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足球政治之革命结局

【本文写于2004年，当时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此为该系列最后一篇，即第五篇。前三篇发表于《老孙退休三件事》公众号上，见文末链接】

如果说革命开始于不得不革命的情势，那么革命也就终结于不得不结束的条件。喧闹一时的中国足球革命，就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这整个过程。但客观地说，在这种数九隆冬的季节里，能把革命轰轰烈烈地坚持三月之久，已经实属不易。

革命可以有千种原因，但革命要能够形成动员的能力，道德的感召力是不可缺少的。这也是普通人对革命家的最起码要求。不然的话，凭什么让那些只有在革命中流血流汗、冲锋陷阵的份，革命后分文不得的人追随你？然而，这却是资本革命家最难以克服的弱点。资本革命家与出身资本家的革命家不同之处就在于，革命只是其资本升值的手段。他们之所以要发动推翻旧体制的革命，是为了能更多地赚钱，但问题是，如果一种更坏的体制能够让他们赚更多的钱呢？

记得足球革命发动不久，就有人将徐明称之为“臀部带封建烙印的革命者”。这个比喻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那篇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两位革命导师在指责“法国正统派”和“青年英国”的时候辛辣地说到，为了激起同情，他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己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阶级的利益而声讨资产阶级。为了拉拢人民，他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却意外发现他们的臀部依然带有旧的封建烙印，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稍微有些出入的是，最先露出“封建烙印”的不是徐明而是张海。先是健力宝的并购将张海生生排挤出局，接着便传出张海被怀疑侵吞健力宝数亿资产的消息，不久又传出张海被刑事监控的传闻。这样，张海就处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要应付经济纠纷甚至是刑事麻烦，但另一方面，作为这次足球革命的领军人物之一，即使是撑着，也要硬着头皮，和足协斗争。

但张海自己也知道，他们发起的可是投资人革命，作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俱乐部的老板和作为一个社会闲散人员来领导和参加革命，分量显然是不同的。甚至还不仅仅是个分量的问题，连基本的合法性都成了问题。所谓G7是按照俱乐部而不是按照人头来算的。而作为俱乐部的健力宝则从根基上抽掉了张海的合法性基础：“不允许张海以俱乐部名义进行任何欺骗活动，否则俱乐部保留追究张海及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的权利。”

而作为这次革命主帅的大连徐明，更是让身后的追随者不知所从。国安罢赛，徐明千里驰援，之后便成为革命的主帅。其后一系列的革命举动，徐明都是身先士卒。但突然之间，连个招安的仪式都没有，实德已经在遴选新的主帅并备战今年的中超了。于是有人说，一个曾扬言与中国足协势不两立的大连实德转眼间从“土匪”变成了“良民”。

有人猜测，这是因为在中国足协甚至是体育总局的高压下，明智的大连实德率先看透了革命的最终结局，停止对抗，调整战略，在第一时间改变战术，以牟取革命带来的红利。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结果是革命的主帅放弃了革命。这样的情势会带来树倒猢狲散的效果。有报道指，在香河会议期间，被称为G7的俱乐部就逐渐开始出现了分化的苗头。最早是中远的徐泽宪在改革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引退，中远俱乐部随改革派一起“闹革命”的信心有所动摇。另外，G7的另外成员青岛颐中突然转让，新东家对待改革态度究竟是什么还不知道。在香河的两次会议里，天津泰达也和其他投资人也走得并不是很近。这就注定了革命的最终结果。

其实，这样的结果是顺理成章的。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就说过，这次所谓的足球革命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次足球上访，顶多是一次某地方政府前一段时间创造的一个新词--闹访。革命的厄运发生在香河。有人用五雷轰顶这个词来形容阎世铎在年底香河会议上对革命派的突然反击。在阎的自称为个人意见的讲话中，不仅否定了投资人关于中超章程修改的所有建议，而且对于承诺过着手实施的诸如“管办分离”、“明确经营权、所有权和管理权”等都一概不予承认。这次反击从没有引起革命派像样子反弹的意义上说，等于宣告了革命的彻底失败。对于足协的反击的底气何来，人们不免有种种猜测，但实际上原因非常地确定，这就是我以前说过的那个遥远的观众即国家体育总局的态度。

在中国，最终的拍板权在行政，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而行政权力最硬的理由就是稳定压倒一些。毛泽东原来曾经说过，世界上有大道理和小道理，小道理是被大道理管着的。稳定就是这样的大道理。阎世铎在香河会议上搬的也是这样的大道理，他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不安分的投资人冷静下来。而社会常识告诉我们，一旦领导讲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这意味着最终的判决来临了。到了这个时候，纵使你有千般道理万般理由，都属于被管着的多说无益的小道理了。于是，革命就这样结束了，剩下的就是如何建立后革命时期的秩序。

然而，如果说革命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恐怕低估了革命家的智力。其实，失败的可能只是革命和足球，而不是革命家。有分析家指出，在“夺权”行动失败后，投资人已经不再对革命感兴趣，而是陷入了战略退却前的最后疯狂。一方面加快套现步伐，到处寻找接盘者；另一方面则抓紧冰河期前的最后机会，能怎么捞就怎么捞，能捞多少是多少。在入主健力宝集团严重受阻，未来存在很大变数的情况下，北京汇中居然还斥资数千万接手健力宝俱乐部，人们看到的结果是，制造了一大堆烂污的张海成功套现了。

在青岛，注册资本仅一二个亿的中能集团，投了3000多万拿下了颐中俱乐部的控股权。对此，有人指出其中疑点多多。更有知情人士提醒说：“前一阵实德领头闹革命时，颐中俱乐部总经理孙能文积极站在徐明一边，你想想，颐中是国有企业，他们怎么会参与这样的事情？这说明双方当时可能就已经达成协议，毕竟如果颐中队降级，实德收购就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改革派力主足协暂停今年中超升降级。现在看来，徐明的目的达到了，他是真正的赢家啊！”

按照惯例，革命派与革命对象结束革命的最体面方式就是将革命转化为改革。这个时候，为了给革命中形象受到损害的革命对象以面子，革命对象将会用强硬口气宣布他主导的体制是有生命力的。但这更多的是表面文章。其实，精明的革命对象清楚地知道酿成革命的危机是什么。这样，在革命结束之后的某个时间里，他们会主动发起一系列改革，只是同时要强调，这本来就是他们要做的，而不是别人逼迫的。这样的改革有时会造就新的体制，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大多数的改革会不了了之。因为这时候革命的压力已经不复存在。

可以说，后革命时期中国足球的路会怎么走，人们只能拭目以待。影响这种走向的因素既有继续掌握权力的革命对象对危机的认识，也有资本还在心也没死的昔日革命派是否会继续施加压力。但不管路怎么走，身处市场化程度比大陆还高的香港的香港足球队主教练黎新祥先生的提醒是有益的：“中国足球迟早都需要进行改革，但改革不可以让钱操控太多与比赛有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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