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速递】乡村旅游地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的过程与机制——以丹霞山瑶塘村为例
编者按
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乡村空间的再生产和乡村居民的角色转型，两者是否存在互动？如果存在，其互动过程和机制又是怎样的？本期推荐的王华、梁舒婷发表于《人文地理》2020年第3期的论文，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作者援引空间生产理论与角色理论，创造性的构建了一个空间生产与角色理论相互嵌套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此，通过对丹霞山瑶塘村近20年的跟踪观察和田野调查数据进行质性分析，深入剖析了不同类型村民在参与旅游过程中的社会角色转型和空间再生产实践，较好的揭示了乡村旅游空间与村民社会角色间的互动机理。该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的互动关系，为村民更好适应乡村社会空间转型，促进乡村人地关系良性互动，实现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
作者简介
王华（1978—），男，湖南郴州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和旅游规划。
梁舒婷（1994—），女，广东清远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开发与规划。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3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8YJA790077）。
1 研究缘起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旅游被认为是促进乡村发展和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也被作为一种更新乡村空间、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的重要工具。在我国一些相对封闭的乡村地区，旅游发展引致了乡村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等多维空间的转型与重构，促使乡村居民的角色转型。乡村居民在参与旅游的过程中，主动或被动的转变着角色定位，并发挥各自的能动性，通过多种方式影响着乡村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乡村旅游空间与村民社会角色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形塑和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村民的角色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及做出了怎样的空间行为实践？角色实践背后又隐藏了哪些机理？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对乡村旅游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微观的探究。
瑶塘村是广东丹霞山景区内的一个自然村落，曾获得“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广东省级新农村示范片建设主体村”等称号。依托丹霞山景区，历经30多年来的发展，瑶塘村从一个封闭的传统农村，演变成一个集住宿、餐饮和购物为一体的旅游村，村民也逐步脱离农业全员参与到旅游业中。相比于云南丽江白沙村、贵州岜沙白寨、广东开平马降龙村、广州小洲村等案例，瑶塘村的村民并不是完全处于被支配的角色，被迫退居边缘地位；也不是完全处于支配的角色，不加控制地参与旅游，导致旅游地发展失序。空间、社会的结构性力量与村民个体的能动性之间持续地碰撞，村民不断转变角色，适应空间的生产重构，进而又推动空间的再生产。可以说，瑶塘村相对完整的展示了乡村旅游地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的过程，成为我国众多乡村旅游地发展的缩影。因此，我们尝试以瑶塘村为案例，探讨乡村旅游地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的过程及其互动机制。
表1 瑶塘村空间生产及村民角色转型过程
1995年
2009年
2018年
图1 瑶塘村空间转型过程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2 思路与方法
为剖析乡村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间的互动关系，援引空间生产理论和角色理论，尝试构建了一个空间生产与角色理论相互嵌套的概念性理论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①“角色期望”经由“外部规定性”与“空间表征”互动，政府、规划师、专家、投资商等通过政策、制度、规划、符号等形式，外部规定了村民扮演角色所应具有的一组心理与行为特征的要求；②“角色能力”经由“内在能动性”与“表征空间”互动，村民在日常生产生活空间中结成的地方知识、文化惯习、社会与情感联系等，是角色个人创造可能性的前提；③“角色行为”通过“微观空间生产”与“空间实践”互动，乡村物质微观空间（如道路、建筑、植被等），一方面承载着权力、资本、市场等主体的行为，另一方面承载着村民个体角色实践的空间再生产结果。
图2 概念性理论分析框架
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基于对瑶塘村案例近20年来的持续跟踪观察和深入访谈调查，通过对访谈文本进行质性分析，研究梳理出了“构想的空间生产主体及其角色期望”“生活的空间生产主体及其角色能力”“空间的实践主体及其角色行为”三大主范畴，从而识别了政府、规划师、专家、投资商等通过政策、制度、符号等对村民扮演角色的外部规定；村民借助地方知识、文化惯习、社会与情感联系进行的角色创造；以及乡村物质微观空间所承载的各个主体的空间生产及再生产行为。
3 结果与发现
瑶塘村在近30多年来的发展中，空间经历了传统农业生产生活空间、过渡到农业生产与旅游消费空间并存、直至完全向旅游消费空间转变的过程。乡村空间不断地被旅游化生产，村民随之转变着角色定位以及空间实践行为，经历了“农业生产者”向“社区旅游引领者”“旅游流动摊贩”“民宿经营者”等新角色的转变，最终都归于“旅游从业者”。
村民所面临的角色期望不断随着构想空间的建构而发生变化，从农业生产期望，发展到“参与旅游发展”“提升旅游经营技能”“合规参与旅游”等期望。这些期望来自地方政府、景区管委会、外来企业主和游客等，以规范、选择和信念等方式表现出来，以合作、协商或强制的方式影响着村民的角色扮演。地方政府通过“旅游旺县”“奔康工程”“美丽乡村计划”等政策实施，鼓励村民参与到旅游发展当中，而景区管委会规范着村民的经营行为，外来企业者的民宿装修和经营行为又带动了民宿行业的转型升级，对村民提出了更高的民宿经营要求。
村民因经济资本、微观权力、个人技能、个人观念等条件的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角色转型。部分积累了一定商业资本的村民在村干部动员下，能够首先参与到民宿的经营，成为最早一批的“民宿经营者”。而村干部作为政府基层代理人，其管理职权使其在“旅游旺县”“奔康工程”“美丽乡村”的政策安排下，获得“社区旅游引领者”“社区旅游管理者”的角色。同时，部分村民由于经营管理等角色实践技能不足，较难或无法适应新的角色扮演，导致“角色不适”甚至“角色失败”的结果。
村民不同的角色实践投射在空间当中，促使乡村旅游空间景观化、商业化和制度化，也可能产生民宿空间分异和乡村公共空间侵占等问题。村干部作为“社区旅游引领者”和“社区旅游管理者”，推动了社区空间的景观化、商业化和制度化。由于村民角色技能、经济资本差异，导致了民宿空间在装修风格、经营效益、服务水平等的分异。部分村民因过度逐利突破了空间管制，对公共空间进行了侵占。
综上，乡村旅游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是一个互动影响的过程，旅游空间生产因素对村民行动进行型构，村民主体行为也会对旅游空间进行再生产实践。权力、资本和市场等主体通过乡村旅游空间的建构，对村民角色扮演提出新的期望和规范，促使村民角色的转型。村民自身的微观权力、资本积累、个人技能、个人观念是影响村民角色扮演与空间（再）生产的内部因素。不同角色村民主体通过微观空间生产行为，促进乡村旅游空间景观化、商业化和制度化，也产生了民宿空间分异、公共空间侵占等问题。
启示与讨论
以往研究中，村民往往被简化为面目模糊的一群人，他们在参与旅游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多元性被忽视。但恰恰是这种能动性和多元性，使得瑶塘村民在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中出现角色分化，最终不同角色村民通过各自的能动性和行动策略，大多成功实现了角色转型，并推动着乡村旅游空间的再生产。虽然在瑶塘村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中村民角色适应途径存在差异，但从结果来看，瑶塘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旅游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的良性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实现角色转型的部分村民在利益驱使下出现了一些失范的空间建构行为，如对公共空间的侵占；而部分村民因自身技能原因较难或无法适应新的角色扮演，被迫生活在强加的旅游空间中。因此，为实现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健全监督机制，确保微观权力主体的空间管理落到实处，防范越轨行为；培养村民健康的空间价值观，提高村民可持续的旅游空间生产意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乡村弱势群体的生计空间；加强旅游职业教育，提高村民旅游从业技能，为乡村弱势群体提供更多可适应的职业机会选择。
原文引用：
王华,梁舒婷.乡村旅游地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的过程与机制—以丹霞山瑶塘村为例[J].人文地理,2020,35(3):131-139.DOI: 10.13959/j.issn. 1003-2398. 2020. 03. 015. [Wang Hua, Liang Shu Ting. The process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rural tourism space production and role change of villagers: A case study of yaotang village in MT. Danxia[J]. Human Geography, 2020, 35(3): 131-139.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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