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胡耀邦初识华国锋共事湘潭
题记：
胡耀邦和华国锋于1963年10月在湖南湘潭共事，当时任均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华国锋是第二书记，是胡耀邦的主要副手。胡、华从此开始了将近30年的交集。可以明确地说，几度共事，首在湘潭，他们的首度共事是密切的、愉快的，彼此尊重。
胡耀邦和华国锋的相互关系，应该是研究这两位重要历史人物的重要课题。胡耀邦夫人李昭告诉本文作者，1987年胡耀邦与邓小平最后一次见面交谈，也谈到了华国锋。
凡事皆有开始。湘潭共事，可以作为研究胡耀邦、华国锋相互关系的起点。
本文以《胡耀邦任职湘潭初识华国锋》为题发表于《湘潮》杂志2020年第2期。
推出公众号时增配了照片。如引用此文请与杂志上刊登的文字核对。
作者
2020年5月12日
胡耀邦任职湘潭初识华国锋（发表时原题）
1. 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挂职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第一书记
进入20世纪60年代，胡耀邦真心实意地想去地方工作。特别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看到人民生活的困难，他非常想到某地方去独当一面地工作，挽回那里的局面。他认为，自己在团中央的工作毕竟隔了一层，远水难解近渴。再说得深一些，胡耀邦认为已在团中央工作多年，岁齿渐长，他更希望投入主持一个地方全面事务，改善人民生活的工作。
中央批准了胡耀邦的要求，任命他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副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
1963年10月18日胡耀邦率中国代表团到阿尔巴尼亚访问回到北京，即着手准备去湘潭。
身边工作人员中，谁跟去湘潭？首先确定高勇、李汉平留在北京。已经跟随胡耀邦工作了一段的秘书李彦去湖南，还把《中国青年报》编辑唐非调来，加入秘书班子。还觉得不够，结果挑上了团中央宣传部的戴云当秘书。
戴云是湖南临湘人，原名李正开，生于1927年10月，从中学时代期就倾向于革命，1947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在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钱李仁领导下工作。后于1948年进入苏北解放区，随解放军南下解放上海，在华东青委工作，1956年调到北京的中央团校，1961年到团中央宣传部工作。
20世纪60年代担任胡耀邦秘书的戴云
被选为胡耀邦的秘书，而且马上要去湖南，戴云本人也感到意外。这时，戴云的妻子吴素娟在《中国少年报》当记者，正在外地采访，家中孩子幼小，戴云打电报将妻子唤回，自己跟随胡耀邦出发。
工作实践证明这是一次相当理想的选择。戴云不负所望，深得胡耀邦信任，做了许多工作。
警卫秘书李汉平已经成家并有了孩子，这次不去湖南，另从团中央挑选了26岁的年轻干部解方武接替李汉平。
携带图书，是胡耀邦前往湘潭最主要的准备工作。当时，胡耀邦认为他这次去湘潭工作至少两年，要多带些书下去。他亲自和秘书李彦动手挑选图书，一下子选出一大堆，一时不知该怎么运送，结果由秘书高勇设计，和李汉平一起到团中央总务处请木工打制了两只大木箱。这两只箱子，合起来是书箱，打开竖立就是书架。这是胡耀邦到湖南去携带的最大最重的一件行李。（2006年3月16日在北京访问解方武的记录）
11月10日，团中央书记成员为胡耀邦集体送行。合影留念后，胡耀邦一行即于下午乘火车前往长沙。
2 初到湘潭认识华国锋
从1952年8月起到此时，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正好10年。他来到长沙后即向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报到。张平化、还有湖南省委常务书记王延春都对胡耀邦表示欢迎。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还有万达、张孟旭、华国锋（也在湘潭任职）等。从北京出发前，胡耀邦就知道，自己到湘潭工作将和华国锋搭班子共事。
胡耀邦向张平化表示，自己多年没有从事地方工作了，今后的工作希望省委经常指点，二是依靠广大干部、第三依靠人民群众。他有信心。
1963年胡耀邦赴湖南湘潭任职，团中央负责人和他合影留念，前排中间是胡耀邦，后排右1是胡启立
恰好，胡耀邦的老朋友、中南局书记陶铸来到了湖南，住在长沙蓉园，胡耀邦闻讯前去拜会。陶铸对胡耀邦说，湘潭的粮食增产潜力很大，只要把粮食搞上去，人心就会稳定。
陶铸还说，振奋干部精神，改进干部作风是一件大事。以陶铸对老朋友的了解，他希望马上要去湘潭的胡耀邦“从容不迫”。大概有希望胡耀邦“戒急”之望。
胡耀邦认真听取陶铸的意见，回来对唐非说：陶铸同志敏锐啊！
湖南经历了“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从上到下伤了些元气。原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上书毛泽东，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之一，撤销了他的省委书记职务，还株连了一批干部。
“左”倾思想几度膨胀，湖南农业大受损伤，到1962年时虽然有所恢复，粮食产量仍然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全省人均口粮400斤左右，才及温饱。
当时的湘潭辖域广阔，有10个县，即濒洞庭湖的临湘、湘阴、岳阳和湘潭县，东部的平江、浏阳、醴陵，还有罗霄山脉的攸县、茶陵、酃县（即炎陵县）。洞庭湖周围本是湖南最富庶的地区，口粮仍然紧张。
在长沙稍事停留，胡耀邦于11月16日到湘潭履职。当他来到湘潭地委大院的时候，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迎上前来，一番寒暄后将胡耀邦接到已经安排好的住处前，指着屋子说：“地委的住房条件很差，房子很简陋，要委屈耀邦同志了。”
胡耀邦应声说：“这房子不错嘛。”他回头对秘书李彦说：“我看比我在北京住的房子还好一些。”
秘书李彦却照直说道：“那还是北京的房子好多了。”
胡耀邦对华国锋说：“我在北京工作了10年，对下面的情况不太了解。我在长沙蓉园拜访了陶铸同志。陶铸同志说，湘潭的工作基础是比较好的，就是1958年以来，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但粮食生产潜力很大，干部精神面貌好，我是向你们学习来的。”
华国锋对胡耀邦说：“你的理论水平高，经验丰富，我们十分高兴地欢迎你！”（刘阳春《忆胡耀邦在湘潭的日子》，见《湘潮》杂志2004年第2期，当时刘阳春任湘潭团委书记）
胡耀邦到湘潭后担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华国锋改任第二书记。此前担任地委书记的王建国改任第三书记。这样，湘潭地区就有一位正省级、一位副省级高级首长来担任领导，足见湘潭在湖南影响之重要，亦可隐约看到领袖毛泽东对家乡的重视，和对两位正当盛年的干部的期望。
当时，熊清泉任湘潭地委副书记，兼任韶山区委书记和韶山公社书记，这样的干部高配备显示了伟人故乡的重要。在后来的改革开放时期，熊清泉任湖南省委书记，多与胡耀邦过从。1988年秋天胡耀邦到长沙时心脏病突发，省委书记熊清泉亲自协调治疗，胡耀邦免去一劫，这是后话。
在来到湘潭的日子里，胡耀邦和华国锋成了密切的工作搭档。
华国锋，原名苏铸，1921年2月出生于山西交城县县城，小学毕业后，14岁入交城商业职业学校学习3年。1938年初，他参加抗日游击队，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一词取义，为自己取名“华国锋”，从此使用这个名字。
抗日战争中的华国锋
1938年10月，华国锋入党。整个抗战中都在交城度过。1945年，24岁的华国锋已是交城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
1948年冬，华国锋参加南下工作团，接收湖南旧政权。1949年8月2日，华国锋担任湘阴县委书记。1951年6月，调任湘潭县委书记。又过了1年2个月，华国锋升任湘潭专署专员兼地委副书记。1954年11月，华国锋担任了湘潭地委书记，被人们称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
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回故乡湖南。1955年6月，毛泽东来到湖南时见到了34岁的华国锋，还留下了合影。
华国锋坚决执行农业合作化政策，湘潭的农业合作化速度很快。1955年10月，他列席10月4—1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7届6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会议上就农业合作化问题发了言，这在列席的地委书记中是极少的。
1956年5月，华国锋升任湖南文教办公室主任。到1957年11月，担任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1958年7月，华国锋已经是湖南省副省长了。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提议，华国锋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后来的省委副书记），1961年初，华国锋兼任湘潭地委书记。
胡耀邦初识华国锋，对他很尊重，认为他富有长期的地方工作经验，有很多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胡耀邦的性格与华国锋恰成对照。胡耀邦热情奔放，有感即言，华国锋持重谨慎，凝思少言。这样的性格特点，在他们的晚年依然如此。
和胡耀邦一起到湘潭挂职的还有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梁步庭，任浏阳县委书记。团中央办公厅主任鲁钊，任湘潭县委副书记。
湘潭各县委和地委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很关心新来的书记怎么看待前一段工作？胡耀邦刚到湘潭就同地委机关全体干部见面讲话，充分肯定湘潭前几年的工作，一再说明现在出现的困难，有些是带有全局性的，正在纠正中，鼓劲大家放开眼光，抖擞精神干工作。愿意同大家一道鼓起劲来，把湘潭的事情办好。
1978年3月18日华国锋和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主席台上
3，胡耀邦、华国锋一起视察湘潭各县
几天后的11月下旬，胡耀邦和华国锋前往湘潭各地视察。
第一站是湘潭县，胡耀邦到了花桥公社。时任公社书记左润泉正在县里开会，突然地委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新来的地委书记胡耀邦要去花桥，已经出发，请左润泉立即赶回去。
湘潭县委派出一辆吉普，把左润泉和他8岁的男孩送往花桥。吉普在易俗河轮渡码头赶上了胡耀邦的车。
胡耀邦上前欢迎握手，高兴地对左润泉说，就快上车吧。
左润泉钻进了胡耀邦的车，却忘记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在车外大叫：“爸爸，我坐哪儿？”
左润泉对孩子吼道：“坐后面那辆车去。”
胡耀邦却说：“往他坐上来吧，一起坐，车里还能坐一个人嘛。”
孩子上了车，见到胡耀邦个子小，对人和蔼，也就不怕他，还突然冒出一句：“你只有这么高呀。”
当父亲的左润泉觉得孩子说话不礼貌，训斥说：“你这家伙真淘气！”扬手做出要打的样子。
胡耀邦止住了左润泉：“不要打。我看孩子挺不错的，挺机灵的。”
左润泉对新来的地委书记心生敬意，车到花桥公社，他抢先下车，喊了一声：“胡书记，请进屋。”
这时，他听到胡耀邦说：“不要叫我书记。主席说要称同志，尤其是党内。你叫我耀邦同志就行了。”（《胡耀邦在中国政坛的最后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汇编，1989年出版，第191—192页）
视察湘潭后折而东向，胡耀邦于11月25日回到了故乡浏阳县。阔别家乡已经32年了，看到熟悉的家乡山水，他吟咏起唐人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几天前到职任县委书记的梁步庭告诉胡耀邦和华国锋，现在正在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胡耀邦不放过这个机会，第二天就和大家见面，谈到自己初来湘潭了解的一些情况。他说，浏阳的工作有成绩，也有不足，使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挫折。为纠正差错，进行了“整风”，结果又使不少干部挨了批判，65个公社就有41个干部挨了“斗争”，大部分斗错了！胡耀邦说：“这些错误不应该完全责怪下面的同志，应该由上面负责。为了解开思想疙瘩，不是华国锋同志曾经来给你们作了报告吗？”
这时华国锋插话：我是来作了检讨。
1960年，胡耀邦在群众大会上
胡耀邦说，我们的粮食从全国来说还相当紧张，还需要进口粮食。“说今年比去年好一些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困难比去年少一些了，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第二，还有困难，而且困难还相当大。正因为还有相当大的困难，我们有许多问题今年还不能解决。例如城市的供应还不能有较大的改善。” “现在还有三不加：粮票不加、布票不加、工资不加。”
胡耀邦自问：“怎么办呢？”
他回答：无非是三条路。一条是老子不干了，回家去。第二条是你有三不加，我就来三只手，搞贪污、投机倒把。第三条，是咬紧牙关，艰苦奋斗，争取国民经济的更大好转。他说：“我们艰苦奋斗从1959年起已经熬过4年了，能不能再熬4年？”如果像今年这样大踏步前进，也许只要两年就差不多了。
离开浏阳县城，胡耀邦、华国锋向南而行，来到大瑶镇，当时是一个区。下午3点半，胡耀邦等到了区公所，区委书记和区长一大早到生产队劳动去了，区公所党委秘书陶久淦值班。他迎上前，见车上下来3个人。先下车的人身着黄呢军大衣，高大威武。陶秘书认准他是首长，赶紧上前招呼、敬礼。谁知这位年轻人笑道，自己是胡书记的警卫员。原来警卫员解方武身后的矮个子才是胡耀邦。
陶秘书窘得满脸通红，一叠声道歉。
胡耀邦拍拍陶秘书的肩膀，说起了浏阳话：“嘛哩对不起呀? 你又冒（没）犯错误。”
胡耀邦得知区公所13个干部职工，11个到生产队劳动去了，很高兴，请他们今晚都回来，谈谈大瑶情况。
晚上，区委书记张耀彩、区长易桂存向胡耀邦汇报了当地冬修、冬种等情况。
大瑶镇离开胡耀邦老家苍坊村已经很近，华国锋建议胡耀邦顺路去看看，胡耀邦不同意，继续南下。
来到醴陵县，正赶上县里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请新来的地委书记作报告。胡耀邦一点也不推辞，来到了主席台上先讲了8句话，共48个字:“今年很有成绩，依靠大家努力；全国形势虽好，困难还有不少。继续乘胜前进，干劲加上钻劲；明年更好丰收，前途一片光明。”
全场300多人听得此言，鸦雀无声。
说到这里，胡耀邦话语低沉：在长征路上，我有一个朋友到雪山顶上，看见四周一片白茫茫大雪，觉得前途渺茫，怎么办？他偷偷地自杀了！这是1934年的事，到现在27年。这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胡耀邦接着说：“其实，走过梦笔山，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下山再走进7天，过了腊子口，就胜利地进入陕甘宁根据地了。那个朋友经不起困难的考验，悲观失望，被茫茫大雪吓破了胆。现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胜利就在眼前！
出了醴陵向南，视察过茶陵县，胡耀邦、华国锋于12月5日来到了酃县（现改名炎陵县），听取县委书记郭步书汇报。
当夜夜深，胡耀邦在灯下读《酃县志》，是他听完汇报后从县委宣传部借来的。
第二天早餐过后，胡耀邦对郭步书说：“你们酃县有座炎帝陵，炎帝因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又号神农氏，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我有幸到了酃县，就得去朝拜这位民族始祖。”
郭步书感到为难：“耀邦书记，实在对不住，我们没有把炎帝陵管理好。1955年春节前夕，朝拜炎帝陵的人络绎不绝，香火旺盛，除夕那天不慎失火，虽经扑救，因为没有灭火设备，主殿被烧毁。”
胡耀邦听罢连声叹息，又说：“殿不在，墓总还会在，我还得去朝觐。”
郭步书说：“我们工作没做好，解放十多年了，还没修好去塘田（炎帝陵所在处）的公路。”
“有一双脚，那就走着去吧。”胡耀邦决心已定。这次去炎帝陵未发现华国锋同行的记录。可能华已经去过那里，这次就免了。
郭步书陪同胡耀邦等步行前往，一路上胡耀邦向农民攀谈情况。走了3个多小时，才于中午时分来到了炎帝陵，见到不少农民正在炎帝陵前烧香朝拜。胡耀邦对身边陪同人员说：“炎帝神农氏离我们几千年了，人们至今还在朝拜他，就是因为他一生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
胡耀邦在炎帝陵前三鞠躬，绕炎帝陵遗址一周。听郭步书介绍了炎帝陵原来的规模、结构，胡耀邦说：“前人对中华民族始祖有如此深厚的感情，能有力量建造如此宏伟的陵殿。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同样怀有深厚的感情，同样会有能力修复炎帝陵，只是现在国家遇到了暂时困难……”
12月7日上午，酃县县委礼堂座无虚席，胡耀邦向县级机关党员干部做报告。他说：“这次我到酃县来，看了《酃县志》，昨天又到炎帝陵瞻仰了炎帝墓，深有感触。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就葬在你们酃县，这是全县人民的骄傲。炎帝一生勤勤恳恳，发明创造了很多东西，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王锡堂《胡耀邦的敬祖之情》，《党史纵横》杂志2005年第9期）
4、胡耀邦、华国锋一起上井冈山
离开了县城，胡耀邦和华国锋向北来到茶陵县，这是与江西省永新县毗邻的地方。胡耀邦少年投身革命，离开家乡浏阳后就来到了永新。听胡耀邦回忆起这段往事，华国锋提议胡耀邦索性进入江西到永新看看，顺便上一次井冈山。
华国锋的这个意见，胡耀邦接受了，心中也正有此意见。当年他虽在江西苏区，却没有来到过井冈山。
胡耀邦和华国锋跨过省界来到江西永新。他离别这个地方已经整整32年了，不禁感慨万分。临近永新的路上，他大段大段地在车中讲述他的老领导任弼时在这里工作的情景，回忆当年在这里和国民党军发生的激烈战斗。
胡耀邦、华国锋各乘一辆吉普上了井冈山。他们两位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革命圣地，一同虔诚而兴奋地参观每一处革命旧址，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在黄洋界，胡耀邦兴致勃勃地吟诵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词，和大家在毛泽东诗碑前合影留念。
他们来到了大井。回首历史，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在三湾改编后上了井冈山，来到大井。大井是红四军军部、医务所和红五军部所在地，是毛泽东常居之所，被称为井冈山时期的“金銮殿”。有当年民谣为证：“行州府，茨坪县，大小五井金銮殿。”后来红军主力离去，国民党军进山后大肆烧杀，烧毁了毛泽东住过的屋子。屋前毛泽东读书看报时经常坐的大石头，仍静卧原处，将耳闻目睹的一切默默铭记。
1963年12月，胡耀邦、华国锋同上井冈山，胡耀邦在当年毛泽东“读书石”上留影
来到这块读书石前，胡耀邦若有感悟，也坐上这块石头，请人为他拍了一张照片。他说，我要补上井冈山这一课。
又看过了茅坪、茨坪，井冈山之行给胡耀邦留下了深刻印象。下山以后，他在好几个地方给干部们作报告的时候，深情地谈到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他说，我们在长期革命中形成了那么多那么好的传统，是教育人民和青年的极好的精神财富。别的可以丢，马列主义不能丢，革命传统不能丢。胡耀邦说，井冈山的传统之一，就是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鱼水之情！这几年来恰恰是在这个观念上淡薄了，许多错误都来源于此。
下了井冈山，胡耀邦、华国锋回到湘潭，他们紧密合作的两年由此开始了。解方武回忆说，一路视察中，胡耀邦不停地向华国锋询问当地情况。华国锋有问必答。两人虽然初交，已是相当融洽。( 关于胡耀邦、华国锋在井冈山的记述均引自作者访问解方武的记录）
（2019年4月1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