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善武：危局中呼唤企业家精神

上一篇文章和大家聊到了疫情下回归理性，这里聊一聊企业家精神。面对疫情，除了仓促应对所需的资源和手段之外，我们其实最缺乏的是企业家精神，它是克服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企业危机的最优的手段和方法。今天和大家聊一下企业家精神的前世今生，企业家精神为何如此珍贵？企业家精神在危局中如何贡献能量？以及如何唤起企业家精神?

    来源：刘善武管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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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善武 教授E20环境商学院特聘教授

香港佛商学院副院长

华为常年咨询顾问，深度参与华为文化建设

清华、北大、浙大等MBA/EMBA班客座教授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博导

特训班主讲：华为企业文化，佛法人生大智慧

一、理解经济增长

因为上面这一段对企业家精神的褒奖，所以这里得从经济学的视野来展开，把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脉络聊一下。

从一开始，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就是研究经济增长的逻辑，不管是从微观角度还是宏观角度，从古希腊到重商主义，再到现代经济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假设，但是都存在不足和失真。

下面这个图示，是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做的解释框架：

大航海带来了广阔的市场，产品的生产速度决定了商人们的挣钱速度，而分工比一个人从头到尾地完成一个产品要快的多，分工的目的就是熟能生巧，动作不断的重复让工具替代成为可能，人会累，而工具不会，这就激发了技术创新来发明创造各种工具，从而推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的提升让物质极大丰富，进而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又让购买力增强，从而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扩大又需要更多的产品，产品需求进一步导致分工和技术创新，周而复始、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逻辑自洽的循环。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创见，也得到了经济发展的验证。但是，这个循环的推动力量是什么？亚当•斯密没有给出原因，他解释为“无形的手”。

亚当•斯密

我认为亚当•斯密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因为以后的经济学研究都是站在他的肩膀上眺望（有一个人除外，后面会谈到）。

大约与亚当•斯密同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开始着手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听起来很唬人，其实他们在寻找可能影响亚当•斯密的经济循环速度的阻碍因素。他们发现贫富差距会让循环变慢，因为有钱人的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他们更愿意积累资本，更重要的是有钱人是少数。政治经济学家把原因归结为分工环节出了问题，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工人创造了产品但是收入菲薄。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法。

贫富差距：80%的社会财富集中在20%人手上

因而，“边际主义者”接着向下研究，他们发现了边际效用价值论来解释劳动价值论无法解答的问题，也就是解决了经济学里面“水和钻石的悖论”问题，为什么对人生存非常重要的水却没有可有可无的钻石值钱？这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性——多一点和少一点对效用的影响决定了商品价值，也就是说由于工人劳动是最不稀缺的资源，尽管非常重要但就是不值钱。贫富差距很难改变，富人用于消费和投资的钱越少，经济就增长就越缺乏动力，边际主义者却产生了误导，让政府去投资，但是谁投资比投资多少更加重要，企业家的投资和政府投资效果完全不一样的。

凯恩斯在考察这些古典主义和反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发现他们假设的完全竞争市场条件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等等让亚当•斯密“无形的手”——市场会经常的失灵，整个循环中最核心的部分出了问题，所以，经济运行存在无效率、不公平、需求不足等问题。凯恩斯认为自己找到了必杀技——创建了宏观经济学，让政府替代市场，采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去驱动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推动经济增长。

所以不难理解现在的政府行为：一旦经济放缓，货币供给就开闸放水，连带着基础建设纷纷上马。但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消费本来是生产的目的，结果变成了保增长的手段，用于未来的投资变成了增加当年GDP的手段，这些违反生产本质的行为必然导致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并埋下经济危机的种子，凯恩斯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比“边际主义者”挖了一个更大的坑。

凯恩斯

以上亚当•斯密、“边际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我们把他们叫做经济学史上的前三次革命，看起来很复杂，还是有端倪可寻，也就是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的时候，跳不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受制于有限的资源；二是谁来决定资源配置更有效率，市场还是政府？

1932年，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教授发表了《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这篇著名的论文，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科学，这一定义几十年来被经济学界所广泛采用。

到这里，我估计大家不禁要问，啰嗦了这么多的经济学史意义何在？这里需要读者耐心一点，因为前面的这些经济学家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并且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先看一下我国的情况，再给出答案。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政府是我国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而且也是基于资源是有限的这一假设，只有一块蛋糕或是一杯水，由政府决定如何切割或分配，你多一块他就少一块，你喝完一杯水，他就没水喝了。但实践证明，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远远大于政府，原因很简单，市场比坐在办公室里的计划委员会的干部们更加了解需求与供给。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仅重提市场，而且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有人评价：两字之差，重若千钧。

那还剩下第一个问题：资源是有限的吗？

二、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企业家行为

上面提到经济学家们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并且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们遗忘了“企业家”这个要素，错误的判断了资源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是源于商人们或企业家们的交易，同时“企业家”的存在让资源有限性的假设被推翻了。

由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科划分，“企业家”更偏向管理学概念。事实上，企业家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桥梁，“企业家”是经济学丢失的最重要一环。

上面，我提到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这个人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为什么熊彼特伟大？因为熊彼特找到了亚当•斯密循环居于中间起推动力量的要素——企业家！1921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企业家就是创新者，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经济体系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的根源，企业家精神才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芝加哥经济学派创始人富兰克•奈特，是最早研究风险和不确定性与企业利润关系的经济学家。他发现，如果风险是可用概率计量的，那么风险和企业利润的关系并不大。只有无法估计的不确定性，才会给聪明的创业者创造机会。也就是如果没有确定性，就不会有企业利润，更不会有创业机会。

195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M·索洛发现，在经济增长的贡献中除去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投入之后，还有一个“余值”，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提升，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而效率提升来源于企业家的管理，技术进步则完全依赖于企业家对未来的投资。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R.纳尔森著作了《经济增长的源泉》。1985年，彼得•德鲁克发表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还有更多的研究者都在指向一件事情：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企业家行为。那又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证明出来的呢？

三、企业家推动经济增长的逻辑

我国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提出的“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式”，他将企业家置于亚当•斯密循环的中心位置，也就是找到了那个“无形的手”——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所在。

张维迎教授认为，市场有两种功能，即：市场不仅仅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还起推动技术进步的功能，而且排第一位的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功能。比如，石油千百年来是人们打井时候的污染物，根本不是资源，直到近200年，人们从石油中提取了煤油做照明使用，再提炼出汽油供大多数的交通工具使用，再进一步的石油化工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使得石油从废物变成了资源，然后才有了石油争夺的“资源配置”问题。

前些时间，笔者和环保产业有打交道，有人提出“垃圾是被闲置的资源”，我想说的是，只有当具备了“变废为宝”的技术能力以后，垃圾才能成为资源，“变废为宝”有市场认同的交换价值，进一步才会产生资源配置的问题。

对应市场的这两种功能，企业家也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套利，一个是创新。 

套利就是修补不均衡，有三种不均衡：跨市场，跨时，跨产品及要素市场的不均衡，按照改革开放至今的时序，有几种叫法：投机倒把、倒爷、商人、金融家，他们就是在市场中解决资源配置的人。比如，只有一块土地，我们需要去预测未来市场价格的变化，决定去耕种玉米还是马铃薯；收获以后，是决定把马铃薯卖到广州还是西安？也就是上述富兰克•奈特教授对企业家的两种定义：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因为，不管怎么样去分配玉米和马铃薯的种植比例都是有风险的，卖到广州和西安就会产生机会成本，所以企业家就是通过识别不确定性中蕴含的机会，并通过对资源整合来把握和利用这些机会获得利润。

第二，创新是打破原有的均衡。像亨利•福特、乔布斯、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任正非、袁隆平、何享健等这样的企业家。他们或者提供了新的生产方式、或者创造了新产品，或者带来了全新的产品品类，或者变革了组织，或者一直在渐进地创新。他们不局限于既有资源的配置，而是打破了原来的均衡，把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推动，使一块地原来的产量大大提升，或是把一杯水变成了一口井。他们是具备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他们是挖井人。当然，这里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概念不仅仅是整体产出的扩大，也包括创造了新的市场、新的需求。

所以说，是企业家的两种功能完成了市场的两种功能，企业家就是那个“无形的手”。这里也就解释了劳动价值理论只着眼于劳动工人的狭隘，边际主义研究缺乏深入性，凯恩斯主义的本末倒置。

关于新劳动价值理论，我会在下一篇《企业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时代的逻辑》介绍；关于新边际主义会在《成就成长：领导力的逻辑》一文中介绍。

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是企业家的两种功能相互交替不断推进的过程。企业家的定义也就是通过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并进行创新来追求利润的人。

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后来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呼应起来？一方面让企业家们通过市场手段去修补不均衡，另一方面更让企业家们去创新打破原有的均衡，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

四、危机中呼唤企业家精神

面对这场影响深刻的疫情，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和企业都会面临很多的不确定，过去的很多平衡都会被打破。进一步，我们这个时代本就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不管疫情来不来，蝴蝶效应、黑天鹅、灰犀牛已经层出不穷。而这些不确定性是依赖企业家的套利和创新行为来化解的！而，只有创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呼唤企业家精神，笔者有几点建议：

一、政府层面

1、为企业家建立信心

1923年，美国总统柯立芝在阐述美国如何成功的时候，曾说：“美国的事业是企业”，企业家在美国被冠以“新美国英雄”。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企业家被冠以“资本家”、“剥削者”这样的头衔，改革开放以后，也还是被严重忽视的群体。为企业家建立信心，就必须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既定原则，减少政府干预。因为，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市场—政府”之间存在一种相反的力量。

2、为民营企业家正名

不仅要正名而且要“实至名归”。

首先，国有企业在顺利完成改革之前，由于所有制的问题，国有企业领导人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意愿度不大；由于管控和激励的问题，创新意识不足。而我们目前恰恰最需要的就是勇于承担风险、面对不确定性和敢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才是有效提升经济增长的药方。

其次，政府的关注点基于三个方面：充分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我们往往关注的是经济的增长、GDP的完成度，然而，经济增长是充分就业和减少通货膨胀的结果，民营企业解决了大部分的就业，市场机制让民营企业能够最大化的“三去一降一补”，从而化解通胀风险。

第三，在法律、监管、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待遇，否则民营企业难以做大做强，其中落实产权制度和停止“产业扶植”政策尤为关键。“无恒产者无恒心”，企业家就不愿意为未来的不确定性投资，经济增长一定会出问题；产业扶植政策会让企业家从关注未来转变到关注政府，带来的效果就是不择手段去拿政策扶植而不是投资未来。

3、为企业减负

这一点是最为常识性的。从历史来看，一个朝代的兴盛从“轻徭薄赋”开始，没落于“苛捐杂税”。我们现在常常提及的“川普重提里根主义”，其现实背景就是富兰克•奈特教授的大弟子、带来第四次经济学革命的弗里德曼给到里根政府的建议：减税、放松管制、减少货币投放、私有化。事实证明里根主义带来了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期间的高增长。川普让企业回流美国的政策也是通过低税负。为企业减负，其实就是为了赢得未来，其中的逻辑也很简单：为企业减掉负担的钱远比未来救市的钱对经济增长更加有效，背后的逻辑就是上述的“谁投资比投资多少更加重要，企业家的投资和政府投资效果完全不一样。”

二、企业层面

在上一篇文章《寒风中没有鸡汤 疫情下回归理性》给到了企业家们五点建议，这里想强调的是企业家们必须建立“企业家精神”，因为企业家并不等于“企业家精神”。彼得•德鲁克先生就认为每年会有大量的企业诞生，但是这些企业的主人未必具备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简单来说，能否具备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是否具备“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创新精神才是企业家精神。了解企业家精神的全貌，推荐大家去阅读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彼得•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并推荐关注我后面的几篇文章。

我个人对企业家精神的总结，是借用中国的一句古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最贴切，也更容易让企业家铭记，道理也很简单，需要企业家们先去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尽管是利益驱使，但企业家们的利润永远在资产负债表的最后一栏。官僚们不可能像企业家们这样拿出自己的所有去投入，所以这句话也只适合企业家们。

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如何构建企业家精神，这里再强调四个转变：

1、从“资源型”、“政策型”向“管理型”、“创新型”转变

我们对比中美差异的时候，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美国多数的企业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就像索洛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时提出的美国经济增长的相当一部分不是来源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传统要素投入，而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当中的关键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而规模效应是前两者的结果；进一步来看，效率改善是管理的结果，技术进步是创新的结果。为什么我们会经常地去赞叹华为，它是中国企业中少有的“以企业家精神为统领，依靠自身创新能力真正做强做大的中国企业”，并以此构建了世界级管理实践和进入“无人区”的创新能力。

2、从“机会导向型”向“战略导向型”转变

张维迎先生提出企业家的两个功能，一个是套利，一个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家依赖的是“套利”，通过“修补不均衡”，也就是利用跨市场的、跨时间的和跨产品及要素市场的价格差来获利，但是这种资源配置功能随时间会趋于均衡，也就是获利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家们需要去不断的打破均衡——“创造性破坏”，创造完全不同的利润曲线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迈出这一步，就必须从“机会导向型”向“战略导向型”转变，培养长期意识，构建战略思维。

3、从“局部竞争思维”向“全局竞争思维”转变

熊彼特提出的“破坏性创新”包括五个方面：①引进新产品；②引进新技术，也就是新的生产方式；③开辟新的市场；④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新的来源；⑤实现新的企业组织。或者被区分为技术创新、渐进创新、根本创新、模仿创新和原始创新。应该说，熊彼特先生已经归纳了各种可能的突破，需要的是我们的企业家结合行业、市场和自身企业去思考，这也就是从“局部竞争思维”向“全局竞争思维”的转变。

4、从“做客户”到“做价值”

在寻求突破或创新的过程，需要秉持一种价值思维。自由交换的基础是“互利”，市场的交易行为是因为为双方都创造了价值。这些天，大家都在用马云在2003年“非典时期”的崛起来激励大家，这确实是个很好的案例。“非典”之前，马云的阿里巴巴主要为企业服务，帮助中国制造企业寻求海外业务机会，业务人员游走于大小企业和各种展会。2003年，“非典”的到来，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和展会的举行，如果按照“做客户”思路走下去确实难以找到出路。马云适时推出了“淘宝”，不仅为呆在家里居民解决了外出购物的烦恼，更重要的是解决了海量买方和买方“信息和信任不对称”的问题，为所有人创造了价值。其后，马云也是基于“淘宝”建立其生态圈的战略，为创造价值服务。

篇幅所限，对于经济学的介绍只能是挂一漏万，实际的情况要复杂的多。旨在希望大家看到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间的这座桥梁——企业家，唤起大家的重视，并努力去构建“企业家精神”，向挖井人致敬！

特训班报道

年度“创新人物”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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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林庆龙   侯金光  审核 | 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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