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那么多的奇思异想，谁来进行辨识和筛选？

这是探讨科技创新底层密码的第三篇。在《移民锻造了美国，辍学生改变了世界》一文中，我们讨论了社会对异类的容忍；在《什么东西助推着几个辍学生往前走》一文中，我们讨论了现代金融在将天才学生脑子里的奇思异想助推到成熟重大科技突破中的重要作用。

但这个逻辑还有下半部分。

其实，无论在哪个社会中，虽然天才都是凤毛麟角，但奇思异想从来不是稀缺品。不过，这些奇思异想，有的是靠谱的，有些是不靠谱的；有的是比较成熟的，有的是相当幼稚的；有的是有可能实现的，有的是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有的是很有价值的，有的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社会如何以及由谁来对这些奇思异想进行辨识和筛选？这是一些奇思异想能够成为创新突破的前提。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曾经讲过马云的故事。

马云在开始创业的时候，也是从风投得到的支持，而不是向银行贷款。因为在银行贷款得有担保的资产，而早期的阿里没有可提供担保的资产，所以在银行眼里是没有资质的，是办理不了贷款的。即使能贷到，额度不会高到哪去。那时的阿里有什么？只有马云嘴里的故事。而银行是不听这样的故事的，故事在银行那里一文不值。能听马云故事的，只有风投。风投不仅能听，而且还特别愿意听。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专业听这种故事的。

一位网友在评论中说，如果由国家来充当风险投资者，听创业者来讲故事，结果会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可惜这篇文章的评论被整体屏蔽了。

对各种创意进行辨识和筛选，并对其中具有具有重大价值者进行支持和扶助，无疑是国家的职能之一，尤其是在与国家重大战略有关的项目上。正因为如此，各个国家都会有这方面的基金或计划。比如，中国在芯片和新能源汽车上的政府投入和种种优惠政策。国家在这方面自有其优势，如更强的专家队伍，更强的资金力量等。当然，其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芯片大基金中发生的大面积腐败，就是明显的教训。

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市场是一种更强有力的辨识与筛选机制。而在当今的时代，市场的辨识与筛选，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上篇文章讨论的风投实现的，因为市场上的这些投资者有时更专业，更独具慧眼，也更有弹性。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一个故事：还是在大学创业期间，有一次扎克伯格去拜访红杉资本，不仅迟到了，而且穿着睡衣，穿着拖鞋，还准备了一个PPT演示，介绍他的公司，但是他在PPT里面列出来的是你不应该投资我的十大理由。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这是到一个银行去谈贷款会怎么样？到一个国家基金去申请资助会怎么样？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句是，就辨识与筛选而言，风险投资具有对市场前景更强的敏感。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当年美苏之间在半导体发展上的不同路径选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在电子工业上是不分伯仲的。但不久，问题出现了：在计算机的发展上，是走电子管的路线，还是走晶体管的路线？电子管，体积大、耗电多、效率低，但稳定可靠。而晶体管体积小、耗电少、效率高，但稳定性差。为了适应市场小型化的需求，美国最终选择了晶体管。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美国电子工业一路领先到今天：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也就是今天的芯片。这是市场辨识和选择的结果。

但在苏联，这个选择是由官员和专家们做出的，而当时的苏联是举国体制、军事优先。为了保障军事上的可靠性，由赫鲁晓夫亲自拍板决定，选择电子管小型化方向。到了后来不得不走晶体管路线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是差了一大截。特别是到今天，特别是在俄乌战场上，这种差距已经越来越明显。人们经常讲点错科技树的问题。实际上，在科技发展的岔路口上，对于方向的辨识是极为重要的。

最后还要说一句的是，风投所提供的不仅仅是资金，是更适合创新和创业的资金，它同时也是一种辨识与筛选机制，是一种助推机制。因此，巴斯蒂安·马拉比在《风险投资史》一书中指出，风险投资是投资人与创业者共同推动创新和价值创造的冒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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