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体育场馆对城市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空规律的影响研究—以国内三个城市为例
编者按
长期以来，建成环境与身体活动的关系研究备受地理学者关注。休闲体育活动是一种融合体育运动和游憩的休闲性身体活动。自2008年奥运会以后，随着我国《全民健身条例》等政策发布，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大型体育场馆利用由重竞赛场馆建设转向重赛后民生服务运营。大型体育场馆一经建设完成，具有较长时间稳定性，此建成环境与居民休闲体育行为的供需关系值得持续关注。本期推荐由林岚、张雪等发表于《人文地理》2022年第1期的文章。文章基于三个城市大型体育场馆的居民休闲体育行为调查，探讨了大型体育场馆对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空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深入了解大型体育场馆对居民休闲体育行为的影响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作者简介
林岚（1971—），女，福建漳州人，博士，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休闲及旅游地理。2005年以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科技部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1项，省科技厅和省教育厅项目10多项，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E-mail: linlancn@163.com。
张雪（1989—），女，河北沧州人，博士，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行为地理学、城市与区域规划。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已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十余篇，曾获得中国城市地理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中国人文地理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等。
E-mail: zhangxue@fjnu.edu.cn。
刘群（1989—），女，河南淮阳人，博士，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休闲及旅游地理。主持省厅级项目2项，已在Journal for Nature Conservation、《人文地理》、《干旱区研究》等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E-mail：liuqun@fjnu.edu.c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46；4200118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YJCZH234）
研究缘起
2010年以来，我们团队一直很感兴趣城市休闲空间使用质量的评价以及健身休闲行为的相关研究。因为纵观中外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城市一直是人们追求休闲观念、满足休闲需求、消费休闲产品和服务的空间场所。1933年《雅典宪章》明确规定休闲是城市的功能之一。二战之后，随着社会及人类需求的发展，呼吁城市空间布局由工作导向转变为生活导向的理念越来越多，休闲活动关注及其休闲空间营造在世界范围的城市规划设计中得到较多的体现。提倡城市应该“以人为本”，而非“以物为本”“以权为本”的基本功能和发展目标，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呼声和愿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特别是《健康中国2020战略》政策发布，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让我们更坚定认为这些研究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目前中国很多城市已经建成一定规模和水平的休闲基础设施及休闲空间，为人们休闲消费提供基本条件，但是，在众多城市建设中，仍有一些问题亟需进一步探索研究，如究竟我国城市休闲空间体系如何界定？类型与数量如何？目前城市休闲空间使用质量如何？休闲空间是否有效地发挥休闲功能？城市休闲空间如何更新发展，以便更好承载人们追求休闲、追求生活质量、追求自由和发展的空间实体？城市休闲体育行为特征（休闲动机、休闲涉入、休闲参与、休闲时空规律、休闲满意度、休闲制约与制约协商、行为意向等）、群体差异（城市居民、老年人、女性与男性、青少年、残障人、家庭等）及影响因素如何？等，这些关乎城市休闲品质和民生问题一直是我们团队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关注点。
本文仅是我们选择的一种城市休闲空间类型——大型体育场馆，探讨其对城市居民休闲体育行为的影响研究。为什么要关注大型体育场馆对居民休闲体育行为的影响呢？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休闲体育活动(recreational sport activities)是一种融合体育运动(sport)和游憩(recreation)的休闲性身体活动，其实质是指玩耍（fall under the rubric of play），不带有竞争性，且对于特定设备和规则要求较低，通常发生在休闲时间，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娱乐方式，是人们在闲暇时间不是因金钱、名利或职业生涯激发，而是自愿参与，获得身心愉悦、乐趣和健康等内在回报的非正式体育活动，具有短期动态性和长期稳定性的特点。参加休闲体育活动日益成为城市居民很喜欢、最为常见的一种积极健康的休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日益增长的休闲体育活动需求体现了其对于美好生活品质的需要。特别是《健康中国2020战略》提出，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社会、经济和个人效益在国家、企业及个人层面受到普遍认可和倡导。国家积极鼓励人们利用各类城市休闲设施开展休闲体育活动，同时也要求城市政府部门关注休闲体育空间人性化建设，提高各类城市休闲设施的利用效率。
第二，据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体育场地中由政府主导或直接提供的可供大众居民进行体育活动的大众型场所面积占比达63.15%；而企业经营的专业型、私人型体育场所占比仅为21.11%。大众型公共体育健身场地仍是我国城市居民参与体育休闲活动的重要场所。
第三，大型体育场馆是由政府部门大规模投资建设的国有资产，不仅是承载大型体育赛事和进行专项运动训练的物质载体，更是用于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常健身锻炼和娱乐休闲等健康生活需求的主要场所。据我国体育场地普查界定，大型体育场馆是指20000座以上的体育场、3000座及以上的体育馆、1500座及以上的游泳馆和其他场馆。自2008奥运会以后，随着《全民健身条例》、《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规范化管理的通知》、《健康中国2020战略》等政策发布，大型体育场馆利用已由重竞赛场馆建设转向重赛后民生服务运营。大型体育场馆如何满足城市居民在闲暇时间锻炼健身的生活需求已成为衡量我国宜居城市、休闲城市、健康城市及文明城市的重要指标，大型体育场馆也是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和体育产业展示与交流的形象窗口。
第四，目前我国大型体育场馆休闲体育资源及服务的供给侧与居民休闲体育需求侧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依然存在。因此深入分析大型体育场馆如何影响居民的休闲体育行为，对于提升大型体育场馆的利用率，使其能够在非赛事时期服务于居民的日常休闲体育活动，增加居民休闲体育目的地选择，提升休闲品质，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休闲体育活动是居民日常生活最为普遍的一种休闲行为，其与居民健康、生活质量等息息相关，因此也受到健康学、公共卫生学、地理学、社会学、城市规划、体育学、休闲学等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以大型体育场馆建成环境布局及规划、场馆赛后消费行为和服务质量等研究居多，针对城市大型体育场馆这一类建成环境对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空规律及其影响研究仍较为不足。因此，本文研究的关注点在于，作为最初为大型赛事而兴建的这一类大型体育场所建成环境对城市居民休闲体育行为影响的时空规律如何？有哪些因素影响这一到访时空规律？研究成果尝试为政府及管理部门提升大型体育场馆利用率的行为引导及环境干预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研究方法
如何研究大型体育场馆对居民休闲体育行为的影响呢？本文选择个体时空间行为分析作为研究的方法论支撑。选取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福建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厦门市体育中心三个大型体育场馆作为研究案例。数据来源于三个城市居民在大型体育场馆参与休闲体育活动 （如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网球、游泳等） 的行为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居民到达场馆的距离、时间、场馆活动频率、活动时长、出行交通方式 （分为自驾车、出租车、公交车、非机动车、步行）、建成环境特征 （总体满意度）、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属性等信息，其中回收有效问卷977 份，问卷有效率96.35%。数据处理中，首先采用最近邻分析方法定量比较三个城市休闲体育者居所的空间分布特征，其次采用核密度估计的方法对休闲体育者居所的分布集聚程度进行估计，再者，采用累积频率曲线分析大型体育场馆对城市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空规律特征，最后采用多元Logistic 回归模型探讨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偏好、活动频率、交通方式、活动时长、满意度等因素对大型体育场馆吸引城市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空规律的影响。
研究发现
1.休闲体育者居所的空间分布特征
研究发现，到访南体的休闲体育者呈现“T 型多中心” 式的距离衰减分布格局，基本覆盖玄武、鼓楼、秦淮三区及南体所在的建邺区；到访福体的休闲体育者呈现“主次两中心”式的距离衰减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福州二环路以内的主城中轴区；到访厦体的休闲体育者主要聚集在厦体四周，呈现“单中心”式的距离衰减规律。可见，三个城市到访场馆的休闲体育者居所空间分布均呈现较为明显的距离衰减规律，距离大型体育场馆越远，吸引者越少，但因城市交通网覆盖度及交通可达性提升，局部呈现多中心集聚距离衰减特征。
图1 三个城市休闲体育者居所的空间分布示意图
2. 大型体育场馆对休闲体育行为影响的空间规律
随到访距离增加，休闲体育者人数空间分布符合距离衰减规律。当到访距离在6—9 km，休闲体育者人数约占 68%—75%。但受不同城市规模和交通可达性影响， 90%以上休闲体育者的到访距离表现细微不同。总体上，可接受的到访距离一般在10 km 以内，此范围集中90%以上的休闲体育者。
3.大型体育场馆对休闲体育行为影响的时间规律
休闲体育者到访时间分布也符合距离衰减规律，但仍有一些差异，如南京休闲体育者到访时间在 55 min 以后 （累计人数占64.29%） 人数才持续下降；福州和厦门分别在 30 min （累计 67.80%） 和 15 min （累计 40.36%） 之后就出现衰减规律，即在30 min 以内；厦门和福州累计人数分别达74.70%和67.80%，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厦门和福州“15 min 健身圈”和“30 min 健身圈”建设效果好；而累计74.22%南京休闲体育者到访时间都在60 min 之内。
4.到访大型体育场馆休闲体育行为时空规律的影响因素
模型结果显示，家庭结构、到场馆活动频率和场馆满意度均对城市休闲体育者到访大型体育场馆的空间规律的影响不显著；老年人、低收入者、文化程度较低的休闲体育者更喜欢到访大型体育场馆距离在3 km 以内，选择非机动车 （电动车/自行车） 和步行出行较多，3 km 以内居民活动时长大概 2 小时以内，是一个日常的圈层；到访距离在 3 km 以外，居民开始使用机动化出行健身方式，且“非常喜欢” 和“比较喜欢”休闲体育活动、活动时长在1—3 小时人群显著较多。年龄、家庭结构、到场馆活动频率和场馆满意度均对城市休闲体育者到访大型体育场馆的时间规律影响不显著；在30 min 到访时间内，受交通方式和活动时长的影响均较显著，城市休闲体育者多选择步行或非机动车（电动/自行车） 出行到大型体育场馆，在场馆活动时间以2 小时以内较多；超过30 min 生活圈，城市休闲体育者受交通方式和月收入影响仍存在一些显著，机动车出行比例不断增多，受其他因素影响不显著。
研究结论
本文有以下主要结论：①大型体育场馆服务辐射范围广，基本可以覆盖城市中心城区；对城市外围居民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总体呈现以大型体育场馆为中心的距离衰减效应，但这种距离衰减会因城市规模和交通可达性提升，局部呈现多中心集聚衰减特征。②到访大型体育场馆的时空距离分布均符合距离衰减规律。10 km 以内到访距离集中90%以上休闲体育者，到访时间在30 min 以内最为理想，在60 min 以内也尚可接受。③家庭结构、场馆活动频率和场馆满意度对城市休闲体育者到访大型体育场馆的各段时空距离影响均不显著， 其他因素的影响则是分段式的，如居民到访距离在3 km 以内，主要受个人社会经济属性 （如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等） 影响较为显著；超过3 km 的到访距离则受其休闲体育偏好、交通方式、场馆活动时长的影响较显著，而受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不显著。④家庭和年龄对居民到访大型场馆活动的时空行为影响不显著，这与以往不区分场馆类型的居民休闲行为研究结果存在差异，说明到访大型体育场馆的人群中，年龄和家庭结构的差异不显著，大型体育场馆是大众人群普遍都能接受和认可的休闲体育活动场所。
后续讨论
基于本文的研究，对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①基于3 km （或 15 min） 仍然是保障居民开展日常性休闲体育行为的重要圈层，因此应继续加强城市交通可达性和健身服务便捷性建设，不断扩展城市居民休闲体育行为的“30 min 健身圈” 时空可达性的服务范围，重点考虑老年人、小孩、经济收入低等弱势群体休闲体育活动的需求。②相比于其他建成环境，发现到访大型体育场馆休闲体育者以家庭群体居多，活动频率多且场馆满意度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到访现有大型体育场馆的休闲体育活动客群的特殊性和集中性，因此除了继续考虑家庭休闲体育群体对休闲体育设施、活动及服务品质需求外，还需进一步拓展其他客源市场，以满足不同群体、不同年龄的个性化、多元化休闲体育运动需求。③随着到访时空距离增长，受城市居民休闲体育偏好影响日益显著，这说明从根本上要使人们喜欢到大型体育场馆参与休闲体育活动，需要不断加强休闲体育教育，培养居民对休闲体育活动兴趣与爱好，树立主动积极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态度，增强休闲体育偏好是提高大型体育场馆利用率的重要因素。④目前城市大型体育场馆的休闲体育服务圈较为有限，利用率仍需提升。在倡导城市休闲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背景下，城市规划应有效平衡城市各级休闲体育建成环境等级体系的数量和规模，统筹配置大型体育场馆与其他休闲体育空间服务功能，提升城市居民多元化、差异化和个性化的休闲体育服务供给的有效性、保障性和广泛性，促进社会和健康公正。
特别致谢：张娜、朱志强、萧清碧、杨晓培、谢婉莹、苏秋红、张粮锋等同学的调研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