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拿“宗教自由”给中国找茬！——关于宗教问题的几个认识误区
11月15日，针对近期多国驻华大使表达“对新疆的担忧”、要求会见新疆主要领导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此举非常无理，中国政府不能接受。外交部如此硬气，令举国上下拍手称快。这些西方国家驻华大使，无非又是老调重弹，说什么中国“缺乏人权”、“缺乏宗教自由”。今天咱们就认真探讨一下什么是“宗教自由”。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咱中国人必然理直气壮，不怕任何人找茬。
其实，“宗教自由”是个不确切的说法，真正确切的说法是“个人信仰自由”。个人信仰自由不仅包括信仰宗教的权利，更包括了不信仰宗教的权利。例如，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都属于非宗教的信仰体系，更加应该得到尊重。个人信仰自由是我国《宪法》中明确保障的内容，而且中国政府并未妨碍公民的个人信仰自由。动不动拿“宗教自由”说事的人，其实是将“个人信仰自由”与“宗教组织的行动自由”混为一谈，而这两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个人信仰自由是历史进化的产物。欧洲从中世纪迈向近代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大量宗教战争，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三十年战争”。欧洲各主要大国大多卷入这场战争，在中欧的土地上厮杀了一代人还多的时间。这场战争的破坏力非常惊人，捷克的人口在此期间下降了三分之一，欧洲各国普遍陷入财政紧张和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让各方势力身心俱疲，最后不得不坐下来谈判。在谈判桌上，各方势力最后达成了妥协，签订了终结“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这个和约在近代历史上确立了初级版本的“信仰自由”。说得简单些，它把德意志分割成314个小邦国，各个邦国爱信啥教自己说了算，但是不能去管别人信啥教、不能迫害信仰不同的人。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该条约确立的“信仰自由”恰恰极大的限制了宗教组织的社会影响力，使得教会在法理上无法超越国家主权。
罗马教廷自然气急败坏，拒不承认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有效性。教皇英诺森十世发布训令称：“在法律本身上，不论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永远等于零的、无效的、无用的、无力的、不公平的、不正义的、应贬抑的、应谴责的、无约束力且无效果的。”
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神权政治因为阻碍历史发展进程而最终走向瓦解。
由此可见，西方近代史上“信仰自由”的诞生，恰恰是从禁止宗教组织干预世俗政权、限制宗教组织的行动自由开始的。摆脱了庞大教会势力的裹挟，“信仰自由”才能在社会层面、个人层面得到充分的保障。反过来说，假如宗教组织的行为不受到任何约束，就必然演化为企图奴役全人类的特权，那根本就不是什么“自由”。
例如，国内地下教会与境外势力狼狈为奸，声称要在中国争取“宗教自由“，全都是为了一己私利。地下教会本质上是一门生意，搞的是非法集资的勾当。由韩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运作的地下教会，经常唆使信徒开展“捐赠”活动，教徒们缴纳的“智商税”最后都变成了教会头目们吃喝玩乐的资本。重点渗透大学生群体、臭名昭著的“耶酥青年会”就是典型的案例。呵呵，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不就是罗马教廷贩卖“赎罪券”的翻版吗？这些教会之所以藏在“地下”，是因为他们压根不想收到任何法律的约束。他们追求的不是“自由”，而是无法无天。
英吉沙县委副书记、县长米日姑·玉买尔近期撰文，公开抨击宗教特权给南疆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以下是原文节录【1】：
“英吉沙县托普鲁克乡2村清真寺的原哈提甫白合提亚尔·买买提就是这样一个视结婚为儿戏，视女性为玩物，毫无个人品德，地地道道的人性沦丧的无耻之徒。他打着宗教的旗号，以念“尼卡”的方式，先后与12个妇女结婚，妻子最小年龄12岁，相差45岁，婚史最短一次只有7天。
他多次结婚离婚，甚至一年内两次结婚两次离婚，多次娶自己表妹、堂妹为妻，有一个当时只有12岁的女孩，与他婚后两年离婚，生下一个女儿，直到女儿7岁时，这个人渣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一个女儿，但他并没有履行当父亲的义务，这些行为着实令人发指。”
文中提到的玩弄妇女的禽兽曾是教职人员，对女性的侵害都是在“宗教活动”外衣下进行的。由此可见，不受制约的宗教活动会对公民构成胁迫——公民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逞论“个人信仰自由”？
然而我国一些文科学者，对不受制约的宗教活动造成的巨大危害掩耳盗铃；不仅如此，他们还与西方“白左”等境外势力遥相呼应，共同鼓吹“中国缺乏宗教自由”，呼吁政府“为宗教活动松绑”。他们的反动言论业已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不客气地说，这些文科学者不仅极度缺乏社会阅历，更对社会治理毫无经验，所做的不过是把一些西方的理论盲目搬到中国来、用以沽名钓誉。他们丝毫不考虑自己的观点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更不愿为其社会影响承担任何责任，以致客观上成为协助宗教势力渗透公共空间、影响社会稳定的帮凶。
我国的文科研究整体上缺乏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有效指导。以致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文科教学研究往往不触及社会发展运行的客观规律，而仅仅热衷于制造话语体系——你不按照导师规定的话语体系说话，导师就不给你毕业。这种腐朽的学风不仅催生了大批学霸学阀，也使得许多文科学者丧失了求真务实的精神，被禁锢在别人打造的话语体系中而不自知。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和社会矛盾，固步自封的他们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笔者和高校文科学者打过不少交道，深知他们对于宗教问题的认识存在严重误区，甚至缺乏起码的常识。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普通群众了。接下来我们认真剖析几种关于宗教问题的常见认识误区：
误区之一：宗教信仰是神圣的，不可触碰。
这种说法违背历史常识。用合理的方式改造人们的宗教信仰，不仅不会造成动乱，反而对社会的长久安定更为有利，日本就是这方面的良好案例。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帝国，将神道教树立为“国教”，实际上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日本官方宣称天皇是“现人神”，怂恿民众老老实实接受“神的统治”。这一时期的日本几乎全民信教，宗教氛围进而为军国主义宣传提供了土壤。二战结束后，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对文教系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致力于将民众从宗教的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在他们的影响下，教科书普遍按照科学无神论的思想编纂，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也都是科学无神论的内容。几代人的时光过去后，现在的日本90%以上的人口是无神论者。
由此可见，信仰不是生来就有的，也不是一生不能改变的，而是社会环境长期教育和影响的结果。人们因为受教育水平和科学素养的提高而放弃宗教信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更没有任何值得可惜的。
误区之二：宗教需要尊重，在任何场合都批判不得。
这种认识不仅荒诞，而且毫无可操作性。从古至今，不同的宗教门派之间从未停止相互攻讦；甚至某一宗教内部都有难以调和的矛盾。例如，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从公元7世纪起积怨至今，甚至不承认彼此是穆斯林。又如，2018年10月15日，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断绝所有关系，以抗议对方支持乌克兰建立自主教会【2】。哪怕你不去批判宗教，各个宗教门派之间都会无休止地相互批判，何来“批判不得”一说？
更何况，科学无神论本身就是在批判神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意识形态。《国际歌》的歌词写道：“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不正是批判宗教思想吗？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中说得更为直白：
“对于辛劳一生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向他们廉价地出售进入天国享福的门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坏了自己做人的形象，不再要求多少过一点人样的生活。”
按照某些糊涂人的观点，出于所谓的“尊重宗教”，是不是连《国际歌》也不能唱，连《列宁选集》也要一道禁了呢？把宗教当作不可批判的事物，无异于在宣传工作中自废武功，谈何“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误区之三：公共空间应为开展宗教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这是西方媒体一贯鼓吹的观点，而我国各项法律法规均不支持在公共空间开展任何宗教活动。学校、医院、道路、餐饮娱乐设施等，都属于公共空间，在这些地方做弥撒、做礼拜、封斋，都是我国法制环境所不允许的。于是国内外某些学者沆瀣一气，合力鼓吹“中国没有宗教自由”的论调。
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我国禁止宗教活动进入公共空间的法律法规，恰恰是最为合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要认清一个基本常识：在人类社会中，经济利益并不是零和的，存在互利共赢的可能性；但是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却一定是零和的，此消彼长。由上述基本常识，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结论：如果宗教活动进入了公共空间，很快就会出现各宗教门派在公共空间争夺信众、地盘、资源的现象。在伦敦、巴黎等欧洲大城市，穆斯林占用街道做礼拜阻断交通已成常态，这是不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在我国某些高校里，被地下教会控制的学生，在教学楼和宿舍楼之间乱窜，名为传播《福音》，实则妨碍同学们的正常学习和休息，这是不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
不客气地说，在公共空间公开传教的行为，不过是出于宗教组织的一己私利；而这些宗教组织根本就不在乎他人的权利。长此以往，不仅会引发宗教群体和不信教群体之间的冲突，还会引发宗教群体之间的冲突——我要闭目吟诵《金刚经》，你却非要用“清真宣礼大喇叭”来恶心我，最后能不干架吗？宗教势力在公共空间争夺零和的社会控制力，必然造就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冲突，进而撕裂社会。为社会的长治久安着想，将宗教活动限制在宗教场所之内，保证各宗教门派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才是最安全、最和谐的。
误区之四：为了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在社交场合要考虑宗教戒律。
宗教戒律仅对宗教信徒有效，将宗教伦理拿到公共空间来约束他人，是极为荒唐的道德绑架行为。例如，某些人鼓吹，穆斯林在场的情况下不能吃猪肉，应该陪他们一起吃“清真餐”。甚至某些党员干部也被这种说法所迷惑——其实，这正是“伊斯兰国”（ISIS）等极端组织所喜闻乐见的事情。哪怕是在穆斯林占人口比例很高的世俗国家，也完全没有这样的说法。
我曾和来自埃及的穆斯林女生一起吃过饭。当时我们一起参加朋友的婚宴，宴席上有猪肉卤水拼盘，穆斯林女生只是不吃那个菜而已，照样和大家谈笑风生，根本就没有“谈猪色变”。人家心里很清楚，宗教戒律是用来要求自己的，不能用于约束他人。佛教徒还不吃肉呢，难不成有和尚出没的地方，烧烤摊都得关门？国内某些“谈猪色变”的穆斯林，本身就是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者，只不过还不自知罢了。
误区之五：处理宗教问题，要遵循“国际社会”的准则，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应。
动辄把“国际社会”挂在嘴边的人，对现代史缺乏起码的了解。整个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和苏东阵营剑拔弩张，在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上针锋相对，试问谁能代表“国际社会”？待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西方阵营的话语权达到了顶峰，他们才炮制出“国际社会”这套话语体系，意在强行推行其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谁和西方阵营的态度不一致，他们就以“违背国际社会的准则”为由大加鞭笞。
由此可见，“国际社会”这一霸权话语体系，其实只有很短的历史。倘若唯西方语境下的“国际社会准则”马首是瞻，无异于被西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所绑架，那不是把别人打造的枷锁往自己头上套吗？弱智才干这种事情。
更何况，西方阵营内部，对宗教问题的处理已是一团糟。法国、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均未能有效遏制宗教极端势力的扩张，暴恐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2016年7月14日的法国国庆节，暴恐分子驾驶大型卡车在尼斯的滨海大道撞死86人。2018年5月12日，巴黎歌剧院附近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一死四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宣称为此事负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至2018年11月底，新疆已连续22个月未发生暴恐事件。让中国向狼狈不堪的西欧国家学习，这不是搞笑吗？
处理宗教问题只应遵循一个准则——为中国人民的安全和整体利益服务。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咱们倒是要看看谁先走向自我毁灭。
以上认识误区，在国内学术界和舆论场都存在已久。许多党员干部也一度受其影响，以致不敢制止宗教势力对公共空间的的渗透，唯恐受到诟病。由于意识形态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出“软骨病”的症状，宁夏、甘肃、青海等西部省份一度出现“清真泛化”的现象；新疆的宗教极端势力则深入农村，胁迫妇女穿上黑纱和罩袍。宗教组织的势力坐大，反而严重损害了普通群众的个人信仰自由。直到最近几年，新疆等地积极开展去极端化、反对清真泛化的行动，西部地区的社会秩序才逐步回归正常。
实践证明，无原则地迁就宗教势力，不仅对社会进步毫无益处，反而为社会稳定制造巨大祸患。因此，合理的宗教政策应立足于“两手抓”：
一手管理合法宗教活动。既要保障合法宗教组织的合理权益，保障好公民的个人信仰自由，也要将宗教活动限制在宗教场所之内、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
另一手严厉打击一切非法宗教活动。开展这方面的行动，应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则。非法宗教活动本质上都是生意，都有龌龊的利益链。只要斩断其利益链，无情没收其非法所得，在经济上难以为继的非法宗教活动必然自动走向瓦解和消亡；否则，只要利益链尚在，死灰仍会复燃。
对于宗教活动的有力管理，恰恰是为了捍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信仰自由，防止他们被宗教活动所裹挟和胁迫。近年来，新疆去极端化的成功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千秋大业，必将彪炳史册。
作者：徐实博士 资深生物制药专家，观察者网专栏作家，瞭望智库特约观察员。
参考文献：
【1】疆还是劳道辣微信公众平台：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49103&comments-container《南疆女县长为维吾尔女性代言：坚决不做宗教极端思想摧残的牺牲品》
【2】观察者：
https://m.guancha.cn/internation/2018_10_16_475609.shtml
延伸阅读
投稿邮箱：laodaojun18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