组，从专业队到中小学教练统一领导，训练业务垂直管理。我们的专职教练委员会也变身为“北京市足球技术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北京市的足球训练工作。北京足球队总教练成文宽任组长，北京市业余体校足球教研组组长李洙男和我任副组长。

可以说，青少年足球的成功经验推动了北京市体委训练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

然而，就在我们陶醉于一派大好形势之时，1988年底却忽然感到了不对劲的地方——怎么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少了？

于是，在1989年我们组建了《中国少年儿童足球训练与竞赛体制改革的研究》课题组，通过中国足协向国家体委申请立项为委管课题，请北京体育学院安铁山先生任组长，对全国24个足球重点城市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详细调查。调研报告发表于《体育科学》1992年第6期。

调研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到1990年底，全中国常年踢球的7-16岁孩子（小学和初中生）还有仅仅1万人。其中大连最多约2000人，北京、上海各约1000人，其他重点城市几百甚至几十人，再就没有了。

这就是中国足球的基础。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中国足球没戏论”、“中国足球危机论”，可当时大家都在关注刚刚开始的职业足球联赛，没几个人关注少儿足球的问题。

1990年起我担任北京体育科研所业务副所长，暂时不管足球的事了，但知道少儿足球是每况愈下，很不景气。

1996年，上级委派我到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任总经理，我才重新回到足球的本行。而来到国安我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建后备梯队。

当时的国安只有一个职业队，没有梯队。我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建立了“一队三校”：一支青年队和“华星”、“华亚飞鹰”、“奥体中心”三所足球学校。当时受职业化高潮的影响，全国掀起足球热，家长们都想让孩子踢球挣大钱。北京的半专业足球学校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98-99年光国安旗下就有11所足校，学生上千人，而且全是社会力量出资兴办，没花国安一分钱，他们还都能挣钱。

本想着以国安足校的号召力能带动全市少儿足球的大发展，但好景不长。2000年夏天国安各足校联合招生，我乐观地认为会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来报名，没想到最后只来了300来人，其中会踢的不过100来人！此后北京乃至全国的足球学校都没了生源，纷纷倒闭，国安旗下的足校也只剩了4所。

中国足球，又没人了。

这是我亲历的中国少儿足球两次大起大落。我们参与了整个过程，努力把少儿足球推向高峰，马上又看着它坠入深渊。我们知道这是中国足球落后的症结之所在，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更不知道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直到2014年。

3

1986年和1997年，青少年足球两次掀起高潮，很快在三年后又跌入低谷。几乎是同样的节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从宏观上，我们明白是只抓提高，不抓普及，只重眼前，不重长远，急功近利的做法造成的恶果，但具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些地方做得不对，却说不明白，所以也就找不到改进的办法。

直到2014年，中央下决心抓校园足球，我多次向各级领导谈过我的想法，也书面提交过各种建议。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思考，逐步深化自己的认识，终于把问题想明白了。

回顾当年的历史，满满的都是教训：

大约在1983前后，由国家体委、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联合创建了青少年足球的三杯赛——小学萌芽杯，初中幼苗杯，高中希望杯，全国24个足球重点城市参加。先由基层各学校组建校队参加区里的比赛，区冠军参加市里比赛，市冠军参加全国三杯比赛。这样从基层到全国，有普及有提高，似乎是一个理想的人才培养金字塔。

为了参加比赛拿成绩，各校纷纷组织校队，然后开始大练，苦练。一般的每周练5-6次，每次2个多小时，有的还要出一个小时的大早操。为了节省时间，增加训练时数，有不少学校搞“三集中”，把足球队员集中在学校食宿、学习、训练。很多学校更是想尽办法聘请高水平教练——一般是退役专业运动员或体校教练来带队，搞高水平训练。大家的积极性很高。

但两年以后问题就出现了。当第一批校队球员毕业时，家长们发现，真正有成才可能的每支校队最多一人，很多一个没有，极个别的能出两个，而这还只是进入半专业的训练，算个半成品，离踢专业队还远着呢！绝大多数孩子球没踢出来，学习也荒废了，成了“废品”。

可这能怪孩子吗？每天这么长时间，这么大运动量的训练，他们回家已没有精力做好作业了。更何况，在动员孩子参加校队时，老师们都会忽悠家长，说孩子是块踢球的料，将来如何有前途云云。家长是半信半疑，孩子可把老师的话当真，认为自己将来就是足球运动员了，早已无心向学，学习不受影响才怪。

更可怜的是那些“三集中”的孩子，住在学校没人管，学了一身坏毛病，抽烟喝酒打架，不守纪律，成了文盲加流氓。

第一批这样或许是偶然，第二年又一批还是这样，家长就看明白了，于是奔走相告：千万别让孩子踢足球，踢球孩子就毁了。老师们也开始反对学生踢球，因为影响他的教学考评。校长也不再支持，因为足球校队会给他制造无数的麻烦。所以到第三年基本就没人踢了。

更严重的是，学校只有一块操场，每天下午都被校队20来人占用，其余1000多学生只能在边上看看，或者解散回家。他们被剥夺了踢足球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正常体育课外活动的权利，这合理吗？能不招人恨吗？其余学生的家长能没有意见吗？

这就是小学足球搞校队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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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校队就是为比赛出成绩而建立的，就是为少数足球精英服务的，就是为提高而存在的，它必然要冲击小学足球的普及。因为小学资源有限，就那么一块场地，几位老师，伺候了校队20来人的提高，就顾不了其他那1000多人的普及。

而这20多人的队伍，由于急功近利的选材和训练，必然制造大批品学兼差的“废品”，引发家长和学校的共同抵制，使足球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过去我们总是埋怨学校和家长不支持足球，但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这种搞法，我们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参加吗？怪来怪去，还是怪我们自己把路走错了，把方向带偏了。今天把这些写下来，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重犯我们过去的错误。需要警醒的是，我们不安地看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地方，很多学校，仍然在走或准备走上这条失败之路。

因此我要大声疾呼：千万不要在小学搞校队，否则三年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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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说，校队主要是提高，把提高搞好也行。但不幸的是，提高它也搞不好！如果校队选材准确，真能把最有天赋的孩子选出了培训，也还说得过去，可问题就是不可能选准。

一般小学从2-3年级开始组建校队，大家都没怎么踢呢，你能看出谁好谁不行？只能是老师凭主观印象挑，结果很可能把没什么天赋的选进来，而把真有天赋的排除在外，使这些足球天才从此失去了踢球的机会。

张路参加少儿足球活动

校队要出成绩就要刻苦训练，完全不顾少儿的生理、心理特点，就把成人专业队那一套照搬过来，什么三从一大，魔鬼训练，大松博文训练法等等。结果使不少孩子受到身心双重的伤害，造成发育不良，骨骼畸形，心脏损伤等问题，有些很有天赋的孩子就这样被练废了。

还有不少教练对孩子连打带骂，认为这就是严格训练，结果孩子失去了对足球的兴趣，有些中途就离开了。本来有天赋的就不多，练废一批又练跑一批，还能剩下几个人才？练了半天，又有多少效果？

接着，校队要参加区里的比赛了。由于选材和训练都不行，公平竞赛未准能拿冠军，大家就开始互相挖人。最终，当然是那些校长重视，场地条件好，教练力量强，经费充足的重点小学更能吸引学生。

于是，区里的尖子就都集中到一两所小学，他们再参加区里比赛，别的学校根本无法抗衡，这样一两年后，其他学校就都不参赛了，也就都远离足球了，一个区就只剩下一两个学校搞足球，一个市也剩不了几支队伍。这一批抽的各校尖子水平还算可以，可到了下一批没有其它学校搞了，没有尖子再让你抽了，你也就完蛋了。

这种情况领导不管吗？问题是，各级领导也想尽快出成绩，要政绩，所以不但不制止，反而帮助重点学校抽尖子，调校，更助长了分化和集中的趋势，所以不出两三年，基础就垮了。

就是这样破坏性的短期行为组成的队伍，也不一定能拿成绩——因为大家都在改年龄。

众所周知，小孩子年龄差一岁能力差好多，有些队就在这上面动起歪脑筋：先是少部分人改，越来人越多，后来几乎人人都改，大家心照不宣。先是改一岁半岁，后来越改越多，最多改到4岁，三杯赛的小学生队大部分队员的真实年龄是15-16岁，那些年龄真实的有前途的孩子早都被淘汰了！

这样的搞法，最后还能剩下几个人才？为什么当年中国青少年队参加世界大赛成绩惊人，到了成年就每况愈下，原因就在这里。

应该说，足协对此事监管不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客观地说，他们也确实管了。先是查骨龄，管不住，后来查户口本，也不行，直到最后查出生证，还是管不住。为什么？

因为这是上下通同作弊的结果。

家长、体校、学校、体委、教育局、公安局、家长、老师、教练、各级领导乃至区市领导，都参与其中——改骨龄，改户口本，改出生证，手把手地教孩子说假话，报假年龄。

这已经不是毁掉几个足球苗子的问题，简直就是教唆孩子违法乱纪，不讲道德。难怪10年后中国足坛假赌黑猖獗，运动员打假球收黑钱不以为耻心安理得，因为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弄虚作假，就是为了锦标可以不顾一切。

抓提高，搞校队，拔尖子，争锦标，这一系列做法是怎样把中国足球的基础破坏殆尽。悲剧的是，我们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还以为是在为中国足球打基础，做贡献。我们满腔热情地努力工作，结果是两次毁掉中国足球，每次仅用时3年！

错误的方向必然导致悲剧的结果，南辕北辙，此之谓也。

张路参加少儿足球活动

为什么花这么大篇幅回顾这些往事？是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很多人花很多钱，在满腔热情地重复我们当年干的这些错事，傻事。我不希望三年后中国的校园足球重又走入低谷，那将使中国足球陷入长期的沉沦。我们必须以改革的思维，闯出一条新路，把中国的校园足球引向正确的方向。

编辑/殷豪男，部分图片来自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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