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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毕业后,我成为一名纽约公立小学教师

2017-06-12 张馨予 乐天行动派


从哥伦比亚大学“双语-双文化教育”研究生毕业后,王轶群成为一名纽约公立学校教师。公立学校的孩子大多来自社会低阶家庭,教学因此意味着同时还要处理多动症和原生家庭的种种问题。


渐渐地,她觉得自己被赋予了一种教学之外的使命:带领他们探索未知,并引导他们不断寻找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


纽约的9月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彼时夏日的酷暑余温已逐渐消退,而冬季的漫长寒冷还在未抵达的路上。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清晨,我早早地起床,梳洗和整理完毕。看着镜中成熟却略显稚嫩的脸,我有些恍惚,觉得自己仿佛还是那个刚刚踏上美国求学之路的少年。一转眼,我已经是一所公立小学的教师了。

 

然而,在开学的第一堂课上,我发现自己几乎没办法完整地讲话超过5分钟。

 

“Johnny,请你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好吗?”“Johnny,可以先听完其他同学发言吗?”“Johnny,说话之前要先举手。”“Johnny……”一节课下来,我累得口干舌燥,精疲力竭。而他还上蹿下跳地满教室跑,有着使不完的劲儿。

 

放学后,我十分沮丧地走进了校长办公室。“课程完全没办法进行下去,”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学生。我觉得他也许更适合‘1对1’的教学方式。”校长不置可否,只是让我再想想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图片来源:中国侨网



// 中国,陌生的故乡 //

 

那是我整个职业生涯的第一天。3个月前,我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两年的“双语-双文化教育”的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去过三所公立小学做实习教师,教过中英双语课和科学课,见过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和不同年龄的孩子。

 

其中有些学生,到了四年级还不能准确地区分左右手;更多的则是一些在中国出生、刚来纽约州的华裔孩子,从来没有听说过西游记和水浒传。

 

有次上地理课,我给他们讲解水土流失的环境问题。整个班级陷入一片死寂,大家都直勾勾地看着我,仿佛我正用外星语言讲着一件不存在于地球上的事。

 

“中国也是水土流失问题很严重的一个国家,每年都会有很多农民失去他们的田地。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呢?”说着,我像变魔术似的从教案中拿出几张图片,贴在了黑板上。“你们看,这是什么?”

 

孩子们的目光立刻被这些照片吸引了过去。“这是中国云南的梯田,是一些很有智慧的农民伯伯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有了它们,水流的落差和速度就会减小,那么土地的流失也会减少啦。”我趁机介绍道。他们看着那些蜿蜒迂回的梯田连绵成片,在绚丽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魔幻般的宝石蓝,不禁对着行云流水、巧夺天工的大地雕塑发出由衷的赞叹。

 

渐渐地,我发现了孩子们的变化:他们开始主动了解自己的故乡,会在白纸上画出五指山峰,然后给我讲很多年前在那里曾经压着一只美猴王;也会在我提起中国的“月老故事”时,激动地举手告诉我这是西方的“爱神丘比特”;还有一个小女孩拿着相机,记录了她奶奶摔伤之后,用鸡蛋敷在伤口上揉搓以化解淤青的过程。

 

这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显得平淡无奇的事情,对于那些从小在美国生长的华人学生来说却十分新鲜。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让学生们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也让我欣喜于“文化共情”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他们慢慢发现,浓厚的文化底蕴源于自己的国度,而有趣的科学知识就在身边。

  

王轶群和学生一起完成的美国殖民时期展示会


平静如一潭死水的课堂也能在我的“搅动”下变得风生水起;跨越将近一万两千公里带来的语言和文化的鸿沟也能被我轻易化解。



// 第一堂课 //


可是在终于成为一名正式的公立小学教师的第一堂课上,我就遇到了从未想到过的棘手难题。

 

纽约的秋天凉风习习,天黑得也不算太早。我一个人坐在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对着学生的作业出神,想着我在实习中曾经遇到的那些孩子。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来没有时间和机会去真正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我对于他们的印象,仅仅停留在课堂表现和课后作业。

 

而Johnny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我觉得我应该试着换一种思路。如果我没有办法直接从他身上找出问题所在,那我也许可以从他的家庭和父母身上得到答案。

 

第二天,我见到了Johnny的母亲。这是一位看起来有些态度强硬的女人,在交谈中的口气显得不容置疑。我得知他有个年纪尚小的弟弟,刚刚开始上幼儿园,因此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大量和父母相处的时间,这导致他很渴望获得额外的关注。更令我意外的是,Johnny的母亲说,她曾经带着Johnny去医院做过检查,结论是他可能患有轻微的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称多动症)。

 

于是,我开始上网查找ADHD的资料,看一些相关的书籍和录像带。这让我了解到许多人都有ADHD,其中不乏那些颇有成就的人。他们也有类似的症状,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成为科学家、艺术家或是企业家。他们仍然活得充实且丰富多彩,所以ADHD并不可怕。


图片来源:https://goo.gl/pfp6ob


我想起在教室里,老师们一般会在黑板贴上所有学生的名字,如果受到了表扬,就会将他的名字放在“Good Job”一栏;反之,如果他表现不够好,就可能会移到“Warning”或者其他的地方。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隔天上课之前,我走到Johnny的座位旁边。“Johnny,老师想和你打个赌:如果你今天上课时,能做到在发言之前先举手,并且不随意乱走动,那么老师就让你亲手移动自己的名字。”

 

他突然就挺直了腰板,端正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眼中隐隐透出兴奋的神色。移动黑板上的名字一般是老师才有的特权。能由自己来亲手完成,对他而言绝对是一种额外的奖赏,也是一件极具吸引力的事情。

 

于是在那节课上,他第一次安静了下来,认真听讲,没有随意走动,也没有再打断其他同学的发言。下课铃声响起的瞬间,他就箭一般地冲到我面前:“Ms. Wang,我都做到了!我可以移动自己的名字了吗?”

 

“当然,这是你应得的奖励。”我看着他激动地从“Warning”一栏摘下自己的姓名牌,然后粘在了“Good Job”的下方。那一刻,他扬起了满足的笑容,眼里闪闪发光。

 

从那之后,他身上开始发生各种潜移默化的改变。起先,他被奖惩措施所激励,课堂表现和作业完成情况越来越好;到后来,他会和我、和他妈妈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写作业和玩游戏的时间,并希望征得我们的同意;现在,他已经能自己规划假期的学习生活,主动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管理。

 

其实孩子们要的不多,甚至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会听取父母和老师的建议。他们只需要感受到,自己的优点得到了肯定,自己的情感得到了尊重,而自己的意愿也得到了聆听。

 

在那之后的某一天,我觉得是时候可以和他聊聊这个话题了。关于ADHD,关于他和父母的关系。“Johnny,你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吗?”

 

“Ms. Wang,我妈妈跟我说,其实我的ADHD没有那么严重。我只是有时候真的控制不住自己。”Johnny睁着泪汪汪的大眼睛,可怜兮兮地跟我说。

 

我从没想过,他竟然对自己的病情有一个懵懂的认知,只是不明白应该怎样去做。

 

其实回想起来,他还真是个挺可爱的小男孩,会在校门口碰到我时,大声地跟我打招呼说“Good morning,Ms. Wang!”;会在我偶尔表扬他的时候,露出一脸俏皮的笑容和两颗歪歪的小虎牙。虽然比多数孩子更加焦躁和多动,但他身上还是有着这个年龄的活泼与纯真。

 

也许不把ADHD当作一种病,而将它看成是一种个性特征或者身体状态,对孩子来说会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仔细想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同,有着各自的长处与短板。而这个社会往往急于给我们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以便分文别类。


 

// 原生家庭 //


得到了Johnny的启发,我也开始试着了解班上的其他学生。随着接触程度的逐步加深,我慢慢意识到,原生家庭带给一个孩子的影响,已经渗透进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且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在美国读公立小学的孩子,大多来自社会较低阶级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可能在另一个城市过着每天打三份工的艰苦生活,为生计而四处奔波;还有一些是历经千难万险,通过非法途径才来到这里的。对于这些孩子而言,学校是他们唯一能够学习的地方。

 

原生家庭教育的缺失,不仅给他们带来知识体系的断层,而且更容易造成性格方面的创伤:许多孩子可能因为缺少父母的关心而变成一个“Attention Seeker”(渴求关注的人,编者注)。

 

我在哥大的教授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都尤为深刻:Students not loved at home should be loved at school。那些无法在家庭生活中获得足够关爱的孩子,他们的缺失应该在学校里得到弥补。

 

家是我们的铠甲,却是他们的软肋。

 

而学校的环境也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由于社会阶层的落差和局限,有个别少数种族的孩子受到歧视和孤立,另一些学生会在无意中流露出对部分蓝领工作的贬低与不屑。尽管他们可能就来自这样的家庭,但自尊心与自卑感的矛盾与冲突,让这些孩子在难以形成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挣扎。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我都会很认真严肃地告诉他们,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或者一份工作,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尽最大的努力给他们传递这样的价值观。虽然这种观念的形成和普及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尤其是这里的很多孩子们都面临着“种族”和“阶级”的双重社会压力。

 

我也知道或许未来的某一天,现实的残酷会让这些期待溃不成军,但我仍然希望在校园生活里为他们保留这样一份纯真与美好。因为只有引导他们从小形成发自内心的自我认同感,才能真正给予这些孩子一副坚硬的铠甲,去面对以后的兵荒马乱与荆棘丛生。

 

在教学过程中,“因材施教”和“授人以渔”一直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两点。每一个孩子都是平等而独立的个体。我希望有一天,当他们离开学校之后,依旧能保持对知识的好奇心和独立学习的能力。原生家庭的很多问题也许没办法得到完全解决,但我希望在学校的这些经历能够给他们或多或少带来一些帮助。

 

面对这些孩子,我常常会觉得被赋予了一种使命:带领他们探索未知,并引导他们不断寻找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在这条道路上,我希望帮助他们走得越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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