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来有学者指出，对“有声的中国”的呼唤是推动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根本逻辑和动力。它不仅影响了人们的声音想象、感官体验，更是促进了一系列针对声音技术的反思、改革和实验。1这其中又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与各地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实践最为突出。她/他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喉舌”，是建设社会主义播音风格的主体。本文以播音员为研究对象，以地方广播部门档案、回忆录、经验总结为主体材料，附以政府报告和相关文件，追踪地方元素在播音风格衍变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由此探索社会主义听觉文化的复杂面相。学界一般将新中国播音风格的形成追溯到延安时期，认为该时期新华广播电台探索出的播音经验和技巧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播音规范与风格的形成。2不过，这些研究对更广阔范围内省、区和县广播电台的播音实践关注较少。对共和国初期播音风格的研究也缺少对地方的观照，并且将这种风格认作政治运动的产物。3这样的取向或许可以照亮播音实践在专业化、技术化和政治化方向上的演进轨迹，但却无法解释发声技术在地方播音员与本地资源互动之后形成的样式各异的声音实践。总的来说，目前的研究还未将播音以及听觉文化从政治附属品的位置上解放出来，挖掘其自身形成的脉络轨迹和内在逻辑。如果转换视角，进入地方并经由地方思考这些来自外部的力量的种种在地化实践，可以看到地方在以自己的方式进驻国家的喉舌，以多种多样的路径参与或规避国家对声音的塑造。本文的基本观点是，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播音风格并非如既有研究所展示的那样稳定、一元和一成不变。借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笔者强调社会主义播音风格不断在具体的地方的语境中被挪用、改造、重新定义，并因此呈现多声部的状态。巴赫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世界并不存在统一的意志，人物犹如不同的声音同时存在，互不融合。之所以如此，有赖于这些人物所根植的具体环境以及双方的有机互动。对他来说，“研究世界就是意味着把世界的所有内容作为同时存在的事物加以思考，探索出它们在某一时刻横剖面上的相互关系”4。在这个意义上，复调理论有助于我们摆脱后见之明，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播音风格形成过程中的各个瞬间不同元素所扮演的角色。本文认为，在对社会主义播音风格貌似持之以恒的追寻背后，事实上存在着各个层级、各个方向的力量与意图，尤其是无法为自上而下的中央意志所涵盖的、地方自身的情景和要求，后者与中央意志的协商，不仅不断重新定义着社会主义播音风格的意涵与实践，更为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技术政治内部的复杂性与多元性提供了新的视野。在正式讨论新中国的播音风格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延安时期新华广播电台探索出的播音经验和技巧。1940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党的“喉舌”自此开始发声。虽然中间经过短暂的停播，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台以及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在1940年代养成的播音风格，大致可以概括为“准确”“自然”和“爱憎分明”。其中，“播音第一位的是准确，理解要准确，表达要准确”，只有如此，“播起来才能自如，语气才能自然”。5当然，自然的语气并不是自主的，它又服从于稿件的体裁与内容。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播音员能力有限，还因为在战争的状态下，广播成为传递政令的重要工具。因此，保证声音对文本的绝对服从（声音清晰、发音准确）成为播音员的第一要务，以便政令得以准确无误地传递。除此之外，在对敌作战的环境中，有的播音员还形成了“爱憎分明”的播音风格，受到毛泽东的大加赞赏。6
新华广播的编辑工作后来，随着解放区面积的不断扩大以及人民电台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延安台播音员为主塑造的播音风格借助新建立的广播网迅速传播到其他解放区的电台，那里的播音员们是她们的忠实听众。而且，早在1941年中国共产党就指示所有的地方电台转播和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节目。7因此，当华北和东北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收听延安台节目的时候，它们也在积极地参与后者所建立的播音范式的全国化。在辽宁本溪新华广播电台，一位播音员曾回忆自己每次转播延安台的节目，“不仅仔细聆听播出的内容，还特别注意播音员的吐字发音和声腔语调，有时还用小本本记下来”，并由此掌握了“抑扬顿挫的规律”，学会了利用声音表达感情。8在延吉、邯郸和张家口电台也是如此。9可以说，延安台的播音经验和技巧构成了建国初期播音风格的主体部分。10新中国成立后，有两件事对播音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是1950年代初苏联播音经验的引入，它打破了自延安而来的发声方式在中国播音美学中的主导地位，出现了两种力量在彼此竞争中从中央向基层扩张的新局面。二是“发展农村广播网”被写进《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并在1955年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这在1950年代中后期直接催生了数以万计的基层播音员，在县甚至更低一级的广播站将政令、新闻、科普以及文化娱乐节目播送到全国各地听众的耳中。接下来，笔者将截取这两件大事中的关键节点作为剖面，分析不同元素在社会主义播音风格形成进程中的互动、纠缠与张力。
苏联经验的引入
1950年代初，苏联播音理念进入中国。它不仅是新的播音技术，还包括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话语，后者与延安经验互动深刻地影响了社会主义播音风格的面貌。苏联播音员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理论的影响，将自己视为戏剧表演者，其工作是有效地将广播稿中所蕴含的“最高任务”表达出来。他们奉行的播音风格是“朴素、自然，和生动的谈话一样”11。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播音员要熟悉稿件，理解稿件的内容和精神，使听众觉得自己不是在读稿件，而是真正地关注稿件的内容，并将内容讲述给听众。12并且，播音员要保持冷静、亲切的口吻，使听众听到广播，就好像是有人在和他们“扯家常”13。第二，播音员要重视不同类型稿件自身的特点，为每一类稿件找到合适的语气和口语表达风格。比如，当朗读社论之类的政治稿件时，播音员开始“用平静的有节制的音调”，但随着社论内容的变化，“要求读得激昂些的地方，才需要加强声音”14，以便把内在的情感保留到最后使用。对于以口号结束的社论，播音员则必须预先支配好自己的力量，把社论的最后一部分读得“富有充沛的感情和力量”15。朗读报纸和杂志则又是完全不同的技术要求。播音员应当想象他们在同听众拉家常。而且，在这样的氛围中，播音员可以使用不同的声调、音量和节奏来表达安静、愉快、愤怒、兴奋、生气等情绪变化。16可以说，虽然场合与内容不一，苏联播音员总是有意识地寻找恰如其分的声音表达方式。进入1950年代中期，苏联广播经验由中央向各省传播，标志是1955年广播事业局组织的全国播音工作会议。会上，一系列的发言人就苏联理念的不同方面进行了阐发，重点议题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最高任务”理论。广播事业局的领导指出，虽然具体到每一个稿件之时，它们各自所包含的“最高任务”不同，但它们都共享着建设社会主义和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这两个宏观的最高任务。播音员的任务就在于将“这个最高目的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一篇稿件的广播之中，不要使稿件中的任何一句一段离开它而游离出来”17。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油画上文提及的苏联有关“扯家常”式的播音理念也被广播事业的决策者们频繁呼应。例如，播音被视为一种特别的语言艺术活动，“广播每一篇稿件时都应有独特的风格，不同的感情、语气、速度和声调的抑扬顿挫，而不能千篇一律”18。播音“绝不是单纯指的是声调动听和词句清晰与否，而是要看播音员的播音是否是由于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稿件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所发生的最恰当的、最自然的声调和情感”19。在这个意义上，中央要求新中国的播音员们向苏联学习，不要再把听众想象成“像开大会一样聚集一起”，而应该是“三个五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或其他地方听我们的广播”20。会后，“最高任务”等相关概念进入广播系统，以指导纲领的形象出现在领导者和播音工作者的语言当中，并通过会议、文件、经验交流和训练班等形式一层一层传递到位于系统末梢的更为边远和基层的地区。然而，苏联“扯家常式”的播音风格所推广的实际上是一种“中产阶级式的收听方式”21。从1930到1940年代，苏联的广播站增加了十七倍，有线广播收听工具增加了五十六倍。22到1954年，全国共有喇叭一千四百万个，收音机五百万架。苏联当时的人口在两亿左右。23以全国范围来看，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收听工具。在收听工具更为集中的城市，这个比例只会更大。也即是说，随着收听工具在苏联家庭的普及，听广播已经由早期的公共活动转变为私下的和个人的实践。这一时期广播杂志里刊登的三五个人在屋里或者后院围坐桌前听收音机的照片（视觉化媒介），已经不仅仅是在贩卖新的听觉消费理念，还是对相当一部分听众私人生活的真实写照。24这种中产阶级的听觉美学在苏联播音理论之中，恰恰就表现为“扯家常”。从苏联广播总局局长到播音员的艺术总监都在强调，播音员要想象自己在同“一个亲近的人亲切地聊天”25，想象自己正在和“坐在一间小屋的一架收音机旁或喇叭前的一个或几个具体的听众”26交流。可以说，苏联家庭式的收听模式与其“扯家常”式的播音风格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但是，这样一种收听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考虑到在1955年平均1370户家庭才拥有一台收音机。27到了1956年，这些为数不多的收音机又在政府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运用于公共收听活动。换句话说，让新中国的播音员去想象她/他们与“三五个人”拉家常是不现实的。或许是基于同样的考量，有决策者对“一间小屋”下手，将这一苏式听觉美学的发生地从日常生活的图景中移出，将拉家常式的播音风格从三五个人改成了两个人碰面，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一些重要消息。这一微妙的调整极大地扩展了听广播的空间，人们可以在工厂车间、田间地头，或工作或休息，实现收听广播和传播消息的目的。这即是广播在新中国的实际用途：不是为了休闲与娱乐，而是为了生产和再生产。除了与中国现实状况之间的龃龉之外，苏联理念还与延安经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28上文提到，由于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在战争中养成的“爱憎分明”的播音风格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依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虽然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但作为其根基的阶级理论依然存在，并贯穿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革新与社会变迁。因此，承袭延安经验的中国广播事业决策者们对苏联播音实践中立场与阶级斗争的缺席表示了批评。正如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所质疑的，一个地主阶级背景和立场的播音员怎么可能会对农村正在进行的土改有任何积极的情感？同样，这样的一个播音员怎么可能对一篇庆祝土改成功的稿件产生正确的理解？因此，请她/他们去表现那些在新政权下翻身做主人的贫苦农民的幸福感，是不可能成功的事。29延安经验告诉决策者们，播音员的情感体验应扎根于群众的生活和语言之中。因此，梅益邀请播音员们向诉苦会上的贫农学习。这些农民的哭喊是真挚感人的，因为他们讲述的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相比之下，绝大多数的播音员出生于知识分子的家庭，缺乏关于经济生产和阶级斗争的知识。播音员们只有下到工厂和乡下，去接触工人和农民，才可以帮助其积累知识，还有助于了解群众的思想情感变化，熟悉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这被认为是端正播音员对群众的看法，改造其小资产阶级情感的关键所在。30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以此次中央向地方宣讲苏联经验作为巴赫金意义上的剖面，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苏联理念与延安经验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中国方面的选择性调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它介乎二者之间，并且极大地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复杂了二者之间的交流，这就是齐越在此次播音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齐越是革命时期延安台极为重要的播音员之一。1954年他赴苏联与苏联播音员交流学习，后以技术专家（播音员）的身份在此次播音工作会议上发言。他对苏联播音经验的态度直接影响各地播音技术人员对苏联风格的取舍和重视程度。在这次会议上，齐越基本上全面肯定了苏联的经验。他引用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苏联著名播音员加里宁的名言，宣称声音训练和日常实践对提高播音员的声音质量是不可缺少的。相较于梅益的慎重，齐越借用苏联广播总局局长布靖的话，强调播音员应当把播音想象成自己在和“一个亲近的人亲切谈天”,“在家庭的环境里”，“单独收听或者小组收听”31。齐越对苏联风格的肯定，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他对苏联经验的照搬挪用，抑或是对领导意见的体会不深。但他真正深远的影响则是在国家所限定的常规渠道之外为信息流通提供了新的可能。他的讲话创造了一个渠道，这个渠道在国家权威对其进行约束和限制的背景下，允许将中产阶级风格的友谊式的播音腔调传播给全国各地的播音员群体。
省级电台播音员的风格
虽然中央对苏联播音技术和理念有所保留，并意图以延安经验对其进行补充和矫正，但是，由于从延安积累的技术经验只形成了零星的报告32，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在全国范围内予以宣讲，因此各省级广播电台实际上依然是以学习苏联广播理念为主，尤其是齐越对苏联理念的阐释。1956年，齐越的讲话传到了河北台，用于提高台里播音员的播音水平。播音员们在学习了齐越的讲话之后，决定去阅读齐越推荐的苏联作品。他们讨论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并在读稿时设想面前有“两三位”听众，半脱稿地为其讲解。和电台同院的其他单位的同事看着他们在院子里做笔记，旁若无人，念念有词地表演，常常哑然失笑33。不过，也恰恰是这样的记录强力地证明了苏联播音风格已经成功地在河北台扎根并融入了播音员的播音技能之中。然而，同样有材料证明，省级电台也在中央的领导下成功利用延安经验克服了苏联模式的缺陷。上文中提到广播事业局领导对苏联模式中阶级政治的缺席的批评，并发出播音员要下基层接受锻炼和改造的指示。1957年，河北台也确实发了一个指示，鼓励播音员跟随记者去工厂和乡下采访学习。他们可以在群众中写稿，然后读给他们听，以便得到最直接的反馈，并作出相应的改动34。台里的播音员也确实曾随记者采访过饶阳五公村的全国劳模耿长锁，在那里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然后把自己写的稿件当面读给村民听，并做出反复修改。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1950年代中期“群众路线”在播音界的复兴在抵御苏联模式入侵的同时，也成功地起到了将新中国的现实融入播音员的语言和风格之中的作用。实际上，类似的做法可以在全国许多电台的报告材料中找到，并传达同样的信息：在苏联理念和延安经验到来之前，地方播音员是白纸一张；苏联理念和延安经验为地方提供了技术，指明了方向。但是，这样的材料即使不是有违实际，也是以偏概全的。它有意识地忽略了省一级播音员所能调动的丰富的地方资源，把播音员们塑造为只能在苏联和中央给定的框架中进行有限活动的主体。
齐越（左）与丁一岚在开国大典上播音而实际情况则远非如此。依然以河北省为例，早在建台之初，电台的播音员们博采众长，汲取多样的本地资源和中外传统提升自己的播音技能。她们跟话剧团的演员学习意大利美声唱法，跟曾经给慈禧太后唱过戏的艺人学吐字发音。35这些案例表明，就省级电台而言，在延安模式和苏联风格下沉之前，播音员们所能够调用的播音技巧是极其开放和多样化的。国家在播音风格标准化上的努力和地方实用主义的考量之间，产生了一个充满异质性的口语空间，这个空间为不同形式的发声技术在国家的声音的形成过程中进驻其中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地方依据自身处境，不仅可能早于国家实践“群众路线”，其实践的出发点也并不一定是对阶级斗争的捍卫。早在1951年河北台开创《对工人广播》节目之时，根据工人们的反馈，新入职不久的播音员刘述读稿件有“学生腔”。为了摆脱这个问题，刘述去了保定织布厂，和厂里的女工吃住在一起，生活了整整一个月。据她回忆：“上班了，我也去车间看纱锭，走织布机；下班了，和她们一块过小组生活，读报啊、办黑板报啊、谈论生产啊，就这样和她们慢慢地熟悉起来。”36不久，刘述的学生腔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满生活气息的声音。刘述的经历是与主流叙事背道而驰的。它提醒读者，地方播音员的主动性实际上可以超越国家的期待。不过，笔者的意图并非无限拔高地方的主体性，并造成其与国家的对立。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地方有自己的局限，但想要真正地理解地方的局限就必须首先将其从国家所设定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在河北，地方的局限表现为：此次实践的发生是如此的偶然，以至于即使是实践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对于新中国播音理论的发展所具备的潜在贡献。刘述和河北台没有把这一经验形成报告提交给上级部门，这也使得上级部门对此一无所知。如此一来，原本是一件极具社会主义特征的群众实践仅仅以一位女性播音员的自我实现收尾。刘述“深入实际生活”的尝试在她领会到了群众的语言特色之后就结束了。她走进听众的做法没有被制度化，并形成一整套的规范。来自地方的发明也同样为地方所困。
基层的播音实践
如果说省是中央的地方，那么县则是省的地方。对地方的二重区分在深入认识新中国播音风格的地方化上尤其重要，因为上一节中所讨论的省台播音员在形塑自己播音风格上的种种实践无法适用于县站广播员，后者有着更加因地制宜的处理方法。首先，苏联与延安经验继续下沉，不过，进入基层之后，双方关系发生变化，不再是以苏联理念为主，延安经验为辅，而是发生了易位，开始以延安经验为主，苏联理念为辅。这不是因为上面的推广力度发生了变化，而是基层播音员根据实际工作条件主动选择的结果。为了分析的便利，这一部分笔者依然将聚焦于河北省内，省台是如何尝试将这一系列的发声技术传至县站，而作为地方的县站播音员又是如何对待这一外来物的。1956年广播事业局决定大力发展农村广播收音网，为正在进行的农业合作化服务。当年，河北决定组织播音训练班，为县级播音员普及基本的播音规范。从培训内容可以看出，省里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播音员与从农村过来的播音员的区别，因此有意识地调整标准、降低门槛，便于播音员接受。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苏联模式在靠近县站播音员时变得愈发接近一纸具文。再一次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最高任务理论为例，在训练班上，播音员们被要求在播音之前将稿件阅读四遍。第一遍，播音员略读稿件，找出其中不认识的字、句，或者其他有错误的地方，借助字典或者询问他人来解决清楚。第二遍，播音员要找出稿件的“中心思想”。预料到这些播音员可能对理解这个新词汇有困难，训练员进行了说明，“中心思想也就是稿件的中心目的”，也即是“这个稿件交代的是什么问题，说明的什么问题，想达到的最高目的是什么”37。这或许是因为，训练员觉得这个概念难以解释，抑或即使解释了播音员也无法理解，所以苏联模式里最核心的概念“最高目的”在这里显得含混模糊，难以实践。其次，普及普通话不再是强制要求。虽然中央和省里一直强调播音员在普通话普及上的关键作用（而且中央台和省台的播音员也正是这么做的），但县站的播音员实在是说不了标准的普通话。在训练班上，县站播音员没有被要求学习普通话，也没有被告知她们有传播普通话的责任。县站播音员之所以在使用语言和口语表达方面比省里和中央的同事们有更大的自由度，是因为学习普通话是需要人手需要时间的，需要进行训练的，而在已经为了农业合作化事务忙得不可开交的县干部那里，最缺乏的就是时间和人手。更何况，学习普通话还有可能得不偿失。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听懂普通话，所以普通话播音甚至会赶走他们有限的听众。
1956 年 9 月 18 日，河南农民收听刘少奇在第八次党代会上的报告（图片来自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建台 60 周年的纪念画册）最后，苏联模式和延安经验都奉为圭臬的“自然”语气在县站播音员的培训变成了选修项。之前提到她们被要求读四遍稿，“自然”语气即隐藏其中：想象面前的“具体听众”38。挖掘稿件中所蕴含的情感依旧是重要的任务，但是并没有人告诉她/他们该怎么做。训练员仅仅告诉后者不要满足于流利地阅读稿件。后来，一份公开的播音员守则规定：“在播音之前，播音员至少要将稿件阅读3遍。”39如此一来，“自然”语气就更加可有可无了。在农村，它升格为那些不满足于流畅读稿的播音员们所追求的理想。在对县站播音员的培训中，标准化的对象从语气自然变成了声音响亮。训练员认为：“如果我们咬字不清楚，声音不动听，使人听不清，人们就不愿意听了。”40当然，如果条件不允许，县站播音员也可以不用清晰和响亮的声音播音。在一篇用于此次训练班的讲稿上，它先是写着播音员“必须有清楚优美的声音”，但或许是意识到这有些不切合实际了，有人就将其改成了播音员“必须努力培养自己具有清楚优美的声音”41。这样的修改充分展示了电台领导们的考量：必须降低中央的标准以符合地方的实际，不然就招不到足够的播音员去完成任务。但即使是实现声音响亮这个目标，也是需要培训的。省台的训练员告诉学员们，要想大声说话，播音员必须有足够的“气力”。但对许多只接受过三四年小学教育的农村播音员来说，“气力”是一种神秘的存在，恰当地使用它是困难的。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告诉她/他们要保护嗓子，避免任何对其有刺激性的东西，如香烟、辣椒和酒。播音员们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经常锻炼身体，因为如果感冒了，那么“声音一定发闷，或者声音沙哑”42。唯一“保真”地传达到地方的是对播音员政治身份的强调。先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向各省播音员代表解释了声音的政治性，现在省台的训练员向各县的播音员强调一个好的播音员必须对政治充满激情，并且对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充满兴趣。如果一名播音员缺乏这些，那么她/他将“注定产生不了真实的情感”43。作为学员，昌黎县广播站的播音员王晓轩感到这些培训非常有用，“可真是雪中送炭一样”。她开始意识到，“播音员是党的有力喉舌”。这项新工作，赋予了她新的生命意义，使她寻找新的、活力四射的自我，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播音员的工作中。用她自己的话说，“这一工作真是光芒万丈，前途光明。我要奔着这光照，去完成党交给我的工作”。44这些言辞表明，延安经验中的政治立场在由中央到省再到基层的下沉过程中，非但没有被淡化，反而被不断增强，并被融合到基层播音员的自我认同之中。很明显，训练班上提及的内容，不管是源自延安的经验，还是来自苏联的理念，都借由中央指定的渠道到达基层播音员那里。但是，基于河北本省经验而提炼出的发声技术，如上文中提到的与话剧团成员学习意大利美声唱法，跟在慈禧太后面前唱过戏的老艺人学吐字发音，以及和纺织女工同吃同住学习她们的说话方式，却被排斥在训练班之外。造成的结果是，基于本地经验而产生的发声方式被悬置，没有真正地反馈到更基层的播音员身上，从而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作为基层播音员的王晓轩来说，真正将她与中央台和省台的同事区别开来的，除了不断衰减的技术因素和不断增强的政治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或许是围绕在她身边，构成她日常工作环境的生产和传递声音的机器。在担任播音员之前，王晓轩以为这个工作“也就是说说话，放放唱片哩”45。一入职，她就意识到自己错了。她最要紧的工作是学会操作那些使她能够“说说话，放放唱片”的机器：话筒、放大器、唱片机等等。如果是在中央台或者省台，她是不需要学习这些的，因为自有相关部门的技术人员去打理。但是，在县级广播站，她一个人要会编写稿件、播音、录音等所有的工作。据她回忆，有时真是支撑不住了（“动转不行”）。46虽然王晓轩后来成功学会了操作这些机器，但她的经历生动地表明：地方的实际情况不仅决定了县站播音员在何种程度上去接受来自中央和省里的指示，而且还会在此之外使播音员因地制宜地满足基层的需要，而这也得到了领导机关的默许，因为王晓轩被评为模范播音员的一项事迹即是熟练使用各种机器。结论综上，笔者借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选取延安经验与苏联播音技术的碰撞和下沉过程中的数个关键节点，考察地方如何在不同层面参与新中国播音风格的塑造。这种考察方式有助于我们在观测到不同力量与因素之间深刻互动的同时，与发展史观以及目的论史观保持足够的距离与警惕。与此同时，地方被遮蔽的特性及其局限也并非只能以中央的对立面的方式存在，而是有着自己的特点。作为反思，如何让新中国发声，牵涉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再解释和再发掘。从延安一路走来的这一独特风格的播音方式，作为二十世纪革命在听觉上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地方与各种资源、知识和技术相遇，并将其结合到自己的内核之中。充分意识到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声音中所体现的地方性、大众性、异质性，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新中国的听觉文化，还可以促使我们反思新时期以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播音风格的主流叙述。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地方的视野之内，新中国听觉景观的整体面貌不是被政治独占的，而是不同异质元素相遇并相容于广阔的社会主义文化之中。 [本文为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听觉经验研究”（编号：2020EWY014）的阶段性成果]
1 唐小兵、康凌：《前言》，唐小兵主编：《聆听现代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出，第1页。2 姚喜双：《中国解放区新闻播音语言规范》，语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高国庆：《中国播音学史研究》，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页；彭芳群：《政治传播视角下的解放区广播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44页。3 M.Paulina Hartono, “A Good Communist Style: Sounding like a Communist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in Representations, 1 (2020), pp.26-50; Jie Li, “Revolutionary Echoes: Radios and Loudspeakers in the Mao Era”, in Modern China, 1 (2020), pp.25-45.4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复调小说理论》，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9—60页。5 齐越：《播音员日记——解放战争年代的播音工作》，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选：《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第1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6 钱家楣：《陕北战争期间播音工作的片段回忆》，中国广播电视史学研究会、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编选：《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7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1941年5月25日），新华社新闻研究部编：《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1辑，内部发行，1981年，第9页。以及同册第13页《中宣部对各地出版报纸刊物的指示》（1942年12月10日）。8 严林：《本溪、安东两台播音生活的回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选：《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第4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9 刘竞：《难忘的岁月——记在延吉新华广播电台工作片段》，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选：《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第1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200页。姚喜双：《中国解放区新闻播音语言规范》，第169—172页。柏立：《播音工作的片段回忆》，转引自姚喜双：《中国解放区新闻播音语言规范》，第172页。10 实际上，广播作为一个能够超越地域限制的现代媒介在二十世纪被多种政治力量广泛地用于社会整合。具体可参考Chanan Naveh, “Israeli Radio during the Six Day War: The Voice of National Unity”, in The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 2 (2009), pp.99-116; Alexander Badenoch,Voices in Ruins: German Radio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Wake of Total W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11 列维坦等：《播音的基本原则》，齐越整理、中央广播事业局编：《苏联广播工作经验》,中央广播事业局1955年版，第256页。12 弗谢沃罗多夫：《苏联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工作经验》，刘尔煌译，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广播工作参考资料》第1辑，中央广播事业局1954年版，第62页。13 同上。14 列维坦等：《朗读政治性材料的方法》，齐越译、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广播工作参考资料》第2辑，中央广播事业局1955年版，第2页。15 同上。16 同上，第1页。不过，有两种场合，播音员不需要和听众拉家常。当朗读政府公报时，第一部分播音员要读得慢些，第二部分则可以采用朗读文艺作品的方式进行处理。在朗读国外简讯时，除了慢一些，更清楚一些之外，播音员“应当只是读，而不要讲述”，以保证听众意识到他们所听的东西并不代表自己所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和观点。参见《广播工作参考资料》第2辑，第4页。17 左荧：《播音是一种语言艺术活动——业务学习笔记之二》，赵玉明编：《风范长存：左荧纪念文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95页。18 左荧：《播音是用语言进行宣传的艺术活动》，广播事业局业务研究室编：《播音工作经验汇集》，广播事业局1961年版，第22页。19 同上。20 同上，第18页。21 Stephen Lovell, Russia inthe Microphone Age: A History of Soviet Radio, 1919-19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64.22 梅益：《苏联广播——为共产主义胜利而斗争的强大武器——纪念莫斯科广播电台正式播音三十周年》，《人民日报》1954年11月23日。23 新华社：《苏联人口二亿零八百多万》，《人民日报》1960年12月25日。24 Stephen Lovell, Russia in the Microphone Age:A History of Soviet Radio, 1919-1970, p.64.25 布靖：《论广播的方法和形式》，《苏联广播工作经验》，第35页。26 弗谢沃罗多夫：《苏联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工作经验》，刘尔煌译，第62页。StephenLovell在其著作里也注意到了这一重要现象,参见Russia in the Microphone Age: A History of Soviet Radio, 1919-1970, p.97。
27 在一份报告中，左荧提到大约有八万个家庭拥有收音机，而在合作社、工厂、政府部门设立的公共收听点达到了五万六千个。见左荧：《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建设农村收音网的防线：对今明两年在全国有条件的省区逐步建设农村有线广播的指示的说明》，《广播业务》1955年第1期。这一年的全国家庭总数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28 在广播领域之外，这种现象也时常发生。伯恩斯坦认为，1950年代赴华的苏联专家多多少少都沾染了一些官僚主义的气息，他将之称为“官僚和中产阶级式的斯大林主义（bureaucraticand middle-class Stalinism）”。见Thomas P. Bernstein, “Introduction: The Complexities of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in Thomas P. Bernstein and Hua-Yu Li eds.,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 Lanham:Lexington Books, 2010, p.8。
29 梅益：《播音员的努力方向》，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编：《梅益谈广播电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30 左荧：《播音是一种语言艺术活动——业务学习笔记之二》，赵玉明编：《风范长存：左荧纪念文集》，第93页。
31 齐越：《向苏联播音员学习：在播音业务学习会上的发言提纲》（1955年3月），河北省档案馆，档案号1032-1-61。32 姚喜双：《重读播音史上三个重要文献》，鲁景超编：《用声音传播——人民广播播音7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66页。33 吴新：《建台五十五周年随感》，《河北广播》2004年第C00期。34 吴新：《建台五十五周年随感》。35 吴新：《往事留声》，《河北广播》2009年第4期。36 刘述：《我一生钟爱的播音事业》，《河北广播》2009年第4期。37 《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广播管理处关于广播站长会议、播音员业务座谈会、技术训练班会议中的计划、总结、教材》（1956年），河北省档案馆，档案号1032-1-58。38 《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广播管理处关于广播站长会议、播音员业务座谈会、技术训练班会议中的计划、总结、教材》（1956年）。39 同上。40 《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广播管理处关于广播站长会议、播音员业务座谈会、技术训练班会议中的计划、总结、教材》（1956年）。41 同上。42 同上。43 同上。44 《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广播管理处表扬广播收音优秀工作者的通报》（1957年7月24日），河北省档案馆，档案号1032-1-58。此处姓名已经过技术处理。45 同上。46 《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广播管理处表扬广播收音优秀工作者的通报》（1957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