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艳、丁如伟 | 开新论承古今，启智慧飨来者——王宏印的中国传统译论研究

作者简介

苏艳，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史、典籍翻译与翻译理论研究。丁如伟，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史研究。

内容摘要：王宏印先生是我国较早从事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学者之一。他采用 “ 清理、阐释、转化” 三步渐序研究法，秉承 “ 古今对话、中西共存 ” 的理念，采用 “ 以今释古、中西会通 ” 的路径，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现代诠释，力求促成中国现代译论的诞生。此外，他还致力 于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师业传承，推动中国译学研究发展。其研究成果为今后译学研究提 供了重要的方法借鉴以及理论参考，也为年轻学人的成长提供了有益启迪。

关键词：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现代诠释

      王宏印先生广泛涉猎文史哲多个学科，其研究与教学领域主要为典籍翻译与中西译论，兼及中西文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文学与文学批评，另外从事古今诗 歌翻译与莎剧汉译工作。先生勤耕不辍、引领后学，在翻译、研究和创作领域成果颇丰， 并编写教材、词典多部。他是国内较早从事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学者之一，相关研究代表性成果包括《中国传统译论的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以下简称《诠释》）、《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以及论文《中国传统译论研究与翻译学建设十大问题》《融通中西传统， 革新中国译学》等。

      20 世纪 80 年代初，罗新璋先生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指出：“ 我国古代的翻译理论，已有相当精辟的见解，倘能用现代学理，发掘淘炼，当能发幽阐微， 推陈出新 ”（罗新璋 1）。王宏印深以为然，并率先付诸实施，初步拟定了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 “ 清理、阐释、转化” 三步渐序研究，秉承“ 古今对话、中西共存” 的研究理念，采用 “ 以今释古、中西会通 ” 的研究路径，从中国传统译论中寻找理论资源，完成对其系统的现代阐释和转换，从而激活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东方思维特征的思想原型，避免中国译学原始民族性涵义的遗失，促进具有中国人文精神的翻译理论的产生， 促成概念周备、逻辑自洽、体系完整的现代翻译学构建。本文着重梳理王宏印在中国传统译论研究方面的思想遗产，考察他对中国传统译论 “ 整体观照，依本出新 ”，“ 以今释古，中西会通 ” 的现代诠释思路，探讨他对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 “ 传道授业，志创体系 ” 的师业传承理念，为将来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思考。

整体观照 依本出新

      王宏印在其专著《诠释》中，立足中国传统译论之本，从概念界定、文化渊源、历史分期和理论价值等方面予以整体分析，兼顾翻译概念范畴和中西古今维度，着手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旨在开创现代译论新局面。朱徽（2004）认为该书的主要特点包括继承与激活传统、中西译论的共存与对话、跨越时空的视野和比较观照的方法以及对建构中国现代译论的呼唤，这可谓对《诠释》思想精髓极为中肯的评价。

      先生将中国传统译论界定为 “ 在翻译论题上、研究方法上都表现出浓厚的传统国学味道的译论 ”，认为 “ 凡是在中国现代译论产生以前，在中国学术领域内阐释的关于翻译的一切理论，都属于广义的中国传统译论 ”（王宏印，《诠释》 259-260）。该定义囊括了传统译论的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传统与现代互为观照，指出了中国传统译论的时间范围；“ 中国学术领域内 ” 道明了中国传统译论的空间界限。但是定义没有对传统译论设置明确的时间终点或时间范围，看似界限模糊，实际上是未对中国译论新生之日加以设限，因为对传统与现代的理解应以译论本身的逻辑演进为依据（260）。由此可知，对传统译论进行现代阐释并转化，可以促成中国现代译论的产生，此时传统译论也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现代理论体系中获得了新生。先生对中国传统译论空间上的界定，凸显了翻译理论的国别属性和文化属性，明确了传统译论隶属的文化身份，彰显了其籍属文化的独特个性，强调了其源头的深层文化结构。把带有国学色彩作为判断中国译论有别于他国译论的标准之一，突出了文化逻辑差异对翻译理论的影响，具体体现在论证焦点、研究方法、理论表述等方面，这种空间上的区分方式使得 中国传统译论所蕴蓄的中式人文精神更为鲜明。可见，在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概念界定上， 先生强调中国风格，这也源于他对中国传统译论源头的认识。他认同古典文论和传统 美学是中国翻译思想源头的说法，认为传统译论的归宿是正在形成中的“ 翻译学 ”，这体现了他对民族特色的关注，也间接显示了他对中国传统译论时间性的认识，与他对“ 中国传统译论 ” 概念界定的观点相互照应。

      先生从内外两个维度对中国译论做了分期描述：从外部研究的维度分为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以时间线为坐标，从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角度加以观照；从内部研究的维度分为肇始、古典、玄思和直觉四个阶段，以中国译论史自身发展规律为依据（263）。二者展现出历史上译论阐发的不同思维模式，这种独特的分期方式体现了多维度、多角度和全面观照研究对象的治学态度。

      在历史分期的基础上，王宏印对中国传统译论展开了历时性研究，开展回顾历史、梳理史实等基础性工作。他追溯了传统译论产生的历史语境，分析了其文化机制及生发动因，以发掘优秀传统译论的历史增量。他研究中国传统译论时，并非对历史上的所有理论照单全收，而是依据其理论价值遴选。在《诠释》的绪言中他提到，该书理论选取的唯一标准是：“ 它对于一以贯之的中国现代译论的建立所潜在的理论价值如何”（3）。他择取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译论译思进行学理分析和现代阐发，以期在传统译论的土壤上培植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中国现代译论。先生通过对自身传统译论研究的经验总结，为我们展示了传统译论研究三步走的思路框架：首先对传统译论史进行回顾式继承和梳理；然后按历史发展线索，对最具代表性的译论加以学理性批评与继承性阐发；最后发挥传统译论中关键范畴和概念的建构作用，通过现代性转化，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翻译概念与翻译理论体系。

      关于建立和发展新译学，王宏印认为要综合考虑中国翻译史、中西译论的互相阐 发以及新译学的可持续发展三个问题，发挥翻译史的借镜作用，促进中西译论互动融通， 平衡推进理论、评论与实践协调发展（283-291）。他认为，分析、阐释历史上代表性的译论是一个较直接的翻译理论与评论层面，另外还需要进行史料整理、翻译史编撰 与评论等工作。他在《诠释》中探讨了佛经翻译的过程（阶段）、体制（译场）、思 想和范畴等问题（383-403），示范了如何深入中国翻译史内部进行历史分析和知识考古。他把深植于中国古典哲学和文论的文质之争与西学影响下的直译和意译问题进行对比， 为中西对比研究提供了思路借鉴。他主张深入翻译史本身，考察具有理论价值的翻译 活动及其组织与运作方式，探求其中的翻译学意义（383），从而拓宽理论视野，辨明译论方向，为翻译理论的建构积累历史资源。

以今释古 中西会通

      早在 2002 年，杨自俭先生提出了译学建设的五个支柱，排在前两项的是中国传统译学的继承性研究和外国译学的借鉴性研究（杨自俭，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势与任务 9）。王宏印对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是对这两项研究的具体实施，也是有关中国翻译学建设 的理论创见。他对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研究实践可用“ 以今释古，中西会通” 来概括， 包含了对传统的继承和对西学的借鉴。在其研究脉络中，对传统译论 “ 以今释古 ” 的工作遵循一定的实践逻辑，可分为价值判断、理论阐释和现代转换三个环节（王宏印，《诠释》135-136）。对传统译论做价值判断首先要对翻译理论进行纵向的历时考察，注重译论的历史语境化描写。如在考察 “ 直译 ”“ 意译 ” 这对术语的历时语言演变过程和术语符号化的分化与同化作用历程、历史上有关二者的不间断争论以及在具体翻译实践 中此消彼长的策略选择等问题上，先生认为有必要深入到整个中国翻译史的研究中去。对某个传统译论做价值判断时还要对该理论的科学性、逻辑性、创新性等方面进行综 合判断（135）。这种判断更具有主观性，和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修养高低、研究侧重异同、学理反思深浅等方面有密切关系。他认为理论阐释既可以是意义阐释，也可以是 文化渊源阐释，前者侧重研究传统译论的文本结构、本质内涵、作用功效等，后者则 侧重考察文化资源状况及其对作者的影响。先生对彦琮 “ 八备 ” 说的相关研究就展示了对传统译论进行理论阐释的现实意义。他首先解释了 “ 八备 ” 说的文本内涵，按照现代话语表述对八个条件进行了逻辑分类：人生目标和道德修养（对应第一和第二条）；工作态度与心理素质（对应第五和第六条）；学识背景与知识储备（对应第三和第四条）；语言能力与翻译水平（对应第七和第八条）（40）。由此可知，彦琮 “ 八备 ” 说与现代对译者的基本要求一致，对现代翻译主体建设具有启示作用。

      在中国传统译论 “ 以今释古 ” 的工作中，现代转换是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要成功地完成传统译论的现代转换，须兼顾论题、概念、形态三个层次。既要 “ 以今释古 ”，更要 “ 中西会通 ”。使转换后的传统译论不仅不失中国国学本色，而且能够在国际译界展开对话交流，在现代翻译学体系中获得新生。先生认为，翻译理论的发展问题即中国传统译论如何在与西学的融通中求得新生的问题（286）。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中西译论相互阐发、融合创新的理念，并拟定了相应策略和做法：一、参照西方现代译学和哲学框架加以整理阐释；二、提炼加工有价值和有特色的中国传统译论；三、中西概念对等阐释、中西文化资源整合；四、中西优秀学术资源相互对接整合， 为译学提供理论资源和思路启发，或中国史实和西方译论结合研究，以达到理论检验和历史认识双重效果（286-288）。按照这一系列操作思路，他 “ 从传统译论中梳理出文派与质派、音译与意译、直译与重译、译意与译味、神似与形似、翻译标准、可译性、境界、译者以及语言等十个问题，在此基础上逐一给予现代诠释，从而转化为现代译学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标准与原则、主体性、可译性等六个议题，同时还发现传统译论研究所欠缺的五个理论问题，即翻译过程、效果评价、文体对应、语义转换与翻译批评 ”（杨自俭，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 111）。由此可见，传统译论与现代译学具有通约性，用现代话语阐释和转换传统译论，可将古今融为一体， 使中国学派的理论更为科学、系统，使之能够步入国际译学界对话交流的轨道。同时， 对于传统译论欠缺的理论问题，先生也尽其所能地去完善补充，以促进中国译学体系化发展。例如他在国学与西学相辅相成、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鉴赏与批评相映成趣、合二为一的文学翻译批评概念，建构了趋向系统、规范而独特的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框架，其代表性成果体现在专著《文学翻译批评论稿》（2006）中，同时也说明在继承和批判传统译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古今中西融合共生的现代理论体系是可行而有效的。

      从王宏印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可知，中国现代译论的生发主要遵循三种路径：国学为主、西学为主以及中西结合。三种路径互为补充，使得传统与现代互为观照， 国学与西学相互补充。中国国学饱含超逸、灵动的文学审美和艺术旨趣，充满人文主义色彩；西学多概念清晰、逻辑缜密的哲学思辨，富有理性主义形态。西学的优点可以接纳吸收，国学的特色也要借势发挥。陈福康在论述中国译学理论时认为：“ 语言文字是最带有民族特性的东西，各国的翻译理论都深深植根于本国的历史结构和特定文化土壤之中，中国的译学理论自然也带有中国的民族特色。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的脉络， 我们也不可能抹去民族的烙印。我们需要横向的引进，更需要纵向的继承”（陈福康 ⅲ）。王宏印对中国传统译论所做的现代诠释正是对古今译论脉络的连接、对中国译学宽度的延展。

传道授业 志创体系

      先生认为：“  学问贵有沿革，有批判，有继承，才能有发展，有超越，有建树 ”（ 王宏印，《诠释》139）。换而言之，继承与批判传统、创新与发展理论，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对传统译论的清理挖掘、整理分类、以今释古、中西会通，促成 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在现代译学体系中获得 “ 新生 ”，这是个浩大的理论工程，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凡属于重大的研究领域，重大的研究成果，都要设法进入教育系统，以便产生基础的、永久的、稳定的影响 ”（王宏印，典籍翻译与学问师承25-27）。现代译学建构无疑属于重大研究项目，它的完成不但需要潜心研究的学人， 更需要能够培养学人、传授学问的教育家。对于一个教育家而言，“ 只有教育思想，还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自己编写的教材，其影响和学问就是有局限的 ”（王宏印，典籍翻译与学问师承 25-27）。他本人科研和教学并行不悖，以自身的科研成果丰富教学实践， 并从教学实践中总结教育经验。“ 他的教学涵盖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三个层面，与之对应地产出一系列教学研究成果，分别适应不同层次的教学需要 ”（陈大亮、陈婉玉34）。教学过程中他有自己的教学理念和讲授标准，“ 无论给哪个层面的学生上课，我都按照教学大纲、能力梯度和知识台阶自编教材，前后上过的课有十几门，全是自己 的书，不用任何现成的教科书。教学要因材施教，点拨要因势利导，落实到学生的可 接受性 ”（李绍青、王宏印 62）。《诠释》一书就是他为翻译方向的博士生编写的教材， 其中饱含人才培养的良苦用心。书中就中西译论研究人才培养问题做了阐发，他提出 在研究中要做到中西译论的相互借鉴与彼此融通，并对国学与西学的几对矛盾予以分 析并提供了解决方案，主要涵盖了四个方面：国学精神与西学方法、博雅通人与专门人才、科学研究与人文解释、理论批判与艺术批评（王宏印，《诠释》 427-433），为译学人才培养提供了参考思路和方法借鉴。他提倡博士生应当建立文史哲合一的认识， 主张学人做学问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方法训练，能够自由贯通和出入于文史哲之间， 如此可以把学问做得灵动而持久，而且符合从必然到自由的探索之道和人文学科的创造精神（王宏印，自由出入于学科之间才能做大学问 1、95-96）。

      先生就学问师承问题也曾发表过意见，他在《典籍翻译与学问师承》中提出师承 应包括完成学业、继承师业和形成学派三个方面，三者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而需要 几代人的努力，经历传承、师承、升华、创新、超越的过程，进而形成学派（王宏印， 典籍翻译与学问师承 25-27）。他的弟子们也致力于中国传统译论的诠释、继承、创新和开拓，对传统译论的相关研究在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均有旁涉，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王洪涛（2005）、苏艳（2008）、陈大亮（2012）、王晓农（2021）等对中国翻译 史上译论译思的个案研究，李林波（2006）、张思永（2020）、陈大亮（2021）等对 中国传统译论的整体观照等。这些研究都体现了对王宏印师业的传承和对中国传统译 论研究的拓展，丰富了中国译学成果。总得来说，在对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学术师承 方面，王宏印及其弟子的学术实践诠释了 “ 文理皆通，中西兼容，传道授业，学术不止 ” 的思想，最终目的是建构一个体系完备、中国气派的翻译学。

结语

      近几年来，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致力于 “ 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 ”（王京清 6），各个学科对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愈加关注。王宏印以实际研究致力于翻译学中国学派的构建。早在十几年前，他就敏锐地意识到要从中国传统译论中汲取营养，对中国翻译史上断篇残章、不成系统的译论资源加以整理归类，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文精神的基础上，沿着中西译论互释的致思路线，从论题、概念与形态三层次转换出发，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现代诠释。他在本体论、过程论、方法论、翻译标准、翻译教学以及文学翻译批评等方面对传统译论译思着手进行系统化的学理分析，使中国传统译论在现代译论体系中呈现出新的面貌。他还致力于在弟子们当中传授有关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思想，注重对中国翻译理论体系构建的学术师承，旨在建构中华文化命脉不息、民族精神源远流长的中国翻译学。

END

苏艳、丁如伟，开新论承古今，启智慧飨来者——王宏印的中国传统译论研究，《外国语文研究》2022年第3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本刊投稿系统：

http://www.wgyj.cbpt.cnki.net （可点击下方原文链接直接进入）

请点击上方蓝字“外国语文研究”或长按下方二维码关注本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