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眼看世界，谁说的是实话？

上次一个礼拜，这次半个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到小黑屋去闭关了。

既没说现实问题，也没说俄乌战争，只是说说历史，而且还是国外的历史，却也不行，只感到深深地无奈和无力。既如此，还是说说我们自己的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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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时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令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并闭关锁国的大清朝廷，见识到了洋人武器的厉害。在割地赔款之余有人惊呼，大清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面对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清廷中的开明之士忧心忡忡，呼吁不能再妄自尊大，而是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向洋人虚心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

说到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有人认为是林则徐，也有人说是魏源。这两个人也确实是清代晚期少有的开明之人，但是说到底，这两个人都没有真正走出国门，去外面的世界看看。而在清廷高层中，真正走出国门去外面看看的人，其实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导洋务运动的重臣。

李鸿章在晚清时期，是手握重兵的实力派人物，甚至有人认为，晚清的政治格局是慈禧太后与李鸿章共治天下。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了。李鸿章虽然是晚清时期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但说他能够与慈禧太后共治天下，则显太过夸张，这从李鸿章给自己的定位中就可见一斑。

李鸿章虽然被洋人誉为东方俾斯麦，而且还曾出访西洋各国，与列强首脑多有接触，是晚清时期少有的精通洋务之人。可就是这样素以精通洋务著称的人，给自己的定位很明确——大清的裱糊匠。

李鸿章晚年曾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

从这段话来看，李鸿章对大清朝的实际情况看的很清楚，当时李鸿章一手掌握的北洋集团就是大清朝的缩影，犹如一个纸糊的老虎，外表看着威风凛凛，实则虚有其表，不堪一击。为何会如此？李鸿章说是因为不能“放手办理”。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以慈禧为首的满清权贵，对于执掌兵权的李鸿章是防备着的，而内部的党争也对李鸿章处处掣肘。

因此，李鸿章不但不能“放手办理”，反而处处要小心提防，许多真话、实话更是不能随便说。

比如李鸿章说北洋水师应该添置新战舰，因为日本虎视眈眈，时刻想着击败北洋水师。但朝廷上的各位大臣，纷纷指责李鸿章竟然畏惧蕞尔小邦的日本，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简直不成体统。

面对这样“正能量”的指责，纵然强如李鸿章也是欲辩无力。其实经过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大清的经济确实有很大发展，各地兴办企业、学校也是有声有色。而以北洋水师为代表的现代化军事建设，更是获得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赞誉。

朝野上下人人称颂“同治中兴”，各级官员无不高呼老佛爷圣明，一切都显得非常美好，似乎大清的盛世又回来了。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敢说大清有问题，那就说明这个人有问题，不是第五纵队，也必然是行走的五十万。这样充满负能量的人，必须要打倒才行。

在这种舆论环境之下，李鸿章也只能闭嘴，然后按照正能量的做法，一边哄着老太后开心，一边为自己捞钱，彼此皆大欢喜。可就有那不识时务的人，偏偏要触这个霉头，这个人就是郭嵩焘。

郭嵩焘是清末少有能够睁眼看世界，又能将看到的真实情况说出来的人。郭嵩焘是洋务派中的重要人物，于1876年出任驻大清英国公使，这也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任驻英公使期间，将所见所闻和实地考察的心得体会，写入日记《使西纪程》，把西方富强之道做了详细记录。认为西方强大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大清应该加以学习。

并且郭嵩焘认为，应该弄清楚西洋人不远万里到中国来是要干什么。对于这个问题郭嵩焘认为，西方列强并不都是要灭亡大清的，而是要与大清通商牟利。既如此，就可以和他们好好谈一下，制定好规则，双方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实现双赢。并且说“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但郭嵩焘的观点使其遭到正能量官员的强烈攻击，充满正能量的官员们指责郭嵩焘是十足的汉奸卖国贼，声称西方列强亡我之心不死，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学习西方的技术，把西洋人都赶出去，然后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

而攻击郭嵩焘最狠的，则是驻英副使刘锡鸿，向朝廷指责他犯下三项大罪:

其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其二、“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

其三、“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这三条本是再普通不过的外交礼仪，却成了刘锡鸿攻击郭嵩焘的罪证。甚至刘锡鸿还无中生有，诬陷郭嵩焘“向英人诋毁时政，谓中国将作印度，或被吞并于英俄”，可谓必置郭嵩焘于死地而后快。

1879年郭嵩焘回到国内，朝廷欲对郭嵩焘予以惩处，在李鸿章的极力反对下，这才作罢。本以为无官一身轻的郭嵩焘，在回湖南老家时，迎接他的却是具有正能量的父老乡亲们的狂喷痛斥。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十年后，还有那自诩爱国之人，奏请清廷对郭嵩焘挖坟戮尸。似乎八国联军之所以进北京，都是郭嵩焘的错。

从李鸿章与郭嵩焘的一生遭遇可见，在封建时代说实话是需要勇气的，而说实话的人往往被别有用心之人污名化，并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而晚年的郭嵩焘则感慨，中国真正能与西方融洽相处，大概需要300年的时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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