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 | 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思维方式探讨
话语中包含着语言、符号、知识、观念和思维方式等。符号也可以理解成广义上的语言，是作为知识、观念的载体出现的。但是，对于思维方式而言，语言则是工具。其实，在任何一种话语之中，思维方式都是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语言、符号、观念等只有得到思维方式的整合，才能成为话语的要素。同样，也只有通过符号、语言等去加以表现，思维方式才是可以认识和理解的，由思维方式确立和证明的观念才能够为人们所持有。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看到两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即相似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当我们以为事物命名为例来考察这两种思维方式时，就可以看到它们的区别。一般说来，为事物命名，就会求助于某一确定性符号。就这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而言，必然要求符号是排他性的，是特殊的，不可与其他符号相混同。但是，这种符号的区别以及借助于符号而对事物的区分，首先是在相邻事物间进行的，是一种把原先相联系的事物割裂开来的做法。到此为止，相似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是相同的。但是，在接下来的行进中，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分野就显现了出来。相似性思维在命名之后要寻找其他关联物，通过想象去与原本不相关联的事物亲近，建立起联系。分析性思维则把命名所实现的割裂作为前行的起点，继续进行割裂的行动。因而，分析性思维的表现是，在深入到事物内部的行进轨迹中，每一个关节点或每一个层面都会留下命名——割裂的痕迹，直至前行无路的时候，或者在自认为取得了满意成果的时候，才以综合的方式表达对分析的回溯。认识到分析性思维与相似性思维的这种不同，是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进行话语建构的前提。如果说工业社会在思维活动方面呈现给我们的是分析性思维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存在形式，那么，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面向后工业社会的话语建构，则需要在思维方式上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可以想象到的前景应当是，用相似性思维替代分析性思维。
一、历史变迁中的两种思维方式
从人类历史的演进来看，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都会存在着一种占支配性地位的思维方式。人们往往感受到的是世界上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有着思维上的巨大差异，实际上，如果在历史的线索上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按先后顺序排列的话，我们所获得的则是不同历史时期中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比如，人类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是有着先后之别的，在有些地区或者民族进入了工业社会后，另一些地区或者民族可能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所以，在共时态的意义上去解读各地区、各民族间的差异是不科学的做法。不同于这种做法，如果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放在历史的序列中，把它们在时间的先后次序中加以排列，就会清晰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无非因为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而造成的。
就思维方式而言，我们认为，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人类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是分析性思维对相似性思维的替代。或者说，经历了这场思维方式的变革，工业化进程才宣告结束，标志着人类正式步入工业社会，建立起了工业社会的话语体系。现在，当后工业化已经成为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特别是在我们提出了新的话语建构的问题时，思维方式变革的要求也再次被提了出来。我们认为，这场新的思维方式变革运动将是相似性思维的光荣回归。但是，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当相似性思维光荣归来时，将携带着复杂性的属性，而这一属性是农业社会历史阶段的人们拥有相似性思维时并未发现和意识到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后工业化进程中得以复兴的相似性思维也可以被称作“复杂性思维”。但是，我们不同意使用“复杂性思维”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复杂性只意味着程度上而不是性质上的区别，分析性思维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无论是思维的展开和运行路线，还是就思维的内容来看，都有着简单与复杂之别。同样，相似性思维是包含着诸多特性的，“复杂性”仅仅是它的诸多特性中的一种。所以，如果根据这一复杂性特性而为相似性思维命名，将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
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可以认为，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在思维方式上所拥有的都是相似性思维，或者说，相似性思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处于主导地位。在非西方地区，这个方面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也是人们都充分意识到了的思维特征。至于西方，我们认为，一方面，它在农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不甚发达，另一方面，它的农业社会历史已经受到了工业社会中的人们的改写，是用工业社会的思维方式对农业社会的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解读，因而抹去了它在农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思维方式曾有的色彩。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西方率先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变革，即实现了从相似性思维向分析性思维的转变。在思想发展史上，我们首先从笛卡尔的《论方法》中看到分析性思维的端倪。事实上，笛卡尔为分析性思维确立了四条标准，其中，“第二条是：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第三条是：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逐步上升，直到认识到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他们设定一个次序”[1]。福柯将此归类到类型学的范畴。其实，正是这种被归类到类型学的思维方式，为分析性思维提供了前提性的准备工作。也正是在福柯的这种分类中，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类型学中所包含的分析性思维是从确立界限开始的，即通过确立界限而将事物分成不同的类别。与之不同，相似性思维不仅不去确立界限，反而要突破界限。
福柯关于分析性思维产生的历史起点的判断显得有些保守，他认为，“从17世纪以来，相似性被赶到知识的周边地区，知识最低级和最低下的边缘。在这些地方，相似性与想象、不确定的重复、模糊的类推联系在一起”[2]95。不过，我们也承认，福柯在知识考古中获得的这一发现是真切的。在科学理性兴起的过程中，分析性思维是科学理性的支撑因素，或者说，分析性思维表现为科学理性。在此情况下，由于相似性不合乎理性的标准和无法应用于分析性思维的展开，受到了排挤甚至扼杀，也许只是在日常生活领域、文学艺术活动中，才得以苟延残喘。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相似性的意义不断地被推展了出来，并在想象的力量的成长中，朝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建构的方向运动。今天，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在人类社会的又一次伟大的转型运动中，相似性思维正在萌发之中，正在对想象的应用中努力突破科学理性的限制，并必将取代科学理性在工业社会的那种地位。我们认为，历史必将证明，是后工业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选择了相似性思维，要求相似性思维成为行动的前提和基础。
其实，在分析性思维占据主导地位的工业社会中，也一直未能将相似性思维从科学研究中驱逐出去。事实上，在一些不证自明的基础性概念的获得中，在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中，都可以看到相似性思维的身影。在某种意义上，相似性思维成了分析性思维得以孕育的母体。而且，在分析性思维陷入困境的任何一个地方，相似性思维都能够为分析性思维的再度展开提供一种必要的能量补充。也就是说，在一切逻辑链条中断的地方，科学如果希望继续前行的话，就会立即求助于相似性思维。比如，福柯把康德看作分析性思维建构中的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甚至认为，正是康德的贡献而使现代社会获得了分析性思维。的确，康德开拓了分析性思维，但是，在康德的“理性建筑术”背后，难道不包含着相似性思维吗?也许可以这样说，作为分析性思维建构里程碑的康德，正是运用相似性思维去建构起了分析性思维。然而，在由康德所开启的这样一个时代中，他曾作出了经典式应用的相似性思维却受到了冷落，受到了排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我们认为，在农业社会中，相似性思维占居主导地位，但也同时存在着分析性思维。同样，在工业社会中，分析性思维成了主导性的思维方式，但相似性思维仍然存在。当我们说农业社会的人们所持有的是相似性思维时，并不意味着对这一时期中的分析性思维的否认。显然，分析性思维并不是滥觞于近代的。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分析性思维已经开始孕育和萌芽。在这方面，由现代人撰写的西方哲学史给我们提供了大量证据。虽然现代人撰写的西方哲学史在客观性上是可疑的，但是，就现代学者能够在相似性思维所建构的话语世界中发现大量从属于分析性思维和证明分析性思维的材料而言，的确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程。总之，分析性思维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历史了。而且，分析性思维在这段历史中留下的蛛丝马迹，也被现代学者充分地发掘了出来，并将其作为基本线索而重绘了古代社会，提供给了我们一幅完整的——虽然是绘制出来的——关于古代社会的图景。其实，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相似性思维仍然在文学艺术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创新活动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就工业社会分化成的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来看，相似性思维在日常生活领域中一直顽强地存在，即使分析性思维及其科学理性对它进行了清洗和排斥，它也总能得以再生，而且，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能够与时俱进。不仅文学艺术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人类学的大量发现也都证明了相似性思维在现代日常生活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面向后工业社会去探讨合适的思维方式，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这项任务的承担，必然是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话语重建的形式出现的。就思维方式是话语中的基础性构成因素而言，我们发现或确立了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也就可以认为同时确立起了相应的活语。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话语重建中，我们所推荐的是相似性思维，甚至在多数场合中将相似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对立起来。但是，这决不代表对分析性思维的轻视。在后工业社会，只要还存在着认识的领域和需要认识的问题，就必然会表现出对分析性思维的需求。相似性思维能够提供一种认识路径，却不能替代分析性思维，而是需要表现出对分析性思维的承认和包容。不过，我们也相信，在后工业社会中，不会像分析性思维占据主导地位的工业社会那样，将相似性思维从科学领域中排除出去，而是会表现出两种思维方式的并行、并重。而且，这两种思维方式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包容的。
克罗齐耶认为，“社会角逐是一种复杂的游戏，在此游戏中，诸种间接的手段谋略——它造就了斗争得以展开的氛围——比斗争本身更重要。特别是，保持那种模糊的状态，构成一种先在的防范，它使人有时得以掩盖业已施加的压力，有时又能构成让封闭变得更显著”[3]。在克罗齐耶的这一表述中，我们其实读出了一种关于思维方面的观念，那就是在必要的时候保持一种模糊的态度。显然，分析性思维用在科学研究中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在工业社会这样一个科学发展的低级阶段中，我们需要运用分析性思维去把各个方面搞得清清楚楚。但是，在社会这样一个复杂系统中，在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时，保持一种必要的模糊则是应当被允许的，至于那些能够让人清晰地看到各个方面的事情，往往都是发生在历史上一个很久远年代中的事件。历史越久远，事件越清晰。然而，在我们处理当下的事务时，保持一种模糊，则是明智的。
事实上，全球化、后工业化把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推展到了我们面前。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许多事物和现象超出了理解的阈限，是不可理解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面对不可理解的事物和现象时无所作为。借助于相似性思维及其想象，人们可以获得对那些不可理解的事物间联系的把握，特别是在不可理解的事物与可以理解和已经理解的事物间建立了联系后，其实是将不可理解的事物纳入到可以理解的范畴中来了，从而获得了开展行动的依据。既然分析性思维在遇到的每一事物、每一问题时都要搞得清楚明白，既然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这样做已经变得不可能了，那么，分析性思维就无法派上用场了，以至于我们必须谋求相似性思维对分析性思维的替代。我们认为，相似性思维天然地属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相似性思维不需要求助于分析、分解而去将事物打碎成碎片，而是直接地在完整的事物间去发现联系和建立起联系。
总之，分析性思维在工业社会中的广泛应用为我们提供了一笔宝贵财富，让我们面对后工业化进程中的风险时并不畏惧。由于分析性思维所作出的贡献，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在现代经验中，在知识中创立人这个可能性，这个新形象在认识型领域中的出现，都包含了一个从内部萦绕着思想的命令，这个命令，无论是以一种道德的形式、政治的形式、人文主义的形式、负责西方命令这样的义务和形式而被兑现，还是以在历史中履行一种官员使命这样的单纯意识的形式而被兑现，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思想对它自身而言并且就其工作的深度而言，既是自己所知的一切知识，又是其改正，既是它的反思对象的存在方式之反思，又是其转化”[2]426。今天，我们能够如此地思想，我们之所以能够冷静地面对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生事物，甚至我们之所以能够识别出这些事物并呼吁作出准备，都得益于分析性思维。分析性思维造就了现代社会，特别是造就了我们业以拥有的话语体系，同时，它又不断地创造出否定这个社会的力量，而且，当我们提出话语重建的问题时，实际上就是要自觉地扬弃工业社会的既成事实。同时，在我们提出否定、扬弃和超越分析性思维及其全部物化时，这一在工业社会具有基础性地位的分析性思维又能够给予我们面向后工业社会而进行思维创新的勇气，让我们也有了谋划社会重建方案的能力。
二、真理与价值追求中的思维方式
分析性思维可以淬炼技术却不能增益思想。就近代以来思想空前活跃的历史阶段而言，人们可能会将其归功于分析性思维，但事实恰恰相反，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思想，都是由相似性思维成就的。近代以来的所有被视为大师的思想家，虽然都能够娴熟地掌握和应用分析性思维，但在形成那些伟大思想的时刻，却必然是得益于相似性思维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始于近代以来所有大师的学术谱系中，他们的徒子徒孙如果仅仅在分析性思维的路径中用功，都不可能实现对他们思想的超越。只有那些表现出了所谓“离经叛道”的学者，才能树起新的思想丰碑。事实上，在其思想建构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又都受益于相似性思维。
我们也看到，当分析性思维在一处取得了成果后，往往会被局限于该处。如果希望将这一成果移植到另一处的话，就必须得到相似性思维的支持。比如，在物理学的研究中，发现了微观世界中的粒子具有吸引力，能够发挥吸附功能。这是一项研究成果，可以用于人工降雨。至此，还无法断定相似性思维的介入。但是，如果将此项成果应用于经济活动中的招商引资，就肯定是相似性思维的应用。也就是说，某地希望通过招商引资去提振经济，但它如果没有那种可以吸附资本的项目，就不可能达成愿望。这些项目就是可以比喻成微观物理世界中的“粒子”的东西，是物理学成果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分析性思维都无法促成这种应用，只有相似性思维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近期“人工智能”的发展表明，人们并不关注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因果关系，而是把视线投注到了相关性的问题上。这说明，分析性思维在人工智能的领域以及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时代，必然会走向日益式微的方向，而相似性思维则会迅速地崛起并填补因分析性思维退场而留下的空间。其实，就人的思维活动是在追求真理与价值两个向度中展开的而言，也一直在证明分析性思维与相似性思维各擅胜场。在真理追求中，分析性思维具有优异表现；在价值追求中，相似性思维更显优势。
在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分析性思维让“所有经验认识，只要关涉人，都能充当可能的哲学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认识的基础、认识界限的限定以及最终所有真理的真理，都必定被揭示出来。现代哲学的人类学构型在于把独断论一破为二，在于把独断论分为相互依赖和相互限制的两个不同层面：对就其本质而言人之为何的前批判分析变成了对一般而言能赋予给人的经验的一切的分析”[2]455。结果，全部哲学和科学都是为了分析而存在。这样一来，不仅是那些不去致力于分析的思想活动、研究工作不被认为是科学，受到冷落、受到排斥，而且，就整个科学活动来看，似乎除了从事分析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了。为了分析，在经验匮乏之处往往强行地制造经验，在没有数据的地方，往往编造数据，甚至一些冒充科学家的人(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最为常见)往往为了发表的目的而去编造假数据。所有这些，目的就是为了让科学有事干，至于是否要解决那些与人相关的甚至威胁到了人的存在和影响到人的生存质量的问题，则在其次，甚至不会予以考虑。
根据福柯的看法，由于分析性思维的成长，从19世纪开始，人文科学的发展所显现给我们的是，“人之存在方式的分析并不处于表象理论之内；相反，这种分析的任务是要表明一般的物如何能被赋予表象，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基础上，在什么界限内，物能出现在一个比各种知觉方式都要深远的确实性内；并且，在人与物的这一共存中，通过由表象打开的巨大的空间展开，如此被揭示的，正是人的根本的限定性，是那个把人与人的起源区分开来的同时又向他保证这个起源的散布，是时间之不可逾越的距离”[2]439-440。当分析性思维透过表象而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时，往往发现了事物的一般，并在回过头来再赋予表象时，总会导致表象的部分内容流失，甚至绝大部分内容会遭遇流失。虽然向纵深处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知觉空间，但在此物与他物间的联系上，就只能寄托于它们共有的同一性。然而，这种同一性是单薄的，不像相似性思维在事物间所建立起来的那种联系一样丰满。同时，同一性的发现本身，也取决于认识的路径和手段。因而，关于其路径和手段的恰当性、适切性和正确性，也就成为一个时时需要得到检验、调整和矫正的对象，以至于方法论变得越来越繁复。假设路径和手段出现了偏差，关于同一性的真理性也就成了可疑的问题。那样的话，求助于同一性而在事物间建立起来的联系，在真实性方面更是一个需要存疑的问题。事实上，这正是科学发展史的基本状况。正是这种状况，使相似性思维的优越之处显现得更加清楚了。那就是，通过相似性思维，在表象的完整性不受任何变动的情况下在事物间建立起联系。这种基于相似性思维而在表象间建立起来的联系，不会导致表象的任何方面的流失，从而使得事物间的联系变得非常真实。
在人类近代以来的认知史上，特别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当哲学开始关注并探讨“存在”这个概念时，表面看来是一种向古希腊(如巴门尼德)的回归，而在实际上，则应当被理解成是对分析性思维的怀疑。尽管哲学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些对近代以来的哲学表达了批判的理论叙事中，包含着某种完整地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冲动。可以认为，在“存在”的概念中，已经极大地淡化了分析，并把“形式”与“质料”(在此借用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概念)整合了起来，甚至将思想的重心转移到了事物的质的方面。当然，“存在”自身依然是个抽象产品，应当视为分析性思维的造物。但是，当“存在”成为思考的对象时，则包含着强烈的告别分析性思维的要求。事实上，我们如果不是把视线放在真理之上，而是去关注意义与价值的话，就会发现，意义、价值等都是无法在分析性思维的运行中得以发现的。比如，当我们去关注社会生活对正义的要求时，就会看到，虽然可以通过分析性思维活动而给予这种正义要求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为了获得这个解释而作出的理论证明往往会让我们感到苍白无力。同样，如果把正义的实现寄托于形式化的安排，从来也未见到达成正义之结果的状况，反而会让人陷入更激烈的争论之中。在分析性思维的作用下，无论是关于正义的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安排，至多只是使正义的问题得以表面上的缓解，而不是给予我们一个关于正义的人人都能接受的方案。由此可见，在意义、价值的发掘以及实现中，分析性思维是无能为力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让我们把视线转向了相似性思维。我们相信，在所有牵涉到了价值的社会议题时，相似性思维都能够显示出其优越性。
从思维的角度再回过来看“存在”的概念，我们看到，这个概念无论是在海德格尔还是萨特那里，都仍然或多或少地隐喻或暗示着原子化的个人。只不过，这个个人不再是分析性思维所创造的主体抑或客体，而是一个不可切割的硬核。由于这个存在不可避免地被置于世界、社会之中，以至于必然会受到“此在”与“他在”区分的困扰。那样的话，作为此在的存在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使自己的自主性得到保证，就成了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由此看来，从个人出发去思考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命运等几乎所有与人相关的问题时，都会陷入无尽的烦恼之中，这就是工业社会中的各种思想都会遭遇的主要烦恼所在。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将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推展了出来，让一切出于个人、服务于个人、理解个人和从个人出发的思想都显得像是一种无病呻吟，完全是一种需要祛除的资产阶级情调。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所呼唤的是共同行动的方案，一切思想活动都应围绕着共同行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展开。对于出于人的共生共在之目的的行动而言，无论行动者是以个人的还是群体的形式出现，都要在谋求人的共生共在的行动中去使自己的自然生命得以保障和使自己的社会生命得以实现。
当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后形而上学的设想时，对哲学史进行了考察。在谈到胡塞尔时，他表达了这样的意见：“胡塞尔提出了形象化的方法，亦即对于修饰世界的自由想像，或设计出对立的世界，它们能够揭示出我们潜意识中稳定而义难以把握的规范期待，并且能够把我们日常实践的直观基础表现出来。”[4]77-78这可以认为是得益于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而形成的认识。因为，就工业社会的情况而言，当完整的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后，也就使得这个社会的不同部分有着不同的表现。在对三个领域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唯有日常生活领域是拒绝形式化的，表现出一切事情和任何事件都发生在具体语境中的情况，而不是某种形式的重复。
当然，作为哲学家，胡塞尔依然受到了认识论思维方式的限制，没有从近代以来的领域分化的事实出发，而是从对社会生活整体的分析中分离出一个日常生活世界，即在社会生活的现象层面去把握那个被称为日常生活的世界。即便如此，他仍然看到，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的日常活动中，都包含着大量无法通过抽象的方式去把握的内容。所以，他倡导运用形象化的方法去把握日常活动。的确如此，如果哲学家们低下高傲的头颅，正视近代社会领域分化的现实，就会发现，整个社会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那些情景化的特征，都完全是根源于日常生活领域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胡塞尔依然受到分析性思维的影响而抽象出了一个日常生活世界，而这个所谓的日常生活世界仍然是一个不真实的现象。如果说胡塞尔抽象出来的日常生活世界在理论上能够成立的话，也只有将它们与领域分化后出现的日常生活领域联系起来，才能够看到其根源。最为重要的是，当我们把视线投向日常生活领域而不是日常生活世界时，就从根本上告别了对分析性思维的依赖。
也就是说，在我们对胡塞尔所提出的以及哈贝马斯进行了进一步阐释的日常生活世界表示怀疑的时候，就会走向这样一个方向，那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地从因为社会分化而形成的日常生活领域这一现实出发开始思维的行程，而不是求助于分析性思维从社会整体中分析出那个日常生活世界，更无必要去描述日常生活世界与反映了科学设计原则的另一重世界的不同。不过，我们也应对胡塞尔在哲学史上的贡献给予肯定。因为，胡塞尔在思想创新方面虽然表现出了犹犹豫豫的状况，不愿意彻底告别分析性思维，但是，由于他在分析性思维的路径中把视线投向了现象世界日常生活世界，也有了新的发现。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胡塞尔已经把他对生活世界的分析和危机主题结合了起来。胡塞尔从客观主义对世界和自我的遗忘中，归纳出了现代科学所导致的危机。这样一种世界历史或生活历史的危机情境所带来的问题压力在客观上改变了主题化的条件，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同最邻近和最自明的事物保持一种明确的距离”[4]78。
不用说在工业社会所造就的日常生活领域这个包含着全部质性内涵的系统中，即便是在胡塞尔设定的作为现象而不是系统的那个生活世界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哈贝马斯所描述的那种状况：“和一切非主题知识一样，生活世界的背景也是潜在的，通过前反思才能表现出来。生活世界背景的第一个特征是一种绝对的明确性。它赋予我们共同生活、共同经历、共同言说和共同行动所依赖的知识以一种悖论的特征。背景的在场既让人觉得历历在目，又让人感到不可捉摸，具体表现为一种既成熟而又有不足的知识形式。背景知识与可能出现的问题之间缺少一种内在联系，因为它只是在被言说出来的一瞬间才和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发生接触，才被转化为可能出错的知识。绝对的明确性始终都是牢不可破的，直到它自己突然消解。因为从严格的可错性角度来看，它根本就不是什么知识。”[4]79这种悖论，即知识的可错性、知识与事实间内在联系的缺乏等，都只不过是包含在分析性思维之中的问题，也是在科学真理观视野中所看到的问题。它们对于工业社会技术化的行动而言，确实是一些经常性地引起偏差的问题。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或现象世界中，这些问题也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其实，直到日常语用学出现后，才找到了补足分析性思维的方案，那就是，在有效性的意义上肯定了这种悖论的合理性。这也说明，如果我们的观察对象不是生活世界而是日常生活领域的话，进而，如果我们看到运用分析性思维并不适合于对日常生活领域的研究，即认为日常生活领域中更多地适应相似性思维的把握，那么，反而会看到日常生活领域中包含着完全不同的秩序图景。
的确，基于分析性思维看世界，也承认世界的变化。但在根本上，由分析性思维所建构起的科学观念坚信变化的世界背后有某种不变的因素。这就是奈特所说的，“我们将世界分解为大体上能够表现一致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某些本质不变的元素按照某些变化的方式形成事物。如果我们可以穷尽这个过程，那么，对我们来说，世界就是完全可知的。从现实意义看，这仍然是一个保持不变的世界……我们解释变化的思路是将变化消去。在思维领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变化。对我们而言，按照已知规律发生的变化(遵不遵循规律，我们都称之为变化)，不会产生不确定性。在实践中，在我们心中的静态世界里，所有的变化都具备这个特征”[5]。
根据分析性思维而形成的结论，所告诉我们的是，世界万变不离其宗，显然不会显现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持续增长的趋势。即使复杂性和不确定在某个时期处在持续增长的过程中，但由于其背后的或深层的某种不变的因素发挥着平衡、制约的作用，也不至于没有边界。然而，我们在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中所看到的却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并无尽头。这样一来，我们怎能相信分析性思维及其科学观念展示给我们的那个变动世界中的不变因素是真实存在着的呢?如果没有那个(些)不变因素的话，我们既已拥有的科学观念以及生成这种科学观念和为这种科学观念提供终极性支持的分析性思维，是不是值得怀疑?进而，科学研究以及全部认识论向我们承诺的那个认识规律、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发现真理的路径，是不是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当然，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科学成就之辉煌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亦享受着科学给我们建构起来的一切，沐浴在科学的普惠阳光之中。所有这些，都是科学以及分析性思维对人类所作出的积极贡献，以至于我们在惊叹科学之伟大时陷入一种失语的境地。但是，我们可以于此之中去想象一个例子：一个人在设备齐整、水温适宜的游泳池中表现出了高超的泳技，因而相信畅游大海只不过是小菜一碟。可是，当他刚刚涉足大海时，一个浪头袭来便将其击昏过去。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相信他的高超泳技吗?所以，我们不能相信工业社会的科学是唯一的科学形态，也不能认同分析性思维就是独一无二的思维方式。无论是科学还是它所拥有的思维方式，都有着其未来形态，而且将实现对既有的科学以及既已拥有的思维方式的超越和替代。
三、基于相似性思维的话语建构
如福柯所说，“只有从同时代的一切出发，并且肯定不是依据相互影响，而是依据在时间中所确立起来的条件和先天性，知识史才能被撰写”[2]276。也就是说，认识史在被植入了某个语境之后才能成为有意义、有价值的因素，或者说，才能得到理解。如果在既有的语境中缺乏可以理解认识史上某些思想或理论的因素，它们就会成为神秘的东西。比如，当分析性思维传入中国并得到普遍接受之后，诸如“河图”“洛书”等许多东西就成了无法理解的认识史上的神秘事件。即便是那些已经被作出解读的思想和理论，在何种意义上还包含着原有的精神，也是非常可疑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哲学史、思想史等名义下去撰写各种各样的著作，但我们所述的，也许只是我们基于当代语境所理解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所写其实恰恰是那些活在当代的思想和理论，甚至可能是与它的原有精神以及造就了它们的年代毫无关系的。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某些考古发现去提供佐证，可是，那些作为证据的因素也需要去加以解读。在这种解读中，我们也只是对已经掌握的东西进行比较。比如，我们从某些遗迹中复原了古希腊雅典的广场，以之与同样复原的中国皇帝听戏的戏台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了关于治理方式以及制度的某种结论，即认为戏台表演是皇帝专享的，因而是专制的，而广场是公民辩论和投票的地方，因而古希腊雅典的广场证明了民主政治。然而，我们是否想过，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我们已经读出了一种是我们的(即当代的)而不是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我们又用一个复原了的证据去证明我们在文本中所获得的错误解读。这样一来，它在何种意义上属于古代，不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吗?所以，认识史就是当代史，是当代人身临其境的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考古学能说明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的存在，并由此开放了一个科学史、观念史和舆论史能随意嬉戏的未分裂的区域”[2]276-277。
同样，我们也看到，自然界本身并不存在着等级，只是在人有了等级观念后，才对自然界作了等级化的理解。即便如此，也只有在生物链的某个环节的有限范围内，等级化的理解才能得到证实。如果把整个生态置于我们视野中的话，关于自然存在物的等级观念立即就面临尴尬。这说明，自然界允许多重理解，关键要看这种理解是从什么角度出发，以及视野的宽度有多大。同样，社会现象显然是人所建构起来的，是人的行动足迹，但人的这种建构以及所留下的足迹一旦成为客观存在的事实，也就是能够从多角度进行观察和允许多重理解的了。这种理解权应交给观察者和理解者，而不是事先要求观察者和理解者全都拥有同一种观念。就此而言，分析性思维在人类认识史上的表现就是，让所有的观察者、认识者、理解者都拥有同一观念和运用同一方法，并坚信这是消除分歧和达致真理的唯一途径。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真理性的认识呢?一旦对作为认识的全部根基之分析性思维方式表达怀疑，也就同样变得可疑了。所以，在对相似性思维的构想中，我们应当表达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基于相似性思维去把握世界，体悟、想象、隐喻等这些路径是可以共同使用的，但理解和把握的视角、方法、观念等，则属于理解者的自由，每一个理解者都有着自己的主动权。只有完成了这一步，人们才会开展讨论和谋求共识。所以，在相似性思维这里，真理和共识等不是预设的，也不可以在逻辑上预成。
当分析性思维遇到了那些无法分析或分析不清的问题时，就会将两个或多个无法进行清晰而又明显关联或相邻的问题合并起来。在进行合并时，假设这两个或多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特殊点，那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可行的路径或方法而无法把握其特殊点。正是无法找到它(们)的特殊点，才要将它们合并起来。在完成了合并的工作之后，确实发现了某个(些)特殊点，从而形成了科学结论。然而，这样做本身是不能接受分析性思维的检验的。因为，合并后的问题或事物的特殊点在何种意义上与合并前的问题或事物相同，是一个在分析性思维中去看显得非常可疑的问题。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分析性思维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是在分析性思维遇到了分析的极限时产生的悖论。在相似性思维这里，就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相似性所包含的联系是需要得到想象的支持的，或者说，想象使那些联系得以确立。正如福柯所说，“相似性位于想象一方，或者更为精确地说，只有求助于想象，相似性才能得到体现，反过来，想象也只有依靠相似性，才能得到实施”[2]92。相似性与想象之间的这种相互促进关系决定了想象的训练和应用都必须建立在相似性的前提下，通过相似性的“格物致知”而养成想象的习惯，并借助于想象去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过去与现在的联系、现在与未来的联系等。所有这些，在分析性思维的科学追求中都是不可能的。基于分析性思维去认识上述所有联系，所提出的都是对规律的把握，而规律无非同一性的代名词。在分析性思维等同于科学的时代，规律显然是一种抽象，而更多的时候，却是迷信的对象。分析性思维及其科学允许迷信但不允许想象。在科学理性和分析性思维作为实践的基础时，想象以及相似性思维是受到排斥的，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是招引价值巫魅的思维方式。然而，当分析性思维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变得无能为力时，相似性思维的优越性也就体现了出来，想象的功能和力量就会得到放大。
分析性思维具有明显的收敛性。20世纪的心理学研究也谋求教育的途径去培养和训练人的发散性思维，以图更多具有创造力人才的涌现。而且，从西方国家的教育模式来看，也主要是出于培养发散性思维目的。可是，一旦人们结束了受教育过程而进入社会，分析性思维模式便框定了人的思想和行为。所以，以美国为例，新移民在各行各业中都往往会在创造力方面有着优异的表现，尽管他们没有严格地接受美国式的那种旨在培养人的发散性思维的教育。与分析性思维相比，相似性思维具有明显的发散性特征。因而，拥有相似性思维方式的人，往往非常容易产生新的观念，并会显现出很强的创造力。但是，对于相似性思维占主导的国家或民族而言，因相似性思维的发散性而带来的新观念却总会遭遇承认的困难，从而表现出普遍的无视、轻视他人创新的状况。一般说来，这些国家或民族必然会通过政治的以及社会治理的安排去抑制人的创造力，防止新观念的纷涌出现而导致社会冲突，即要求整个社会统一到某个既有的或由少数人垄断的创新观念中去。也就是说，是由于社会治理以及政治上的安排而压抑了人们的创造力，并使得整个国家或民族创新能力不足。所以，这些国家其实并不存在思维方式造成的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现在，人类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从而对人的创造力以及创新能力提出了非常强烈的要求。这意味着拥有相似性思维的人、国家、民族将会显现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条件下开展行动的优势。但是，人的创造力能否被释放出来，能否赢得普遍创新的局面，显然需要对社会治理的、政治的安排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从而消除一切压抑人的创造力的社会因素。
相似性思维着重于把握事物的意义，如果说分析性思维要求弄清楚事物是什么，那么相似性思维所关注的则是事物的意义是怎样的。当然，在“事物”以及“事物的意义”这两个方面，相似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都会给予关注。在这些方面，它们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但是，这两种思维在侧重点上是有所不同的。分析性思维侧重于对“事物”的认识，相信在这种认识中可以达致真理，而相似性思维则侧重于对“事物的意义”的把握，希望获得价值并根据价值的要求开展行动。正是因为侧重于对“事物的意义”的把握，突出了联想在相似性思维中的重要地位，进而，由于相似性思维突出了联想的功能，也使得分析性思维视野中那些毫无关联的事物联系了起来。当我们准备建一个房子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对既有房子的分析而认识到砖、石、水泥、钢材等之间的联系和构成方式，然后备好这些材料，进行复制而拥有一栋新房子。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复制对象，那么砖、石、水泥、钢材之间的联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显然，相似性思维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比如，就建筑而言，新材料层出不穷，而且不断地引发建筑革命，当新材料被列入到建筑中来，显然需要多种材料的组合而成为一栋建筑。如果说这些材料事先在工程师的头脑中已经被联系在了一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工程师是在分析性思维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些材料之间的联系，还是借助于相似性思维中的联想而在那些材料间建立了联系?也许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工程师在设计方案的形成中仔细分析了每一种材料的属性和功能等，然后确定了如何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方案。但是，工程师为什么选取了这些而不是那些材料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联系?工程师为什么会将一种新材料引入到他欲建的建筑物中来?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都指向了相似性思维。由此可见，每一项创新行动，每一个创新灵感的出现，都必然包含着相似性思维。
分析性思维一旦在事物间确立起界限，那就是不可逾越的，在某种意义上，分析性思维只在研究对象的纵深方向保留了开放渠道，而在事物间所确立的边界，则是从属于封闭的要求的，而且围墙会越筑越高。这一点典型地反映在现代科学的专业设置上，也反映在诸如政府的组织边界上。据此，我们认为，分析性思维在实质上属于一种封闭性思维，现代社会在每一个表现出封闭特征的地方，其实都是分析性思维物化的结果。在开放性的视角中，可以看到，相似性思维明显的是排除一切封闭的。也许人们会说，当相似性思维去建立事物间的联系时，也需要以对事物的命名为前提，而命名本身就是排除，就是厘定边界。但是，我们不难发现，相似性思维在这样做的时候，是不同于分析性思维的。准确地说，只有在分析性思维这里，命名才意味着排除和厘定边界。在相似性思维那里，命名本身反而恰恰是建立联系，或者说，包含着建立联系的内容。
分析性思维始终对偶然性抱持着畏惧心理，因为，偶然性的出现意味着逻辑链条的断裂，从而使分析性思维发生中断。当然，从现代科学的发展来看，偶然性往往成为理论创新的机遇。也就是说，一旦遭遇了偶然性，就会要求在偶然性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周边去发现其他因素，以便把断裂的链条接续起来。结果，在这样做的时候，把偶然性纳入到必然性之中，消除了偶然性。所以，分析性思维畏惧一切偶然性，即使遭遇了偶然性，也要将其消除或转化为必然性。与分析性思维不同，相似性思维从不畏惧偶然性，反而会表现出非常习惯于偶然性的状况。相似性思维会把偶然性作为一种常态而加以接受，而且，相似性思维也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很多偶然性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而实现对偶然性的驾驭。在面对偶然性的时候，运用相似性思维，会使在偶然性之间建立起联系的追求变得非常容易实现。正是因为相似性思维具有驯服偶然性的这种功能上的优势，所以，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需要更多地借助于相似性思维去确立行动方案和开展行动。
我们在历史的维度上去观察思维方式，指出农业社会是相似性思维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农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于相似性思维活动中的主要是想象的元素。这个时期的相似性思维更多地得到想象的支撑，而且这种想象一直停留在形象化的方面，以至于只能够在事物的表象间建立联系。特别是在这种联系一旦建立了起来之后，也就会满足于这种联系的获得，而不是通过种联系的建立而去开展进一步的行动。在经历了工业社会分析性思维充分发展后，如果后工业社会实现了向相似性思维的回归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分析性思维将为相似性思维的重建提供充分的支持。相似性思维就是适应人们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的思维方式，一旦我们实现了对相似性思维的重建和重新拥有，即得到了相似性思维的武装，就能够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获得巨大的开展行动的力量。
归根结底，相似性思维属于话语的核心构成部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因应社会转型的需要，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是话语重建的要求。这是因为，我们拥有了什么样的话语，就会开展什么样的社会建构。工业社会的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我们之所以有着今天所看到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科学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方式，是得益于启蒙时期所确立起来的话语。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我们瞻望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生活方式时，首先遇到的就是话语重建的问题。在我们承担起话语重建这项课题的时候，显然首先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思维方式上来。所以，促进分析性思维向相似性思维的转变，是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必须承担起来的一项重要任务。总之，可以相信，一旦我们再次拥有了相似性思维，人类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建构起的话语也就会为一种新的话语替代。这就是我们一再指出的，思维方式是话语的核心构成部分，是话语的性质和功能的决定性因素。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无论是科学话语还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社会话语，都是建立在分析性思维的基础上的。现在，当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转变，也就意味着一种新的话语将是在相似性思维的基础上得以重建的。这也说明，在我们谋求话语重建这一历史性课题的破题时，对思维方式的探讨是研究的重心，只有我们找到了从分析性思维向相似性思维转变的道路，才能够为话语重建开辟出前景光明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笛卡尔.谈谈方法[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60.
[2]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3]克罗齐耶.法令不能改变社会[M].张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84.
[4]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原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