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中国会不会迎来艰难十年？

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主流媒体还是自媒体，都在经常重复一句话：要有过苦日子的准备。

确实，近来国内外许多事情的变化，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迎来一段艰难的时间？说得具体一点，会不会迎来艰难十年？

其实我们手里的牌应该是不错的

对我熟悉一点的朋友都知道，在经济上，我一直是一个相对乐观主义者。这可以见我过去写的一系列文章以及相关的音频，特别是《如何看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的经济？》。

在那些文章和音频中，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正在经历两个转型。一个是城市中的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向后置业时代的转型，一个是农村中的从过去温饱状态向传统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前者意味着持续了二十年的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可能很快就要结束，要进入后置业时代了。而后置业时代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主要把钱花在房子上，而是想活得好一点，提升点生活品质了。而后者意味着，偌大的一个农村，开始进入过去几十年中城市居民所经历的那个阶段。

如果这个判断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两个转型意味着什么呢？可以说，每一个转型都会释放出一个巨大的新的需求，特别是城市从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向后置业时代的转变就更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创造出种种相应的经济与社会条件，实现这两个突破，两个转型，两个巨大的新的需求就会释放出来，新的发展动力就会形成，中国经济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此而言，中国未来一二十年经济发展的空间应当是非常广阔的。当然，如果这两个突破和转型不能实现，就将会陷入我们几年前就开始讲的中等收入陷阱。

也就是说，我们手上的这把牌其实是不错的，至少从理论和逻辑上说是如此。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创造出有利于实现这两个转型的条件。

国内的变数：民众消费能力

现在面临的新变数主要有两个 。

一个变数是国内的，即老百姓的消费能不能真正上一个台阶。这些年人们都在讲经济转型，但更多的，主要是从产业技术的角度上来讲的，其实质是我们能不能提供更高端的产品。所以，很多人一说就是马桶盖电饭煲，说你看，这些东西都要到日本去买，每年由此流失的购买力就有上万亿，这不是说明我们不能提供这样的产品吗？再进一步的，人们就开始历数我们在产业和技术创新上的差距。

但在我看来，这个经济转型，更主要应该是消费意义上的，即老百姓有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有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有没有相应的消费愿望。如果有这样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愿望，我们还愁生产不出这些产品吗？退一步说，就算我们的创新能力差，中国人的模仿能力差吗？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需求和消费能力。而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就在这里。过去这些年高房价和高税负，耗干了人们的消费能力，甚至透支了未来的消费能力。财富的缩水，物价的上涨，未来养老的压力，则在恶化着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

说到这里，我脑子里就浮现一句话：回望2015。2015年是中国这一轮房价翻番式上涨的前夕。我们假设，如果没有2015年底开始热火朝天的去库存，没有后来的房改货币化，可能就不会有这几年房价的疯涨。而在此之前，全国的房价已经处于平稳状态，像苏州和中山这样经济发达的地区，房价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几乎纹丝不动。如果在这时候，就将房价稳在这里，至少不出台造成房价上涨的政策，以时间换空间，使房地产逐步边缘化，将重点转移到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上来，也许就是另外一种光景。至少，这几年老百姓在房子上的投入就会减少一半，民众的消费能力也会因此而明显不同。

前几天，我翻到一篇我五六年前没有写完的文章，其中提到这样一种想法：当时应当实行这样一种政策，促有房者消费，帮无房者安居。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怎么样？

国际的变数：贸易战甚或新冷战

在经济上上这样一个台阶，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需要一个好的、和平的、友善的国际环境。这样的国际环境不仅仅为出口以及技术的引进和吸收所必须，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好的、和平的、友善的国际环境，可以有利于人们形成对未来明确而稳定的预期。而这种预期，无论是对于民间的投资行为，还是对于人们消费愿望的形成，都是极为重要的。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方面的条件可能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利。在前些天的“特朗普为什么会四面出击”那一讲中，我从特朗普四面出击这个现象，分析了在其背后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一个过程是伴随着全球化逆转所逐步出现的贸易争端，另一个是以遏制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准冷战生成的过程。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就不具体说了，现在要说的是这两个新的因素对我们在经济上上这个台阶的影响。

在今年4月10日，我曾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世界上在发生什么----四个有意思的提法》。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我很突兀地说了一句话：历史提前了。这句话，当时可能没有任何人看懂，我也没想让人们看懂。就是想把这句话放到这里。这句话要说的就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的中国发展窗口期的改变。

从现实的情况看，上述的两个过程，无论是哪一个过程，都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形成明显的影响。因为从全球化的过程来说，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快速的发展，与全球化所提供的机会是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个条件变化的影响无疑是重要的。而这个冷战的过程又会给我们造成一系列的陷阱。关于这样的陷阱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利的条件，在以前的文章和音频中我都分析过，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考

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认真思考我们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我个人的基本判断是，一方面，遏制和围堵中国将会成为美国和西方长期的战略方针，至少，未来的竞争将会是非常激烈的。另一方面，在核武器时代，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冲突的可能性也并不大。未来的竞争可能更多体现在，一是经济的竞争，二是谁的价值观能够得到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认同。

在这样的基本背景下，调整我们的发展战略，强调以民生为基础的发展，同时形成一种收缩型思维，创造条件上经济转型的台阶，是至关重要的。而这至少意味着这么几点：

第一，要谨慎地使用现有资源，把这些资源用到关键的地方。应当说在过去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们积累了一些价值、积累了一些资源。现在要善用这个资源，谨慎地使用这个资源，要把这个资源更多的用在国内发展上。

第二，在国内发展方面，要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用在民生上。而在民生的问题上，要重点来解决老百姓生活中最棘手的一些问题。在过去的经济扩张期，特别是在劳动力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多干一些大事，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是应该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明显不同，要降低各级政府在干大事上的冲动，特别是要减少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和补贴。

第三，要更多地藏富于民。现在很多人对举国体制、对集中资源办大事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绪。当然举国体制确实有其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前提是大量资源的集中。现在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期，是消费升级的关键期。如果过于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过多的从民间抽取资源，这样势必会削弱民间的消费能力，从而加大经济转型的力度。

第四，要有真正的壮士断腕的决心，精简机构，实现政府瘦身。因为中国特有的权力机构，现在我们广义的政府可以说是多套系统并行。几大班子，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权力机构所包含的部门繁多，行政的层级也很多，由此形成的财政负担相当沉重。因此，必须痛下决心，精简机构，减少冗员，减轻社会的负担。

第五，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道理。最近我也见到了一些搞企业的朋友，他们也经常在问，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企业应该怎么办。老实说，对企业我是外行，但是最基本的思路应该是共通的。总体来说应当收缩规模，停止扩张型发展，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在比较有把握的、将来有前景的有限的领域中。把这个事情做精、做好，这可能是将来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基本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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