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怎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学生
蔡元培（1868—1940），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者、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开启一代“学术”与“自由”之风。
我们这些似乎很可爱的青年男女，住在学校里，就可以算作现代学生么？或者能读点外文书，说几句外国语；或者能够“信口开河”地谈什么什么主义和什么什么文学，就配称作现代学生么？我看，这些都是表面的或次要的问题。我以为至少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才配称作现代学生。
（一）狮子样的体力
我国自来把读书的人叫作文人，本是因为他们所习的是为文事的缘故，不料久而久之这“文人”两个字和“文弱的人”四个字竟发生了连带关系。古时文士于礼、乐、书、数之外，尚须学习射、御，未尝不寓武于文。不料到后来，被一些野心帝王专以文字章句愚弄天下儒生，鄙弃武事，把知识阶级的体力继续不断地摧残下去；流毒至今，读书人所应有的健康，大都被毁剥了。羸弱的父母，哪能生出康强的儿女！先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思想事业，这句话无论何人都是承认的，所以学生体力的增进，实在是今日办教育的生死关键。体力的增进，并非一蹴而就。试观东、西洋学生，自小学以至大学，无一日不在锻炼陶冶之中。所以他们的青年，无不嗜好运动，兴趣盎然。一闻赛球，群起而趋之。这种习惯的养成，实非易事。而健全国民的基础，乃得以确立。这种情形，在初入其国的，会误认为一种狂癖；观察稍久，方知其影响国本之大。这是我们所应憬然猛省的。外人因我国度庞大而不自振作，特赠以“睡狮”的怪号。青年们！醒来吧！赶快回复你的“狮子样的体力”，好与世界健儿一较好身手；并且以健全的体力，去运用思想，创造事业！
（二）猴子样的敏捷
“敏捷”的意思，简单说起来就是“快”。在这二十世纪的时代做人，总得要做个“快人”才行。譬如赛跑或游泳一样，快的居前，不快的便要落后，这是无可避免的结果。我们中国的文化，在两千年前，便已发展到与现今的中国文化程度距离不远。那时欧洲大陆还是蛮人横行的时代。而美洲尚草莽未辟，更不用说。然而今日又怎样呢？美利坚合众国立国至今不过一百五十四年，其政治、经济的一切发展，竟有“后来居上”之势。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固然是美国的环境好，适于建设。而美国人的举动敏捷，也是他们成功迅速的一个最大原因。我们试游于美国的都市，汽车、街车等等的风驰电掣不算，就是在大街两旁道上走路的人，也都是迈步直前，绝少左顾右盼、姗姗而行，像中国人所常有的样子。再到他们的工厂或办事房中去参观，他们也是快手快脚的各忙各的事体。至于学校里的学生，无论在讲堂上、操场上、图书馆里、实验室里，一切行动态度，总是敏捷异常，活泼得很。所以他们能够在一个短时期内，学得多，做得多。将来的成就也自然的多起来了。西洋人可以一天做完的事，中国人非两天或三天不能做完。在效率上相差得这样多，所成就的事体，自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青年们呀！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的新时代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快”。你看布满了各国大陆的铁道、浮遍了各国海洋的船舰、肉眼可看见的有线电的电线、不可见的无线电的电浪、可以横渡大西洋而远征南北极的飞机、城市地面上驰骋着的街车与汽车、地面下隧道中通行的火车与电车，以及工厂、农场、公事房、家庭中所有的一切机器，哪一件不是为要想达到“快”的目的而设定的？况且凡各种科学，无不日新月异的在那里增加发明。我们纵不能自己发明，也得要迎头赶上去、学上去，这都是非快不为功的。 现在我们的青年，如要想对于求学、做事两方面，力振颓风，则非学“猴子样的敏捷”，急起直追不可！
（三）骆驼样的精神
在中国四万万同胞中，各人所负责任的重大，恐怕要算青年学生首屈一指了！就中国现时所处的可怜地位和可悲的命运而论，我们几乎可以说：凡是可摆脱这种地位、挽回这种命运的事情和责任，直接或间接都是要落在学生们的双肩上。第一是对于学术上的责任：做学生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读书。读书从浅近方面说，是要增加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预备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从远大的方面说，是要精研学理，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作最有价值的贡献。这种责任是何等的重大！读者要知道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二十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原来是很有贡献的--如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之类--所以现时国力虽不充足，而仍为谈世界文化者所重视。不过经过两千年专制的锢蔽，学术遂致落伍。试问在现代的学术界，我们中国人对于人类幸福有贡献的究竟有几个人呢？无怪人家渐渐看不起我们了。我们以后要想雪去被人轻视的耻辱，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只有从学术方面努力，提高我们的科学知识，更进一步对世界作出新的贡献，这些都是不能不首先寄望于青年学生的。第二是对于国家的责任：中国今日，外则强邻四逼，已沦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内则政治紊乱，民穷财匮，国家的前途实在太危险了。今后想摆脱列强的羁绊，则非急图取消不平等条约不可。想把国民经济现状改良，使国家能享独立、自由、富厚的生活，则非使国内政治上轨道不可。昔日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现在的学生们，又安可不以国家为己任呢！第三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先有好政治而后有好社会，或先有好社会而后有好政治？这个问题用不着什么争论，其实二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学生对于社会也是负有对于政治同等的责任。我们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很老的社会，一切组织形式及风俗习惯，大都陈旧不堪，违反现代精神而应当改良。这也是要希望学生们努力实行的。因为一般年纪大一点的旧人物，有时纵然看得出，想得到，而因濡染太久的缘故，很少能彻底改革的。所以关于改良未来的社会一层，青年所负的责任也是很大的。以上所说的各种责任都放在学生们的身上，未免太重一些。不过生在这时的中国学生，是无法避免这些责任的。若不学着“骆驼样的精神”来“任重道远”，又有什么办法呢？除开上述三种基本条件而外，再加以“崇好美术的素养”，和“自爱”、“爱人”的美德，便配称作现代学生而无愧了。来源|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中国工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