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与批评】何卓伦 | 转型时刻的“劳动乌托邦”建构——新时期科幻小说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

何卓伦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6期

摘要：在历史的重大转轨刚刚于中国出现的新时期之初，席卷全国的“科幻热”构成了如流星一般短暂而璀璨的文学事件。由于该事件仅在新时期之初的特殊历史语境下才得以发生，因而应将其放在“新时期文学”这一共时性的话语场中加以定位。科幻小说可被视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另类写作”，借助社会-形式分析的方法，从新时期科幻发展线索中可以发掘出“劳动乌托邦”的母题。这一母题首次出现在《小灵通漫游未来》的主题生成过程中，在一系列“科学家与岛”的故事中获得形式规定性，并最终在郑文光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探索中走向终结。这一转型时刻的乌托邦建构，征候性地反映出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焦虑，并于不经意间参与了新时期情感结构的形塑。关键词：转型时刻；新时期科幻文学；知识分子另类写作；劳动乌托邦；社会主义新人

新时期之初，席卷全国的“科幻热”构成如流星一般短暂而璀璨的文学事件。¹作为新世纪科幻文学的先声和“前史”，这一被埋没的文学史现象由于深刻关联着“新时期”转型时刻的特殊语境，而迥异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幻文学”的发展轨迹：新时期科幻小说的勃兴并非图书市场的自发现象，而与由政策推动的全民科学热相伴而生。随着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全社会兴起了“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而科幻小说则由于兼具科学性、趣味性与通俗性，成为以科普为目的的“科学文艺”中最受欢迎的一种。除此之外，新时期科幻小说对未来的美好许诺，与此时主流文学对过去的血泪控诉，是有关同一个历史时刻的两种叙事。因此，不同于传统的科幻史研究，将新时期科幻作为“新时期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能为科幻研究打开历史视野，也有助于重新思考新时期文学场域的复杂面向。

事实上，无论从写作主体（知识分子）还是从阅读受众（广大市民群众）而言，新时期科幻小说都与主流文学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其文本的风格面貌却不尽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可以将此时的科幻小说视作一种知识分子的“另类写作”，它们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主流写作”一起构成颇具张力却又互相补充的总体文学图景：当主流文学纷纷宣告“梦醒”或“梦碎”的时候，却有这么一小群人正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造梦”。一面是畅想未来的亢奋情绪，一面是“文革”梦魇挥之不去，这种转型时刻的矛盾与张力深刻地影响着科幻小说作者的情感结构。而作为对这种历史压力的征候性回应，精神的内在冲突铭刻于形式之中，推动着新文类的诞生与理论话语的异变。这种社会-形式分析的视角无疑可以为理解新时期科幻的母题提供启示。

本文将由此出发，从新时期科幻的典型文本中归纳出一种“劳动乌托邦”的普遍结构，这是专属于改革年代的“劳动乌托邦”，它们以全新的孤独个体的“劳动叙事”的创造为标志，悄然置换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劳动话语的政治内涵。这一结构的核心特征首次出现在《小灵通漫游未来》的主题生成过程中，在一系列“科学家与岛”的故事中获得其形式规定性，并最终在郑文光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探索中走向终结。沿此逻辑，本文的论述将从对新时期科幻的代表作《小灵通漫游未来》的版本学分析开始，并回答如下问题：在这个著名文本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构成其经典意义的最核心要素是在什么时候诞生的？或者说，“劳动”作为该小说凸显的主题，具有怎样为人忽略的重要意义和历史性？

01

当“小灵通”开始“漫游未来”：劳动乌托邦的主题生成

提起新时期科幻，人们能想到的第一个名字，或许就是1978年问世的《小灵通漫游未来》²。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这部尘封了17年的科学幻想作品，终于以新中国第一部科幻单行本的面目出现在小读者面前。首印150万册，总印数超300万册，³巨大的发行量和种类繁多的衍生品，使其足以代表一个时代人们的期望与想象。对于这种想象所反映的时代征候，近年来的研究已多有反思。遗憾的是，这种反思大多拘泥于书中具体的科技想象内容，却没人注意到构成这部小说“主题意蕴”的乌托邦元叙事。这也使得研究者往往只抓住了文本中的一些具体现象—如韩松注意到未来市“几乎是由工程师来管理的”，且“不涉及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⁴李静观察到未来市“是一个自动化、机械化与无冲突的样板”⁵—却大都对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不甚了了。实际上，“小灵通”作为一个跨越两个时代的文学形象，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文本演变过程。上述被研究者捕捉到的特征，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在文本重写和改写的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的。

首先，“小灵通”作为一个儿童文学符号并非叶永烈首创。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这位时常带着望远镜和照相机的小记者就已经出现在《新少年报》当中。作为信息的转述者，小灵通以一个儿童记者的身份，在科技知识与儿童的兴趣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使小读者领略到科学的神奇和有趣。叶永烈最开始征用这一儿童报刊的形象，也正是出于这种科学普及的技术需要，即“抓住了一根贯串线，把那些一条条孤立的科学珍闻，像穿珍珠一样串了起来”，以补救自己写的《科学珍闻三百条》“太枯燥，太乏味”的弊病。⁶正因如此，那时的小灵通还没有真正开始“漫游未来”，这从小说原标题—《小灵通的奇遇》⁷中就可以看出来。

真正作为一个主题的“未来”，是在作者于1978年的修改中才诞生的。比照1961年的初稿和1978年的正式版，我们可以发现，文本在具体的科技想象上只发生了细节上的改动，这些改动绝非不重要，然而其意义却并不能立即直观地显现出来。⁸比如，初稿中小灵通除了参观小虎子的家之外，还依次参观了“林老师”的化学粮食厂和“农厂长叔叔”的农厂。林老师是教小虎子化学的老师，而农厂长叔叔则是小虎子在学习农业的过程中交的朋友，而在1978年版的故事中，最大的变化是负责化学粮食厂的人变成了小虎子的妈妈，农厂长则变成了小虎子的爸爸。又如，初稿在介绍环幕立体电影的那一章，小灵通的爷爷依照时间顺序回顾了电影技术从过去发展到现在的全过程（这里尤其可见《科学珍闻三百条》那种堆砌知识的风格），然而在1978年版中，这些对电影技术发展史的介绍被悉数删除，重点突出了小灵通面对先进未来科技时的“震惊体验”。这些具体的细节变化就其自身而言只是一些发散性的能指，要参透其中奥妙，必须找到两个文本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中心点”，细节的变化正是随着中心的改变一起出现的。

而文本的“中心点”，则无疑是被今天的研究普遍忽视，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一些评论当作“文章的点睛之笔”⁹的“未来市的过去”和“小灵通的来信”两节。正是在对这两节的改写中，未来市作为新时期乌托邦模型的意义才得以明晰和彰显。在前一节中，参观了种种未来科技的小灵通感到自己不得不向读者解释这一切是怎么来的，于是去未来市图书馆找到了一本“未来市的历史”，通过这样一本“书中书”明确地向小读者指出“通往未来之路”。在1961年的初版本中，“未来市的历史”分为前7页的概述和自第8页开始的具体阐述。前7页的概述以人与自然的斗争为主线，人类以劳动和智慧作为“武器”，“赶走了猛兽毒蛇，向大自然宣战”，经过一百年的斗争逐渐战胜大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从第8页开始，就是一篇篇介绍具体科技发明如何诞生的文章，作者一带而过，并总结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只有一个，即劳动人民。可以说，原初的版本带有革命年代常见的政治内涵和阶级意识，从现在到未来的时间跨度并未被凸显出来。

而这种劳动人民的斗争叙事在1978年正式发表的版本中通过大量删减革命字眼发生了质的转变。最典型的征候就是从第8页开始的具体斗争实践被一笔勾销，只留下前7页抽象的宏大叙事。劳动和智慧从“武器”的层面被提升到本体论的层面，而“斗争”也在行文中被悄然替换为“艰苦奋斗”。最终，文章的落脚点从原初带有阶级内涵的“劳动人民”转变为抽象的“劳动”本身，这从第7页开始的留白中体现出来：

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百年后、一千年后、一万年后、十万年后……未来市将变成怎样？这最新最美的图画，是靠我们用劳动的双手去绘制，也是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把它建设得更美丽，使我们的生活更幸福。¹⁰

在这里，我们能很明显地感受到“未来”的时间性从幕后被推向了舞台中央，由于改造自然的具体实践被抽象的劳动理念所替代，人类活动的历史因而变成了一种量变积累的自然进程—在一种简化了的线性发展图景下，人们不断地凭借劳动和智慧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为了让这个新的主题更加显眼，叶永烈又将1961年初稿的最后一节“是真是假”改编为“小灵通的来信”，同样是以小灵通给“编辑大朋友”致信的口吻写成，相比初版的“来信”侧重于解释“未来市”其实只是科学幻想，新的“来信”则把重点转移到明确小说的主题意蕴上：

未来的城市，靠谁去建设，靠什么去建设？靠这本书的小读者—我们祖国未来的建设者们，用智慧和劳动去创造和建设。

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也将创造美好的未来！¹¹

可以说，通过对“虚构历史”的删改，叶永烈为自己的小说找到了适当的主题，从而让原先纯粹技术化的“科技珍闻罗列”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真正构成了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在新时期删改的这两节的确是“点睛之笔”。通过作为中心的“劳动”主题，我们重新回到前述细节变化上，不难看出，每一个细节都暗示着一种质的断裂：首先，工厂厂长与“爸爸”的同一，意味着社会职业与家庭身份的重叠。通过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包裹进核心家庭的血缘网络中，叶永烈彻底取消了小灵通“奇遇”的社会性，这与“未来市的历史”从斗争叙事转变为抽象的、个体化的劳动叙事是一致的；而电影技术发展史的擦除，则重点凸显出从“现在”直接跨越到“未来”的乌托邦内涵。由此可见，由个体劳动创造出的乌托邦—一种“自动化、机械化与无冲突的样板”—正是在转型时刻的历史语境下获得了全部活的灵魂。

通过预设一个光明的未来，虚拟一部“劳动和智慧”的历史，新时期的科幻小说中出现了首个“劳动乌托邦”。这里的“劳动”，固然关联着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但也可在阿伦特的“工作”概念下加以理解—区别于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活动的，一种生产物质产品、建设物质世界的活动。这样的乌托邦向其读者作出如下承诺：创造一个理想未来的关键不在于革命、不在于政治斗争，而在于扎扎实实的勤恳劳动（尤其是脑力劳动）。具体到他们这个年龄段，就是如一位小读者所自觉认识到的“认真读书，努力学文化”¹²，只要每个人都努力奋斗，世界就能波澜不惊地一直往前进步。然而，《小灵通漫游未来》作为新时期科幻最早的重要作品，毕竟跨越了两个时代，因而其形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瓶装新酒”的过渡特征。在紧随其后而来的一组文本中，我们将看到“劳动乌托邦”作为一个主题，如何在科幻小说中获得其形式规定性，而在这种形式的创新之下，又潜藏着怎样的历史焦虑。

02

“科学家与岛”的故事：“劳动乌托邦”的“典型”形态

由于旨在强调劳动的根本重要性，《小灵通漫游未来》除了对劳动成果的精彩展示和对历史的粗线条勾勒外，并没有展开对劳动过程的具体描述。幸而这一想象力的空白很快得到了弥补。在同年出现的重要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¹³里，科学家的劳动得到了具有开创性的全新设想：在某背景不明的公司的精心安排下，华侨科学家胡明理被安置在大洋深处一座不知名的孤岛上，这里风景如画却荒无人迹，有着全套自动化的实验设备，唯一陪伴着科学家的只有一个助手和一个忠心的哑巴仆人。作为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成人科幻，这样的安排绝非无心之举。就文本内在逻辑而言，这种劳动环境的安排是为了与人物性格相适应：经历了种种利益集团的瞒骗和利用，科学家发现自己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遂决定隐居荒岛，遗世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作者似乎对他的这种行为持有批判态度¹⁴，因为这种脱离社会关系的幻想和他天真朴素的和平主义观念有内在联系，并最终导致他再度陷入帝国主义的阴谋圈套中。然而，吊诡之处就在于，这种被作者以批评姿态描写的劳动环境，却无意间成了新时期科幻中一个重要传统的发端—在这个姑且称之为“科学家与孤岛”的故事类型中，有在月光岛上研究蚂蟥的梅生（金涛《月光岛》¹⁵），在无人荒漠研究烈性腐蚀菌的杜教授（叶永烈《腐蚀》¹⁶），带着父亲的发明穴居荒山的娄山（叶永烈《黑影》¹⁷），隐居阴森古庙、能够妙手回春的曾教授（郑文光《古庙奇人》¹⁸），还有一个人在江边踽踽独行的地质学家罗宇刚（刘兴诗《逝波》¹⁹）。在这类故事中，科学家以一种在现代科研活动中极为罕见的孤绝姿态远离了社会，成为孤独的劳动者，面对着大自然的美丽和荒凉静默不语。

更为有趣的是，这些风姿各异的自然环境竟被叶永烈误用恩格斯的“典型环境”理论加以概括和推崇。在《论科学文艺》里，他指认了一系列成功描写出“典型环境”的作品，其中就包括《珊瑚岛上的死光》中的“海上孤岛—珊瑚岛”²⁰。而生活于其中的胡明理也就自然是一个“典型人物”²¹。当然，这种“误认”典型的直接原因在于叶永烈缺乏文学理论的训练，因而无法理解典型的关键在于对特定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在他的观念里，“典型人物”即“特征鲜明的人物”，“典型环境”约等于“富有特色的自然环境”。然而，这更应该被当作一种征候性的表现，来促使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在新时期的历史语境下，为什么科幻小说家会把自然环境视为“典型环境”，把与社会相脱离的人物视为“典型人物”？或者更进一步地追问，如何理解新时期科幻小说中这一故事类型的“典型性”？

事实上，如果要为这一类孤独科学家形象找一个原型的话，这个原型并不在科幻小说内部，而应溯及徐迟发表于1978年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²²。在这个被视作“新时期文学的起源”²³的文本中，一个“科学家与孤岛”的幻想故事的种子，正埋藏在看似客观的纪实文字的土壤里。在这里，陈景润的形象被描述为“一个踽踽独行，形单影只，自言自语，孤苦伶仃的畸零人”，他与周围的现实环境格格不入，“被排除在这一切欢乐之外”。²⁴内心的孤独感使他即便生活在火红的革命年代，“为革命钻研技术”²⁵，也如同一个人与荒凉的自然环境搏斗，这表现在对他攻坚克难的劳动过程的如下文学描写中：

他越过了雪线，到达雪峰和现代冰川，更感缺氧的严重了。多少次坚冰封山，多少次雪崩掩埋！他就象那些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英雄登山运动员，爬呵，爬呵，爬呵！而恶毒的诽谤，恶意的污蔑象变天的乌云和九级狂风。而热情的支持为他拨开云雾；明朗的阳光又温暖了他。²⁶

生活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然而心里却独自面对着雪山和冰川，这种自然环境中的孤绝意象生动无比地勾勒出孤独劳动的境况。正因如此，当作者描述他的劳动成果时，隐藏在纪实文字之下的“想象中的自然”又一次浮现：“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雪岭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²⁷

金涛小说集《月光岛》，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诚然，当把这一类“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追溯到《哥德巴赫猜想》时，我们应该首先意识到这其中蕴含着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刻转型。如同黄平在《〈哥德巴赫猜想〉与新时期的“科学”问题——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中指出的，新时期的陈景润不仅作为一个文学典型，颠覆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代“红与专”的辩证法，将对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要求纳入“改革政治”的轨道；更是在《中国青年》杂志的讨论中，被树立为值得青年学习的社会先进典型，从而“为‘现代社会’与相匹配的‘新人’的历史出场开辟道路”²⁸。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景润在新时期的出现，宣示着专业主义的重新登台。然而，本文将新时期科幻小说纳入讨论，并不仅仅满足于用一批新材料补充旧结论。如果说意识形态话语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陈景润这一典型形象的政治内涵，那么从更偏离意识形态要求的科幻小说的角度切入，则可以帮助我们对包括陈景润在内的科学家形象谱系的“典型性”产生新理解。如本文引言所说，科幻小说是“梦碎时代”的知识分子给新时期造的一场“梦”，这种“造梦”的活动是在官方普及科学的政策推动下产生的。因而，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和读者大众的接受之间，需要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潜意识作为中介。这一系列由陈景润生发开去的“科学家与岛”的故事，这种充满文学想象力的自然景观和人物内心风景的构造，并不能由外在的意识形态要求所决定，而正是这种潜意识在场的征候性反映。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不会觉得叶永烈把新时期科幻的“典型环境”指认为自然环境描写只是某种可笑的理论误用，这更像是一个信号，提示着在为新时期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时，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这种主体意识表现得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在于对政治生活的厌倦和逃避。最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的—吊诡的现象又一次出现—莫过于那些力求主动反映现实、表现“文革”“伤痕”的科幻小说，也就是郑文光所推崇的“科幻现实主义”²⁹作品。这一类作品虽然并没有表现出《小灵通漫游未来》那样的乐观态度，但依然采用了乌托邦的形式，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虚化为飘渺梦幻的乌有之乡。在鼓浪屿“充满诗情画意”³⁰的夜里诞生的《月光岛》就是如此，这篇“被认为是科学文艺领域倡导思想解放的开山之作”³¹的小说有着类似于伤痕文学的情节模式：在“文革”的动荡年代，一个原本安宁的知识分子家庭一夜之间支离破碎，受不了迫害的少女孟薇投海自尽，被流落荒岛的青年梅生救起，原来梅生就是孟薇父亲的得意门生。二人在荒岛日久生情，却因为孟薇的政治身份连累梅生，最终酿成一出爱情悲剧。乍一看，小说的政治批判意图是十分明显的，但也正由于这种意图的显豁，没有哪部作品比它更适合说明什么叫“去政治化的政治书写”：借助科幻小说偏离主流写作的自由度³²，这里既没有党委书记代表组织宣布平反的光明结局，也没有强烈的“新旧时代对比”，与之相反，男主角梅生面对突然刮起的政治风暴，第一时间选择隐居月光岛，做了逍遥派。而女主角孟薇面对自己的政治身份恐连累梅生无法出国的现实，她的做法则是又一次的逃避—跟随月光岛上的天狼星人远远地离开地球！可以说，这样一种对政治的厌倦和畏惧，正是作者本人心态的真实写照，在谈到为什么投身科普事业时，作者坦承“只是对我个人而言，每当我投身大自然的怀抱”，自然的美丽“总是使我忘掉人世的倾轧和喧嚣，我的心境会变得纯净澄明，我也会从大地吸取营养和力量，愉快地拿起笔来”。³³

主动书写政治，不是为了改良和革新政治，而恰恰是为了告别政治、遗忘政治。这几乎是新时期科幻所有“反映现实”的作品共有的倾向。在这里，“政治”被处理成生活世界的“异在物”，作为一个独立的抽象领域与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分割开来。恶政的终结并不是由于某种代表“光明”的力量（如主流文学中常见的老干部形象）与之斗争的结果，而常常是来自于内部的自我瓦解，被自己的疯狂所反噬。郑文光《命运夜总会》的结构处理就堪称经典：主人公由于“探亲”的缘故，被迫中断自己的“正常生活”，闯入象征资本主义罪恶渊薮的H港，在目睹了“文革”分子最后的疯狂与毁灭后轻巧地抽身而退，“回到那哺育他、给他生命、给他智慧的北方的大地”³⁴，恢复了生命的活力。

带着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新时期科幻中出现的科学家总是陷入一种“孤独劳动”的境况，他们要么隐居于美丽的自然风景之中，要么沉浸在科研的快乐中不问人事。事实上，无论是对大自然的静观（沉思），还是对科学技术的钻研（制作），都内在地包含着“反政治”的倾向。“政治活动需要言说，相比而言厨师的活动不需要过多的言语”³⁵，如果科学技术仅仅代表着作为物质客体的生产力，那么科学活动也如是。由于经历了将一切政治化的极端年代，作为受革命暴力冲击最大的群体之一，新时期知识分子的伤痕不仅仅表现在公开的历史控诉中，而且被压抑在无意识的层面，以至于生成对政治活动本身的恐惧感。科学也好，大自然也好，都提供了理想的避世之所。这种避世理想在叶永烈的《黑影》中通过主人公对鲁滨逊生活的热切向往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让人感到作者之所以把娄山逼入绝境，仅仅是为了制造一个理由能让他实现这种鲁滨逊式的理想。在莽莽荒山之中，主人公想起鲁滨逊站在荒岛上时，曾“不断地带着一种高兴的心情想到我多么象一个国王”。而这种心情正是他自己的内心写照：“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这里没有警察总局，没有‘民兵’指挥部，没有间谍机关，没有人来追捕我”，“如今，在鬼山上，我是大王。这里的国王是我，这个王国里的唯一国民也是我”。“鲁滨孙在荒岛上尽管是孤独者，但他是自由者，因而也是幸福者。我想走鲁滨孙的道路，做二十世纪的鲁滨孙！”³⁶由于这样大胆的心理描写实在有些出格，容易授人以柄，最终这篇小说在1983年的清污运动中被当作“科幻小说中的《苦恋》”³⁷加以重点批判。然而，与《苦恋》结尾艺术家在大地上用生命写下的问号相比，叶永烈饱受批判的那句“我决心到荒山上去，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³⁸与其说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对抗，毋宁说是此一时期知识分子“远离政治”的心态最典型、最直白的体现。³⁹

“科学家与岛”这种故事类型的出现，让在《小灵通漫游未来》那里还只是观念的“劳动乌托邦”得到了具象化呈现。“劳动”从纸上的词句一变而为具体生动的科研过程，“乌托邦”则从表面的物质丰裕深化为精神的安宁，一种如世外桃源一般无人打扰的状态。一面是对劳动的诗化想象，一面是对政治的恐惧与逃避，新的历史内容在浮出水面的过程中必然为新的形式开辟道路。在这类充满张力的“科学家与岛”故事中，形式的创造性和可能性被郑文光推到了它所能达到的极限，并最终走向了自我瓦解的结局。

03

郑文光的“社会主义新人”：“劳动乌托邦”的潜能与限度

如果说新时期科幻小说的兴起以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为标志，那么郑文光的系列作品则将之推向高峰。“劳动乌托邦”的诗意想象在郑文光笔下发出了最绚烂的光辉，以至于如今读起来依然十分激动人心。与此同时，作为老式理想主义与新时代反理想特质的奇妙混合，这一文类的内在征候也以最典型的形式出现在他最优秀的作品中。因此，通过对郑文光这一个案的分析，我们能更深入具体地把握这一文类的发生机制，以及它对新时期的情感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与叶永烈一样，郑文光对“劳动乌托邦”的创造性发展也伴随着对理论话语的征用，那就是对所谓“社会主义新人”的反复宣扬。不过有趣的是，郑文光提出“社会主义新人”甚至要早于官方的正式阐述，后者是在第四届文代会上由邓小平发出号召，目的是纠正主流文艺界哀鸿遍野的历史控诉之风。然而，在1979年2月，也就是第四届文代会召开八个月之前，郑文光就已经在一部科幻小说集的序言中相当完整且明确地提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张：

作为科学幻想小说这一特殊体裁的文学作品，我力求在其中刻划几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些站在“明天”的门槛上的人，应当完全粉碎林彪、“四人帮”之流的丑类所加于我们民族身上的精神枷锁，完全摆脱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所加于我们民族身上的灵魂桎梏—一句话，他们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人。⁴⁰

在这里，“社会主义新人”对于郑文光而言不仅仅是生硬的政治教条，它的背后有一整套与新的国家主体相关的未来想象，这些充满诗意的想象不仅体现在他从《飞向人马座》到《战神的后裔》的一系列文学创作中，也被他的笔谈、序文、演讲等各种形式的理论文章所补充。在他眼中，“社会主义新人”不仅是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的“未来社会的人”⁴¹，而且有着更高的精神境界，“放射出理想主义的光辉”⁴²，甚至于“全面超越出历史上、包括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任何英雄模范人物”⁴³。正因如此，郑文光才会将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视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举措和“振兴中华的重大历史任务”⁴⁴。可以说，不同于主流文学在官方主动推广之下勉强塑造的带着伤痕的新人，无论是在重视程度还是评价标准上，郑文光的“新人”都带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色彩，一种“不合时宜”的乌托邦激情。

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激情也是当时科幻作家群体的普遍特质，但只有在郑文光的身上，我们才可以看到它最典型、最完整的表现。从他的写作谈中可以感到，他的写作带有强烈的与新时代的青年对话的愿望，具体来说，就是用自己的经历来教育青年，以对抗“潘晓一代”的虚无主义倾向。他写《飞向人马座》是为了向青少年“讲述什么是真心的友谊和爱情”⁴⁵，写《太平洋人》则是为了“通过恋爱故事和青年人谈谈什么是高尚的情操”⁴⁶。“经过十年浩劫之后，现代中国的青年人简直不懂得什么叫友谊，什么叫爱情，动不动就是讲什么‘四十六条腿’（指各种家具）、电视机、录音机之类的条件”⁴⁷，在社会上很有一些青年“不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去追求资产阶级一套”⁴⁸。正是出于对青年信仰危机的担忧，出于用自己亲身经验过的浪漫崇高的“革命友谊”疗愈青年的真诚渴望，郑文光才特别强调要在科学幻想小说中“突出革命理想主义”⁴⁹，用“现代化”的幻想去“反映我们人民医治旧创伤、建设新生活的各方面的斗争”⁵⁰。

然而，郑文光也并不是从他心中美好而圣洁的“五十年代”穿越过来的，他们这一代自身就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伤痕。新时期科幻作家大多出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代人从毛泽东时代走出来的时候，普遍带有所谓“辉煌岁月综合征”的迷茫和感伤。他们一方面为理想的失落而感到失望和愤愤不平，一方面又沉浸在“忆往昔峥嵘岁月”的怀旧情绪之中。他们和伤害了自己的革命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因此，他们虽然对官方的说法有所怀疑，但依然倾向于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⁵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新时期以郑文光为代表的中年知识分子事实上发挥着某种“情感中介”的作用—他们先是被新时期的氛围治愈自身的伤痕，然后试图作为长辈去引导那些在学校里或是社会上的青年人。有了这样的理解，郑文光的“社会主义新人”所具有的“新”与“旧”的张力也就被凸显出来：这是一种经历过革命风暴冲刷的革命理想主义，是一种带有新的时代内核的“话语怀旧”。它既不同于革命年代的“新人”号召，也与官方作出的意识形态规约相区别，而是一种完全由知识分子自发生成的“创造性的重复”。

从这一视角出发，便能够较为清晰地把握这些“新人”的“新质”所在。郑文光笔下的这些形象构成了一条清晰的人物谱系，他们是《飞向人马座》⁵²中的邵继恩、邵继来兄妹和宁业中、钟亚兵，《太平洋人》⁵³中的陆家俊、陆家骥兄弟，《仙鹤和人》⁵⁴中的郝正中、许立颖，《大洋深处》⁵⁵中的皇甫堤、庾新翎，《战神的后裔》⁵⁶中的于文等人。而这些人物又可大体分为两类，其一是作者倾注全部热情塑造的英雄人物形象，如邵继恩和于文。作者试图把所有最美好的品质汇集在他们身上，他们并非十全十美，却寄托着作者的理想主义情怀。具体到文本中，这些为作者珍视的品质表现为朴实、沉着、专注，意志刚强，业务能力出众。比如邵继恩，经历了严重的事故，眼看着飞船将被黑洞吞噬，再也无法返回地球。然而，“在最初的惊惶和恐惧的冲击过去以后，他就象解方程式一样顽强地思考着如何迈过这道难关”⁵⁷。其二是虽然不够有“英雄气概”，但却依然可圈可点的“学者”形象，宁业中和郝正中是很好的例子。他们的性格比较“闷”，带有浓厚的“书呆子”气息，但却刻苦努力，博学多识，成绩拔尖，同样是社会主义需要的人才。不过无论是英雄还是“书呆子”，二者都共享着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品质，那就是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无限热爱。这种热爱正是这些人物散发魅力的源泉。正如薛印青对于文的评价那样：“我总感觉到于文身上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人的力量。……我觉得，主要是那种对事业的执着的热爱，对理想的一往无前的追求，对人生采取一种进攻的、百折不挠的态度。”⁵⁸由此可见，郑文光所赞颂的“追求理想的魅力”正是劳动的魅力，是一种对劳动过程的英雄主义想象。

与这些“社会主义新人”相对应，郑文光的小说还有一个从娄金蚁（《“白蚂蚁”和永动机》）、徐国甡（《命运夜总会》）、王政委（《星星营》⁵⁹）到穆玉英（《战神的后裔》）的反派人物谱系。从表面上看，前三个人物是新时期伤痕文学中很常见的“风派人物”形象，这群人是“文革”的投机分子，打着革命的旗号蝇营狗苟、谋取私利、玩弄权谋。然而，如果更进一步深入文本肌理，我们会发现他们与正面人物的分野绝不仅仅在于政治立场不同。比如娄金蚁在中学时代就具有了出色的交际能力，“北京人叫做‘会来事儿’，上海人叫做‘兜得转’，广东人叫做‘鬼马’”⁶⁰。徐国甡也和那些凶神恶煞的“专政队员”不同，“他样子斯斯文文，神态潇洒，有点儿外交官的风度”⁶¹，因而被他的同伴尊称为“黑衣秀士”。作为火星开拓者的一员，穆玉英看起来和这些“文革”投机分子没什么关联，然而作为作者明褒实贬的人物，她的一项突出的能力同样在于沟通和演说—“穆玉英是一个善于词令的演说家，她很快把我们带入火星远景规划中。她所描绘的火星未来是那么美好，那么壮丽，那么迷人，使我们完全忘却了身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房间，桌上只有几个罐头的寒伧的宴会。”⁶²

通过这两组人物形象的鲜明对比，我们会发现，在他们身上呈现出的差异绝不仅仅是两条政治路线的分歧，更是两套不同的伦理观、两种美学之间的差异。一边是缄默、专注、阳刚、内敛的“劳动者”，另一边则是言说、交往、女性化、外向的“行动者”，在这两类人中，作者将先进的政治觉悟及其他道德品质赋予了前者，从而创造了专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理想主义”叙述模式。事实上，这种新美学的出现正好伴随着新时期官方政策的转向：赞美专家们的贡献，边缘化那些没有文化的政治积极分子。⁶³这种与政策的不自觉同步性，生动地说明了8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主动参与到新时期历史进程之中的。通过对技术专家的颂扬，新时期的科幻作家们为自己和青年读者们虚构了一个理想化的封闭环境，就像《飞向人马座》中的失事飞船，这是一个与世隔绝却又食物充足的空间，是一处无人打扰的书斋和实验室。人们生活在其中，就像生活在叶永烈笔下的“未来市”，只需要凭借自己的“劳动和智慧”，一点一滴地改造环境、发展生产力，“像解方程式一样地”攻克难关，世界就会不断地进步，生活就会越来越美好。这种“劳动乌托邦”造成的影响，也正如韩松在评价《小灵通漫游未来》时作出的敏锐的直觉判断：“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当时都受到了《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深刻影响。他们长大成人之后，有可能正是潜移默化按照书中的路线图，来设计和运作中国的。”⁶⁴

郑文光小说集《战神的后裔》，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这种理想化的劳动者的故事在郑文光的想象中迎来自己的“大结局”，如果说《小灵通漫游未来》的诞生给新时期科幻的“劳动乌托邦”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起点，那么郑文光的科幻封笔之作《战神的后裔》则构成一个明确的终点。在这里，对劳动成果的展示已完全让位于诗化的劳动过程本身。如同一个壮观而华丽的谢幕仪式，科学家们从各自的孤岛中走出，在荒蛮的火星大陆联合起来，将火星建设成科技劳动者的家园。在这里，人们既摆脱了日常生活辛苦操劳的毫无意义的重复运转，又从政治的“无理干预”下解放出来，开始艺术地、诗意地支配着自己的工作过程。当然，这里的工作依然伴随着风险和牺牲，不过这种牺牲反倒更进一步提升了劳动者自身的崇高美和英雄主义色彩，从而使对事业的专注（用那个时代的语言说，就是“坚守岗位”的职业伦理）从生活的庸常状态中超拔出来，仿佛成了一件最浪漫、最了不起的事情。奇妙的地方在于，这里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是以物为中心（改造火星）的联合，因而也是去政治化的联合，却又并不导向科层制的僵化状态（这是“乔厂长”们在现实世界的改革中必然出现的结果），而是自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和谐与诗意。激进的工具理性与浪漫的人文理想悖论般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在小说开篇关于“为什么要建设火星”的哲学对话中：在火星建设者的领袖于文的观念里，改造火星这样一个具有明确目的性和功利性的工程项目却被置于一种超功利的人文主义理想中加以理解，即被解释成“人类自身内在的需要”⁶⁵—一种探索未知的激情。这里体现的悖谬与矛盾完全适合阿伦特对“所有前后一贯的功利主义和最出色的技艺人哲学中的困难”⁶⁶所作的诊断。脱离了政治空间的“劳动者”把工作当作人的价值的最高实现，然而，人的工作活动内在地包含“手段—目的”的二元逻辑，并且由于效用是工作的衡量标准，每一种工作产生的产品-目的都将作为新的工作的工具-手段，由此构成一个“手段—目的”的无限链条（这就是作者情不自禁地思考“建设火星有什么用”的原因）。为了终止这种手段与目的的无意义循环，劳动者往往只能求助于一种严格的人类中心主义，即只有将人变成某种“终极目的”才能保证自己工作的尊严。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后果便是将除人自身之外的一切工具化，“即把自然和世界贬低为纯粹的手段，剥夺它们的独立尊严”⁶⁷。

韦伯式的悖论，一种非理性的荒谬激情，构成郑文光笔下一切理性与科学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这是郑文光以及其他一切新时期“劳动乌托邦”的深层矛盾和不可能性。这些作家出于真诚的理想主义，将新时期技术理性的底层逻辑理解为革命年代的主人翁意识，即将逐渐走向职业化的“劳动与智慧”理解为满足“人类自身内在需要”的手段，这就是他们的作品普遍带有浓重的虚幻乌托邦色彩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郑文光所追求的“革命理想主义”只能是绽放于新时代黎明的烟花，当朦胧的烟雾消散，尘埃落定，劳动的诗意终将消逝在表格、算法和绩效考核之中，而鲁滨逊式的隐居也终究无法抵抗时代的浪潮。这种“劳动乌托邦”的必然崩解十分精彩地表现在《战神的后裔》的结尾，故事的讲述者薛印青突然被他所亲历的未来时空无情地抛回“讲故事的年代”—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生活在未来世界的人孤独地置身于不属于他的时空，在这里，火星建设者留下的辉煌业绩和伟大丰碑连一点痕迹都不存在，只留下讲述者面对他所无法理解的现实世界时愤怒又彷徨的身影。可以说，这正是作者自身处境的写照—在他头脑中的世界里，脱离了政治环境的科技劳动者可以尽情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世界，而在文本外的现实中，科幻文学的“意义”却遭到了怀疑和否定—“基本上定性为‘精神污染’了”⁶⁸。这篇小说本来拟在《科幻海洋》头条发表，结果由于被“整顿”而临时撤稿，收到撤稿通知的当天，郑文光又与写文章批判他的昔日好友在电话中发生争论，对方未听完他说话便直接挂断，这彻底引爆了郑文光郁积胸中的怒气，也最终摧垮了他的身体。第二天早上，郑文光突发脑血栓，此后便长年卧床，丧失了写作能力。

幻想出来的美好世界最终还是未能免于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的悲剧命运。在郑文光笔下，新时期科幻中的“劳动乌托邦”得到了最宏伟壮丽的呈现，而同时其与现实处境的紧张关系也以最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一方面，对革命暴力的恐惧使其乐于选择一个去政治化的新世界；而另一方面，他们对革命年代的理想主义又怀有精神原乡式的情感依赖。然而，革命的退场必然导向理想的消解。伴随冷战格局的终结与资本的全球化，面对由市场经济释放出的欲望与恐惧，面对由技术理性带来的非人格化的科层管理，取代郑文光笔下“社会主义新人”的将是“历史终结处”的“鬼魂”⁶⁹。

余论

行文至此，一个新时期科幻中“劳动乌托邦”的谱系已从历史深处浮现。这是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另类写作”，是关于同一个转型时刻的另类表达。从叶永烈笔下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到一系列“科学家与岛”的故事，再到郑文光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对“劳动乌托邦”的建构也从显在的主题观念发展到形式上的规定性，再进一步获得美学规范上的深层意义。“劳动”与“乌托邦”的结合常会让人不假思索地联想到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叙事，而这种未经反思的联系经过蔡翔的理论提炼，如今似乎已成为一种专门化的指称。因此，在本文收尾处进行相关概念的学术史梳理与辨析，虽嫌离题，却有必要。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劳动乌托邦”的概念最早由蔡翔于2010年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正式提出，随后引起不少学者征用，由此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理论话语。这一话语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嫁接到五四以来中国本土的“劳工神圣”话语中，强调“劳动”在政治经济学视角之外还“包含了更为强烈的情感，甚至道德和美学因素”⁷⁰。在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下，劳动似乎“与革命天然联结在一起”⁷¹，劳动的合法性成为确立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当然保证，而“劳动乌托邦”也因此成为与社会主义密切相关的固定概念。对于这种将“劳动”与“尊严”等同起来的倾向，黄子平的批评曾不无洞见地指出：“尊严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单维地由劳动价值来确定。”“如果离开了‘生产—消费—流通—再生产’的完整过程，把‘劳动’抽象出来，这是马克思最不能接受的。”⁷²的确，蔡翔对社会主义文学中“劳动”概念的解读注意到了中国“情理”传统的积极作用。然而，如果将他的逻辑推进一步，就不难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中国诠释传统既然能以道德与美学的力量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接受，也就不难用同样的魔力为政治坐标的悄然转移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掩护。事实上，“劳动”概念与其说有某种本质化的意义，毋宁说是一种为不同话语力量争夺的“符码”，而对劳动的道德化理解则作为一种詹姆逊所谓“意识形态素”，在保留自身特定信息的同时，在不同关系结构中发挥截然不同的功能。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劳动乌托邦”指向一种阶级政治的主人翁意识，那么本文所述及的改革年代的“劳动乌托邦”则用一种对劳动概念的重新解码，为新时期去政治化的个人主体的诞生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从这个角度看，转型时刻产生的“劳动乌托邦”叙事事实上发挥着某种“起源神话”的作用。这种于晦暗不明的转型时刻绽放的烟花，是一种阿尔都塞意义上的“理论的实践”，在想象未来的同时，也为有待展开的新时代预设了一种“情感结构”。这种情感结构以处于时代岔路口的知识分子作为中介，为新一代的青年带来了去政治化的未来想象以及对技术理性的信仰，因而也就在参与历史的过程中“预言”了历史。当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望过去，过去的人也正将目光投向今天，在两种目光相遇的瞬间，我们或许可以对两个时代之间的有机联系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1 以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为起点，在中国公开发表的科幻作品以年为单位呈爆发式增长。可没过多久，“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又让中国科幻在此后十几年里一蹶不振，直到新世纪的来临。

2 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少年儿童出版社1978年版。

3 这里的“总印数”，是指该书第一版的150万册加上三种连环画改编本的150万册，参见叶永烈：《写在〈小灵通漫游未来〉之后》，《新闻出版交流》2003年第4期。

4 韩松：《〈小灵通漫游未来〉与中国的现代性》，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7春夏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5 李静：《制造“未来”：论历史转折中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6期。

6 参见叶永烈：《是是非非“灰姑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2页。

7 这个最初的版本后来收录进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丛书“中国科幻黄金时代大师作品选”之中。参见叶永烈：《小灵通的奇遇》，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页。

8 正是因为拘泥于细节本身，一些研究者在考察了两个版本后曾被迫承认“两个版本并无明显的断裂”。参见张泰旗、李广益：《“现代化”的憧憬与焦虑：“黄金时代”中国科幻想象的展开》，《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6期。

9 张辛：《用劳动创造未来—〈小灵通漫游未来〉赏析》，张学正等主编：《当代儿童文学名作赏析》，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16—718页。

10 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第108页。

11 同上，第120—121页。

12 《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后，常州市一所小学的小朋友给叶永烈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开展爱科学的活动中，我们和‘小灵通’交上了朋友啦！我们多么想到未来市游玩，但我们知道没有文化是不能去的。我们一定认真读书，努力学文化，懂得更多的科学知识，快快长大去创建美好的未来市。”参见金涛：《叶永烈和他的作品小议》，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委员会办公室、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委员会编：《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

13 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

14 就算把视野局限于小说文本内部，这种批判的真诚性仍是可疑的。比如作者对珊瑚岛美丽风光以及舒适宜居的物质条件的描写是如此令人向往，而当这种环境描写以电影的形式加以具象化后，就更是如此。

15 金涛：《月光岛（科学幻想小说连载）》，《科学时代》1980年第1期；金涛：《月光岛（科学幻想小说）〔续完〕》，《科学时代》1980年第2期。

16 叶永烈：《腐蚀（科学幻想小说）》，《人民文学》1981年第11期。

17 叶永烈：《惊险科学幻想小说 黑影》，地质出版社1981年版。

18 郑文光：《古庙奇人》，《郑文光科学幻想小说选（一）》，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220页。

19 与其他科幻作家不同，刘兴诗的科幻更注重现实感和科学实证性，因此他并没有假想出那种完全离群索居的非现实状态，并塑造了一个代表“人民群众”的“打鱼人”作为配角。不过从小说开头的画面依然可以看出他的心境：“在远处，在乱石散布的河滩上，从雾中出现一个人影。……是的，他在觅找。在这个幽邃的长江三峡里他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这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仿佛就是他走不尽的人世旅途，和两旁层叠竞出的青翠山峦比起来，他的影子显得非常卑微渺小，如河滩上的小石……”参见刘兴诗：《逝波》，《科幻海洋》第四辑，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20 “我觉得，选择富有特色的典型环境，会使科学幻想小说更具有艺术魅力。例如，《鲨鱼侦察兵》的典型环境是一望无际的南海，《珊瑚岛上的死光》的典型环境是海上孤岛—珊瑚岛，《飞向冥王星的人》的典型环境是西藏高原，《飞向人马座》的典型环境是神秘的太空，《欲擒故纵》的典型环境是大小兴安岭……”叶永烈：《论科学文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页。

21 “为了塑造好科学幻想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应注意人物的肖像描写。童恩正同志十分注意肖像描写。在《珊瑚岛上的死光》中，写胡明理的肖像是：‘头发已经斑白，广额高鼻，两眼深陷，炯炯有神。他身材不高，动作轻盈缓慢，一望而知是一个长期习惯于脑力劳动的人。’”同上。

22 以下事实或许可以从侧面证明这篇报告文学与新时期科幻的联系：搞不清典型概念的叶永烈在给科学家典型形象举例时，第一个直觉想到的就是《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同上，第98页。

23 黄平：《〈哥德巴赫猜想〉与新时期的“科学”问题—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南方文坛》2016年第3期。

24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

25 同上。

26 同上。

27 同上。

28 黄平：《〈哥德巴赫猜想〉与新时期的“科学”问题—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

29 “我写过一篇《命运夜总会》，就想作这种尝试，外国人说我是科幻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在他们那里是贬义，但我却恰恰想致力于搞现实主义的科幻小说，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科幻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郑文光：《谈幻想性儿童文学》，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儿童文学讲稿 东北、华北儿童文学讲习班材料选编》，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页。

30 金涛：《我对科学文艺创作的反思》，《科普研究》2016年第1期。

31 杨虚杰：《科学是故乡,人文是远方：金涛先生访谈》，《科普研究》2009年第4期。

32 金涛自己也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说，他是有意选择了科幻小说这个文体，而不是简单地模仿伤痕文学，因为“在各种文学体裁中，科幻小说有着最大的自由度，表现的天地也极为广阔”。“把《月光岛》写成科幻小说，对于扩大读者的想象空间、深化主题以及给残酷的人生悲剧点缀些虚幻飘渺的喜剧色彩，也许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吧。”参见金涛：《我对科学文艺创作的反思》。

33 金涛：《我对科学文艺创作的反思》。

34 郑文光：《命运夜总会》，《小说界》1981年第2期。

35 谢仁生：《技术与政治：阿伦特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批判》，《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36 叶永烈：《惊险科学幻想小说 黑影》，第152、153、155、152页。

37 参见董仁威主编：《科普创作通览 下》，科学普及出版社2015年版，第471页。

38 叶永烈：《惊险科学幻想小说 黑影》，第153页。

39 尽管“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是由作者借娄山之口说出的，但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这与作者本人当时的想法相去不远：面对大规模的政治批判，作者并未试图在抗辩中将自己的思想与娄山区别开来，而是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把栾茀（注：当时广为宣传的历尽坎坷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与娄山对照一下，栾茀不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娄山！”由此可知，作者对娄山这个形象是高度共情的。除此之外，“《黑影》连载以后，《羊城晚报》报社以及作者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位读者说他自己就是《黑影》的主人公娄山，希望我到广东采访他，为他写报道”。从这里可以获知娄山这个形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和认同。参见叶永烈：《是是非非“灰姑娘”》，第594、597页。

40 郑文光：《鲨鱼侦察兵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版，“前言”第2页。

41 高士其、郑文光主编：《儿童文学 科学文艺作品选 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序言”第3页。

42 郑文光：《郑文光谈儿童科学文艺》，刘杰英责编：《作家谈儿童文学》，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43 郑文光：《从科幻小说谈起》，《文艺报》1981年第10期。

44 同上。

45 郑文光：《我与儿童文学》，浙江师院中文系编：《我与儿童文学（内部资料）》，1980年，第71页。

46 郑文光：《答香港〈开卷〉月刊记者吕辰先生问》，黄伊主编：《论科学幻想小说》，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47 同上。

48 郑文光：《郑文光谈儿童科学文艺》，刘杰英责编：《作家谈儿童文学》，第45页。

49 同上。

50 郑文光：《郑文光新作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前记”第2页。

51 关于20世纪80年代初郑文光同代人普遍的“辉煌岁月综合征”，参见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37页。

52 郑文光：《飞向人马座》，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53 郑文光：《太平洋人》，《郑文光科学幻想小说选（一）》，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145页。

54 郑文光：《仙鹤和人》，同上书，第40—76页。

55 郑文光：《大洋深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6 郑文光：《战神的后裔》，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57 郑文光：《飞向人马座》，第222页。

58 郑文光：《战神的后裔》，第107—108页。

59 郑文光：《星星营》，《智慧树》1981年第1期。

60 郑文光：《“白蚂蚁”和永动机》，《科学文艺》1979年第1期。

61 郑文光：《命运夜总会》。

62 郑文光：《战神的后裔》，第138页。

63 “而到了70年代末，感到孤独和被人看不起的恰恰是这些积极分子。官方的政策帮助促成了这种局面：官方赞美专家们的贡献和威胁要降那些文化水平低的干部的级。”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年》，第732页。

64 韩松：《〈小灵通漫游未来〉与中国的现代性》，第15页。

65 郑文光：《战神的后裔》，第105页。

66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67 同上，第119页。

68 陈洁：《亲历中国科幻—科幻新概念理论丛书》，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

69 “然而时至80年代，不论雅俗文学及文化，妖魔鬼怪突然卷土重来，而且声势更盛以往……新中国的土地自诩无神也无鬼，何以魑魅魍魉总是挥之不去？”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6页。

70 蔡翔：《〈地板〉：政治辩论和法令的“情理”化：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之一）》，《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5期。

71 蒋祎：《想象的“劳动乌托邦”—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风景建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72 黄子平：《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文艺争鸣》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