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河 | 从自我囚笼到生命之屋——加纳作家阿依·奎·阿尔马评传

作者简介

冯德河，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非洲英语文学和翻译。

内容摘要：阿依·奎·阿尔马是一位颇有争议的非洲作家。紧张的家庭关系、长期的异邦流散、对非洲现实和未来的关切，既让他养成了孤僻的性格，也让他不忘思索非洲的出路。他在早期作品中深陷宣泄自我情绪的囚笼，以存在主义手法描述了非洲独立后的动荡、腐败等社会丑恶，悲观和幻灭的语调使其饱受批评。他的后期创作则逐渐走出个人的悲观主义情绪，通过对非洲历史的宏大叙事尝试从古埃及文化中寻找联结历史的纽带。这一积极的转变凸显了他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阿依·奎·阿尔马；加纳文学；自我囚笼；生命之屋

      阿依·奎·阿尔马（Ayi Kwei Armah，1939- ）算得上加纳最具才华又最具争议的作家。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时就已经蜚声文坛，是一位不容忽视的文学人物；他对外部世界保持冷眼旁观，作品满是否定、绝望、悲观和幻灭语调，因而饱受批评。先择两位非 洲作家的批评之声略窥端倪。加纳女作家阿玛·阿塔·艾杜（Ama Ata Aidoo）曾说： “ 尽管我们完全赞同他对腐败的暴露与批判，但与此同时，我们觉得他走得太远了 —— 在给病人做手术的同时杀死了病人 —— 这让人感到愤怒 ”（Aidoo 18）。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也认为，虽然 “ 阿尔马的语言和想象均属上乘 ”，但 “ 有浪费才华的巨大危险 ”，他用存在主义的手法书写抽象的人的生存状态，把小说写成了“ 令人恶心的书”（Achebe 33）。不难看出，这两位非洲重磅作家对阿尔马的想象力、表达力、批判力均持赞同态度，但对他激进的艺术手法也都颇有微词。造成这种褒贬各半的原 因究竟是什么？阿尔马文学的价值又该如何评价呢？

流散症候与非洲情结

      阿尔马的父亲为加族（Ga）王室后裔，外祖母是一名芳蒂族（Fante）酋长，父母均属加纳精英阶层。不过，他五岁时父母离异后跟随父亲生活，8 岁时父亲不幸死于车祸，由母亲抚养。他与母亲之间长期关系紧张，并因其对武装革命的观点导致与母亲爆发激烈矛盾，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治疗，导致阿尔马与家庭的关系愈发疏远。医生将他交给加纳女作家阿玛·阿塔·艾杜照顾，才使其暂时度过危机。与家庭关系疏离， 加之健康状况不佳，多重因素叠加让阿尔马养成了孤僻内向的性格。

      不和谐的家庭环境对阿尔马的性格养成有着密切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长期的异邦流散经历给他带来的影响。1953 至 1958 年，他在家乡中学威尔士亲王学院（Prince of Wales College）就读，1959 年到美国的格罗顿学校（Groton School）进行大学预科学习。1960 年，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文学，后转为社会学，1963 年毕业并获得学位。出于对非洲革命的热忱，阿尔马来到阿尔及利亚，在《非洲革命》（Révolution Africaine）杂志从事翻译工作。1964 年初，因患肝脏和神经疾病而离开。随后，阿尔马返回加纳， 在电视台任编剧并开始小说创作，1966 年辞职后前往纳瓦龙戈（Navrongo）学校教英语。阿尔马对加纳政局深感失望，再次侨居国外。1967 年，他担任法国巴黎的《非洲青年》（Jeune Afrique）杂志编辑，1968-1970 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70 年代，他在坦桑尼亚、塞内加尔、莱索托等国任教，于 80 年代移居塞内加尔的达喀尔， 在距此地不远的波彭京（Popenguine）村创立了生命之屋出版社（Per Ankh: The Africa Publication Collective）。如此复杂的流散经历使阿尔马“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故土都是‘ 他者 ’，心中的无奈和恐惧始终使他与故土若即若离 ”（张毅 23）。

      阿尔马的生活经历杂糅了身份迷失、边缘化、家园找寻、种族歧视、性别压迫、文化归属等流散要素，这些也都渗透进他的文学创作之中（朱振武、袁俊卿 151）。阿尔马虽在欧美流散多年，却始终不忘非洲根脉，具有深切的非洲情结。这些几乎是非洲现代文学共有的流散症候。他出身贵族，但笔触深入市井民间，关注独立后非洲“ 国家的政治腐败、政治压迫、种族歧视、身份文化危机等问题 ”（钟明、孙妮 96）。阿尔马留美期间，1957 年获得独立的加纳共和国发生政变，军警推翻社会党政权。1963 年，阿尔马回到非洲，对国内腐败堕落的现实异常不满，意欲投身革命未能如愿，只得再次流散异邦。多年流散欧美的经历，无疑对阿尔马的思想和文学风格产生了影响， 但他的作品仍然表现出浓厚的非洲情结。

      这首先表现在阿尔马对非洲口头传统的坚守。德里克·赖特（Derek Wright）在其专著《阿依·克韦·阿尔马的非洲 —— 他的小说的来源》（Ayi Kwei Armah’s Africa: The Source of His Fiction, 1989）中曾称，“ 与西方的讽喻技巧相比，阿尔马更多的是借鉴了非洲的口头传统和仪式象征”（转引自钟明、孙妮 93）。阿尔马的作品中在语言、意象、结构、印刷方面都做了民族化的努力，如主要角色的名字大多有加纳或古埃及的寓意，有些书的章节以本民族或者埃及语言词为标题（颜治强 5），这些都是典型的加纳口头文学表征。这表明，尽管阿尔马长期浸淫于西方文化，但他的灵感和艺术多半还是来自非洲文化的。

      其次，阿尔马的非洲情结也表现在他对非洲现实的持久观察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 对非洲精神家园的守护和对非洲革命理想的坚持，造就了阿尔马这位褒贬各半的加纳 文坛怪杰。阿尔马的文学生涯始于 1960 年代。从 1964 年他在《哈佛呼声》（Harvard Advocate）上发表首篇短篇小说起，他共出版了《美好的尚未诞生》（The Beautyful Ones Are Not Yet Born, 1968）、《碎片》（Fragments, 1970）、《我们为什么如此有福？》（Why Are We So Blest?, 1972）、《两千季》（Two Thousand Seasons, 1973）、《医者》（The Healers, 1979）、《奥西里斯的复活》（Osiris Rising, 1995）和《克米特：在生命之屋》（KMT: In the House of Life, 2002）、《决断者》（The Resolutionaries, 2013）等八部长篇小说以及自传《作家的雄辩》（The Eloquence of the Scribes, 2006）、散文集《牢记被肢解的大陆》（Remembering the Dismembered Continent, 2010）。此外，他还出版过一部儿童读物《儿童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 for Babies, 2002）。这些作品渗透着阿尔马对非洲的现实和未来的深度思考，其中他的八部长篇小说堪称非洲文学力作， 难怪有人称赞他是 “ 非洲文学第二次浪潮的顶峰 ”（任一鸣、翟世镜 8）。

自我宣泄与丑恶书写

      阿尔马在美国格罗顿读书时开始创作，到哈佛大学时期，他的作品主要揭露政治 的腐败和社会的阴暗面，透露出对社会的失望。林德福斯（Bernth Lindfors）认为，阿尔马 “ 认识到了非洲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于是决心献身于非洲的政治和道德重建”（转引自钟明、孙妮 94）。移居坦桑尼亚后，阿尔马开始摆脱绝望、消极的情绪，尝试从历史中寻求创作源泉和营养，传达积极和自信的情感态度。阿尔马的创作大体可分为 前后两个阶段，即“ 写个人的存在主义时期和写集体记忆的泛非主义时期”（颜治强 5）。

      这一阶段作品侧重书写肮脏的社会环境，以及人物面对这一环境时的苦闷与挣扎，主要作品包括《美好的尚未诞生》《碎片》《我们为什么如此有福？》。《美好的尚未诞生》的主人公 “ 那个人 ”（the man）是一位无名无姓的铁路职员。他只有中等文化， 在铁路调度室上班。与周围利用职务便利中饱私囊的人相比，“ 那个人 ” 不愿与腐败成风的社会同流合污，但并未因其善良淳朴、品德高尚而获赞赏，而相反，他的朋友库 松却左右逢源，从码头工人一步步升任政府部长。《碎片》的主人公巴科是一位留美 归国作家。刚回加纳时，他被当作英雄看待，亲友以为可以利用他的权力谋取私利， 可他喜欢独自思考，无意成为亲友期盼的所谓领袖；他在人才亟缺的加纳找不到工作， 不得不接受安排到电视台工作，最终在多重压力下精神崩溃，进入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为什么如此有福？》的主人公莫丁、索娄也是留学回非人员。当时人们认为，接受 过西方现代文明的人是有福之人，但他们在国外时饱受种族歧视之苦，满怀革命热情 返回非洲，而得到的是所谓革命人士的敷衍，始终不获重用，最终堕入极度的精神痛苦。

      这一阶段的阿尔马几乎完全是在宣泄自我情绪。上述三部作品均有很强的自传色彩。《美好的尚未诞生》的发生地是加纳海滨城市塞康蒂 — 塔科拉迪，这里是阿尔马的故乡；《碎片》中巴科（Baako）在电视台的工作经历及其精神崩溃入院的情节与阿尔马如出一辙；《我们为什么如此有福？》中的索娄和莫丁均是中断在欧美高校的学业回到北非参加革命的，这也是阿尔马的经历。可以看出，这几位人物身上都寄寓着阿尔马的理想、希冀、痛苦和失落。这一点从人物的命名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除索娄和莫丁是实名外，巴科之名“ 来自特维语，意即‘ 一个人’、‘ 独自’，或者 ‘ 孤独 ’”（颜治强），这种命名方式与《美好的尚未诞生》中的主人公 “ 那个人 ” 一脉相承。阿尔马在这些作品中不断尝试将个人经验转移至不同角色身上，从而将个体经验转换为普遍经验，既深刻揭示了非洲社会的病态，也充分展示了他本人对现实的认知与态度。

      三部小说的故事背景都设定在现代非洲，包括新独立的加纳、加纳第一共和国总统恩克鲁玛被推翻的日子、北非独立战争末期的拉克里城等，索娄、莫丁面对的则是在所谓革命者们的虚与委蛇面前如何坚守革命理想的问题，但它们所披露的都是非洲特有的后殖民环境及其带给理想主义者的压迫与痛苦。面对现实非洲的腐败与不堪， 阿尔马无疑是痛苦而且愤怒的，他对非洲社会丑恶进行毫无隐讳的揭露也成为他个人情感宣泄的重要手段。他运用存在主义笔法，通过描述肮脏的环境折射出非洲社会的肮脏。例如，在《美好的尚未诞生》中，街道上垃圾堆积如山，恶臭伴着尿液的气味弥漫整个街道；办公大楼里的 “ 人们匆忙地扶着扶手去楼下上厕所，排泄完后再扶着梯子回来，沾着尿液的右手，充满汗水的胯部，抠挖鼻子后留在扶梯上的鼻屎 ”（Armah 15）。阿尔马将所有的爱都倾注给了故土，也将所有的恨投向了加纳。残酷的现实与内心的苦闷持续发酵，造就了阿尔马小说独特的文学风格。正如张毅所说，阿尔马“ 对西方价值体系的全盘否定，对加纳社会现实的绝望，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暴露，使他所描绘的非洲成为一片 ‘ 荒原 ’，充满了强烈的幻灭色彩 ”（24）。

      阿尔马第一阶段的作品流露出的强烈的悲观色彩。上述三部作品的主人公都属于自我放逐类型，阿尔马知道这些角色的局限性，却无法为他们找到正确出路。他在《美好的尚未诞生》中，让良知未泯的 “ 那个人 ” 充当了解救库松的英雄；在《碎片》中塑造了两位理解支持巴科的人物祖母娜娜和恋人胡安娜；在《我们为什么如此有福？》中让莫丁与艾梅惨死在寻找游击队的路上，他们的革命理想在死亡中变得崇高。这表明， 深陷绝望、幻灭、孤独、痛苦、愤怒的情绪牢笼的阿尔马，还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丝希 望之光，这也成为他日后走出自我、迈向宏大历史叙事的起点。

宏大叙事与生命之屋

      阿尔马文学创作的第二阶段始于 1970 年代初。从《两千季》（1973）开始，阿尔马开始突破自我囚笼，从宣泄个人情绪进入到书写集体记忆的宏大历史叙事中。约翰·马克斯（John Marx）认为，阿尔马 “ 是一个关注未来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是一个由消极转向积极的发展过程 ”（转引自钟明、孙妮 94）。这一阶段，他创作了《医者》《奥西里斯的复活》《克米特：在生命之屋》《决断者》等多部长篇小说，一改前期的消极论调，表现出重建非洲信心、复兴非洲的积极态度，试图为非洲的未来找到一条可行的出路。

      阿尔马重建非洲的力量正式源自他对非洲历史与文化的重新探寻和思考。正如张 毅所说，“ 重拾非洲的传统，追寻非洲往日的荣耀成了阿尔马后期的创作重点 ”（张毅24）。例如，《两千季》讲述了加纳长达千年的被侵略史。前三章叙述了阿拉伯人的 入侵以及加纳人的复仇与反抗，后四章描述了自奴隶贸易以来欧洲人的入侵及加纳的 抗争史。小说在描述加人抵御外敌的过程中，对内部矛盾也不吝笔墨，全面反映了加 纳在内外交困中被殖民者蚕食的历史进程，在虚实结合中将黑非洲受殖民侵略的历史 与非洲人的抗争精神普遍化，有力地回击了西方人污蔑非洲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论 断，充分展示了非洲人民的勇气和智慧。《医者》（1979）讲述了阿散蒂王国的衰落史。孤儿德苏遭人构陷被迫逃亡，他拜达姆福（Damfo）为师学习医术。王国统帅阿萨莫阿·恩克万塔因宫廷内斗而心灰意冷，导致军心涣散。在德苏师徒治疗下，恩克万塔重振 精神、抵御外侵。受奸臣操控的阿散蒂倒向欧洲人，只有德苏勇敢地揭露了真相，表 现出德苏在面对殖民入侵时的英雄气概。这两部小说均试图通过重建被殖民者歪曲的民族历史。

      阿尔马一直在寻找能将非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为一体的纽带。阿尔马蛰伏 16年后出版了小说《奥西里斯的复活》（1995）。奥西里斯（Osiris）是古埃及的冥神， 是生育女神伊希斯（Isis）的兄长和丈夫。奥西里斯被弟弟塞斯（Seth）谋害，被肢解 后投入尼罗河，后被伊希斯连缀复活。作为埃及文明的奠基者，奥西里斯的复活成为“ 周而复始的生命的象征 ”（61），也是非洲重生的象征。阿尔马以此为参照创作了这部小说。主人公阿丝特是一位历史学家，她从美国回到非洲是为了探寻安卡（Ankh）的起源。阿丝特与阿萨志同道合，共同发起教育改革，将古埃及文化作为教学内容。小说人物 与奥西里斯神话一一对应：阿丝特对应伊希斯，阿萨对应奥西里斯，国家安全局副局 长则直接以塞斯为名，阿萨被塞斯等人捏造罪名杀害。阿萨之死虽表明非洲并未复活， 但阿尔马转向埃及寻找非洲文明的源流，历史观发生了明显变化。

      阿尔马在古埃及文化中的重大发现是 “ 生命之屋 ”，并以此为名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阿丝特所寻找的“ 安卡 ” 象征生命或永生，与“ 生命之屋 ” 概念有密切关联。到了《克米特：在生命之屋》（2002）中，阿尔马干脆以 “ 生命之屋 ” 为标题。这部小说分别从学者、传统主义者以及作者的视角回顾了非洲的文明史。克米特（KMT）是 “ 古埃及的别名之一，意为生命之屋，指非洲精神的源泉 ”（颜治强 5）。“ 生命之屋 ” 是古埃及人的官方机构，兼具藏书与教育功能，对培养人才与知识传承有重要作用（陈恒、洪庆明 128）。“ 从词源来看，KM 指黑色，就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书写方式而言， 根据其限定词的不同，可分别指黑人、黑人国度和黑人文学 ”（聂咏华 61），这也就是说，阿尔马试图证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和埃及文明同宗同源，他想用“ 生命之屋 ” 这一符号串起整个非洲大陆的历史联系，旨在 “ 重建非洲的身份，推翻欧洲人所渭的非洲没有历史的言论 ”（聂咏华 61）。作者称这部作品为 “ 认知小说 ”（“an epistemic novel”），反映了他从更宏大的叙事中发掘非洲文明脉络、发现非洲未来出路的探索。

      阿尔马于 2013 年出版的小说《决断者》再一次凸显了他对非洲历史的现实价值的信念。这部小说对非洲人的领导力、决策力与执行力提出质疑，表达了坚持非洲人依靠非洲文化解决非洲问题的立场。小说主人公内弗特在非洲领导人会议上发现，他们 并没有真正为解决非洲问题寻找解决之道，而是从过去的和现在的殖民者身上寻找方 案。在资源被新旧殖民者掠夺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只能使非洲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她后来加入了致力于寻找非洲未来之路的小组，从古老的非洲文献中发现了获取知识 与创造性的方法。内弗特（Nefert）名字中的 Nefer 源于古埃及象形文字，有“ 好 ”“ 美好”“ 完美” 之意（威尔·杜兰特 142）。阿尔马以此互文第一部小说《美好的尚未诞生》， 似乎表明他认为已经为非洲找到了出路。

      阿尔马在第二阶段的小说表现出强烈的泛非主义历史观。他在塞内加尔时，接受了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的历史观，即 “ 古埃及是一个黑人国度，其文明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文明的源头”，并基于此提出了 “ 以历史联系为基础建立非洲合众国的设想”（颜治强 5）。阿尔马以迪奥普思想为基础，提出了将非洲文学分为克米特（古埃及） 时期、大迁徙时期、口头文学时期、现代非洲文学时期的非洲文学史断代方法，努力在多样化的非洲文学中寻找同一性，从而形成团结对外的精神力量。

      阿尔马是非洲的一位继往开来的作家，是阿契贝之后第二代非洲作家的代表。他一方面继承了后殖民文学的一贯主题，糅合了西方与民族的文学艺术手法，一方面又在思想上独辟蹊径、试图在整个非洲建立起文化关联。他的作品 “ 涉及政治腐败、身份文化危机、种族歧视、民族意识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帝国主义霸权等当今世界关注的问题”（钟明、孙妮 93），因而获得评论界高度赞扬。同时，他又因过于激进的观点、过于悲观消极的语调、过于 “ 丑陋 ” 的社会书写、过于 “ 将历史主观化和神话化 ”（颜治强 5）的手法而受到诸多批评。细审阿尔马的创作过程，如果说他的前半段作品是解构的、幻灭的、消极的，那么，他的后半段作品总体上是建构的、希望的、积极的。阿尔马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变，从情感牢笼中的自我宣泄到生命之屋的非洲重建，反映了他作为非洲作家不断走向理性、成熟的成长过程，包括他的艺术和思想。

END

冯德河，从自我囚笼到生命之屋——加纳作家阿依·奎·阿尔马评传，《外国语文研究》2022年第3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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