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银泉、徐鹏浩 | 中医典籍译介与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模式新探

作者简介

王银泉，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为中医翻译史与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徐鹏浩，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内容摘要：中医典籍凝聚着中医药文化的精髓，对其进行译介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过往研究对中医典籍译介的分析大多是从译介的主体、内容、途径、受众、效果 5 个方面展开。本研究一方面对中医典籍译介要素进行了补充，并尝试构建新的译介模式， 另一方面对新时代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本元与路径进行了探讨，旨在促进中医药文化助推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中医典籍；译介模式；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

引言

      中国文化 “ 走出去 ” 战略是我国在 21 世纪初提出的文化建设方针，该战略对于国家的文化传承与弘扬意义重大。中医药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也理所应当 “ 走出 ” 国门，特别是作为中医药文化精要所在的中医典籍，更是应积极“ 走向 ” 世界。2019 年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推动中医药开放发展，将中医药纳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 “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期待 “ 一带一路” 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 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期待中国为全球治理带来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而这种期待也正是当下中医药文化在国际传播事业上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在中国不断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中国的中医药文化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标本兼治等思想，都是从中医药文化中产生的。

      在此国家战略背景之下，本文对新时代中医典籍译介以及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模式进行了探讨，以期为相关工作的推进提供建议与启示。

中医典籍译介

      中医典籍译介并非简单的文本转换，在它之前，我们需要考虑“ 谁来译 ”、“ 为何译 ”、“ 译什么 ”、“ 对谁译 ” 等问题，在它之后，我们还需要考虑推介、接受、影响等问题。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医典籍译介展开了研究。然而，这当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中有 2 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第一，虽然中医典籍译介研究论文数量较多、角度较全，但其中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对译介内容的讨论上（刘迎春、王海燕 26）。由此可见，对中医典籍译介进行更广层面的探索是有必要的。第二，一些学者在探讨中医典籍译介时，参考、借鉴了拉斯韦尔 5W 传播模式（Harold D. Lasswell’s model of communication）。例如，殷丽（《海外译介模式研究》 54-59）受这一模式启发，从主体、内容、途径、受众、效果 5 个方面分析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在美国本土的成功译介案例；汪田田、杨姗姗（49-51） 也依据这一模式，考察了 “ 大中华文库 ”《本草纲目选》英译本的译介主体、内容、渠道、受众以及效果。可以说，拉斯韦尔 5W 传播模式为这一领域研究带来了许多有益启示， 由此得出的中医典籍译介5 要素（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 对实际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医典籍虽然对中医理论、实践和文化的译介功不可没，但它仍然是我国传统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中最为薄弱的环节（程颜、李在斯 1467），这使得我们在译介中医典籍时必须对相关工作的各个方面加以考虑。同时，5W 传播模式与拉斯韦尔本人的政治思想、宣传研究密不可分，其内涵远非分解传播活动要素那么简单（高海波 38）。因此，以往研究依据具有特定内涵的拉斯韦尔 5W 传播模式总结、得出的中医典籍译介 5 要素是否足以概括这一领域工作的基本内容，值得我们深思。

      根据以上分析，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我们结合了后来学者如布雷多克（Richard Braddock）对拉斯韦尔 5W 传播模式的批判与发展，同时参考了其他学者对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一些建议，如赵海滨（718）提出的灵敏、高效的中医药文化传播联动系统的建立离不开传播效果评估和反馈机制的完善，提出了中医典籍译介 8 要素。

2.1译介环境

      总体而言，当前的译介环境可谓是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现代医学话语语境以西医为核心，而中医则被西方定义为“ 替代医学”、“ 补充医学”，处于弱势地位（张国利、王小潞 131）。同时，中医典籍精深复杂，不但具有文化性、文学性，而且也由于其是传统中医药知识的系统总结，具有鲜明的学科性（殷丽，《海外接受状况调查及启示》 34），因而其翻译难度之大，非一般译者所能应对。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为中医典籍 “ 走出去 ” 提供了坚强保障。而中国文化 “ 走出去 ” 等方针的提出、《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2030 年）》等文件的出台以及“ 大中华文库 ” 等项目的实施，又为中医典籍“ 走出去 ” 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国际图书市场对外文版中医图书的需求也在快速上升（曹丽英 57），使得译介中医典籍不仅是我们本着好意 “ 送出去” 的结果，也迎合了别人“ 拿过来 ” 的需要。

2.2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即 “ 谁来翻译 ”。目前，一些中医典籍经由不同译者翻译，所拥有的译本远不止一部。以《金匮要略》为例。该著作为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论治杂病的部分，被誉为“ 方书之祖”、“ 医方之经”、“ 治疗杂病的典范”。《金匮要略》迄今已有多部英译本问世，代表性的译本有许鸿源（Hong-Yen Hsu) 译本（Chin Kuei You Lueh，1983），阮继源与张光霁的汉英对照译本（Synopsis of Prescriptions of the Golden Chamber，2003），罗希文的大中华文库译本（SYNOPSIS OF PRESCRIPTIONS OF THE GOLDEN CHAMBER （JINGGUI YAOLUE）, 2007）， 宋 旭 明 （Sung Yuk-Ming）的中医英语教材译本（Understanding the Jin Gui Yao Lue：A Practical Textbook， 2009），魏迺杰（Nigel Wiseman）和萨宾 • 威尔姆斯 (Sabine Wilms) 译本（JIN GUI YAO  LÜE: Essential Prescriptions of  the  Golden Cabinet, Translation &  Commentaries, 2013）和李照国的汉英对照译本（Essentials of the Golden Cabinet, 2017）。这些译本的出版有力推动了《金匮要略》对外传播的步伐，为海外读者了解中医辨证论治打开了重要窗口。

      然而，我们发现，《金匮要略》英译鲜少采用中外译者合作的翻译模式，而这一模式能有效保证中医典籍以不被扭曲的 “ 姿态 ” 走入目标读者群。一方面，虽然一般来说，国际上，翻译（包括口译）都要从外语译到自己的母语，但是问题是在西方国家没有像我国这么多的翻译家（谢天振、陆杏 16-17），加之我国数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如果仅仅依靠国外译者，显然是无法满足现实需求的。同时，较之国外译者，国内译者由于其自身的语言文化背景，在源语文本理解上往往更具优势。因此，中医典籍翻译需要国内译者参与其中。另一方面，由于国内译者对目标读者阅读兴趣、阅读习惯、阅读审美、阅读期待等的了解上往往不及国外译者，因此，为使中医典籍译本更好地为目标读者所接受，国外译者的参与也是不可少的。中外译者相互协作，一方面能够在较大程度上确保译本的准确性和可读性，保证一定的译介规模与速度，同时也可借助中外译者的知名度和被认可度，提高译本的推介效果。

2.3译介目的

      译介目的，即 “ 为何而译 ”。这一要素对中医典籍 “ 走出去 ” 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特别是译介主体往往依据不同的译介目的，侧重于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例如， 在翻译《伤寒论》这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辨证论治的专书时，魏迺杰（Nigel Wiseman）力求再现《伤寒论》原貌，使目标读者能够理解这一著作并了解其背后的中医学术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为实现这一目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偏重直译，并对绝大多数涉及中医传统文化的内容做了较为详细的注解，以尽力排除西医干扰，并保持中医概念的整体性和独立性（盛洁等 465-466）。再比如，《黄帝内经》蕴含着丰富的中医医理和丰厚的文化底蕴，为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享有“ 医家之宗” 的美誉。在翻译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李照国力求在译文中再现原文风格，因而其在译文中尽力保留原文的写作结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所使用的翻译策略以音译与直译为主（邱海荣等 417）。

2.4译介内容

      译介内容，即 “ 翻译什么 ”。首先，虽然目前在海外得到译介最多、传播最广的中医经典是《黄帝内经素问》（殷丽，《海外接受状况调查及启示》 35），但其它中医典籍也有其价值所在，如《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金匮要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论述杂病诊治的专著，《伤寒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治疗外感病的专著，《本草纲目》则对 16 世纪以前我国劳动人民丰富的用药经验进行了总结。有鉴于此，对中医典籍进行译介，不能只专注于某一部或某几部经典著作， 而应适当扩大源语文本的选择范围，同时注意源语文本选择的合理性，使目标读者通过接触中医药的思维模式、价值观、行为方式等，对中医药文化产生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和体会。

      其次，在确定了所要翻译的源语文本之后，译介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可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增删、调整，从而产生如全译本、节译本、编译本、漫画译本等不同的翻译版本，以迎合不同的目标读者群，进而提升译介效果。以《黄帝内经》漫画译本《< 黄帝内经> 养生图典》（周春才、韩亚洲编绘）为例。该译本的产生是由于美国 “ 针灸热”、“ 中医热” 的兴起带动了西方对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医养生保健的兴趣。以此为契机， 该译本选择《黄帝内经》中有关养生的部分章节内容，同时配以生动形象的漫画，不但满足了西方读者的阅读需求，而且颇受欢迎（兰凤利 177）。

      最后，中医典籍语言精深晦涩，不但具有模糊性、偏义性、一词多义及隐喻性， 而且句式多变、结构复杂、内容层次较多及意合突出（范春祥等 143），使得译介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贴合原文具体语境，对源语文本做出准确阐释。以《金匮要略》为例， 其原文多处提到了 “ 郁冒 ” 一词。在原文第 17 章，该术语指的是 “ 脾肾之阳不足，若阳气尚能抗邪，与阴寒相争，则见郁闷不舒、头昏目眩之状 ”。然而，到了原文第 21 章，该术语指的是 “ 由于产后亡血复汗，既伤津血，又损阳气，因而寒邪乘虚而入， 寒郁闭于内，阳气不能伸展外达，逆而上冲则发生头昏目眩、郁闷不舒的郁冒病 ”（艾华 169）。在不同的上下文中，该术语涵义发生了明显转变，译介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对其仔细考证，以免做出错误的阐释。

2.5译介途径

      译介途径，即 “ 通过何种渠道推介 ”。在中国文化 “ 走出去 ” 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对中医典籍的推介应以出版渠道为主，这是因为出版传播不但是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国际话语体系形成的基础平台（徐永红 85）。以《黄帝内经》为例。在《黄帝内经》“ 走出去” 的过程中，国内外一些大型出版机构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海豚出版社等。这些出版机构良好的口碑以及成熟的市场运作，有力地推动了《黄帝内经》译本的海外传播。

      另一方面，译介途径的选择不应局限于 “ 出版” 模式，而应寻求推介渠道的多样化， 如可通过中外负责文教外宣的政府部门、文化传媒机构、教育和学术研究单位、民间社团和文化团体、译者、语言文化学者与教育者以及引领文化风尚、推动社会活动的精英人士与意见领袖（李志凌 148-177），并借助中医孔子学院、海外中医诊所、互联网等平台，强化中医典籍推介的深度与广度。

2.6译介受众、译介反馈与译介效果

      首先，调查发现，海外读者阅读中医经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医学知识，而不是为了学习文化差异和欣赏文学艺术（刘明等 1185），因此，中医典籍译介核心受众应定位于海外中医药学习者与研究者。

      其次，译介受众为译介反馈的主体之一，译介受众的反馈（如海外同行专业人士在权威期刊上对译本的评论）是评估译介效果的重要标准。然而，除了译介受众反馈， 我们还应通过其它方面的反馈信息去了解中医典籍的译介情况。例如，借助 WorldCat 数据库这一全球最大的联合编目数据库，我们可查询某一中医典籍译本的全球图书馆馆藏量（查询结果可在最大程度上接近真实数据），而全球图书馆馆藏量被认为是衡量译本海外译介效果的又一重要标准（鲍晓英、游春艳 120-121）。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文化传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效果和价值的显现往往具有滞后性（董明伟 68），因此，最终的译介效果评估还需要我们对典籍译本在相关领域的作用和影响进行长期的追踪与调查。

2.7中医典籍译介模式

      基于以上要素，我们尝试构建了新时代中医典籍译介模式（如下图所示）：

      对于上图，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理想状况下，译介受众可发展成为新的推介主体， 典籍译本进而能够辐射更多受众。同时，典籍译本的二次推介与中医典籍的首次译介可相互影响，因而该模式并非简单的单向直线模式。然而，该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例如，虽然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增加了要素数量，但中医典籍译介是一项复杂工程，仅凭这 8 项要素恐怕难以涵盖相关工作的全部内容。我们所做的，一方面是为中医典籍译介提供更加完备的问题考虑框架，另一方面也是“ 抛砖引玉 ”，期望为后来研究提供些许启示。

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

      中医典籍凝聚着中医药文化的精髓，对其进行译介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然而，当前有关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分析多是从人才培养、政府支持、加大资金投入等老生常谈的角度进行的，仍然处于较为初级的水平（金凌等 122）。因此， 在论述中医典籍译介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对新时代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展开深入的探讨。

      总的来说，当下中医药文化 “ 走出去 ” 既有其优势，也面临不少阻碍。例如，中医药文化所具有的先进性与独特性是其立足全球的重要基础，然而部分西方国家所认可的中医较为狭隘，仅局限于针灸领域，其对中药、方剂等方面的认识仍存在许多空白（刘国伟 1048）。因此，为更好地推动中医药文化 “ 走向 ” 世界，我们认为相关工作的开展应重点关注以下 2 个方面：

      首先，我们应明确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本元性工作。赵海滨（718）指出，目前学术界对中医药文化核心理念众说纷纭，不但使传播对象无法准确理解和认知中医药文化，同时还会影响中医药文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对中医药文化基本内容进行梳理，明确中医药文化的含义、核心理念、属性、特征、功能等，在此基础上，通过做好中医药文化在国内的传承与创新工作，从而“ 固本培元”， 为新时代中医药文化 “ 走出去 ” 凝聚力量。

      其次，在做好本元性工作基础上，我们还必须明晰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工作思路。第一，回顾并分析当前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及所存在的不足，以便为后来工作调整、改进提供依据。第二，相关工作的目标设定必须兼顾经济利益、国家政治需求以及社会利益（李玫姬 132）。第三，相关工作的开展必须考虑到各个传播对象国的国情，在此基础上通过中医药文化与中医药知识的一体化传播，提升传播效果。第四，各类主体共同推进中医药文化 “ 走出去 ”：政府居于 “ 幕后 ”，在布局、任务设置、政策、资金等方面予以统筹，推动公共外交视域下的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医疗机构发挥中医的诊疗和防病作用，为新时代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打好“ 头阵 ”；高校作为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主阵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作用（杨昌昕等 2195）；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为代表的社会团体，通过开展各类学术活动、出版发行学术刊物等，做好中医药文化的宣传与推广；企业在产品宣传等过程中，通过不同角度及形式实现中医药的技艺及文化的传播（张宁等 2128）；个人（既包括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也包括普通民众）则通过填补其他主体接触不到的 “ 死角”， 为新时代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提供源源不断的助推。总之，通过不断总结与反思，积极构建以“ 政府护航、医疗打头、产学研互通、平台搭建、人才培养与输出、效果评估 ” 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实践模式。

结语

      毋庸讳言，中医典籍译介有助于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而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又为新时代中医药文化广泛深入的国际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工作，尤其要明确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体系构建与推动中外人文交流、构建国家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推动 “ 一带一路 ” 服务贸易、构建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等国家战略有什么样的相关性、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如何推动这些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更是对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创造了新的机遇，将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意义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地位。尤其是 2020 年中国成功战胜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治疗发挥的独特作用， 使得在世界范围内传承和推广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凸现。这时候进一步探讨新时代中医典籍译介与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研究，可谓恰逢其时，在中医药文化的翻译和国际传播研究中，彰显中医药文化服务人类健康共同体的巨大能力和价值， 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健康共同体，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而促进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将中医药打造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国际公共产品，为增进世界民众健康福祉、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END

王银泉、徐鹏浩，中医典籍译介与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模式新探，《外国语文研究》2020年第3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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