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树， 迎着太阳长 ——25 年后，丁小琦再叩《天堂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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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时间：
2016年5月14日 5：00pm
访谈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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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Tsui
一棵树，迎着太阳长
25年后，丁小琦再叩《天堂之门》有一本书，《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
“五爱”、“知青”、“祥和”、“五湖四海”、“兵团战士”、“豪情”、“崇拜英雄”、“胸怀祖国”、“红卫兵”、“上山下乡”、“毛主席语录”、“清纯” ……，一个个关键词赫然于封面之上。
这些关键词，属于50 后那整整一代人。
1949年10月1日，一个新国家诞生了。90天之后，这个新国家的第一代人——50后开始陆续降生。
大人们几十年的苦斗，为50后准备了一个安全的环境。1840年以降，中国大陆从未间断过的枪炮声从此终止，孩子们再不曾颠沛流离。
还有清洁。天安门广场上，从清朝开始堆积的垃圾山一夜之间搬走了。肆虐中国千百年的黄、赌、毒、黑社会一夜之间消失了。什么妓女、卖淫、会道门、毒品、抽老千，这一代人成人前几乎没听说过。
没有物价攀升，没有贫富差距，没有污染，没有腐败。50年代的中国，风清气正；50后的童心，纯净如玉。
就凭着这份健康、干净，一代人波峰波谷、越沟过坎儿，一路走来。
丁小琦就生在这干干净净的1950年代。
真诚、自我、简约、干练，说话干净，写字干净，生意做得干净。对于文学、对于商业、对于人生，有着丁氏的美学理解。大舍大得间，一路朝着太阳走，几十年不舍昼夜。
丁小琦这个人，活的很干净！
采访丁小琦。是在她的家，一座植物园般的宅院。
丁小琦语锋凌厉，有着天才的表达能力，言简意赅，鲜活饱满。开口闭口间，说到兴致处，随性甩出几句国骂，痛快淋漓，恰如其分。袋鼠国里，听起来亲切异常！
丁小琦说自己是“自由自在长大的”。
很多中国近代史的纪录片中，都有一个经典的镜头——1937年，成都春熙路上，孙中山铜像前，一个青年激越地指挥着大学生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这个青年就是丁小琦的父亲丁洪，时年十九岁。作为中国第一代化学系大学生，眼见科学救国无望，已辞别四川大学，投身抗日救国的洪流。
“祖父北伐，父亲红军。弃良田万亩，置生死不顾，弃文从戎，为国为民。”沐浴着父辈的光荣，每天早晨，迎着灿烂的阳光，部队大院里的丁小琦，听着军号声，一天天长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创作过电影《董存瑞》、《雷锋》，写过“大毒草电影”《抓壮丁》的父亲，首当其冲被打倒。“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八一小学住校的丁小琦一夜之间成了异类。不想被人羞辱，不堪受人冷落，她自动辍学回家，成了“失学儿童”。不到九岁的小女孩儿，一头钻进了爸爸的私人图书馆，成了上万册藏书的女王。如饥似渴，没日没夜；抓起来就看，无论青红皂白——《战争与和平》、《简爱》、《悲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世界名著，中国古典文学，很多绝版书。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二年级，家，成了她“自己的大学”。她在那里自由地阅读，自在地成长。
昆德拉说：自学者和学生的区别，不在于知识的广度，而在于生命力和自信心的差异。
“我万分感谢我的父亲，感谢他在精神、文化世界里对我的无拘无束，甚至纵容。”正是那几年的自修时光，为丁小琦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基础，孕育了让她受用半生的强大内心。
1974年，十七岁的丁小琦“大学毕业”，踏上她父亲曾经战斗过的黑土地，下乡到辽宁盘锦的军垦农场。
知青岁月，艰苦备至，但她却感觉“特别美好”。和别人不一样，她是揣着一肚子墨水来到广阔天地的。拉着手风琴，在田埂上写小话剧——插秧拔苗什么的，小剧本被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下放的导演看中，给拍出来了，轰动田野。于是一发不可收。自己填词、自己谱曲，她创作的歌儿，知青们整天跟着大喇叭唱。
东北大平原，黑土地一眼望不到边。锄一垄地，若在地头放眼，能让人绝望。丁小琦是农场的文化人。广阔天地最尊重知识分子。知青们、农民伯伯们舍不得她干这些糙活儿，她的活儿大家伙儿给包了。她的工作是给大家讲故事，讲她在爸爸的图书馆里看到的那些古、今、中、外。于是，大大的太阳下，一排排锄禾人的身后，她口若悬河、绘声绘色、手舞足蹈；于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来到了农场的田间地垄，安娜卡列尼娜躺在了场院的麦垛草堆，《八十一天环游地球》的故事穿行在高粱玉米间。一个个黄昏，晚霞铺满小路，收工后的人们，或荷锄背草，或赶着马车，脸上淌着笑声，走进袅袅升起的缕缕炊烟……。
三年后，第四届全军文艺汇演，各军都在招人才。丁小琦穿上水兵装，进了海政歌舞团。
海政创作组里，大家荟萃。在吕远这些前辈面前，丁小琦是名副其实的晚辈。支持也好，纵容也罢，反正没人管她。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创作理念，是她自由自在的借口。想要去哪儿，打个报告，拿了钱就出发。下西沙，上南沙，东海南海黄渤海；去新疆，跑西藏，祖国大地随她走。《梨花又开放》、《我驾着一只小船》、《海风啊海风》、《亲人送别金沙滩》，一首首歌词，一篇篇小说，写就于洒满阳光的旅途。海政期间的她，每年都受到嘉奖，就是因为她特爱下部队体验生活，甚至上了炮火纷飞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
1979年2月17日，中越战争打响的第一天，广西前线十万大山里，她和战友们大碗喝茅台，醉卧在沙场。“枪声时隐时现。去野战军医院慰问时，一个小兵看上去只有十四五岁，可他说自己十七了，刚刚当兵一星期，一条腿没了。看他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我就哭了。”
接着，丁小琦“进解放军艺术学院回炉了一下”。
军艺文学系第一届，一班同学，满室作家。24人中，23个是党员，只有她是群众。四年快过去了，毕业临近，系主任、军艺副院长徐怀中先生坐不住了。在他的动员下，丁小琦亲点自己的介绍人——当时因写作《高山下的花环》而大红大紫的李存葆、因写了《透明的红萝卜》而初露头角的莫言，两个同学合作，写了一片堪称经典的介绍词，把她介绍入了党。
军艺四年，给了丁小琦文学创作的系统训练。也正是这一时期，许多“50后”、“60后”青年女军人投身文学。她们大多是军人家庭出身，有着天然的军旅情感和军营阅历。她们承接了几代军人的情感，成为对军队文化认同最深、对军人生活感悟最深的军旅女作家——王海鸰、严歌苓、庞天舒、项小米、毕淑敏、王曼玲、张慧敏、马晓丽，等等。丁小琦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路写下来。
1980年代末，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丁小琦的短篇小说集《女儿楼》。随后，她的作品走出国门。
Chris Berry，一个英国人。1980年代曾受雇于中国翻译局。中文好到能把“勿忘我”和“相思豆”分辨得一清二楚的程度。当时他就翻译了150多部中国电影，包括震撼、颠覆了中国影坛的《黄土地》、《红高粱》，都是经他翻译介绍到国外的。电影之外，又盯上了当代中国文学。面对翻译局推荐给他的一堆作家、作品，在一堆名人、名作中，他偏偏只选择了名气不够大、作品不太多的青年作家丁小琦。Chris Berry偏爱丁小琦的作品，声言一辈子谁的小说都不碰，就喜欢丁小琦的小说，太有意思太机智了！称她的作品完全没有任何禁锢，完全没有约定俗成的东西。在专注于自我感受的描述的同时，透着难得的西方式的幽默。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是真正有着弗洛伊德意识的作品。
从1986年开始，Chris Berry和著名的美国学者Cathy Silber一起，翻译丁小琦作品。随后，经他们的推荐，丁小琦的一篇小说在美国发表。“给了我三四千美金。我的天哪！一篇小说值这么多钱啊！”
活过城、乡，做过军、民，闯过南、北，经过顺、逆，读破万卷有字之书，走过万里自在旅程；能喝牛奶长大，能嚼菜根度日的丁小琦，三十年自由岁月，一路沐浴着自由的阳光，顺风顺水。
1910年，美国华工在加州天使岛木板房墙壁上，刻下了一首中文诗歌。从那时算起，中国的海外文学历史已有百余年。百多年来，在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华人写作者创作的不计其数的文学作品，堪称海外华人的“精神史”和“心灵史”。
近二十年前，旅居英国的学者赵毅衡提出 “新海外文学”概念。按他的解释，“新海外文学”指的仅仅是“海外大陆作家的文学创作”——那些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写作名声的作家，到海外后，坚持着自己的文学信仰，以自己的母语，记录下原乡与异乡文化的冲突与排异、挣扎与希望……。他还为“新海外文学”做了排他性的界定：不包括用所在国主流语言的写作，也不包括用中文写作的回忆录、家史等形式的“非文学”作品。解释完，界定后，赵毅衡为“新海外文学”的代表作家拉了个名单：顾城、刘索拉、查建英、虹影、严歌苓、高行健，当然还有澳大利亚的丁小琦。
1990年代初的中国，持续的经济萧条下，崔健吼着“一无所有”； 全国人民对着《渴望》抹眼泪；“毛泽东热”席卷神州大地；王朔的婆婆嘴在那儿絮絮叨叨……。中国作家丁小琦，和一批25——35岁的人一起，来到了澳洲。
每周一趟的航班上，一条条牛仔裤中间，是一个个身穿正装，正式得像一个个精英的中国留学生。一上飞机，他们就兴奋异常：“啊，澳大利亚，我来了！自由、自由、自由啊，让我拥抱你！”北京——广州——墨尔本——悉尼，一路上，他们以为自己是飞向天堂的一群鸟。
落地后，开始活，才知道这突然降临的精神上的彻底自由，带来的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才知道自由的代价那般沉重——没人管你，死了都没人管。
当年的留学生们，只要聚在一起，内容就是身份、身份、身份；钱、钱、钱；性、性、性；爱情、爱情、爱情。没有身份，还要留下；没有钱，还要吃饭；没有方向，还要活着；没有爱情，还有欲望——生存的高压下，性尤其饥渴。在白天与黑夜、性欲与爱情、自大与卑微中磨砺辗转，呈现出令人震撼的“人性”。 人都是心惶惶的，整日提心吊胆。偷着打黑工，没日没夜地把课余时间交给了中餐馆的洗碗池；听到有人敲门，立马跳进垃圾桶，头上再罩个垃圾袋，只要不被发现被遣返；麦当劳里，众目睽睽之下，把免费番茄酱，抹在没有黄油的面包上……。“多少人疯狂了，多少人骑着骑着摩托就撞死了。”
丁小琦要好些，她还是和大家不一样。她来澳洲，是被请来的。她不是语言生，而是La Trobe大学电影系的访问学者。
Chris Berry离开中国后，来了澳大利亚，在La Trobe大学做教授。想起中国的老朋友，向丁小琦发出了邀请。与此同时，远在美国的著名学者Cathy Silber同样没忘记她。经他介绍，由聂华玲创办，位于美国爱荷华的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也到了。同时向美、澳两国使馆提出申请，同时获批。一番权衡后，她选择了澳洲——既可以当学生，又可以做学校承诺的一份工作。
尽管如此，初来乍到时，她也和大家没什么两样，没钱，没身份，不会说话。也曾因“怎么没人管我们”而惶惶不安。
当时她租住一个律师的房子。为了每月能省下20块钱，她负责打扫房间卫生。律师的女朋友又介绍她到自己的姐姐——海伦家去搞清洁。每周一次，“每小时6块钱”。海伦是个文学编辑，初次见面时，海伦正在家里和澳洲著名的女作家Dorothy Porte一起聊天。女作家、文学编辑、关于文学的话题……。这样的情景刺激了拿着抹布擦地板的中国作家丁小琦。第二次上门干完活离开时，丁小琦把自己在美国发表的小说悄悄留在了餐桌上。结果只一会儿的功夫，海伦的电话就追来了。“我太激动了，我怎么能让你给我打扫卫生呢？”她说她会把丁小琦的小说送到《Australia Short Story》——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文学期刊，其在澳洲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人民文学》。三天后，《Australia Short Story》主编Bruce的信就到了，他在信中热情洋溢：我激动万分，多少年没看过如此优秀的小说了！于是当期《Australia Short Story》的头条，就是丁小琦的小说。接下来，连续几期刊发她的作品。SBS等媒体也闻风而至，中国作家丁小琦明星一般。
澳洲的太阳，一样灿烂地照在丁小琦身上！
随后，她创作了《愤怒的水壶》。从不发表小说的《The Age》破例用一个整版刊发，并得了《The Age》当年的文学一等奖。接着，她的英文作品集《Maiden Home》在澳洲出版，并获得澳洲第一届外国文学奖。
澳洲文学的大门，在她面前，打开了！
1993、94两年间，《女儿楼》澳、新、美三个英语版本，96年荷兰文版本陆续出版。
尽管在澳洲已声名鹊起，但丁小琦还只是个中国作家，在澳洲依旧没钱没身份，儿子还丢在国内。矛盾、纠结中，一度甚至打算载誉而归回国去。
就在这时，华联会要办一个中华艺术节，正苦于没有专业人才。听说丁小琦后，华联会杨主席找到了她，希望她能为艺术节写一出戏。当时丁小琦的一群来自印尼的伙伴们正张罗着去塔斯马尼亚玩儿，人均预算500刀。想去又囊中羞涩的她便对杨主席开出了500块、一次性预付全款的条件。成交！
十天后，人从塔斯马尼亚回来了，钱也花光了。拿人家手短。那就写吧。
写什么呢？
不同于很多旅居海外的作者，笔下有着写不完的家国情怀。丁小琦的笔下，少有乡愁，没有乡恋，从不感时，永不伤世。即使是一幕幕人间悲剧，她也笑着看
这一次，她要写身边这些血泪斑斑的伙伴。她要把他们遍体的伤痕，撕得粉碎，再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
正所谓厚积薄发。丁小琦一蹴而就地完成了艺术表现。一个星期后，《天堂之门》的剧本诞生！
接下来，自称“胆儿大”的她攥着杨主席的2000块投资，开始筹拍这出话剧。登了个豆腐块儿广告，竟招到四个演员，还都是专业出身：甘肃话剧团的肖农刚、南京军区话剧团的王梅梅、广州军区话剧团的周月和总政歌舞团的金翼。就四个人，拍！
今天的墨尔本联邦广场，25年前还是一座教堂，因教堂旁边有一池水，人称“流水广场”，是当时的一处休闲地。公演前，丁小琦抱着一打打票，来此叫卖。想着自己第一次碰话剧，想着一堆纸盒子做的道具，想着四个演员要通过换场演全剧的12个角色，“望着太阳，我问自己：丁小琦你是不是疯了?！”直恨不得要弃票而逃。
战战兢兢中竟卖出了12场的票。首演剧场里，她在后台战战兢兢地等待谢幕后的结果。
当《天堂之门》的大幕拉开，迎着扑面而来的久违的乡音，台下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台上看到了自己。年复一年精神无处安放，日复一日在寂寞中苦熬，那种生的屈辱，那份活的压抑，如一团团烈火，霎那间烧起，燃成一群青年对本能、对爱情，对过去、对未来痛彻、激越的顾盼和想象。200多人的剧场，场场戏，从头笑到尾，从头哭到尾。没有一次一个小时能够谢幕的。大家涌上台来，哭着、笑着、闹着、讨论着。
墨尔本沸腾了，悉尼沸腾了，澳大利亚的华人社会，沸腾了！
《天堂之门》一炮打响！
《天堂之门》是一个群体事件。
《天堂之门》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随后，她又创作、公演了话剧《没有昨天》。
有了作品，有了名气，在大家都还昏头涨脑、不辨前程的时候，丁小琦顺势而为，在 “四十千”（ 留在澳洲的四万留学生）里第一个申请了特殊人才。两个月后，如愿拿到PR。举家团聚。
作家的身份带给她澳洲的身份。但她不想仅仅做一个有身份的作家。
自由成性、从不缺少创造力，眼里没有过难事、 “不想当穷人”的她，“忽然觉得不能总演戏，没钱啊。得发财，要当个有钱人！”于是，她把“作家”的名分锁进抽屉，揣着“能怎么着，天又塌不了。大不了回国去！”的信念，和老公一起，一脚踏进西人主宰的澳洲商场，开起了夫妻店。
吃过大苦，享过大福，经过大场面，见过大世面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走向实用主义，一样干得漂亮。批发代理，进口出口，地产开发，丁小琦在生意场上大开大合，大落大起。几经沉浮终不败，万金散尽还复来。一来二去，“中国作家”丁小琦竟在澳大利亚富了，成了有钱人！
钱缘不错，人缘更好。同胞就不用说了。二十多年里，资深的大企业家给她做第三方独立董事长，大地产商父子两代给她做朋友，几近烂尾的工地上冒出来了合伙人，只过两面的英国人万里相投给她做部下一干就是十五年……，一波波的西人也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地追她、随她、帮着她。
澳洲大地上，少了一个中文大作家，多了一个澳洲女商人——2007年，丁小琦获得由Ernst&Young国际财务公司颁发的“澳洲杰出企业家”称号；2008年，她成为了澳大利亚Telstra评定的“澳洲杰出女性”。
大院子弟，自修少女，农场文青，军旅巾帼，中国作家，澳洲企业家。丁小琦这拉仇恨的人生！
《天堂之门》、《没有昨天》后，丁小琦再没碰过话剧。“二十多年里，许多朋友无数次问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作品重新搬上舞台。我总是笑笑回答：不着急，再等等，再等等。”
直到一天，她遇见了严雪文——“一个一流的导演，一个能与我一拍即合，一个能与我交谈、能和我一同走进一个灵魂的世界，不论美好与丑恶的真实世界的艺术伙伴”。
2015年，风靡世界的话剧《枕头人》的澳洲版公演。“作品有女性的敏感，也有男性的逻辑；动作调度大胆，台词处理饱满。整个舞台充满了张力……。”看罢，丁小琦激动不已。
神差鬼使，谢幕后，她竟与导演严雪文不期而遇，竟一见如故，竟同乘一列火车回家，竟在同一个车站下车——两人竟还是相隔不远的邻居。
那颗不死的文心睁开了睡眼；沉寂了20多年的那根弦，被拨响了。
丁小琦要重拍《天堂之门》！
一棵树剧院，诞生了。
两个90后，看了剧本的前两集后，动容之余，大发感慨：一直以为你们这一代人没有爱情，只是睡觉、生孩子、买菜、做饭、管孩子、赚钱。爱情是我们这一代的专利。现在我们才明白，我们的爱情根本就不配叫爱情。你们的，那才是真正的爱情，如两棵大树缠在一起，拔起一棵，另一棵肯定死!
40年的代沟，霎那间抹平。丁小琦知道，“人与人可以如此相通！”“当年的东西，今天的人一样看得懂。”
25年前，《天堂之门》就弥漫着一种向往、追逐。25年过去，多少风云一笔带走。一切都行远了，一切都沉下了。成功与失败，美好与丑陋，经历了一切后，人的本质被剔出来了。25年前寻的， 25年后找的，昨天追的，未来求的，都是它—— “我要找的，就是人性中最后的那个东西，生命中最有价值的那个东西。在我过去的作品中，在我未来的作品里，从没有放弃也永不会放弃的东西！”——无论年代，穿越时空、人性共有的“那一束光芒”！
如果说当年的《天堂之门》，演绎的是留学生群体灵与肉相博、激情澎湃的真实生活。那么25年后再叩《天堂之门》，表现的则是一代人几十年奋斗不息成就的不朽人生；是在人生最宝贵的岁月里，一代人至死不弃的终极求索——对生命，对自由的爱。
如果说25年前写戏的时候，并不一定十分清楚自己要干什么，那么现在，丁小琦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个不论我醒着梦着，走在路上，飞在天上，都萦绕在我的内心，你不想也不看却不会忘怀的一个梦境，豁然清晰。”
即将呈现的，是全新的《天堂之门》。
罗曼·罗兰说，这个世界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向上”和“向下”两类人，其分野在于精神领域的传承。只有执着的理想主义和虔诚的文学信仰，才能爆发出精神和艺术的力量。
“时代需要记忆，精神需要接力。”只有文艺作品，才能把一个时代真实地记录下来。
25年后，丁小琦要再一次唤醒一个群体的记忆，并把它做成集体记忆的一个永恒的符号。要让大家在面对《天堂之门》时，也寻找到自己—— “在通过了身份、通过了赚钱、通过了欲望、通过了爱情，走过辉煌、经过废墟后，深情地瞩望一下自己剩下来的所有。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
25年后，她要唤起一个个后来人的参与，把曾经一个时代的记录，一代代地传下去！“我们今天就要干这件事。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死了，就不会再有人管了，我们的下一代不会再写了，他们连中国话都说不清楚，更不会在意我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不做，就都没了——没有作者、没有读者、没有观众。”
听着有点儿苍凉。苍凉后面，是舍我其谁的自信。
一棵树，迎着太阳，高贵、独立、简单，富有尊严，生命力旺盛。无论山上还是海边，长在哪儿都是一幅风景。
丁小琦就是一棵树。
“你的房子不错。”
“刚刚卖了。”
“搬哪儿去？”
“还不知道。”
这是告别时，主客间的一问一答。
普希金有一句诗：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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