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词测试”帮助我找寻人生的方向
本文作者高飞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像大多数美国亚裔移民家庭一样，父母这样规划她的人生道路：进常青藤名校，毕业后当医生、律师或华尔街银行家。直到大学期间，一场意外降临身旁，她忽然明白，人生其实有无限多种可能，要经常停下来想一想：当告别人世时，你的悼词会怎样描述你的一生？
我心目中有很多榜样，玛丽娜·基冈（Marina Keegan）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她毕业于耶鲁大学，曾经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行动主义者、一位乐天行动派。然而就在2012年，她参加完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仅数天，一场车祸夺去了她的生命。
玛丽娜·基冈
在耶鲁读大二时的某一天，我第一次读到她的作品。清晨5点，我与同级的室友坐在宿舍的地板上一起阅读。她的文字引领着19岁的我俩第一次去思考、去探究。
“过上好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早已习惯了在父母的期许中长大，那一刻，他们远隔千里，而我们不禁开始讨论起未来，我们希望拥有什么职业？想要过上怎样的生活？我曾一度以为自己的人生规划早已答案明确，那是第一次，我的疑问盖过我的答案。
我跟室友说，我的人生从最开始就被一板一眼地计划好了。四岁的时候，妈妈给我买了一本名为《小医生》的书，里面有硬纸板做的注射器、创可贴、手术用具，可以拆下来玩。长大一点，父母就开始鼓励我培养数学方面的兴趣。于是在高中时，我毫无意外、按部就班地顺从了他们的安排。就像许多父辈移民美国的亚裔同学一样，我选了全校最难的数学课、科学课，参加科学竞赛，尽力在实验室里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反正一切选择都是为了以后能当医生。
一直以来我的目标只有“跻身最优秀之列”，至于什么才是“最优秀”，我从没有想过。我的父母以及他们的朋友，经常会提醒我说，我的人生只有三条路：当医生，当律师，如果这两个都没能成功，就去华尔街当个银行家。他们会说，如果我不能顺利进入医学院、法学院或者大企业，我在美国怎么算是真正、客观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呢？而我总有种蠢蠢欲动的感觉，世界上应该还有其他的事情，比这三种选择更值得去成就，只是那时我还没想清楚是什么。
大学二年级，和朋友么一起开生日派对。虽然我们焦虑于如何去经营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我们仍创造珍视许多细小的快乐。
“你听说过玛丽娜·基冈吗？”室友问我。
没听过。
我在网上搜了她的名字，找到了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写于她车祸的前几天，我被深深地打动了：
“当我们来到耶鲁，会感觉到无穷的可能性。像一种潜藏的能量，无法描述却强大非凡，同时还让人觉得稍纵即逝……要始终记得，我们其实一直可以有所作为。那些“太晚了，来不及了”的论调是无稽可笑的，我们马上就要毕业，我们如此年轻，我们不能、也绝不允许自己失去对各种可能性的感知。说到底，那才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这段文字令我肃然起敬。22岁的玛丽娜发现了我可能需要通过数十年才能明白的事情：探索各种可能性的能力其实一直就在我的手中，永远不会太晚。她坚定的语气和信念明朗如光，穿透生死，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大一的时候，和耶鲁的朋友们一起去烧烤。第一次，我一下遇到这么多人，他们对于社会科学和人类学如此热情。
刚进入耶鲁的时候，我虽主修社会学，但并没有打算以后能用上它。毕竟主修什么专业并不影响你是否能进入医学院，只要数学和科学相关的先修课能完成就行。所以社会学更像个人爱好而已。然而无法否认的是，我很喜欢这门课，我热衷于在梳理社会系统的过程中培养分析能力；也不止一次，在和科学课的同学辩论时，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正在青春期的少年一样爱唱反调。比如，当谈及科技，我更看重它对社会的影响而非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当谈及医学，我更在意全社会能否平等享有医疗服务而非药物本身的分子构成。
与此同时，我每周还会花时间做社会慈善方面的工作，帮助来自不同社区的低收入人群报税、帮助女性获得必需的生育保健服务、为养老院的老人提供临终关怀……，我在这些工作中找到了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安慰感。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丰富简历，只是发现自己被困在既定的成长轨道里太久，需要一种情感释放。如果每周都能用几个小时去帮助他人，这将令我能够学会换位思考。若我是他们，我会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这让我感觉仿佛和某种宏大的意义建立了联系。然而，我从没有想过，有一种职业能让数学、科学和社会公益兼容并存，它甚至可能比我被程式化地灌输的那三种“理想工作”更让人感到充实。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组织了一个女性领导力活动。我站在演讲台上为学生、教员、毕业生们演讲，演讲主题是成为我们自己道路的领导者，向我们身边人们学习请教。
那天晚上，我和室友为了摆脱对前途挥之不去、让人束手无策的迷惘，我俩决定尝试以 “悼词测试”的态度去生活。这很简单，你希望在你的追思会上，人们为你念出的悼词会如何描述你的一生，就去选择怎样的人生道路。
“悼词测试”的影响逐渐蔓延到我的日常生活中。我的课表上多了更多社会学、全球健康方面的课程，少了数学和科学类的课程。我花更多的时间做志愿者，把创造力倾注到在校园里组织有关社会领导力的活动上。我暗自希望，等几十年后用上悼词的那天，我所爱的人们会称赞我的同情心和创造力，而不是我令人艳羡的身家、或者成功跻身大企业管理层。
在之后的一年半里，我逐渐地探索，该如何把我的技能和热情相结合。我喜欢理性地分析和解决问题，但医学领域太过狭窄。社会科学和涉及全球健康问题的领域则不同，它往往牵动数以十亿计的生命，每解决一个问题可能就意味着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我尽可能多地和不同的人交流，探讨怎样才能把我的数理背景和社会公益事业嫁接在一起。我也接触了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从世卫组织的高级顾问，到全球健康领域创业公司的企业家，还有学校里国际发展专业的教授。 他们的回答让我很惊喜：在全球健康领域，欠缺以循证去引导决策的操作。事实上，让有着严密数理头脑的人才去解决全世界最具挑战性的社会问题，这种需求与日俱增。
我同学和我组织了一个庆祝晚会，为那些建设社区的耶鲁青年人。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长期职业发展的可能性，如何将现阶段不同的人生经历围绕共同的目标勾连起来。我开始走出象牙塔，在各种国际公共卫生与健康发展的组织实习，那种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帮助千万人提高健康福祉的感觉，令我无比兴奋。
在社会公益领域中有无数专业人士堪称表率，他们既脚踏实地，又满怀愿景。 他们选择了全球健康方面的职业道路，在尽最大可能去帮助更多人，收入和智力满意度三者之间取得平衡。在这个领域里，从比尔·盖茨这样的慈善家到普通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发现仅仅追求个人财富与声名是不够的。因此，他们每个人都在个人价值和职业生涯的交融中，在追求他们各自的 “悼词测试”中，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和满足感。
正如玛丽娜·基冈所说，我们如此年轻。我们生命的路径和广阔无边的可能性，都在我们手中。就在今年，我转向了全球健康方向的统计学专业，并且打算大学毕业后去攻读公共卫生硕士。这段长长的征途没有让我感到是一种智力的浪费，恰恰相反，它让我感觉到兴奋、刺激，同时又有意义。毕竟，如何度过每一天，就是如何度过这一生。在我告别人世的时刻，我希望那些描述我的悼词里也会提及我是一个“乐天行动派”：热切地希望改变世界，通过积极投身成长中的社会公益事业，让改变发生。
本文作者：高飞（ Jessica Gao）
来自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是耶鲁大学的大三学生。她学习统计学专业，希望推动全球健康和性别平等。在闲暇时间里，她喜欢写日记、爬山、和朋友一起开怀大笑。
推荐阅读
▼
点击图片，查看更多近期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