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伊革 | 《教务杂志》英译《孔子家语》及其孔子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朱伊革，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及美国文学研究。
内容摘要：《教务杂志》通过刊载大量儒学研究论文及儒学典籍的英译文，深入探讨儒家文化及孔子思想。连载于《教务杂志》的赫真信英译《孔子家语》系英语世界最早的英译文，通过学术性序言、阐释性注释以及显性化译文等翻译策略凸显了孔子的伦理道德典型、博学多才的智者以及循循善诱的师者形象，向西方世界展示了儒家文化和孔子形象，不仅对儒家文化和孔子形象建构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西方世界读者认知中国早期社会文化历史图景提供了资源和例证。
关键词：《教务杂志》；《孔子家语》；孔子形象；儒学；赫真信
《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自 1867 年创刊至 1941 年被侵华日军查封而停刊，在 74 年的办刊历史上共出版 75 卷、819 期，是中国近代史上办刊时间最长、体量最大的英文期刊。该刊创办的目的是为来华传教士及各差会交换传教信息，讨论传教工作，为在华传教士服务。创刊后的《教务杂志》传播地域不断扩大、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 如果单从报刊的出版持续时间来看，十九世纪传教士在华出版的刊物中， 无论是享有较高声誉的中文报刊《万国公报》（1889-1907）、《中西教会报》（1891-1917）， 抑或英文的《中国丛报》（1832-1851）均不及《教务杂志》”（陶飞亚 247）。《教务杂志》对中国儒学十分关注，刊载相当数量的儒学研究论文以及儒学典籍英译文，其目的是深入全面了解儒家文化以便更好地在华传播基督教教义，正如费乐仁（Lauren Pfister）所言：“ 儒家和基督教共同关心的都是人的道德发展及其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也因为两者在神学与宇宙论的范畴上有许多并行不悖之处 ”（费乐仁 399）。《教务杂志》的儒学研究论文以及包括《孔子家语》在内的儒学典籍英译本向西方世界展示了儒家文化和孔子形象，对儒家文化和孔子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具有独特的意义。
《教务杂志》的儒家文化述论及《孔子家语》英译
《教务杂志》英译儒家典籍涉及孔子、孟子、荀子等的著作，因受到期刊篇幅的限制，其英译多为节译。值得关注的是，赫真信（A. B. Hutchinson）英译的《孔子家语》是英语世界第一个英译本，虽然只是前十篇内容的翻译，但在中国典籍英译史中仍具有筚路蓝缕之功绩。《教务杂志》还刊发约 46 篇儒家历史文化研究论文（崔华杰，《传教士与中国历史研究》 53-55），涉及儒学的论文约 95 篇（Li Jing 15）。《教务杂志》的儒家典籍翻译与研究融为一体，促进了对儒家思想的研究，也推进了儒家文化形象在西方世界的建构和传播。
1.1《教务杂志》的儒家文化述论
近代来华传教士热衷学习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寻求其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共性，以此调和中西文化，达到传教之目的，《教务杂志》成为传教士交流儒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耶士谟（William Ashmore）在 1870 年 3 月期刊文探讨孔子学说的伦理道德，认为其教育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伦理道德观（Ashmore 282- 285），耶士谟继续在 9 月、10 月期撰文阐述儒家仁人和君子的特点和品质。阚裴迪（F. Galpin）在 1881 年 5-6 月期刊文比较儒家思想与《圣经》伦理思想的差异（Galpin 202-217），文书田（George Owen）在 1886 年 8 月、9 月期连续刊文对《圣经》新约与 “ 四书 ” 进行比较。谢卫楼（D. Z. Sheffield）在 1886 年 10 月期撰文比较基督教和儒家伦理（Sheffield 365-379），季理裴（D. MacGillivbay）在 1903 年 7 月期撰文认为儒家思想具有良好的道德规范，具有法律的权威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功用（Macgillivbay 329-340）。休斯（E. R. Hughes）在 1931 年 7 月期上刊文，系统阐述儒学 “ 礼 ” 的历史渊源，并认为 “ 礼 ” 是教育的载体，儒学具有道德引领作用，强调儒学教育的功用（Hughes 407-414）。这些系列论文提供了丰富而有分量的儒学研究资源，使西方读者得以尽窥儒学之奥，也为西方读者解读儒学及孔子思想做了铺垫。《教务杂志》“ 书目” 栏目也刊发系列对儒家典籍译作的评论文，与典籍译本形成互动的研究态势。1928 年6 月期 “ 书评 ” 栏目发文评论德效骞（Homer. H. Dubs）翻译的《荀子》译文，该书评指出了荀子思想中的性恶论，并认为人的本性须受约束，要通过约束来控制人的欲望， 并称赞荀子在儒家思想和伦理观形成中的作用。1932 年 9 月期发表林辅华（Charles Allan）的评论文章，该文比较了赖发洛（Leonard Lyall）的《孟子》译本与理雅各（James Legge）的《孟子》译本，并认为理雅各译本注解繁杂过多过长，但赖发洛译文过于呆板甚至让人难以理解，有时对孟子的思想阐述过于简单，并对两个译本中的“ 仁”“ 礼”“ 命”“ 上帝”“ 圣人” 等词语的翻译进行比较和分析（Allan 579-580）。《教务杂志》还刊发读者就某部儒家典籍的翻译发表意见的来信，如 1879 年 3-4 月第 2 期和 5-6 月第 3 期 “ 读者来信 ” 栏目中刊发翟理斯的两封来信，探讨赫真信《孔子家语》的译文质量，翟理斯肯定了赫真信《孔子家语》英译本及其对儒学的贡献，高度赞扬了赫真信在文本考证方面做出的努力，表示从赫真信对《孔子家语》三篇序言的翻译可以看出对原文翻译的忠实性，同时也指出译文中的一些瑕疵。
“ 在《教务杂志》中，儒家思想是西方认知中国的重中之重，是深层次认知并建构‘ 中国形象 ’ 的重要介体 ”（钟晓文 40），《教务杂志》所刊有关儒学的研究论文、译文和评论互哺互动，吸引了一批西方学者致力于儒家典籍的翻译和研究，不仅推动了儒家典籍翻译及其学术研究的进步，扩大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力，也有利于西方世界对儒家思想客观全面的认知。
1.2《孔子家语》首次英译
《孔子家语》又名《孔氏家语》，简称《家语》，今本 10 卷 44 篇，是儒家的一部重要典籍，记录了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孔子家语》与《论语》所反映的孔子思想倾向相通一致、一脉相承，学术界在研究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学说时，多以《论语》《左传》《史记》及大小戴《礼记》等为文本基础，尤以《论语》为主。《论语》是研究孔子和孔门弟子以及早期儒家学派的权威典籍和主要依据，其文约义丰，言近旨远，但篇幅短小，语言简略，难以展示孔子等人思想言行的全貌和风采，《孔子家语》完全可作为对《论语》的有益补充、必要呼应和有力释证（张涛 前言 6-7）。若《论语》是孔子 “ 语录 ” 的话，《孔子家语》则可称为孔子的 “ 文集 ”；该书的价值绝非一面， 如果深入细致探讨，早期儒学的研究一定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孔子家语》可称为“ 孔子研究第一书 ”（刘续兵 5），甚至是 “ 儒学第一书 ”（杨朝明 3-7）。毋庸置疑，《孔子家语》在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和地位。
近代来华西方传教士并未像重视其他中国典籍那样对《孔子家语》给予足够的关注，中国典籍英译的执牛耳者理雅各的五卷本《中国经典》中就唯独没有《孔子家语》的英译文。近代西方传教士在研究和翻译中国典籍时，未将《孔子家语》与其他中国典籍列入同等重要的地位，与该典籍在清代的研究状况和学术地位有关，清代学者对《孔子家语》的研究一直囿于考证与真伪辨别之间，对其学术思想探讨较为有限，中国学者对《孔子家语》真实性的怀疑态度自然影响到传教士对该典籍研究与译介的取舍与否。
《孔子家语》首个英译者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赫真信，他于 1871 年 10 月来香港传教，1874 年下半年赴福州巡视教务并在该地皈依为信徒。《教务杂志》从 1879 年第 1 期至 1880 年第 1 期连续刊载赫真信翻译的《孔子家语》，共刊载该书的前十篇英译文。译本内容依次为：《相鲁第一》《始诛第二》《王言解第三》《大婚解第四》《儒行解第五》《问礼第六》《五仪解第七》《致思第八》《三恕第九》与《好生第十》，共计十篇。赫真信在 1880 年第 1 期刊载的《好生第十》篇的附后说明中称其由于离华而“ 暂停” 该书的翻译，将已经翻译的十篇译文称为该书的“ 上卷”（Hutchinson 23），不知何故，赫真信未能继续翻译《孔子家语》的剩余篇目。除赫真信外，近代西方汉学研究者未对《孔子家语》进行翻译，赫氏译本虽非完整译本，但其内容丰富， 在西方汉学史上应占一席之地，应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崔华杰，《赫真信与〈孔子家语〉译介》 64）。
《孔子家语》英译的儒家文化建构
赫真信《孔子家语》英译通过学术性序言、阐释性注释和显性化译文等策略把其中隐含的儒家文化蕴意尽可能全面地展示给西方读者，为西方世界提供了全面客观认知儒家文化及孔子形象的具体翔实的文本材料和背景知识。
2.1儒家文化语境的建构：学术性序言
典籍与普通读物的差异在于其深厚的学术性及阐释空间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译者在典籍翻译的过程中，必然要对典籍进行深入而透彻的学术研究，其研究成果和心得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译文中，从而影响译文读者对典籍的认识和理解。由于译文本身的篇幅十分有限，译者在译文之外的空间补充阐述对典籍学术研究的理解和体悟， 则可以弥补译文读者所缺乏的共享信息或预设知识，从而提高译本可读性，帮助读者更有效地理解典籍文化内涵，译者在译本中所做的学术性序言就是实现该目的的一个重要步骤。学术性序言还同时为译本文化形象的建构提供历史文化背景，序言既是《孔子家语》英译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儒家文化及孔子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创设了一种互文语境。
《孔子家语》内容庞杂且艰深晦涩，容量要比《论语》厚重很多，字数比《论语》多出近四倍，对不谙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而言更是难以卒读。赫真信在《教务杂志》1878 年第 6 期上发表关于《孔子家语》的长篇学术性序言，介绍了翻译《孔子家语》的重要性、理雅各和伟烈亚力（A. Wylie）对该书的评述以及其形成历史、版本和翻译目的等诸多学术问题，重点详细阐述了他对《孔子家语》的文献考证。赫真信用表格的形式，以年代为经，列举了从汉代至清代《孔子家语》九个版本的编者、卷册数等信息（Hutchinson 445-453）。
赫真信在序言中强调理雅各较早注意到《孔子家语》的学术价值，他指出：“ 理雅各曾在其《中国经典》序言中反复提及《孔子家语》……认为《孔子家语》是十分有价值的古代典籍，与《论语》一书互为补充、相互参照阅读，才可体现此书价值 ”（Hutchinson 445）。赫真信翻译该典籍的目的在于：“ 该书可以启发我们理解伟大智者具有的中国人的思想 ”（445）。译文之外的增量信息为西方英语读者阅读译本正文做了必要的铺垫和准备，通过在序言中构建的儒家文化语境，介绍翻译的动机缘由、底本的选择等，使译语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儒学思想，从而为读者全面理解《孔子家语》及孔子形象奠定基础。
2.2儒家文化的阐释：译文注释
译文注释是一种重要的翻译策略，注释对典籍的中国文化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具有重要的阐释和启发意义，通过注释一方面可向译语读者解释儒家文化的核心元素和概念，另一方面也可达致建构和传播儒家文化的目的。如《相鲁第一》篇的第一句 “ 孔子初仕，为中都宰 ”的英译文为 “Confucius first took office as the Chief magistrate of Chung Too”。西方读者对孔子时代及其从政的时间及背景并不十分了解，赫真信在注释中引用理雅各《中国经典》中的注释 “Confucius took office, B. C. 500. Legge’s Ch. CI. Vol. I; proleg, p. 72.”（孔子从政的时间应为公元前 500 年，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一卷， 前言第 72 页）。该注释引用理雅各著述进行文献互证，具有明显的文化阐释功能， 既向西方读者说明《孔子家语》的经典属性，重写了缺场的文化内涵，也向读者介绍孔子从政时间及时代背景，为西方读者进行作品后续的研读奠定了文化背景知识。
旁注是典籍翻译中常用的一种注释手段，也是是赫真信英译《孔子家语》的另一重要策略，发挥着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的补充和阐释作用，并在译文中占据一定的比例。如首篇《相鲁第一》译文约三页半的篇幅，其中旁注有近十五处之多，旁注给读者提供了相关儒家文化背景知识，使得前后句的逻辑及语义关系更加顺畅，读者也不会感到前后句语义关系变化的突兀和跳跃，也有利于强化译文读者对原文本中文化形象的理解。
如首篇中 “ 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 ”，赫真信将该句翻译为：“The Chief of the Ke, had buried Duke Chaou, on the south side of the road to the grave, (Ke Ping-tszc, persecuted Duke Chaou, to death, in Kon Han; Ping-tsze altered the position of the spot in which he should have been buried, to show that he was not worthy to be buried by the side of the former Dukes). Confucius dug a ditch, and so included his grave with the others.”
译文增加了用括号标注的近三行文字的旁注，意思是说：“ 季平子将昭公迫害至死， 而且变换了他本该埋葬的地方，表明他不值得埋葬在先前诸公之侧。” 旁注陈述了孔子这样做的缘由，读者阅读该旁注后，可感知原文的历史背景，了解孔子挖墓坑让昭公墓葬和诸鲁公墓葬合并到一起的缘由。旁注将内文本意义延伸到外文本，使其跨越文本的藩篱，增加了译文的文化含量，既体现了孔子对先哲昭公的尊重，也展现了孔子处事的明智。译者的旁注是一种增值式的阐释，超越了原作的范畴，不仅为西方读者提供了历史文化语境，也有助于西方读者理解 “ 他者 ” 孔子形象，并有利于在读者集体意识中营构集智慧、博学和贤德于一体的孔子形象。
2.3异域文化障碍的消弭：显性化翻译
《孔子家语》凝练的言辞蕴涵丰富的儒家文化思想，原文本的文化因素在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并不存在，这就造成了文化因素的空位缺省。显性化翻译为译语读者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使他们能理解原文内涵，显性化译文对原文本进行跨文化重构并与原典籍正文的含义相契合，可加深译语读者对典籍深层思想的理解。如《好生第十》篇：
原文：初，大王都豳，翟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译文：At the first, King T’ae had his city in Pin, and the barbarians of the North kept making raids on it; He presented them with skins and silk and still he suffered from them. He presented them with pearls and gems and still he suffered from them.
原句中的 “ 翟人 ” 意为 “ 北方翟国人 ”，翟国是远古时黄帝后裔所建，后为周朝的诸侯国，春秋时期，翟国被晋国所灭。译文并未将 “ 翟人 ” 直译成 “people from State of Zhai”（来自翟国的人），而是将其翻译成 “the barbarians of the North”（北方蛮人）， 若直译该专有名词，会给缺乏相关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的西方读者造成理解上的盲区， 该显性化译文注重读者意识，从西方读者的需要出发，预估他们可能欠缺的知识背景， 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读者的阅读障碍。此外，该显性化译文强化了读者对原文中翟国野蛮侵略行径的理解，消弭了异域读者阅读上的文化障碍，也昭示孔子反对侵略、倡导和平的哲人形象。
《孔子家语》英译文的学术性序言为读者理解《孔子家语》提供了儒家文化背景知识的前期铺垫，阐释性注释引导读者体悟其中的儒家文化内涵，显性化译文帮助读者跨越异域文化障碍并领悟文字背后的深层儒学含义。这些翻译策略各自倚重点有所不同，但彼此间的功能和作用并非完全割裂，而是互为一体，环环相扣，且相互渗透， 相互补充，为异域读者提供了丰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图景，实现了译本的深度语境化， 构筑了向西方世界传递儒家文化形象的桥梁，帮助读者达至对儒家文化全面深刻的认知，推进了孔子形象走进西方世界。
《孔子家语》英译的孔子形象建构和传播
随着传教士来华人数的增加，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开始从中国物质财富转向中国文化，从器物层面拓展到思想和政治体制层面。西方知识阶层包括来华的传教士开始较为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中国圣贤文化和贤明政治体制，孔子及其思想成为西人考察和研究的重点。《教务杂志》刊载的《孔子家语》译文与儒学思想的系列研究论文、译文评析以及书评交相互哺，不仅在西方英语世界传播了儒家文化，也为建构孔子形象提供互文语境。
3. 1 伦理道德的典范
《教务杂志》1881 年 5-6 月期发表的《儒家思想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影响》一文将儒学思想分为道德规范、教育体系和政治统治的基础三个组成部分，认为孔子的道德观对民众和决策者具有导向作用（M.C.P. 218-219）。《孔子家语》突出孔子自身修养的崇高，构筑孔子的儒家圣人、完人形象，通过孔子的正面直述、孔子对君子仁者的评说以及弟子对孔子本身言语的记述和回忆等手法将孔子塑造成道德圣人形象。英译文以直译为主，并辅以注释等形式，折射出孔子道德家、哲学家、教育家及政治家的多面镜像，呈现出以孔子为代表的道德中国形象。如《好生第十》篇：
原文：孔子谓子路曰：“ 见长者而不尽其辞，虽有风雨，吾不能入其门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谓子路曰：“ 君子以心导耳目，立义以为勇；小人以耳目导心，不愻以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从已。”
译文：Confucius said to Tsze-loo, There are those who, when they see the venerable (i.e. their parents or teachers) do not say fully all they have to say; should there be wind and rain I would not enter the doors of such people. For the superior man uses all of which he is capable to show reverence to men, but the mean man is quite otherwise. Confucius, speaking to Tsze-loo said. The superior man lets his heart (mind) guide his ear and eye establishing his principles and so being brave; the mean man lets his ear and his eye lead his heart (mind) and takes his lack of modesty for courage, therefore it is said. Reject him yet he will not hate you, advance him and he will follow you.
原文采用对话体形式展现了孔子的道德观，孔子教导子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能尊敬别人，君子坚守道义，把义作为自己的准则，小人重眼前之利，为利而舍弃其他，损利之事毫不退让。赫真信英译文重新建构的孔子他者形象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英译文充满了译者对孔子形象的重塑努力。译文通过语言形式的变通对异域孔子他者形象进行一定程度的重塑，如将原文的直接引语改为间接引语，以充分利用间接引语人称指代关系清晰、阅读流畅的优点，同时译文增补了夹注，如 “ 长者 ” 英译为 “the venerable (i.e. their parents or teachers)”，增加的旁注使西方读者更易理解儒家文化中 “ 长者 ” 的含义，为读者体会并感知英译文本中坚守伦理道德的孔子形象提供了依据和例证。
3. 2 博学多才的智者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万世师表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的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也成为道德中国形象的象征。《孔子家语》成功地塑造孔子才学纵横、洞悉人生的智者形象，如《三恕第九》篇通过生动的对话，刻画了孔子有远见，有洞察力和教谕世人的智者形象。
原文：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夫子问于守庙者曰：“ 此谓何器？” 对曰：“ 此盖为宥坐之器。” 孔子曰：“ 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 故常置之于坐侧。”
译文：Confucius was looking round the ancestral temple of Duke Siang of Loo, (and saw) some vessels easily upset. Confucius asked of the temple keeper saying, What do you call these vessels? He replied, It is a vessel for offerings to the seated ancestor. Confucius said, I have heard, the right side sitting vessel, when empty stands uneven, when half-full stands firmly, when full turns over; the illustrious ruler regarded it as the best of warnings, therefore always placed it by his side when seated.
原文中孔子通过“ 宥坐之器” 的故事，引申阐发了中则正，满则覆，凡事皆需有度， 过犹不及的哲理，也展现了孔子哲学家的智慧和睿智。孔子从一件小事或一个器物中归纳和梳理人生的哲理，体现了智者形象。形象是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话语建构起来的， 是一个社会文化对另一个相异的社会文化所做的阐释，而译文建构的形象往往打上译者和社会集体的双重烙印。译者带着自己对异域文化形象的期待建构理想中的孔子儒者形象，通过故事的重述将孔子超人的前瞻性眼光和准确判断事物能力的形象描述得十分细致，译文通过变换和重构原文的叙事形式，增强了译本的可读性，也有助于读者生成孔子智者形象的图式，更直观地体会孔子洞悉人生哲理的智者形象。
3.3 循循善诱的师者
耶士谟在《教务杂志》发表的《儒家解决的一个道德问题》中这样阐述孔子的师表作用：“ 孔子学说是中国教育的根基 …… 教育年轻人的目标就是遵循孔子学说，学习效仿孔子 ”（Ashmore 284）。孔子修己行仁，博施济众，用自身 “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的精神态度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无愧于“ 万世师表” 的称号。《孔子家语》中有不少表现孔子循循善诱师者形象的描述。如《好生第十》篇：
原文：子路戎服见于孔子，拔剑而舞之，曰：“ 古之君子，以剑自卫乎？” 孔子曰：“ 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不出环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则以忠化之， 侵暴则以仁固之，何持剑乎？” 子路曰：“ 由乃今闻此言，请摄齐以受教。”
译文：Tsze-loo visited Confucius clad in a suit of armour, and drew his sword and flourished it saying, The superior men of old used swords to protect themselves, did they not? Confucius said, The superior men of old used sincerity as being essential, and benevolence (or virtue) as their safe-guard; they did not (need to) go out beyond the wall that encircled their dwelling, yet they knew all that took place within a thousand le (= 330 miles English). If there were unrighteous men they used sincerity to reform them; if violent and encroaching men they used virtue to restrain them; what need was there to trust to a sword? Tsze-loo said, I (Yew) have now heard your discourse, permit me “to hold up my robe with both my hands” and receive your instructions. [The tsze is a skirt not continuous; those who receive instruction ascend the dais holding up their skirts].
孔子善于施教，告诫戎装好勇的子路，君子以忠义为人生追求的目标，用仁爱来保护自己。对于不良善的人，就用忠义来教化他；对于暴力凌虐的事，就用仁爱来制止。英译文通过重构话语表述的形式建构孔子师者形象，引语形式的变换使译文语义密度得到加强，又凸显故事的主题意义以及孔子师者形象。译文还补充了旁注，说明子路不再身穿戎装，而是身着长袍，旁注折射了译者跨文化的阐释意识，注重西方读者的接受。巴柔（Daniel-Henry Pageaux）认为：“ 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孟华 4）。他者形象需要在历史文化等领域中进行考察， 译者建构的 “ 他者 ” 形象折射出译者对异域文化的期待和想象。译文中孔子和子路的对话对西方读者而言，是文化他者对自我认知的直接投射，既建构了文化他者孔子的师者形象，也有助于强化了西方人眼中孔子循循善诱的师者形象。
结语
费正清（John Fairbank）等曾这样评价近代在华传教士：“ 传教士竭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充当学者的角色，以此影响和改造中国文化。他们发现自己忙碌于双向通道上， 在把中国形象传递给西方的同时，也在帮助中国人形成自我对外部世界的看法”（Barnett & Fairbank 4）。费正清的观点或多或少契合了《教务杂志》儒学论文及《孔子家语》等英译典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形象构建是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通过不断地选择和利用各种文本和话语构建特定图景和印象的过程，翻译就是形象构建和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之一（Doorslaer, Flynn & Leerssen 4）。赫真信英译《孔子家语》通过系列细节化、故事性的叙述以及学术性序言、阐释性注释和显性化译文不仅展现了儒家文化，也凸显了孔子的伦理道德典范、博学多才的智者以及循循善诱的师者形象，孔子智者、师者及道德典范的形象在西方读者的视野中逐渐立体生动。《孔子家语》英译本为西方世界读者认知儒家文化图景及孔子形象提供了资源和例证，也为英译典籍在英语世界建构和传播中国文化形象提供了学理支持。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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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伊革，《教务杂志》英译《孔子家语》及其孔子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外国语文研究》2020年第4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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