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风 | 批判与重建：论夏洛蒂 • 勃朗特小说中的世界主义
刘洋风，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扬州大学文艺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内容摘要：夏洛蒂 • 勃朗特的第一部小说《教师》明确批判了拜伦式世界主义，这一立场在随后的《简•爱》、《谢利》都得以体现。一方面，这是因为夏洛蒂思想观念更趋向保守， 另一方面这是她的民族身份认同策略，通过批判世界主义来认同英国性。夏洛蒂的最后一部小说《维莱特》解构了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建构了跨民族、跨宗教、跨文化的爱情。这种爱情蕴含了世界主义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重建了拜伦式的世界主义，但小说的开放性结局则表明了作家对此的悲观倾向。
关键词：夏洛蒂 • 勃朗特；世界主义；英国性
“ 虽然 ‘ 世界主义 ’ 在许多方面被公认为是 18 世纪的创造，但近年来这一理念在维多利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Goodlad 399）。那时的英国正处于帝国的辉煌的日不落时代，当时的作家在小说往往会有意无意间中涉及世界主义理念。只不过 “ 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来看，‘ 世界主义 ’ 一词更有可能唤起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非人格结构，而不是宽容、世界公民或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思潮 ”（Goodlad 401）。这也意味着研究者不能简单套用 18 世纪或者今天的观念解读维多利亚时代作家小说中世界主义和世界主义者。夏洛蒂• 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要女性作家，她小说中塑造的世界主义者形象既体现了她对世界主义思潮的理解与批判，也阐释了其相关的民族立场。
对世界主义的批判
《教师》（Professor）是夏洛蒂的第一部小说，该小说塑造了一位世界主义者亨斯顿。亨斯顿是一位英国贵族，宣称他对英国没有特别的感情，痛恨英国这个“ 腐败、堕落、受贵族和国王糟蹋的巴掌大的小国 ”（夏洛蒂 262），并宣布他是世界主义者，他的 “ 祖国即是整个世界 ”（夏洛蒂 262）。
女主人公弗朗西斯与亨斯顿争锋相对。弗朗西斯是英瑞混血儿，英国是她母亲的国度，她由对母亲的爱衍生到对祖国的爱，由祖国浩瀚的土地、树林和冰雪产生浓烈的爱国之情。她对亨斯顿说 “ 与其没有感情，还不如没有逻辑 ”（夏洛蒂 261）。最后弗朗西斯用味道很好的晚餐结束了这场争论。
这场争论中女性与男性，自然与理性，感情与逻辑，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形成了对立。亨斯顿的世界主义理论支撑来自两点，一是对英国现状的种种批判；二是认为情感会蒙蔽逻辑，会失去正确的判断：“ 那你可是发疯了 - 疯得像发情期的野兔，竟然固执地爱恋那浩瀚的土地、树林和冰雪 ”（夏洛蒂 261）。弗朗西斯的爱国主义力量来自情感，她热爱自然，热爱土地、树林和冰雪。她要求情感具有特殊性和优先性，这种特殊和优先是基于血缘、种族、自然等产生的，因而对亲人、朋友、情人之特殊的爱不可能等同于对陌生人的爱，对自己祖国的情感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情感。她认为同情心如果推广到五洲四海，势必会被分薄变淡，她对博爱的理念虽然尊重，却怀疑它实践的可行性。抽象的博爱会削弱同情心，对世界主义的乌托邦过于向往则易忽略关注身边的人，看似博爱的世界主义最终会反对并压抑源于自然的情感。
这场争论中弗朗西斯代表的爱国主义略占上风，当她指出因为联想 “ 您的肖像对任何一个爱您的人来说都是无价的 ”（夏洛蒂 258），亨斯顿脸红了，可见他对情感力量的认同。不过亨斯顿所代表的逻辑显然没有被弗朗西斯所说服。
正如吉尔伯特（Sandra M．Gilbert ）和苏珊 • 古芭（Susan Guba ）所言 : “ 作为最早体现勃朗特整个写作生涯中不断强化的主题的作品，这部小说还是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的 ”（桑德拉 • 吉尔伯特、苏珊 • 古芭 428）。《教师》中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及亨斯顿的形象在夏洛蒂以后的小说中不断重现，他所代表的世界主义理念是理解夏洛蒂思想的一把重要钥匙。
亨斯顿的世界主义源自他反对专制，追求自由平等的政治理念。他帮助被兄长压迫的威廉，是为了 “ 反对恶霸，砸碎锁链 ”（夏洛蒂 248）。他得知威廉有一半的贵族血统时曾说：“ 一旦你拥有田产、宅第、花园和爵位，你就会变得孤高自傲，你会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把佃户训练得对贵族俯首帖耳，你会竭力反对日益壮大的人民力量， 维护腐朽的社会制度，为此甚至不惜让下等人血流成河 ”（夏洛蒂 236）。贵族的阶级利益注定他们压迫底层的立场。而亨斯顿 “ 天生是改革者，激进的改革者 ”（夏洛蒂248），他去各国漫游，带回的外国客人 “ 也全是些政治家，他们更是无所不谈：欧洲的发展，自由观点在欧洲大陆上的传播”（夏洛蒂281）。他们致力于推翻“ 俄国、奥地利、教皇 ” 等专制统治。这种世界主义源自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是对世界正义的追求。
亨斯顿是以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为原型塑造的一位男性形象，他的世界主义观念实质是拜伦的世界主义，继承自 18 世纪启蒙世界主义。18 世纪的启蒙世界主义其核心的根基建立在启蒙哲学基础上，“ 它是一种植根于民主和平等作为基本信仰的理想 ”（Sophia Basaldua1），这种理想使世界主义者不被特定的文化偏见所束缚。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系统梳理了世界主义，他强调了个人的权利，强调 “ 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转引自罗伯特 • 诺奇克 37）。当所有的个体的权利都得到同等尊重时，世界主义才有可能。“ 只有当这些国家为了持久的和平而从外部组织成联盟时，同时只有在它们不仅尊重自己公民的人权而且也尊重外国人的人权时，真正的世界和平才有可能实现 ”（转引自王宁 98）。拜伦的世界主义正是基于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他将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对专制统治的反抗延伸至对其他受压迫民族的同情与帮助。拜伦打破了岛国人民的偏见，呼吁捍卫英国及其邻国的自由，反对一切的暴政。“ 唤起拜伦的同情而占据了他的心灵的也不单单是英国的政治苦境；他反抗一切压迫， 憎恨一切虚伪，从而使他自己成了整个苦难世界的代言人。想起美国的黑奴，想到爱尔兰下层阶级的困苦境遇，想到意大利爱国者的殉难，都会使他热血沸腾 ”（勃兰兑斯438）。
《简 • 爱》（Jane Eyre）罗切斯特俨然有着亨斯顿的影子，因为婚事的缘故他对父兄失望进而对祖国失望。他常年漂泊在外，“ 有时候住在圣彼德堡；更经常的是住在巴黎；偶尔住在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 ”（夏洛蒂 408）。他具备世界主义者的部分特质，“ 罗切斯特精神上是一位平等主义者”（Terry Eagleton 29）。不过与亨斯顿相比， 罗切斯特更多沉浸于个人情感的失意，最终他从简所代表的英国文化里得到了救赎。
《简 • 爱》中圣约翰也有亨斯顿的影子。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圣约翰有越过国家的界限成为世界主义者的可能性，他选择离开英国远赴印度去传教。简爱拒绝他的求婚，“ 他是个善良、伟大的人；不过，他在追求自己的宏大目的的时候，无情地忘掉了渺小人物的感情和要求了。所以微不足道的人最好还是避开他；否则的话，他前进的时候，会把他们踩死的 ”（夏洛蒂 547）。这个理由正是弗朗西斯反驳亨斯顿之回响。圣约翰生动演绎了抽象的博爱是如何削弱具体的同情心，对基督教乌托邦（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主义的）的向往是如何压抑了圣约翰对奥利佛小姐的爱情，对故乡的依恋等种种自然的情感。这种压制伤害了他身边的人，尤其是简。可以说圣约翰在逻辑和感情之间选择逻辑，放弃感情。简赞美圣约翰的伟大，甚至在小说的结尾，依然强调圣约翰“ 巨人般把阻塞通道的教义和种性的偏见砍掉 ”（夏洛蒂 595）。不过，简对严厉、苛刻且伟大的圣约翰敬而远之。
简在罗切斯特和圣约翰的选择再现了夏洛蒂对世界主义者的批判。当简向罗切斯特诉求平等时，诉求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上帝面前的灵魂平等，是大英帝国内部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向主流群体发出的呼声，是女性向男性、穷人向富人要求平等， 这种平等是帝国内部的平等，并非世界主义式的向帝国外部开放的平等。当简愿意以圣约翰的助手身份前往印度传教时，那仅仅是爱情无望后的替代品。对她来说，印度炎热的气候和恶劣的环境甚至圣约翰本人都代表着死亡。最终简与罗切斯特得以幸福结合，这肯定了爱国主义，对世界主义则隐含批判。
这种态度在《谢利》（Shelly）中也有所流露，这本社会历史小说描写了 1811 至1812 年卢德派运动时期的约克郡。工厂主罗伯特是比利时与英国的混血儿，在约克郡开办织布厂，他引进了最新的纺织机，遭到了当地失业工人的反抗。女主人公谢莉是当地乡绅，也是罗伯特的房东。她和另一位乡绅约克先生尽力维护教区的稳定。约克
先生的形象依然有着亨斯顿的影子。年轻时候他游历过欧洲，“ 精通法语和意大利语（” 夏洛蒂 49）。他反感于英国这样一个 “ 国王跋扈、僧侣跋扈、贵族跋扈的国家 ”（夏洛蒂 45）。当罗伯特与暴动的工人进行 “ 洼地保卫战 ” 时，约克先生同情那些失业的工人。谢利毫不客气地批评他 “ 荒谬无理地瞎捧一个阶级的场 ”，“ 极其不公平地对待某一个人 ”（夏洛蒂 378）。她认为约克先生这个 “ 博爱主义者 ” 和 “ 自由的辩护士 ” 的另一面是 “ 苛刻，粗暴，狭隘和无情的 ”（夏洛蒂 380）。约克先生是土生土长的约克郡本地人，对当地人的生存状况比较熟悉，能够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处理好与穷人的关系， 而罗伯特 • 穆尔作为外地来的工厂主则激起了工人的运动，谢利认为这恰恰说明对陌生人开放的世界主义的博爱的虚伪与不切实际。谢利对约克的指责是《教师》中弗朗西斯与亨斯顿辩论的再现，是《简 • 爱》中简拒绝圣约翰之余音。
可以说，夏洛蒂在《教师》《简 • 爱》《谢利》三本小说中坚持了大致相同的立场：尊重世界主义，承认它的正确和伟大，但从情感上抵制这一理念，认为它在实践上很难具备可行性，通常会演变成无情的压迫。
夏洛蒂对世界主义的矛盾立场主要有两点原因。首先，是由于她对拜伦从崇拜转向批判的情感态度。夏洛蒂和兄弟姐妹自童年起就非常熟悉拜伦的作品，也着迷于拜伦的朋友爱尔兰诗人托马斯 • 摩尔（Thomas Moore）所写的《拜伦传》（Life Of Lord Byron）。夏洛蒂与布兰威尔少年时期合写的安格里亚故事体现了拜伦的影响，充斥着乱伦与谋杀的疯狂的爱情，成年后她的小说中男性形象也有拜伦式英雄的影子。“ 不过对于这个隐秘的幻想世界的依赖让夏洛蒂开始感到越来越内疚，这与她自己所期待的端庄的牧师之女的社会身份也越来越相冲突。牧师之女需要履行为主日学校的教师组织茶会等职责，那些客人们决不想到年轻的女主人的脑子里那些反叛的幻想 ”（Lucasta Miller 9）。夏洛蒂的宗教道德与政治理念日趋保守，这使她对拜伦的喜爱变得谨慎， 这从她 1836 年写给骚塞（Robert Southey）的谦恭的信中也能看出。毕竟，骚塞曾指责拜伦是政治危险分子、道德应受谴责者，甚至称之为恶魔派。“ 因此，她写成于构思《教师》期间的、著名的《告别安格里亚》就不能简单地被看成对青少年时代幻想的告别；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对那些具体化身为撒旦式反叛的幻想的告别”（桑德拉• 吉尔伯特、苏珊 • 古芭 401）。这种告别包含了夏洛蒂对拜伦及其世界主义理念的批判。
其次，这是由于夏洛蒂对民族主义的强烈迎合而产生的对世界主义的批判。19 世纪拿破仑战争后民族主义成为历史主流，由于英格兰在不列颠联合王国的统治地位， 英国性成为英国人民的民族认同要素和爱国主义精神源泉，在 “ 维多利亚时期，即使远在满布全球的英帝国势力的最边境，‘ 英国性 ’ 都能使当地的英国人同仇敌忾，也能激发传教士们如火的热情”（约翰• 达尔文15）。这种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密不可分，“ 对英国人来说，被理解为英国社会使命的帝国主义是英国文化表述的重要部分之一 ”（转引自张京媛 108）。夏洛蒂作为一个英国作家自然也接受了这样的文化洗礼，追求英国性认同。夏洛蒂的一半爱尔兰血统使得这种民族认同更为强烈。夏洛蒂父亲帕特里克牧师原本只是一个爱尔兰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考上剑桥大学， 获得神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的帕特里克先在约克郡哈茨海德当副牧师，娶了夏洛蒂的母亲，一个英格兰姑娘。身为英爱混血儿，夏洛蒂从父亲那里接受了爱尔兰传统的教育， 包括爱尔兰语言、神话、诗歌等内容，她的长相与口音有着明显的爱尔兰特征。好友玛丽回忆初次见面时夏洛蒂 “ 很害羞、胆小，说话带有严重的爱尔兰口音 ”（盖斯凯尔夫人 74-75）。爱尔兰作为英国的内部殖民地，经济上饱受帝国压迫，文化上也一直被贬低。这使夏洛蒂承受了英格兰人对爱尔兰的偏见与歧视。同时，她的英国血统和大环境，也使她同样具有对爱尔兰人的偏见。这种矛盾心态，让她在小说中刻意表现得比英国人还要正统，对英国文化的优越性大加肯定，对批判英国文化的世界主义有所否定。
重建世界主义
夏洛蒂的最后一本小说《维莱特》（Villette）消解了前三本小说中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二元对立的模式。与《教师》《简 • 爱》《谢利》中的女主人公相比，小说女主人公露西是无根的孤儿，被迫在不同的收养人之间辗转流浪。露西的父母和本打算长期收养露西又出了变故的亲戚是谁，作者没有交代，倒是费了不少笔墨交待露西暂居的教母布雷顿夫人家。露西的成长经历和教育经历几乎没有提及，她的第一份工作是陪护富有的老处女马奇蒙特小姐。马奇蒙特小姐去世后，露西无处可去，前往伦敦寻找机遇，在伦敦又偶然听说拉巴斯库尔（以比利时为原型虚构的国家）的维莱特小城， 又转到维莱特求生。英国也好，维莱特也好，她都没有亲戚没有家庭，是一个彻底的局外人。没有身份，也就意味着没有情感的优先性。她的爱国主义立场也就岌岌可危。露西的绰号 “ 老第欧根尼 ”，这固然是形容露西清贫，更暗含她的身份犹如世界公民般多变，是一位潜在的世界主义者。
露西在维莱特的贝克夫人的寄宿学校担任英语老师，与教母布雷顿夫人和她的儿子约翰大夫重逢。露西曾对约翰心生爱意，约翰与贵族之女波琳娜相爱后，露西与该校的男老师保罗相识相爱。露西与保罗的相爱过程，也是他们的性别、民族、宗教等观念不断冲撞的过程。
性别观念上，露西觉醒了女性意识，而保罗持有当时主流的男权理念。当露西在画廊里欣赏一幅埃及艳后的半裸体巨型画，保罗对露西的鲁莽大为吃惊，他让露西呆在阴暗的角落欣赏讲述一个女人从少女到寡母的奉献的一生的组画《女人的一生》， 而露西则觉得这画特别虚伪丑陋。他送给露西的书经过了自己的审查，作了删节，在露西向他学习数学时显示出超越一般女性的才干时，他怀疑露西追求传统上属于男性领域的知识，批判知识女性。民族观念上，露西的英国民族气质与保罗的法国民族气质也时不时有冲突，有时候演变为民族观念的冲突。保罗在演讲时批判英国女人，激起了露西的反感，导致露西在课堂上大喊：“ 英国万岁！英国的历史和英雄万岁！打倒法国，打倒谎言和纨绔子弟！”（夏洛蒂 428）宗教观念上，保罗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露西则是坚定的新教徒。保罗和朋友们曾希望露西皈依天主教，遭到了露西的拒绝。
尽管观念有所冲突，但他们还是互相欣赏。露西崇拜保罗，保罗也认可露西的独立和能力。露西从英国一路漂泊到维莱特，民族身份相对多元化，游离于主流的民族认同。保罗鼓励露西，双方在相爱相守中逐渐学会彼此包容。双方尊重彼此的宗教信仰和民族身份，“ 他信奉自己的宗教，但又绝不干涉我的纯正的信仰 ”（夏洛蒂624）。保罗尊重露西的独立，帮助露西开办女校。他们的爱情是跨宗教、跨民族、跨文化的联合，“ 更加包容，更关注消除直接对抗”（Terry Eagleton 72）。露西最终在拉巴斯库尔的维莱特小城而非英国实现了自由和平等，在这个意义上，她如同拜伦一样是一个被放逐的世界主义者。借由这样的爱情模式，夏洛蒂重建了她的理想世界，或许可以称为 “ 露西式 ” 世界主义。
与拜伦式世界主义相比，这一世界主义明显更温和，更世俗，更具女性气质。在民族文化观念上，摆脱了了单一的英国性认同，突破了爱国主义名义下的英国文化优越论的偏见。露西不再如同弗朗西斯、简、谢利那样，最终缔结体现大英帝国秩序的核心家庭。她在维莱特城担任女校校长，等待着保罗的归来。在宗教问题上，他们的爱情是跨宗派的联合，强调新教徒和天主教共有的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圣经》的阅读。露西的故事虽没有宏大的理论话语，却蕴含了女性观念的觉醒，消弭了民族文化的冲突。
这段跨越式爱情是否能收获幸福，小说对此模棱两可。结尾处，露西胜任了女校校长的工作，独立坚强，保罗的船只则在海上遇到了风暴，凶多吉少。夏洛蒂写给出版商的信中是这样解释的：“ 原来的设想就是让每个读者按照他自己的性情，是心慈的还是心狠的，来决定哪场灾难的结局。淹死和婚配就是这两种可怕的选择。慈悲为怀者 —— 当然会选择前一种较为平和的命运：让他淹死而使他解除痛苦。相反，那些硬心肠者，就会无情地把他拴在两难困境的第二只角上，即残忍而漠不关心地让他同那个人，那个家伙 —— 露西 • 斯诺结婚 ”（夏洛蒂 • 勃朗特、艾米莉 • 勃朗特 728）。夏洛蒂出乎意料地将露西与保罗有情人终成眷属看作悲剧，将保罗的淹死视作较为平和的命运，她的这一立场引起了不少研究者关注。
有些研究者将保罗的归来理解成露西的独立之路的结束。露西开办学校的前期准备工作大多由保罗完成，一旦保罗归来，露西和保罗的关系很可能演变成为《教师》中弗朗西斯和爱德华的那种被教导者和教导者的关系。为了保证露西的独立，保罗必须死亡。只有他的死亡才意味着露西彻底自立，而他俩的婚姻则意味着露西重回女性依附的旧路。吉尔伯特和苏珊• 古芭评价该小说：“ 从许多方面来看，《维莱特》都是勃朗特最公开、最不顾一切地表达其女性主义思想的小说作品 ”（桑德拉 • 吉尔伯特、苏珊 • 古芭 508）。这一解读强调了夏洛蒂的女权主义立场。
更多研究者是将这一解释理解为夏洛蒂的悲观态度，“ 一方面强调家庭生活的喜乐， 与此同时又声明这样的结尾不够真实，要力证痛苦的真实，这种痛苦不可能借助良好的意愿就可以忽略不见 ”（Terry Eagleton 73）。写《维莱特》这本小说时，夏洛蒂已经承受了岁月的考验和死亡的洗礼，弟弟妹妹相继离世，她成了父亲六个孩子中仅存的一个。她也经历了情感的失败。比利时留学期间她对埃热先生的暗恋；在《简 • 爱》、《谢利》出版期间她对出版商史密斯先生隐秘的好感，这些感情都无疾而终。生活的不幸影响了《维莱特》的创作心态，让她难以将这对情人的婚姻视为喜剧。
其实，如果从世界主义角度来理解，《维莱特》的开放性结局和夏洛蒂悲观解读正体现了她的审慎。身为英国人和爱尔兰的混血后裔，夏洛蒂的民族认同常徘徊在在自矜与自卑之间；身为牧师长女，夏洛蒂往往尽可能让自己的想法符合公众期待。创作《维莱特》时，做为知名女作家的她出入文坛，可也遭受了亲人相继离世的打击， 她的心态更为成熟和勇敢。
在民族认同问题上，她已经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维莱特》出版的 1853 年， 副牧师尼科尔斯先生向夏洛蒂求婚，他的表白遭到夏洛蒂父亲帕特里克牧师的严厉阻止。这种阻止可能是老人出于晚年生活的私心，更有可能是如夏洛蒂所言：“ 在爸爸身上， 失望的感情是由于壮志未酬引起的，也是出于父亲的骄傲”（夏洛蒂• 勃朗特、艾米莉• 勃朗特 766）。帕特里克希望长女能遵循自己的足迹，融入英国主流社会，维持甚至提升社会阶层。科尔斯先生并不能帮助夏洛蒂做到这一点。他与帕特里克一样来自爱尔兰， 是一位贫苦的副牧师。夏洛蒂选择他为自己的丈夫，很大程度上是为他的痴情所打动， 正如她告诉朋友艾伦自己订婚的消息时说：“ 我相信我会爱我的丈夫，我感激他对我的那种温柔体贴的爱，我相信他会是个重感情的、有良心、有高度原则性的人。如果有这一切后，我还要后悔他没能再有出色的才华、相投合的情趣和思想，那在我看来确是太狂妄自大，太不知好歹了 ”（夏洛蒂 • 勃朗特、艾米莉 • 勃朗特 762-763）。夏洛蒂的婚姻选择意味着作为爱尔兰后裔的她不再执着于对英国性的认同，坦然接受了爱尔兰身份。
在宗教问题上，夏洛蒂也更直接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勃朗特家庭的宗教背景较为多元，她的祖母是天主教徒，母亲和母亲逝世后前来哈沃斯照顾孩子的勃兰威尔姨妈都是虔诚的卫斯理教派信。她的父亲是国教牧师，但在教派问题上相对开明。这样的成长环境和时代背景使得夏洛蒂 • 勃朗特宗教思想相对宽容，她对神职人员的人性缺陷有着充分了解，对于宗教有着自由思考和独立判断。她在比利时留学时曾感慨：“ 国籍和宗教的差别使我们和所有的其他人之间有了一条巨大的鸿沟，我们在众人中完全是孤独的 ”（夏洛蒂 • 勃朗特、艾米莉 • 勃朗特 131），可也体会到 “ 有些天主教就像任何奉《圣经》为天书的新教徒一样出色，而且要比大多数新教徒更好 ”（夏洛蒂 • 勃朗特、艾米莉 • 勃朗特 134）。1850 年冬天正是英格兰因所谓的 “ 教皇侵略 ” 反天主教情绪的浪潮的时期，夏洛蒂在小说中塑造了露西和保罗这样跨民族、跨宗教、跨文化的情侣，正是对当时的宗教教派之争的回答。虽然怀着这样的希望，夏洛蒂对这一联合并不乐观。因而 “《维莱特》既没有勇气是悲剧，也没有勇气成为喜剧；像夏洛蒂的所有小说，虽然其结论比任何其他小说更为明显，但它仍是一种中间地带，是一半的措施 ”（Terry Eagleton 73）。夏洛蒂对露西和保罗之爱所持的悲观预判体现了夏洛蒂对世界主义的向往和基于现实层面的悲观。
结语
夏洛蒂对世界主义的关注，是因为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作为 “ 世界工厂 ”（world factory）呈现出的世界性的视野，也是因为对拜伦式世界主义的熟悉与相关思考。夏洛蒂前三部小说中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相对立，固然是由于思想偏保守，更是因为她的半爱尔兰身份导致的民族身份认同困境。同时，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后代，作为一个强烈爱慕过异国男性导师的女性，她没有完全囿于民族文化的狭隘视野，而是保持了敏锐的观察力和超越民族、国家的同情心。这最终形成了《维莱特》中跨民族、跨宗教、跨文化的联合，这是一种更温和、更世俗、更具女性气息的世界主义。它试图超越纷争，寻求多元文化和平共处之可能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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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洋风，批判与重建：论夏洛蒂 • 勃朗特小说中的世界主义，《外国语文研究》2020年第3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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