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遍亚非拉，他决定服务“金字塔底端”的人

李博伦本科就读于清华，之后赴美国杜克大学攻读国际发展与全球健康方向的硕士学位。他的足迹遍布亚非拉，去过40多个发展中国家。他创办了Diinsider，还是联合国不同文明论坛中国代表。他说他要服务经济欠发达地区“金字塔底端”人口，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一份中国力量。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现在也仅仅是一个开始。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往往是被主流世界有意无意忘却的部分。贫穷、疾病、暴力。这大概是大多数人对发展中国家的印象，却很少有人愿意去接触它们的人民、了解它们的文明。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提出，我们不应该只将视角局限于东西方意识形态与文化的交流和冲突，还应该关注那些不为人知、未曾被人发掘的发展中国家。

我去过 40 多个发展中国家，创办了关注草根创新的公益组织 Diinsider（草根创变者），还参与过孟加拉国格莱蒙银行、柬埔寨安吉丽娜朱莉基金会、肯尼亚预防艾滋病公益组织、缅甸难民教育机构、中国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等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创新研究工作。这是一条与主流世界大相径庭的路。硕士毕业之后，当我大多数的同学进入了世界银行这类机构时，我却选择了田野项目，一头扎进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协助当地的创新项目和其他资源对接，并帮助他们进行创新能力建设、孵化，为贫困社区群体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我在孟加拉乡村

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结缘是一次奇妙的偶然。

在大学期间，我读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瑰丽的想象和奇谲的文笔让我将这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奉为神作，也对作品中的小镇马贡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部作品的背后是拉丁美洲几个世纪的奋斗史，也令我对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都萌生了好奇。然而主流媒介将大部分眼光放到了发达国家上，现实与网络上的新闻叙事很少着墨于其他小国。

第一次去尼泊尔的时候，我住在首都加德满都的泰米尔区，那几乎是整个尼泊尔最繁华的地区。可即使是最繁华的地区，一天也只有7个小时的供电。一到晚上，泰米尔区到处漆黑一片，再加上冬天的供暖不足，无事可做的我只能蜷缩在被窝里瑟瑟发抖，默数天明。

即使到如今，加德满都除了核心的河谷地区之外，其他地区还是如此：限时供应的水电和泥土路的交通，这是尼泊尔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状。满目疮痍的景象是贫穷的注脚，疾病和暴力随之而来，成为四处游荡的幽灵。

2014 年，我准备前往孟加拉国做信贷家庭调研，当时恰逢孟加拉大选，竞选两党争端连连，暴力袭击不断。在我出发之前，我的朋友们很担心，当地的接待也劝我谨慎前往。我虽然内心颇多忐忑，却没有取消行程。

刚到目的地，又恰巧赶上村民罢工。

村里的人看到我，不管男女老少全都围了上来，把我吓了一跳。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村民们对于外国人的好奇。他们告诉我，我是在过去一年里，唯一一个去过那个村庄的外国人。那天整个下午，他们都在找我合影，我甚至被拉到村子的小学里参观每一个班，又唱歌又跳舞。

我从未遇到过这么淳朴的人。

我在尼泊尔的项目走访

这种对于生活的热情不仅存在于孟加拉国或者某些发展中国家，而是普遍存在的。我的尼泊尔朋友莎拉(Saraswoti Shrestha)用她的热情和对改变现状的渴望感染了我，让我决定将工作的重心留在尼泊尔。

莎拉勤奋刻苦，也很有天赋，她在尼泊尔最好的公立大学读到硕士，毕业后去了首都做研究工作。即使如此，也并没有能提升家里的状况。莎拉的家在山边，只有一个房间。既要在这里做饭，也要睡觉，一切的生活都在这一个房间中。在家里做饭还在用放柴火的炉子来烧饭，点起火来整个房间里都是烟。

这样的状况在国内要算得上赤贫，可是在尼泊尔却很常见。

在尼泊尔，最好院校毕业的学生月工资大概是600 - 700美元之间，普通高等教育出来的毕业生则是200美元左右，蓝领的月工资是100 - 200美元，而纯体力劳动者则没有最低收入下限。

然而想要像莎拉一样进入高等院校也不是容易的事，在尼泊尔，只有10%到20%的学生接受过高等教育。尼泊尔优质的私立大学费用非常高，几乎可以达到英美大学的收费标准，而普通的公立大学则教育质量差，老师的观点也十分落后。

一个尼泊尔藏族的女孩子告诉我，她们也曾寄希望于来尼泊尔做公益的其他国际组织。可往往英美的项目来了很多人，热热闹闹地说了很多，便没有下文地离开了。而其他的技能培训，虽然讲了不少，却也没有实践的机会。长期的项目在这个村子里，几乎是没有的。

这很容易理解，由于精力所限，国际组织不太可能长期覆盖每一个村落，有时候只能进行一些试点，可是对于这些想要去改变的当地青年来说，缺乏连贯性的短期项目是远远不够的。

我和孟加拉小额信贷之父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

这个1999年出生的小女孩，思想的深度让我倍感惊讶，而更让我感动的是她对于家乡的热爱。

因为技术受限，尼泊尔的农业往往以小农经济为主，很难扩大生产。这里的农民也没有增加经济附加值的概念，甚至连提高储存能力的方法都没有。在很多地方，因为运输和储存不当，有近三分之一的农产品在到达市场之前就已损坏。

而这个女孩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个现状。

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这里有很多像他们一样拥有天赋、有想法，也很出色的人，可是因为缺少平台和引导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只能选择重新回到他们祖祖辈辈重复了无数次的生活中去。

C. K. 普拉哈拉德经典的金字塔底层理论认为，被当作社会负担的全球四十亿贫困人口，事实上也是有价值的消费者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和生产者。我们通过对于他们的关注更容易对世界创造出价值。

之后，我去过柬埔寨做社区发展和环境研究，在孟加拉做社会创新项目，在印尼参与过联合国家教科文组织的教育公平活动。

经历了无数次的走访、调查、研究，我创办了 Diinsider(草根创变者)。我们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草根公益机构和青年创变者学习、成长和创新，推动社会公益与商业、科技等领域的结合，为欠发达地区“金字塔底端”人口提供可持续(sustainable)、可复制推广(replicable)的创新解决方案，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一份中国力量。

Diinsider发了的尼泊尔青年技能发展项目，关注尼泊尔年轻女性的职业发展，为 18 岁的女孩儿匹配职场教练，像这样的项目还有不少。目前，Diinsider已经累计为超过 15 家草根社会企业提供了500小时以上的咨询服务，田野调研国家数量超过10家。

服务金字塔低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现在也仅仅是一个开始。

我还记得我刚去孟加拉的时候，那里水质很糟糕，水里有不少砷，刚去没几天我就开始腹泻；我也去过不少艾滋病人的家中，走访过许多肺结核患者的家，也曾在肯尼亚的贫民窟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的学校只有一个咖啡厅那么大，校区有一百来号人，三个人挤在一个长凳上。

在我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会从问题本身的角度入手，而不会先从宏观的国家经济来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开始确实针对发展中国家，可在 2015 年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计划目标时就已经将全世界所有国家包括其中。

社会公平的问题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存在，完全没有国界限制，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比另一个国家好，就一定会有更好的社会状况。

可当我脑海里回忆起在充满炊烟的房间里与我谈论着尼泊尔教育现状的朋友，回忆起那个想要帮助家乡农民改善生活的 17 岁藏族少女，回忆起围绕在我身边对我充满好奇，更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们时，这些年轻的、充满朝气和热情的、与我同龄或年少几岁的年轻人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心。

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太多没有达成的目标和期望。我曾与朋友说，我起码还能再工作五十年。我不知前方路到底有多长，可至少在我能预想到的未来，我会将这条路一直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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