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平、占才成 | 交流、互读与共赏——王晓平教授访谈录

作者简介

王晓平，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比较文学、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古典诗歌、日本文学、亚洲汉文学等。占才成，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日本文学、比较文学。

内容摘要：学术的交流和碰撞让我们发现各国文化和文学的差异，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 并且取长补短。翻译是促进国际学术交流的必要路径，与学术研究相辅相成。在亚洲的汉字、汉文文化圈，写本研究也是开展学术交流的一座重要的 “ 桥 ”。搭建学术交流之桥需要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努力，而在后疫情时代，虽然面对面的线下交流遭遇困难，但我们更应该借 助更多新手段、新方法，突破交流的障碍，推进学术研究的交流与发展。为推进对上述问 题的理解，著名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学者天津师范大学王晓平教授接受了华中师范大学占才成的访谈。王晓平教授阐述了文学研究领域 “ 交流、互读与共赏 ” 的重要性，鼓励年轻研究者在后疫情时代克服困难，勇于进取，拥抱未来。

关键词：王晓平；学术交流；互读；共赏；比较文学

      天津师范大学王晓平教授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特别是中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 有很深的造诣，成绩斐然。20 世纪 80 年代，王晓平教授与严绍璗教授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了《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和《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成为国内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可谓中日文学交流史研究早期的双璧，时至今日启迪后学， 仍然是该领域的必读书目。其后，王晓平教授相继出版《佛典 • 志怪 • 物语》《亚洲汉文学》《梅红樱粉 —— 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远传的衣钵：日本传衍的敦煌佛教文学》《唐土的种粒：日本传衍的敦煌故事》《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等多部独著，以及与严绍璗教授合璧出版了《中国文学在日本》《比较文化：中国与日本》等著作，为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王晓平教授还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 ” 等多个国家级项目。著作等身的王晓平教授近年来更是笔耕不辍，主持编写《百年中外文学学术交流史论》，为学界再添大作。王晓平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日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其卓见定能发蒙启蔽，回答不少困扰我们的问题。

      占才成（以下简称“占”）：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王晓平教授接受我的访谈。首先，请允许我向王老师表达我由衷的感谢！感谢王老师给我这个难得的机会，让我有幸向中国比较文学学界的前辈讨教，聆听大师的教诲！机会难得，就请允许我直接进入今天的正题。

“知同、明异、互读、共赏”

      占：王老师您曾在《邂逅乌兰察布》一文中提到“ 掌握一门外语，就是多了一只眼睛”（王晓平，《邂逅乌兰察布》 141）。外语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让我们多一只眼睛看世界。正如您所说 “ 有时一个民族看来天经地义的事，另一个民族却简直不可思议 ”（142）。您一直强调交流的重要性，最近您的新著《百年中外文学学术交流史论》正是梳理了百年来中外的文学学术交流情况后的结晶，能请您谈一下您对百年来中外（或是中日）文学学术交流的看法和理解吗？

      王晓平（以下简称“王”）：谢谢你的提问。我很高兴能借这个机会，说说平时的一点想法。

      一方有一方之学术（学术之民族性、体系性之谓也），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学术之时代性、传承性之谓也），一家有一家之学术（学术之群体性、个人性之谓也）。将此方与他方、此代与他代、此家与他家联系起来的活动，便谓之交流。

      20 世纪中国知识体系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有关他者的学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尽管学术交流会受到来自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但就学者之间具体的交流活动而言，提升自身话语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中华学术话语能力的提升，不可能孤立于世界学术体系去完成，必须在与中华文化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各种文化体系的接触、碰撞、融合、平等对话的进程中去完成。中华文明的复兴， 不可能离开人类数千年积累的文明成果，也不可能抛弃已经本土化的外国文化而从零开始。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更多地了解这个我们真正睁开眼睛才看了百余年的世界，是极为紧要的。百余年以前，儒道佛体系受到巨大挑战，那些站在时代前列的觉悟的知识者，开始寻找与世界学术对处的智慧，他们苦苦求索的精神将永远彪炳人寰。尽管经历了重重苦难，百年中国知识者的业绩和他们的生存智慧，永远值得后人细细咀嚼。让我们和他们一起，更多地思考中华文化的未来，更多地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我们有理由真实地记录下百年来那些在精神领域披荆斩棘、填塞沟壑、架设桥梁、修筑高铁的知识者探索与跋涉的轨迹，并以继续前行的行动来纪念那些先行者。

      在我国尚处在被封闭的时期，范文澜在《中国通史》就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精辟的 话。他说：“ 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 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一国文化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 不是人的呢！”（范文澜 455-456）在 “ 拿来 ” 时摒弃文化中心主义与事大主义，精于选择，学会消化，为己所用，在 “ 贻赠 ” 时不以己度人，善解他者，谦虚对话，前人留给我们丰富的经验，有待于我们潜心学习，认真总结。

      20 世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学在深刻变革进程中与扑面而来的世界文学相遇，丰富的传统文献和层出不穷的考古文物和文书加入到中外文学学术交流的大潮中，更有各种新鲜的学术思潮随欧风美雨冲击着学人的头脑，文学研究呈现出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矛盾、冲突和交锋，而这些矛盾、冲突和交锋又深受百年政治、经济巨变的左右而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这一切构成了 20 世纪中外文学学术交流的丰富性、多样性和暧昧性。

      《百年中外文学学术交流史论》分六编，分别为制度、观念和方法；学人、著作 与刊物；事件、交游与研究；翻译、出版与传播；比较文学研究、多元文化时代的国 际中国文学研究。力图以全面、独特、新颖的角度对 20 世纪中外文学学术交流进行系统梳理与阐释。本书注重实证，挖掘中外学人学术交往、学术思想碰撞而被长期掩蔽 的事实真相，予以剖析，对 20 世纪百年中外学术思想主潮整体把握，讲求国际境界与中国风骨的统一，事理相彰，问题集中于影响文学学术交流深度的诸多因素。宏观微 观兼顾、大节细节相照，希望为这一崭新课题提供最基础的资源与思考。从内部到外部， 从自身到他者，从双边到多边，试图在掘学术交流之文墓、揭学术交流之文幕的路上， 迈出坚实的一步。

      为了尽可能对中国文学学术吸收东西学术精髓与走向世界的历史经验加以系统考 察与科学总结，对今后中外学术交流与中华学术的对外传播提出一点建设性意见，本 书集合了80 年代以来熟悉中外文学理论而具有传统文化素养的中外学术交流的亲历者、推动者与探讨者，一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他们分别从事比较文学、文学翻译与中外文学研究，富有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丰富成果，从上世纪后期便陆 续出版过《20 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等一批与此课题相关的有影响的研究著述。

      全书从酝酿到成书，历经十余年，然而探索尚在继续，有关学术交流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更深刻的开掘与阐述。我们在继续积蓄自身实力，也在创造与等待更好的时机。在我们看来，文学学术交流的各个方面，依然面临着繁重的改革任务。我们愿以鲁迅的一段话自勉：“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鲁迅 117）。本书写作本身已使我们得到了提升，如果我们能用这起步的一本书，引来更多学者朋友和我们一起来深度探讨文学学术交流思想、研究和教育深水中的问题，那就已是重大收获了。

      占：《百年中外文学学术交流史论》为我们展示了 20 世纪中外文学学术交流史。说到交流，您在 2017 年给《国际汉学》的题词中写道：“ 知同、明异、互读、共赏”。在您上述新著的前言中，您再次提到这几个词，能否请您谈谈，您选择这几个词，有哪些考量？

      王：20 世纪以来, 知同明异，文化互读，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功课。“ 拿来” 与“ 馈赠” 是讨论中外文学、文化关系时常常听到的两个关键词，我却常常感到，纯粹的“ 拿来” 或“ 馈赠” 极为成功的实例似乎越来越不多见了，倒往往是“ 拿来” 中有“ 馈赠”，“ 馈赠” 中有“ 拿来”，拒绝拿来或许馈赠少功，馈赠不善或许拿而不来。这是因为，不管是 “ 拿来” 还是“ 馈赠”，都不是一种文化自身的行为，都必须与不同于自身的 “ 他者” 打交道。何谓 “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 ？那种看见人家锅好就去拿锅，看见盆好就去拿盆，那口锅拿过来盛不了自己的菜，那个盆可能压根儿不顶用。叶嘉莹说过：“ 夫治学者眼界须大，胸次宜广，方今世界交流之便远过古时，而中外学术之融汇互通，乃为大势之所趋 ”（赵季等 3）。在 “ 拿来” 时摒弃文化中心主义与事大主义，精于选择，学会消化， 为己所用，在 “ 贻赠” 时不以己度人，善解他者，谦虚对话，前人留给我们丰富的经验， 有待于我们潜心学习，认真总结。

      占：“ 拿来 ”、“ 馈赠 ” 都要在相互理解和交流中进行，“ 互读 ” 与 “ 共赏 ” 就显得尤为重要。您于 2014 年在中华书局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的《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深受好评，《中国图书评论》、《日语学习与研究》均发表评论文章高度评价，2019 年又作为中华外译项目，由国家向海外推介，可以想见它的影响力。您这本书分成了上篇和下篇，上篇是《诗经》、《楚辞》等中国文学经典在日本的传播与翻译的研究，下篇是《万叶集》、《今昔物语》等日本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与翻译的研究，文学经典的传播、互读很重要。

      王：据我所知，欧美和日本高中和大学的人文教育，都很重视经典阅读，这给我 很深的印象。高中阶段就要求学生阅读很多文化经典，可能会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 有很多学校一直坚持这样做。至于大学阶段，阅读经典的要求就更高，也更明确了。尽管也有囫囵吞枣、消化不良的情况，但对学生的成长是有很大好处的。同时，如何 培养学生探究能力的问题，也引起那里教育家们热烈的讨论。教师既要告诉学生，哪 些是经典，也要引导学生去追究这些经典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形成的，还存在哪些需要 思考的问题。而这一切都与文化创新相关。仅仅记住现有结论是很不够的。安于已知 不是学者的性格，坐地背书也不是治学的乐趣。对于探究者来说，陌生的知识和需要 探索的问题，总是远远多于现有的结论。在熟悉经典的基础上，学术总是不断走向未知、未解、未明、未能的，犹如水之就湿，火之就燥。

翻译、翻译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占：“ 互读 ” 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了解、读懂对方，需要架设翻译这座桥梁，很多文学研究的学术期刊也开辟了专栏发布翻译方面的研究论文，可见对翻译、翻译文学研究的重视。对于翻译与比较文学，您是怎样看待的？

      王：如何摆正翻译的地位，是一个老话题，许多事情都与它有关系。将老翻译家的译作粘粘贴贴冒充新译作的事情，不只出过一回。有高学术含量的翻译不能顺顺当当地列入科研成果的事情也时有耳闻。身为翻译者，特别是从事过学术翻译的人，我感到翻译与研究就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文学经典、学术经典的翻译，是不能在没有充分学术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

      另一方面，研究外国文化、文学论著的文体 , 最难回避翻译的影响 , 尤其是学术翻译的影响。在撰写这类著作的准备阶段 , 或许都会做一些外国文献的翻译。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这类论著, 来自外国的术语与语汇一般出现频度甚高。这些外来概念与语汇， 虽然丰富与更新了学术表达，但是也难掩其夹生的痕迹。或许是将所谓 “ 急用先学 ”、“ 学以致用 ” 的理论学习套路，平移到了对外国理论与方法的掌握上，往往来不及深究这些术语产生的语境与特有含义，便性急地拿来，不仅套用到对外国作品的分析上，而且也套用到对中国文学的解析上。更有甚者，“ 洋腔 ” 过重，百数十字不加句号，读来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长句子比比皆是，不仅让人感受不到汉语的美感，而且颇有以艰涩文浅陋之嫌。从这一点来说，翻译者不仅肩负着创造新语的义务，也承担着发展汉语理论与文体的责任。

      占：翻译是了解双方、互相借鉴的重要途径，季羡林先生曾指出：“ 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 ”（季羡林 335）。而历史上两次新水的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翻译、翻译文学与中华文明有怎样的关系？

      王：文化交流自开卷始。当我们开始阅读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就成为文学交流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运用自己有关另一种文化的全部知识和理解去想象和领略与我们生活不尽相同的世界。这样说来，在此之前，我们关于这种文化的体验和认知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参与作品接受的态度和姿态，其中特别重要的，不仅是关于这种不同文化的知识，而且也包括了对这种文化的亲历体验。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各种西方学术思潮、观念、方法在 “ 拿来主义 ” 的大旗下， 纷纷涌入文化研究领域。文化人类学、神话学、民族学、心理学、知识考古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新批评、叙述学、耗散结构论、现代主义、解释学、符号学、女性主义、比较文学等，都被用来解释中国文学，各种“ 以外释中” 的文章见诸报刊，打破了“ 阶级观点 ” 对文学的狭隘理解，带来了观念和方法的多样化。与此同时，食而不化、人云亦云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我国学者杨义曾经谈到，理论之道有两条，一条简捷，一条艰难。有些人拥挤在 简捷的路上，把西方在特殊情境中式样翻新的思潮用语饥不择食地搬来，未经选择消化、质疑，更舍不得潜心去融会贯通，便急急忙忙地认为这就是 “ 观念更新 ”。懒惰的吸收态度，比起名词的套用和滥用更难纠正。

      这种急性病的出现 , 还在其后 , 而在此前 , 在翻译阶段 , 就已经产生了。无选择的套用本身，不正说明我们对那些外部来的理论和方法的认知还相当粗浅吗？对于诞生 出那些理论和方法的文化肌体，我们也许还存在不少标签化、碎片化和偏颇不整的看法。

      国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翻译多出自出身外语的人才之手，研究论文则多出自中文或文史专业出身的学者之手；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论文多出自外语出身的人才，也有一些出自并没有阅读原文能力的学者之手。这样的格局虽然便于发挥各自的专长，然而也暴露出来两者脱节的弊病。“ 翻译＋研究 ” 型人才将会在今后的文学学术交流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或许是可以预料的。专业的边界始终在调整、融通和演化着，这既让我们在各自的领域内深耕，也要求我们不断突破既有的藩篱外扩。安于已知不是学者的性格，坐地背书也不是学问的乐趣。试问：中外文化、文学的认知，是不是还有不曾走到的知识空洞呢？单一性思维就难免坐井观天，大井小井、土井洋井、新井旧井、南井北井都是井。

      面对纷繁的文化文学现象，批判性思维什么时候也不该下课吧。双向研究很难，但不能没有。

写本学、敦煌学研究与比较文学

      占：您在《林衡搜书记 —— 写本例话之一》中提到：“ 有一种桥叫写本 ”，在其后的一系列写本例话中，您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写本学的美丽画卷。“ 在现今国际学术界，中日韩越古代文学珍稀写本的整理与研究，已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献问题，它关系到中华文化历史贡献的国际评价 ”（王晓平，《朝鲜李朝汉文小说》 74）。写本的研究对东亚汉字文化圈来说，意义非凡。写本学的研究非常复杂，它不仅要研究写本写了什么，还要研究是怎样写的。关于写本学的研究，能否听下您的见解？

      王：汉字手书是汉文化圈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写本（也叫抄本，旧亦多称钞本） 是中国典籍传播与影响周边文化的早期载体。保存在域外的汉文写本折射出中国文化独特的发展模式和传播方式，是研究我国历史文化、语言文字、书法艺术等多方面学问的重要资料。把它们一个不差地请回故里，是二百多年以来几代中国学人的一个心愿。汉字的艺术性、创造性和柔韧性是周边各国丰厚的写本文化之基础。汉文写本的文献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同时，古写本中还不乏艺术瑰宝。今天古写本面临岁月侵蚀、残损磨灭、失真失传的危机，一旦失去，无可补救。汉文古写本的整理和研究不仅对于纠正周边文化研究中轻视汉文化的偏差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汉字文化研究也将给予有力的推进。

      研究汉文写本有四大利器，一是我国传统学术方法，一是敦煌写卷研究的新经验， 一是各国语言文化学术的新知识，还有西方写本学可以借鉴的部分。这四大利器各有各的用途，如果运用得当，汉籍写本研究就会出现新生面。我姑且把这四种利器并用的学问叫做 “ 跨文化的新朴学 ”，其实有没有名称也没有什么关系，先下定长期积累的决心，不分晴雨，辛勤耕耘，直到它结出丰硕的果实，再放下犁锄静候收获就好。

      汉籍的种子在中国，开花在周边各国。他们有中华文化的基因，也有他国文化的 浇灌。因而，汉籍研究既是跨文化研究的生长点，也是新朴学的试验田。包括日本、 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地区的汉文古写本研究，将为汉字研究、汉文之学研究扩容、增高、升级带来积极的推动，正像许多新起的学术领域一样，这种推力的大小我们还无法做 出预测，然而，可以相信，我们努力的本身，就是汉字、汉学更加走向国际化的一部分， 是国际范儿的新国学所需要的。

      占：确如您所说，汉籍的种子在中国，开花在周边各国。写本研究中，敦煌写本与亚洲其他国家写本的互读是亟待拓展的一个领域，您把敦煌文献的研究比作为写本学研究的推进器。您在敦煌愿文、书仪、敦煌《诗经》文献、俗字、甚至省代号等与亚洲国家写本学的比较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敦煌写本与亚洲各国写本的比较研究，该如何拓展？您在这方面有哪些建议呢？

      王：有学者说，在中国文化研究中，特别有必要加强对 “ 一圈 ” 文化的研究，这一 “ 圈 ” 就是汉文化圈。汉文化圈的文化愿景，要我们共同创造。而汉文写本，正是东亚文化融合和共同创造的一个象征。毛笔书写，它为学术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不分古今，不分中外。它将成为我们中华学术源远流长以至永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而历来的研究，却对这方面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汉文写本研究的领域既然不为传统的文学文献学所囿，也非传统的本土文学、外国文学的学科各自包揽，需要的是打破各国为政的汉字、汉语、汉文学研究格局，在其边界、接合部与共有阅读经验的海洋中寻找汉字、汉文化、汉文学交流合作的可能性。

      敦煌文献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这扇大门。这扇大门为我们提供了无限前景。写本研究大致可由四根支柱来支撑。

      第一根就是写本材料学，它研究书写材料、纸张、装帧、封皮等物质材料，是对于写本进行物质描绘的学科。所以有理由把写本材料学作为写本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第二根就是写本文献学。它包括对写本残卷的拼接、识读、真伪的辨认、写手的确定、以及写本与刻本关系等各种文献学方面的研究，研究写本与书法艺术的关系等。

      第三根支柱是写本文字学。写本的一点一滴实际上都给我们传达了从古到今非常复杂丰富的文化信息，它是汉字在周边各国发生新创造、诞生出新个体、催生出新文化的重要方面。我们的汉字研究理念，不必自我封闭于本土的汉字研究，也要拓展到周边各国汉字和汉字文化相关的文化现象。各国汉文写本文字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西方写本学的研究方面或许也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因素，这些都是值得用心了解的。

      另外，还有写本学术史研究，探讨写本学的发展轨迹，开展各国汉文写本以及汉文写本和世界各类文字写本的比较研究，梳理写本研究史，总结研究家的学术建树。

      尽管从 20 世纪中叶便有学者倡导中国学者对域外汉文学展开研究，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不倦的探索，但研究队伍始终颇小。造成这种现象的外部原因可以列举很多， 但具有国际境界而又精通多门外语的古籍研究人才不足，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今后 的汉字、汉语、汉文学跨文化研究能否迎来新局面，很大程度决定于这类人才的培养。

学人的交流与学术的传承

      占：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特别是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应该已经有近四十年了， 这期间与国内外比较文学学者的交流值得年轻人学习，能否请您介绍下您学术生涯中的学人交流。

      王：在我的学术生涯中, 有幸近距离接触了很多默默为文学学术交流奉献的知识者。其中有原新四军翻译金中、文学研究的前辈吴晓铃、詹瑛、雷石榆、李芒、傅璇琮、 夏传才等，也有日本的两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顶级学者加藤周一、中西进、冈村繁、川本皓嗣等。很容易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还有更多无名学者 , 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滴滴汗水 , 滴落在更新观念、完善态度、提升对话实力的自我修炼的行走中，滴落在精心组织的 “ 掘文墓 ”“ 揭文幕 ” 的文字中，滴落在国际会议组织的细节中，滴落在如何打通不同文化的苦苦思索的行程中。

      尽管战争、灾难、仇视、偏见等总是将人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但总会有些人会致力于人类灵魂的沟通。他们的工作也许不被很多人看见，但他们用自己不倦的努力， 起码影响着他们周围的人们，也通过他们的文字，影响了他们的读者。其实文学交流的意义，离不开人对人的理解，而要了解人，就需要真正理解不同民族的文学。日本文学每天在向前走，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不理解、不懂得的东西，为了我们民族文学的将来，也需要多知道、多了解、多懂得，也需要作家与作家、学者与学者、读者与读者面对面的沟通。这样的进程或会减速，或会中断，或会起伏，或有明暗，但决不会中止。因为任何力量，都不会永远将地球村分隔，也不能将历史的河流切断。

      中华学术话语是古典的，更是现代的、未来的；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占：学术研究薪火相传，您刚才说 “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 ”，您对当今的一代或者未来一代的学术，有什么样的期待？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句话有多重含义，起码应该包括治学为公、学人秉公、学 为公用等意思，与那种将一方、一代、一家的学术与他方、他代、他家的学问绝对孤立、对立起来的思维是截然相反的。

      以前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一种中学与西学相对的模式 , 到了 21 世纪 , 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 , 在全球史理念兴起的同时，我们对于美国学、法国学、英国学、德国学等的关注，可能要比对于所谓整体的西方学术的关注要更多。同时，非洲学、日本学、韩国学、越南学、印度学等，或许会获得长足发展，而非洲学、拉美学等或许更加细化与深化。中国文学学术的双边、多边对话场合越来越多，所谓 “ 中国话语 ”，也可以说是我们为与各种面孔的对话者面对面对话这种本领的准备，也就是那些能从根儿上说清楚中国文学是怎么回事的话语。

      汉文对于世界文学的影响，或许只有拉丁文在欧洲文学当中的影响可以与之比较。实际上，汉文影响持续的时间要比拉丁文长，更重要的是，汉文影响不是通过武力征伐和势力扩张来实现的。历史上周边各国汉文学，具有多种功能 —— 以文为政、以文为教、以文为礼、以文为戏、以文为艺，比如诗歌就渗透到社会与生活的各个领域等。汉文学传统在周边各国长期延续，这种现象不是套用现有西方话语能够说清楚的，“ 中国话语 ” 不是自说自话，而是中国文学（智慧）与对话者文学（智慧）的中国表述。

      所谓 “ 跨文化的新朴学”，简单说来就是尊重原典，赋予义疏、义理、小学等传统学术方法以新的生命，并寻求将其运用到对周边以及各国文化研究中的途径。当然， 这只是比较文学诸种方法之一种，而且更应该在意的是能有 “ 桃子 ” 可摘，而不是贴上方法的标签。

后疫情时代的比较文学

      占：说到对未来的期待，这次大灾难过后，未来或许一段时间，各国的交流与对话会越来越困难，很多国际会议、国际合作会因疫情被迫取消或是改为线上交流。这种疫情之后，全球化相对减缓的时代，或许可以称其为后疫情时代。这一时代背景下， 学术的国际交流，特别是需要国际化视野的比较文学的国际交流，会不会因此变得越来越艰难？我们该如何突破这种客观条件的阻碍，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

      王：自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学术会议大致停摆了，学者的跨国交流受到很大的 限制，很多原先计划好的学术活动不得不取消。与此同时，疫情发生与应对方式的不同， 也使各国文化的差异被放大，国际交流的大环境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可以预见的时期， 用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资金在减少，过去熟悉的大学教育活动和交流的内容也不得 不改变, 学术出版或许也有点“ 冏”。困难是切实的，然而国际文学学术交流并没有中断。

      首先我看到的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许多以往不可想象的事情已经变成了现实。比如，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随时与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学者朋友用电子邮件或微信讨论学术问题。南开大学的谷雨先生，就是这样与俄罗斯汉学家共同从事中国古典诗歌的俄语翻译工作，具体讨论某一个词语如何表达得更为精确。我们也可以用视屏与世界上使用任何语言的专家，对很复杂的学术问题展开较长时间的深入讨论， 至于参加网上的多方对话，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了。

      我还注意到，许多青年学者在建立共同学术对话平台方面已经做了很有趣的尝试。他们录制的音频（播客），在青年学者中广受欢迎。参加跨国、跨学科学术对话的青 年学者，不仅有正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学子，而且有国内的媒体人、大学教师和享 有盛名的专家。即使在武汉抗击疫情最紧要的时间段，我也听到来自包括街区自愿者、社区干部、返乡学子与打工青年在 “ 播客 ” 中交换他们的人文思考。这些来自青年学子的声音，传递出来的责任感，不仅是对一个地方、一种文化命运的思考，也传递出 一种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国际视野与不同学科的融通与对话，有多种方式可以选择。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对谈，会议中的对话、电话对话，以及不断出现的新样态，都可 以促使新思考、新问题、新方法的萌芽出现。

      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沉下心来好好做。在国际中国文学研究领域, 许多相关研究题目 , 包括某些重大题目 , 设想很宏伟 , 设计也颇惊艳 , 然而细究起来 , 却还多少显得口气有点大，脚下有点虚。不论是中华学术的外译 , 还是国外新学术成果的评论与对话 , 或许都还有所谓“ 雷声雨点不相配” 的情形。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观察。在我们面前， 摆着一大堆已做还没有做好、想做还没有做的事情，比如中外文学交流史志传的编撰、中国典籍日本古写本的回归与整理、东亚诗经学基础文献的笺注、日本汉文学经典的 校注等。好书在离开作者之后，就会长出自己的脚来。我们总是希望，好的学术著述 能够跨越各种屏障，自己走得更远些。

      国际文学学术交流的新样态，也许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等着我们，它的样子或许与我们当下的想象不大一样，但都要我们有足够的准备去拥抱它。

      再一次谢谢你的提问。算一算咱们年龄差可能有两位数，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很多共通的话语。因为我们相信交流的必要，也相信交流的魅力。

      占：今天就是通过交流从王老师您这里学到了很多，感受到跟学界前辈学习的魅力，虽然还有很多想向老师请教，但可惜时间总是过得太快。再次感谢王老师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的访谈！期待下次能有更多的机会向您讨教！谢谢您给予的指导！

END

王晓平、占才成，交流、互读与共赏——王晓平教授访谈录，《外国语文研究》2022年第1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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