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诺：这些世界的改变和我有什么关系？
4月21日，腾讯公益组织了一场“创益TALK”，邀请6位科技、商业、媒体、文化等领域的创变者在18分钟的演讲时间内，分享用创造力解决社会问题的美好故事。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受邀发表《这些世界的改变，和我有什么关系》主题演讲，为你展现一个正在变好的世界，我们身处其中，又如何与他人息息相关。
以下是一诺的演讲视频及文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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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在座的可能大多是做公益和慈善的。其实一方面不管我们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公益其实都是离我们非常近的，因为向善是我们所有人的最大公约数，不管你是不是做公益，大家都有一颗善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公益是离我们每个人都非常近的事情。
但是另一方面，有的时候你又会感觉到公益其实离我们非常远。一个非洲的孩子如果生病了、死去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是公益的一个矛盾，它可能很近，但同时又离我们非常远。
公益还有另外一对矛盾。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我们对公益是外行。对我个人也是这样的。我原来读的是分子生物学博士，后来我在麦肯锡做了十年管理咨询，两年之前加入基金会，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所谓的公益人。如果这样讲的话，在座各位也好，看直播的朋友也好，大部分人不是做公益的，我们觉得很外行。
但是另外一方面，公益是什么？公益实际上是解决我们人类社会面对的复杂问题。所以如果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人又都可以是内行，因为我们虽然可能工作的领域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在不同的情境下，在不同的问题下发挥自己的才智来解决问题。
// 公益是心和脑最大的交集 //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有一个总结，我说其实公益也许是心和脑最大的交集。它让我们的善心和我们希望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能够结合，这就是所谓的公益。也许理论上大家觉得有道理，但是真正做起来之后，我们经常会面临很多问题。
第一个经常面对的问题就是回到那个远的问题，就是对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来讲，那些非洲的孩子和我有什么关系？很远。我今天做什么，不做什么，对他们有没有影响？
可能物理的关系让我觉得很远，就算物理的关系近了，比如说我们的深圳，有600万民工，这些人的存在跟我们有没有关系？也许一定程度上有关系。他们可能参与了我们现在在的这座楼的建设，他们可能在我们的服务业里面做很多基础的工作。你可能再想一步，他们的孩子现在在哪里？我们留守儿童的问题，跟我们在座的各位又有什么关系？所以有的时候远的问题，你多想一步，可能就跟我们有一定的关系。我这里举两个例子，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 世界就像漂流瓶 //
第一个是蓝毛衣的故事。这位女性叫杰奎琳，在她12岁的时候，她的叔叔给她买了一件蓝毛衣。她那个时候非常喜欢，每天穿着去学校。一直到上高中，有些男生就开始开她的玩笑，她突然感觉到有一种羞耻感，就迫不及待地跟她的妈妈开车去美国的二手店，把她的毛衣给捐了。
后来过了十年，她25岁的时候，放弃了在投行的工作，来到卢旺达，来做一个针对妇女的小额信贷的项目。有一天她在卢旺达的街头无所事事地漫步的时候，看到一个男孩子穿着一件蓝毛衣。她觉得说这个好眼熟，她就过去，拍拍那个男孩子，然后把领口翻开，发现里面绣了她的名字。
那一刻她泪如雨下，说没想到十几年以前的那件衣服，竟然在这样一个穿越了半个地球的地方，在一个男孩子的身上能找到。这件衣服也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给她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震荡。她后来除了继续从事小额信贷的工作，又用了很多很创新的形式来做公益，比如创立睿智基金，将一种称为“耐心资本”的新型公益投资引入现代慈善中，帮助成千上万的人自给自足、脱离贫困。她自己也在TED等很多活动上讲她的公益体验。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就像漂流瓶一样，很远的人，可能通过某种奇妙的关系，会跟我们有关。不过这个故事你可以讲，可能比较鸡汤，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有多少？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塞拉利昂，是西非的一个国家。2014年的时候，在塞拉利昂爆发了埃博拉病毒，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记得的，在当时，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全球健康的危机，当年中国第一时间就把我们很多传染病专家，送到了塞拉利昂。
这位叫高福，他是咱们的院士，也是中国疾控中心（CDC）的副主任。说当时他拿的去塞拉利昂的签证上，写的是“single”，单次往返的签证。他对此印象特别深，就是要不就回不来，要不回来以后就再也去不了。埃博拉肆虐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是可以通过汗液传播的，如果你旁边工作的一个人出汗了，一滴汗滴到你身上，你有可能就会染上。他跟我讲，在塞拉利昂有次他发烧了，他当时就想，我就可能回不去了。我还问他，我说你当时害怕吗？他说我不害怕，这是我的职业、我的专业，如果我一个做疾病控制的人都害怕，那不就完了？
后来这件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意义，就是因为当年抗击埃博拉的事件，中国成为了第一个做出快速反应的大国。我们比英国、美国都至少要提前了1个月，所以我们在国家层面上，树立了一个坚毅可靠的外交形象，而且当时因为高福团队带领的很多工作，我们当时有针对埃博拉变种的做的测序，因为这个还在《Nature》（《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高质量的科学论文。
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因为病毒是不需要签证的，也不需要护照，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件事情，如果当时没有在西非控制住这个病毒，可能在座的各位，我们和我们的家人，不一定用什么样的形式就会受到感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希望通过这两个故事，让大家有一定的思考。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和世界，其实都有着超乎想象的奇妙联结。
如果这一点你相信了，你可能就会有第二个问题。即使有联结，我又能做什么？我能干什么？我捐一件蓝毛衣？还是我也成为院士？好像也都比较遥远。
// 我们的角色比预设要多 //
我再给大家讲几个故事。这位是郭自红，他现在是西雅图的一个研究人员。他做过包括航空航天、医疗器械、食品冷链等各个行业的大量研究，他原来是学物理的。另外，这个品牌大家可能知道——澳柯玛，位于青岛的一家做冰箱的企业。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在西雅图有一家公司叫Global good，他们投资很多前沿的技术。当时它投资的一个技术是用在太空研究里面的，是一种绝缘材料。他们把这个技术转让给了澳柯玛，通过这种转让和合作，做了一个产品。就是这个骆驼上驮的产品，叫Arktek，是一种物理绝缘的产品，就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它只需要用冰，可以将疫苗保存在0-10度之间1个月的时间。一台Arktek就可以满足一个6000人社区所有孩子的疫苗需求。
作为一个跟慈善沾不上边的，学物理的，做了大量研究的科学家，看到了这些问题，他对在一线的贫困国家的人民，带去了非常有用的、非常难得的技术和解决方法。Arktek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它可以在全球采购。这个产品已经到了非洲很多的国家，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例子。
我讲第二个故事。这位大叔叫商建忠，他曾经是一位木匠，当时做了一个包皮切除手术，让他异常痛苦，几个星期没法下床，没法洗澡，他就跟医生抱怨说，为什么这么痛苦？你不是说激光无痛吗？医生说对不起，这已经是世界上已经有的最先进的切除手术，我没有更牛的办法提供给你了。
他原来是个木匠，他十几岁就在木工车间里学习，他就不信这个邪，他就不信没有更先进的办法。所以他就自己读了很多泌尿科的专著，他就在家里画图纸，闭门造车三个月的时间，做出了一个产品，叫“商环”。因为他姓商。这个商环有什么特点呢？
它非常了不起，手术非常简单，就放在那里就可以了，它就能在几天之内自动脱落，而且无痛。这个事非常了不起。一方面大家的体验会好，但另一方面实际上有大量的医学数据证明，如果做了这个包皮切除手术，艾滋病毒的感染风险会降低60%，它是有用的。但是因为这个手术很痛苦，没有人愿意去做，造成了大量的疾病传播。
所以虽然对我们有些人可能只是舒适度的问题，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生命攸关。这件产品也拿到了WHO的预认证，现在已经可以全球采购，用到非洲。这个产品，现在已经是全球闻名的，受广大男性喜爱的一款产品了，所以很了不起。Again，他不是做公益的人，但是他用自己的想法，解决了他看到的问题。回到刚才讲的，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是内行。
我想讲的第四个例子，可能跟我们腾讯的程序员们有一定的关系。刚才有嘉宾讲到做教育，我想做教育是所有人都关注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教育关系着我们人类社会的未来。所以从这个基础上，刚才康老师讲的一个例子，一方面可能例子本身非常让人动容，但是大家也可能想，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康老师做就好了，“美丽中国”的老师去做好了。但他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因为这是我们社会的未来。这些孩子如果能长成心理健康、有内心力量的人，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但是解决这些教育的问题是很困难的，所以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我以个人的名义做了一个教育的项目，和基金会无关。我们把一土教育的体系，放在北京朝阳区的一个给流动儿童提供教育的同心实验学校，这是他们当时做的非常小的一个投影仪，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体系和他们的学校对接上。
这个照片对我触动特别大，就是一方面投影仪、手机到处都是，另一方面你看看这个教室，也同样是在北京，它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这件事有意义，因为在这个体系后面是40多位工程师，跟在座的很多人可能是一样的，他们做出的东西可以真的能够帮助到这些孩子。他们比一般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条件要差多了。
我想大家看到的就是，其实我们能做的比我们社会预设的社会角色多得多。我们每个人都有社会角色，你是工程师、产品经理、老师，我是公益人。但是实际上这些角色又是非常有限制性的，因为他会觉得如果我有这样的预设角色，我就不应该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希望通过刚才几个例子，让大家看到，实际上我们能做的，比我们的预设角色要多得多。
// 世界跟我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
我一般会被问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就算是我能做什么事情，真的有用吗？除了满足我自己的善心，真的有用吗？
有很多悲观主义者在想这些问题。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每年9月份，联合国会公布一个数据，就是今年全世界5岁以下的儿童的死亡数字，这个数字还是很惊人的。2015年这个数字是600万。600万孩子，什么概念？每年中国新生儿大概是1700万，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大概有1/4-1/3的孩子，因为可预防的原因而死掉，这是全世界的数字。
但是如果我们正面看，这个数字已经减半了，1990年的时候，是1200万。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这些年如果这个死亡率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过去这些年里面是有1.22亿的孩子会死掉，但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其实挽救了1.22亿个生命。所以它是有用的，但是没有那么容易。
拯救这些孩子生命性价比最高的办法，就是打疫苗。但是疫苗说起来容易，但是很难。比方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死亡的孩子，分布在7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有各种各样政治情况，有不同的健康相关的基础设施。但对于一个企业来讲，给穷人生产疫苗不挣钱。虽然我们在讲公益，包括腾讯也在讲公益，但是你作为一个企业，你首要的目的是要有商业回报。如果我做疫苗不赚钱，作为一个疫苗企业为什么要做？这个市场如果不存在，疫苗从哪里来？
所以当时从2000年的时候，盖茨基金会和其他几个合作伙伴共同发起的一个项目。我觉得这可能是人类社会最近几十年最牛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叫做Gavi，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它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它做了四件事情。
第一，它是帮助这些受援国加强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因为疫苗给了你，你如果没有一套分销的系统，如果没有基本的冷链设施是做不到的。所以大家刚才看到骆驼上驮的那个东西，其实帮助了这件事情，你没有电你也可以用疫苗。但是这个系统是非常庞大的，特别是你是在一个跨洲和跨国家的领域里面。
第二，也是新的疫苗的研发和推广。每个疫苗要做出来，要有很多的研发在后面，要有推广的力度。在过去的17年里面，Gavi推出了200个疫苗。
第三，叫做重塑疫苗市场。刚才提到了，如果给穷人的疫苗不赚钱，为什么企业要做？不仅不赚钱，而且市场非常分散，这么多国家，我光搞采购都要搞死了。所以当时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他就把70多个国家所有的需求聚集在一起，拿这个去跟疫苗厂商谈，只要你生产出来，我的价格可能不高，但是我的量很大。这样对疫苗厂商来讲，他觉得这就是一个可以做的生意。最近因为这件事情，他们把整个疫苗市场重塑了。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因为这些国家很穷。他们做了一个跨越全球的筹资机制，包括让政府和各种向世界银行来做抵押，发行了一个专门的疫苗债券，用这个债券的形式，在金融市场上融资，做这个工作。而且为了能够让它是一个可持续性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完全靠捐赠的东西，他们给所有的国家提了一条要求，就是你在一定的程度下，你要毕业，你不是说就等我捐就可以了。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中国是在三年之前才毕业的，在这之前我们也是Gavi的受捐国，我们的乙肝疫苗是受捐的。它的标准就是如果你的人均收入超过了6000美金，你就必须要毕业。所以我们中国毕业了，是件好事。
我们中国又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在2015年，我们第一次成为了一个捐赠国。我们向Gavi捐了500万美金。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可能坐在这里觉不到，实际上我们已经悄悄地从受援国变到了一个捐助国，也成为这个全球机制的一部分，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Gavi有什么成绩呢？非常了不起。过去这17年里面有5.8亿的儿童，因为有Gavi的存在，而打上疫苗，避免了800万孩子的死亡。其实我们把我们的脑子放在一起，系统性地解决问题，真的是有成果的。
中国在里面也有作用，这个老挝小女孩打的疫苗叫乙脑疫苗，是中生集团成都所生产的，是中国头一个拿到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的疫苗。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因为中国的监管体系和国际并未完全接轨，所以如果一个产品，希望能够让非洲的朋友用到，我们就要经过多一步的审核，这个就需要WHO预认证。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每一个企业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痛苦的，这个预认证虽然我们觉得很棒，但是用了8年的时间，基金会资助了4000万美金，就为这一个产品。
现在为止中国也只有两个疫苗拿到了WHO预认证，印度已经有44个疫苗拿到预认证。我们经常讲创新，但为什么这方面这么落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国，我们每年有10亿支的产量，怎样才能有更多的中国疫苗走向国际？无非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方面说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企业拿到这样的预认证，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想，如果我们的CFDA，中国的药监局也能跟美国一样牛呢？中国的医药产品都可以更快速地进入国际市场。
过去一年里面，我们也做了一份非常棒的工作——不是我们棒，我们的合作伙伴非常棒——就是我们通过有机会来支持我们整个药监体系的改革。我们的毕井泉局长，从2015年上任之后，做了大量的改革，我们也有幸成为了其中支持的一部分，请到了在美国药监局有多年经验的专家，能够到中国来在药监局工作。我们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中国的产品能走出去。一方面看起来可能离大家都很远，因为大家都不是做医药工作的，听起来也非常复杂。但如果我们能够系统地思考这个问题，不仅会受益到各种各样的小朋友，也会受益到这个价值链里面所有的参与者，包括我们的厂家，包括我们中国创新的各种各样的研发型的企业。
所以世界真的在变好。回到刚才的三个问题：
这么遥远的世界，跟我有没有关系？是的，这个世界跟我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跟我有关系，我能做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外行，但是如果你用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去想，我们每个人都是内行。
另外，做这些有没有用？有用，立体的看世界，我们的世界在变得越来越美好。
最后我想用盖茨同学讲过的一句话来做结尾。他说：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支持者，好的主意需要投资者，被遗忘的群体需要倡导者。而且这个角色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有可能做。一方面，我们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回到我最开始讲的，可能深圳这些流动人口和他造成的留守儿童的问题，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都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是换个角度看，我们每个人又都可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很多时候我在想，其实我们这代人，都非常的幸运，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生在现在的中国。
我们也就有了一些超越温饱生活的使命，因为这个时代赋予我们太多的机会。所以我希望也倡导大家能跟我们一起，成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力量的一部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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