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末年，一块刻写历史密码的碑
1644年4月25日，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写于其袍服上的遗言是：“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卢沟桥畔的宛平城，1984年，有关部门在城墙内发现了一块埋藏起来的石碑，碑文详细记录了当年筑城工程所用银两、工料、丈尺及形制，以及捐款来源和开支情况等。碑文出自筑城工程主持人——明末宦官武俊之手，字里行间，一个大大的“冤”字。
作为“畿辅咽喉”的卢沟桥，自公元1192年建成以来一直是军事要冲。明末，农民起义烽烟四起，东北满人不断向关内侵扰。崇祯十一年（1638年），崇祯帝召集群臣商议在卢沟桥东建城，设兵防守，拱护北京。
“武俊碑”碑文称，十二名官员商议的结果是，工程造价需32万余两白银。其时国库空虚，崇祯帝肉疼，便命御马监太监武俊另估造价。武俊不但谙习营建之事，且具工程理财经验。经他估算，工程经费大幅削减为14万余两白银。
武俊受命主持建城。他到任后，“勉承上命，度材鸠工，力为创始”。为了兼顾“坚城”和节省，他除把收放钱粮、管工等要责委以专人外，还把“内外各官捐助城工银两”、“原估建造丈尺”以及“用过夫匠物料工价”等，一一详细入账，并由他“总其大纲，察其勤惰”。
1640年，卢沟桥畔，一座东西长640米、南北宽320米的桥头堡建成，定名“拱极城”（即后来的宛平城）。清代官修北京史志《日下旧闻考》载：“规里许为斗城，局制虽小，而崇墉百雉，俨若雄关。”
武俊自述，筑城工程实际用银12.5万两，不但比大臣们的议估数目节省多半，比他自己计估的也省银2万余两。他把省下来的银两悉数具报，“恭进四库收讫”，毫无染指。
武俊称，他万万没想到，他的清廉节俭，得罪了那些想从工程中捞好处的权臣，工程验收时，验工者不但吹毛求疵，还诬陷他冒领银1.7万余两。崇祯帝震怒，把他革职收监，“将俊三年之栉风沐雨，一生之孤忠清介，付之灰烬”。
为了自证清白，武俊在狱中愤笔两千言，将筑城始末与底账和盘托出，并托人刻之于石，藏于城墙内，“以俟事久论定”，“求白于天下万世”。
武俊的苦心没有白费。石碑面世之后，后人知晓了这段公案，尽可评说其中的是非曲直。
无论武俊的自述是否为实，这块鸣冤碑，已成为一面史镜。
宛平城顺治门瓮城北墙上镶嵌的武俊碑复制品，上有石檐遮护（图片来源：胡人的博客）
王朝末年的腐烂气息，弥漫在“武俊碑”上。亡国之君崇祯帝十六岁接手一个千疮百孔的王朝，大力铲除阉党，勤俭自律，励精图治，甚至六下罪己诏，欲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内忧外患之下，他疑心重重，滥杀大臣，以致众叛亲离。逆淘汰的官场，官员口头忠诚，一心权钱。
历史给了崇祯帝一个黑色幽默。拱极城建成时，设东西两座城门，东为“顺治门”，西为“永昌门”。四年后的1644年4月，李自成农民军西路大军长驱直入，过卢沟桥，入“永昌门”，穿拱极城，一路打进了紫禁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李自成称帝的年号恰为“永昌”。1644年6月，李自成农民军放弃北京，清军进占。第一位在紫禁城登基的清帝，年号恰为“顺治”。
宛平城“顺治门”。
“顺治门”门额。
今天，宛平城“顺治门”瓮城北墙上嵌有一块石檐遮护的刻石，它是“武俊碑”的复制品。
它刻写着“顺治”的密码。
（原载于《能源评论》2019年8月刊“悦读”，原题为《卢沟桥边的一块鸣冤碑》。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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