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林 | 鲁迅《狂人日记》三个英译本中“狂人”形象再现语料库实证研究

作者简介

邓林，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比较文化学。

内容摘要：在中国文化 “ 走出去 ” 的过程中，中国文学的译介传播间接影响着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而鲁迅小说以国民性批判和民族启蒙为特点，塑造了诸多集国民性和民族性特点的经典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在翻译中的再现效果无疑影响着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本研究以鲁迅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中塑造的 “ 狂人 ” 形象为例，借助语料库工具总结 “ 狂人 ” 形象在蓝诗玲译本、莱尔译本和杨氏译本中的再现特点。研究发现，三个译本中再现的 “ 狂人 ” 形象在饱满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基于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原因在于译者对原文人物形象文学性和译文流畅性的取舍差异而造成的人物形象翻译策略差异。研究认为，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的外译应在反映和展现优秀积极的中国文化以及国家形象的前提下，通过适当调整其表现方式以符合受众的阅读审美度，提高其接受度。

关键词：语料库；翻译规范；鲁迅；《狂人日记》；人物形象再现

引言

      翻译是中国文化 “ 走出去 ” 的一个重要媒介，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译行为能够有效地塑造和推介特定主体的形象（胡开宝、田绪军 80）。因此，在翻译中呈现良好客观的中国文学形象有利于中国文化在海外更好的传播和接受（孙会军 12）。据统计， 自鲁迅小说首次出版以来，国内外共有 18 位学者或译者翻译过鲁迅小说，并在海外出版（杨坚定、孙鸿仁 49）。对鲁迅小说持续不断的翻译使得鲁迅小说的译本成为中国文学形象的代表之一。

      文学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离不开读者的阅读识解过程，作为原文特殊的读者，译 者也对原文人物形象进行着主观再构建，最终影响着译文中人物形象的呈现效果（夏云、李德凤  44）。比较不同译本对同一人物形象的再现差异不仅有利于发掘文学形象在翻译中的流变过程，也有助于为翻译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提供实证材料。本研究以鲁 迅《狂人日记》及其三个英译本中的 “ 狂人 ” 形象为例，结合语料库工具和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总结三个译本中“ 狂人” 形象的再现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力图解决两个问题：1.《狂人日记》三个英译本中呈现的 “ 狂人” 形象有何差异？2. 在翻译规范范畴下，“ 狂人 ” 形象的再现特点存在差异的原因有哪些？

图里翻译规范理论概述

      图里认为，翻译是一种受到规范制约的活动，规范对译者行为的影响力度介于法则和惯习之间，规范通常反映着译者特定的行为倾向（Munday 176-177）。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受到规范的制约，若要重构译者所遵守的翻译规范，需要从最终翻译产品出发，由文本内向文本外逐层重构（Toury 202）。

      图里将翻译规范分为三类，分别为操作规范，预备规范和初始规范，每一类规范包括两个构成子项。操作规范包括母体规范和语篇规范，该规范制约着翻译产品在文本层面的特征，直接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运用，源语与目标语文本的异同也受到操作规范的影响。其中语篇规范决定了译者用什么样的目标语语言材料去翻译原文文本，通常可以从句子结构、词汇选择、斜体的使用和大写的使用等方面进行总结（Hermans 76）。母体规范则决定了目标语的翻译完整性，通常可以从删减、增添或分段等方面进行总结（Toury 172-173）。预备规范由两方面构成，分别为翻译政策和翻译路径，翻译政策影响着翻译选材，翻译路径决定翻译是否通过中介语而非源语， 预备规范考虑了更多文本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初始规范决定了译者对一次翻译活动的基本态度和最终翻译产品的总体文化倾向，该规范包括译者的两种选择， 分别为充分性翻译和可接受性翻译。充分性翻译指的是译者采取靠近源语文化传统的翻译方法，可接受性翻译指的是译者采取靠近目标语文化传统的翻译方法（Munday 178-180）。

      图里对翻译规范的分类既考虑了文本层面的翻译因素也考虑了翻译过程的文本外因素，符合本研究发现人物形象差异并解释差异产生的原因这一研究目的，正如图里提出翻译规范理论是为了发展描述- 解释型翻译研究这一主张（Toury 11）。因此，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在本研究具有其适用性。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基于语料库工具的研究方法

      自 Baker 提出语料库翻译学以来（Baker 248），语料库翻译学已发展了三十年， 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成熟范式。在文本数据统计层面，辅助描写性的翻译文本文体比较分析及其相关衍生研究是语料库工具在翻译学研究中最为广泛的应用场景。凭借语料库工具能够大量储存、快速检索语料，自定义标注语料和自动精确得出各项文本指标的优势，翻译研究发展出了一条较为科学客观的描写性研究路径。

      在文学翻译研究领域，语料库工具可应用至作家和译者风格研究、叙事方式研究、文学文本意义研究和文学人物形象研究等方面。其中基于语料库工具的文学人物形象研究主要通过考察与目标人物相关的描写文本，归纳其文本指标所反映出的文本特征， 进而总结由文本特征所凸显的人物形象特点（胡开宝、杨枫 144-149）。

      目前阶段，语料库翻译学也应迎合翻译研究的 “ 文化转向 ”，即在文化语境中解释文本数据而非单纯地罗列文本数据，因此，语料库翻译学需要配合各类解释性理论解读文本数据（Laviosa 51；De Sutter & Lefer 18），从纯描写性研究转向 “ 描写 - 解释 ” 研究。

3.2 语料库建构与分析

      本研究所需要的研究语料包括中文版《狂人日记》全文，杨宪益夫妇（Yang Xianyi & Gladys Yang） 版《狂人日记》英译本（杨译本），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版《狂人日记》英译本（莱译本）和蓝诗玲（Julia Lovell）版《狂人日记》英译本（蓝译本）全文。获取相关语料后，各部分语料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一 语料基本信息

      经过语料降噪，分词，标注和对齐后，《狂人日记》中英四文本平行语料库搭建完成。为满足本研究目的，该平行语料库被进一步细分为 “ 狂人 ” 直接话语四文本平行语料库和 “ 狂人 ” 叙述文本四文本平行语料库，前者包括 “ 狂人 ” 在小说中所有的第一人称对话话语，后者包括所有 “ 狂人 ” 的心理活动、行为描写和独白等文本。两部分语料库的基本信息如表 2 所示。本研究将从两类描写文本出发，力图全面地找出 “ 狂人 ” 形象在三个译本中的再现特点及差异，并基于图里翻译规范理论，解释差异产生的原因。

三译本“狂人”形象再现特点分析

4.1 “ 狂人 ” 形象再现特点在直接话语中的体现

      文学人物的直接话语给读者能够带来强烈的代入感，是读者了解文学人物形象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本部分将从 “ 狂人 ” 的直接话语文本出发，总结 “ 狂人 ” 形象在三个译本中最直接的形象再现特点。基于 “ 狂人 ” 直接话语四文本平行语料库，使用WordSminth8 和 AntConc3.4.4 对基本文本数据信息进行提取，其中包括标准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平均词长和词汇密度。其中标准类符形符比设置为每 100 词统计一次， 词汇密度的计算方法设为实词数（名词，形容词，副词，动词）与所有形符数的比值。表 3 为 “ 狂人 ” 直接话语文本数据基本信息。

      从表 3 可看出，三个译本在标准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词汇密度和文本转换率（目标语形符数与原语形符数的比值）上存在较大差异，对三译本中 “ 狂人 ” 形象的再现特点可从这四个数值上进行初步宏观判断。

      蓝译本中的 “ 狂人 ” 话语有着最高的标准类符形符比，最低的词汇密度和最低的文本转换率，可初步判断出蓝译本中 “ 狂人 ” 说话时的词汇丰富度最高，但话语中实际信息含量较低，整体话语风格偏简洁。由此可以推断出蓝译本中的 “ 狂人 ” 说话简明扼要而非繁复冗长，呈现出一个虽直言不讳但寡言的人物形象。

      莱译本中的 “ 狂人 ” 话语有着最高的词汇密度和文本转换率，可初步判断出莱译本中的 “ 狂人 ” 在表达同样的信息时说了更多的话，而且他的话语中包含最多的实质内容。由此可推断出莱译本中的 “ 狂人 ” 呈现出一个话语丰富且善言的人物形象。

      相比于蓝译本和莱译本，杨译本中的 “ 狂人 ” 话语除标准类符形符比未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文本特征。最低的标准类符形符比反映了杨译本中的 “ 狂人 ” 话语词汇丰富度最低，话语风格较为平庸。由此可推断出杨译本中的 “ 狂人 ” 呈现出一个普通朴素的人物形象。

      以下部分将进一步从更为微观的词频和情态词使用两方面出发，佐证上文做出的宏观推论。

4.1.1 三译本 “ 狂人 ” 话语的词频分析

      利用 WordSmith8 导出三译本 “ 狂人 ” 话语前 20 位高频词，如表 4 所示。根据表 4可发现，三个译本 “ 狂人 ” 话语中的高频词在词性分布上具有较大差异。

      三个译本中，蓝译本中 “ 狂人 ” 话语的前 20 位高频词中代词占比最高，含有 11 个代词。高占比的代词从侧面反映出，蓝译本中 “ 狂人 ” 倾向于紧密衔接而非松散的说话方式。同时，高频词中实义词占比较低，符合蓝译本中 “ 狂人 ” 话语词汇密度较低的文本特点。由此可推断出，蓝译本中的 “ 狂人” 强调说话的逻辑性，从而该 “ 狂人” 呈现出是一个逻辑严谨的指导者形象。

      莱译本中 “ 狂人 ” 话语的前 20 位高频词中含有三译本中数量最多的实义动词（“eating”，“change”，“tell”，“going”，“like”）。与其他两个译本相比，高频词中的高占比的实义动词反映出莱译本中的“ 狂人” 在话语中倾向于强调具体行为，从而该“ 狂人 ” 呈现出是一个善于说服且真诚的建言者形象。

      杨译本中 “ 狂人 ” 话语的高频词词性分布未呈现出相对突出的特点，各类词的使用较为均衡。相对于其他两个译本，杨译本中 “ 狂人 ” 的话语可以视作是对自己及其周围事物的客观表达，并未格外强调自己的意志或行为，从而该 “ 狂人 ” 呈现出是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形象。

4.1.2 三译本 “ 狂人 ” 话语的情态词分析

      在第一人称话语中，情态词的使用通常反映着说话人说话时的情感态度或价值判断（Halliday & Matthiessen 147），而人物的情感态度也反映着人物形象特点。运用AntConc3.4.3 提取三译本 “ 狂人 ” 话语中的所有情态词并统计频率（频率统计包括情态词的否定及缩写形式），结果如表 5 所示。

      从表 5 可看出，三个译本在情态词的使用上存在较大差异。

      蓝译本中，较少的情态词使用反映出 “ 狂人” 说话较为直接，无明显情感态度变动。基于此，可以判断出蓝译本中的 “ 狂人” 话语更偏向于简明的提醒而非耐心的劝诫，“ 狂人 ” 因此呈现出一个不露情感、理性的人物形象。

      相比于蓝译本，莱译本和杨译本中 “ 狂人 ” 话语明显使用了较丰富且较多的情态词，这使得莱译本和杨译本中的“ 狂人” 话语更偏向于饱含情感的劝诫而非简单的指示， 两译本中的 “ 狂人 ” 呈现出一个情感细腻、感性的人物形象。

4.2 “ 狂人 ” 形象再现特点在叙述话语中的体现

      与直接话语不同，文学人物的叙述话语以更为间接但更全面的方式建构着人物形象。本部分将从“ 狂人 ” 的叙述话语文本出发，总结“ 狂人 ” 形象在三个译本中叙述文本层面的形象再现特点。按照同样的方法提取出 “ 狂人 ” 叙述话语四文本平行语料库的四项基本文本指标，不同的是标准类符形符比设置为每 500 词计算一次，其余与 4.1 部分一致。表 6 为 “ 狂人 ” 叙述话语文本数据基本信息。

      通过表 6  可发现，在叙述文本层面，三译本在文本转换率、标准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和词汇密度上存在较明显差异。

      蓝译本的叙述话语具有最低的文本转换率，最短的平均句长和最高的标准类符形符比。基于此可初步判断出蓝诗龄力图在最简洁的文本中利用最多样化的词汇高效地再现“ 狂人” 形象。因此可推断出，蓝诗龄在再现 “ 狂人” 形象时选择性地突显“ 狂人” 最为明显的人物特质，呈现了一个较不圆润的 “ 狂人 ” 形象。

      莱译本的叙述话语具有最高的文本转换率和词汇密度，从此可以初步判断出莱尔在描述 “ 狂人 ” 的基本特点上还添加了更多的细节描写。因此可推断出，莱译本呈现了一个较圆润的 “ 狂人 ” 形象。

      杨译本的叙述话语具有最低的标准类符形符比，从此可初步判断出杨氏夫妇在描写 “ 狂人 ” 形象时使用的词汇不如其他两个译本丰富。因此可推断出，杨译本呈现了一个较为扁平化的 “ 狂人 ” 形象。

      以下部分将进一步从更为微观的关键词搭配和词簇特征两方面出发，佐证上文做出的宏观推论。

4.2.1 “ 狂人 ” 叙事话语中 “I” 的搭配特征研究

      通过 WordSmith8 提取三译本 “ 狂人 ” 叙事话语的高频词后可发现，“I” 在三个译本中的频率均处于前 5 位高频词中，表 7 为三译本 “ 狂人 ” 叙事话语的前 5 位高频词。

      由于《狂人日记》是一部第一人称叙述的日记体小说，以高频词“I” 作为锚点词研究各译本中 “I” 的前后搭配特征，可以进一步探索各译本对 “ 狂人 ” 形象的再现特点。三个译本中 “I” 的搭配信息由 WordSmith8 提取，搭配区间设置为 L4R4，搭配强度以MI3 值为标准。表 8 为三个译本中与 “I” 搭配强度最高的前 20 位词项。

      从表 8 可看出，三个译本 “I” 的高强度搭配词主要为动词，但在动词类型上，三译本存在较大差异。

      蓝译本中 “I” 的高强度搭配词中有 14 个动词，其中 10 个动词为实义动词，而这10 个实义动词可归为 8 个词元，分别为 “remember”“think”“know”“see”“find”“realize”“s pend” 和 “tell”。相比于其他两个译本，蓝译本中“I” 的高强度搭配词中具有最多的实义动词。由此可以判断出蓝诗龄倾向于直接描写 “ 狂人 ” 的行为，没有额外加入 “ 狂人 ” 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因此，可推断出蓝译本中“ 狂人” 呈现出一个更为理性， 沉稳的人物形象。

      莱译本，15 个与 “I” 高强度搭配的动词中有 8 个是非实义动词，非实义动词的搭配使用使莱译本有更多空间使用修饰成分去修饰 “ 狂人 ” 的行为。8 个非实义动词中有4 个为情态词，这也证明了莱译本在描写 “ 狂人 ” 时添加了更多心理细节。因此，可推断出莱译本中 “ 狂人 ” 呈现出一个更加生动，富有情感的人物形象。

      杨译本中，与 “I” 高强度搭配的动词最少，这 12 个动词中包含 8 个实义动词和 4 个非实义动词。除了动词外，其他类型的词汇均有出现。相对于其他两个译本，杨译本中与 “I” 高强度搭配的词在词性上的分布更为均匀，并未突出某一类词。因此，可推断出杨译本中的 “ 狂人 ” 没有呈现出突出特点，整体上为一个较为平庸的人物形象。

4.2.2 “ 狂人 ” 叙事话语中词簇类型分析

      词簇作为一种语言单位通常稳定且系统的反映着语言使用的常规性和模块性（李文中  38）。分析语篇中的词簇可以总结出语篇信息的传递特点，通过词簇特征可以发现三个译本在描写 “ 狂人 ” 形象时的偏好。本部分将利用 SketchEngine 提取三个译本“ 狂人 ” 叙述话语中所有不重复的 3 至 6 词词簇，并以词性标记的形式按照频率依次列出。表 9 为三译本中“ 狂人” 叙述话语前十位高频词簇类型。表中常出现的词性标记为：N*（名词），V*（动词），JJ（形容词），PP（人称代词），PPZ（所有格代词）， RB（副词），TO（不定式 “to”），MD（情态词）和 DT（限定词）。

      从表 9 可看出，三个译本共同存在四类一样的高频词簇类型，分别为 “IN DT NN (Preposition + Determiner + Noun)”，“DT NN IN (Determiner + Noun + Preposition)”， “DT JJ NN (Determiner + Adjective + Noun)” 和 “NN IN DT (Noun + Preposition + Determiner)”。由此可判断出，三个译本存在相似的叙述语言描写基础，但除了以上 4 类词簇类型外，三个译本仍存在各自特有的词簇类型，以下将根据各个译本特有的词簇类型展开分析。

      蓝译本的 “ 狂人 ” 叙事话语中，动词（VV，VVD）和人称代词（PP，PPZ）常常组成独立的词簇，即 TO VV PP，PPZ NN VVD，PP VVD PP。在使用频率上，上述词簇类型在蓝译本的 “ 狂人 ” 叙事话语中尤为突出。这样的词簇类型使用特点证明了前文的发现，即蓝译本对 “ 狂人 ” 行为的描写较为直接，没有过多的修饰部分。同时， 该特点也说明了蓝译本中的 “ 狂人 ” 在思想方式上只关心他所认为的重点，忽略了他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因此 “ 狂人 ” 呈现出一个理性但略显冷漠的人物形象。

      莱译本的 “ 狂人 ” 叙事话语中，动词（VV），副词（RB）和情态词（MD）常常组成独立的词簇，即 PP MD VV，PP MD RB，MD RB VV。这样的词簇类型反映出莱译本在描写“ 狂人 ” 时增加了更多他对周围环境的情感表达，使得“ 狂人 ” 更加感性。此外，莱译本的叙述语言中，形容词（JJ）与名词（NN）的搭配频率明显要比其他两个译本高，这说明莱译本添加了更多对于 “ 狂人 ” 所处环境的细节描写，由于叙述文本在文中是“ 狂人 ” 的主观陈述，那么这样的细节描写也凸显了“ 狂人 ” 本身对于环境的丰富认知，因此 “ 狂人 ” 在莱译本中呈现出一个感性且生动的人物形象。

      相比于蓝诗龄和莱译本的叙述话语，杨译本的叙述话语没有明显的突出特征，在词簇类型上，杨译本具有蓝译本和莱译本的混合特征，如“NN PP VVD”，“IN DT JJ”，“PP MD VV”，和“PP MD RB”。这样的混合词簇特征使得杨译本中的叙述话语平衡了“ 狂人”理性和感性的特点，使得 “ 狂人 ” 呈现出一个相对朴素平庸的人物形象。

4.3 三译本中 “ 狂人 ” 形象再现特点及差异

      宏观方面，三译本对 “ 狂人 ” 形象的再现差异体现在形象饱满程度上。蓝译本再现了一个较为不圆润的“ 狂人 ” 形象，偏向于重点刻画“ 狂人 ” 某一特定特征。莱译本再现了一个较为圆润饱满的“ 狂人 ” 形象，为 “ 狂人 ” 增加了较多细节描写。杨译本再现了一个相对扁平的“ 狂人 ” 形象，相比于其他两个译本，杨译本的“ 狂人 ” 没有呈现出突出特质。微观方面，蓝译本强调 “ 狂人” 的理性特点，忽略了 “ 狂人” 的情感描写， 使得“ 狂人” 形象是对原文形象的一种“ 欠额” 再现。莱译本强调“ 狂人” 的感性特点， 并加入了大量细节描写，使得“ 狂人 ” 形象是对原文形象的一种“ 超额 ” 再现。杨译本 相对而言没有对 “ 狂人 ” 某一种特质进行加强，“ 狂人 ” 形象是一种对原文中形象的均衡再现。

“狂人”形象再现的翻译规范

      操作规范方面，通过上一部分的文本数据和对比分析，可以总结出蓝诗龄在再现“ 狂人” 形象时倾向于“ 省略”，“ 狂人” 部分细节特质被略去，“ 狂人” 形象因此被“ 摊薄”。莱尔在再现“ 狂人” 形象时倾向于“ 添加”，对“ 狂人” 形象的方方面面均有额外描写，“ 狂人” 形象因此“ 过度饱满”。杨氏夫妇在再现“ 狂人” 形象时没有对文本做出明显调整， “ 狂人 ” 形象因此较为均衡。

      预备规范方面，由于三个译本均不涉及中介语，而且翻译政策中所涉及的翻译活动的文化语境也非本文从语料库角度对文学形象做实证研究的重点所在。对翻译活动的文化语境分析仍需要大量考证和论述，因此影响三个译者再现 “ 狂人 ” 形象的预备规范不在本文中做出深入论述。简言之，译者所处时代和地域的社会文化事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译者在翻译中展现的文学艺术形象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初始规范方面，蓝诗龄再现 “ 狂人 ” 形象时选择了 “ 可接受 ” 的形象再现方式，蓝诗龄在译序中说，她希望通过提高译文流畅性来减少译文可能对读者造成的疑惑（Lovell 45），简洁的翻译方式也使得 “ 狂人 ” 形象略显 “ 简洁 ”。莱尔再现 “ 狂人 ” 形象时选择了 “ 充分 ” 甚至是 “ 过度充分 ” 的形象再现方式，他认为 “ 超额 ” 的翻译风格可以克服中文英文之间的语言差异，而且莱尔也认为译者应当给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原文信息，使得读者感受到译者在阅读原文时的感受（Lyell xl-xlii），因此 “ 狂人 ” 形象也略显 “ 超额 ”。杨氏夫妇再现 “ 狂人 ” 形象时选择了 “ 充分 ” 的形象再现方式，特殊的翻译活动性质使他们不能发挥太多主观翻译能动性，忠实的翻译方式使得译本中的“ 狂人” 形象均衡且充分。

结语

      通过对比《狂人日记》三个英译本中 “ 狂人” 形象的再现特点，本研究在方法论上， 一方面为文学艺术形象在翻译传播中的流变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研究方法，使得翻 译中的文学艺术形象得以以一种清晰客观的形式进行比较，文学艺术形象的量化描述 能够为翻译文学的传播接受研究提供实证材料。另一方面，本研究对于翻译过程研究 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切入点，即围绕译者重构的文学艺术形象特征，以小见大地发 掘译者对整个翻译活动的认知和态度。翻译中文学艺术形象的再现特点常常由译者本 身与译者所处的文化语境共同决定，最终在译文中呈现的源语文学艺术形象特点通常 是译者在两种因素影响下权衡后的结果，而这也体现着译者对于保证译文本身的流畅 性和保留原文文学性的取舍。

      中国文学的外译中，中国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再现往往关联着译本受众对于中国人形象以及中国形象的认知和接受。理想状态下，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象的翻译再现既应 充分保留该形象所蕴含的文学性，又应尽量融入接受者的期待视域。然而在翻译实践 中，两者并不能完美统一，需做出合理取舍。因此，在当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语境下， 本研究认为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的外译应在反映和展现优秀积极的中国文化以及国家形 象的前提下，适当调整其表现方式以符合受众的阅读审美，避免受众因中国文学人物 形象的翻译再现而产生对中国的误解。

END

邓林，鲁迅《狂人日记》三个英译本中“狂人”形象再现语料库实证研究，《外国语文研究》2022年第2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本刊投稿系统：

http://www.wgyj.cbpt.cnki.net （可点击下方原文链接直接进入）

请点击上方蓝字“外国语文研究”或长按下方二维码关注本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