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士系列】这位“跛脚圣徒”是开拓中国耶路撒冷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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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创  福  音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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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在我还没信主时，我所接受的教育关于西方宣教士的描述是非常负面的。他们被定性为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们所传布的福音被称为“精神鸦片”。但从我信主后，开始接触一些历史资料，发现近代来华的西方宣教士这个群体是被妖魔化了，他们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好朋友。他们是带着爱来到中国的，不仅传播耶稣的福音，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文明的进步。中国不能忘记他们，要还历史真相，我们对他们要有感恩的心。本平台开设一个“追寻宣教士系列”，敬请垂注。

    2017年是温州基督教传入建150周年的大庆之年，1867年基督教传入温州，开启了温州历史的新篇章。2016年11月底笔者路经温州前往福建，这也是笔者第一次到温州，在微信朋友圈上有感而发，写了一段话：

   “作为中国的基督徒，一向对温州充满敬意。这座素以工商文化和近年以蔷chai十zi架著名的城市，在中国基督教传播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美誉。在此不能不提一位苏格兰宣教士，他就是有‘独腿圣徒’之称的曹雅直——近代温州教会的拓荒者。1867年（同治六年）英国宣教士戴德生创办的中国内地会差派曹雅直来到温州进行福音拓荒。当时的温州是一个充满偶像寺庙迷信和鸦片泛滥的‘所多玛’。作为西洋人的曹雅直‘道成肉身’在温州，被温州人称为‘跛脚番人’，因为他19岁时生过一场大病被锯掉了一条腿。当他要来中国的时候，有人问你一个一条腿的人为何要去中国，曹雅直斩钉截铁地说道：‘因为有两条腿的人不愿意去，所以我必须去。’曹雅直来到温州，苦心学温州方言，开办儿童学校，教导圣经，讲解独一真神、人之罪恶和基督的救恩，并建立礼拜堂，热情传布福音，以大爱感化因误听谣言抵挡宣教士的温州人，彰显出天国福音更新生命转化社会生态的强大力量，也为今天高度福音化的温州奠定了基础。”

     很多弟兄姐妹点赞留言，但同时有的说以前从未听过“曹雅直”这个名字，甚至有的温州的弟兄姐妹们竟还不知道自己家乡的这段传奇历史。很多基督徒对教会历史的知识非常缺乏，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缺憾，这是需要“补课”的。

     一看“曹雅直”这个名字，你很难会把这个名字和一位西洋人挂钩，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名字。翻开历史看看那些来华的西方宣教士（包括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宣教士）的名字，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都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地道的中文名字，这可能得追溯到1582年来华的耶稣会会士利玛窦，他们是受了这位老前辈的启发。千万不要以为起名字是小事一桩，这里可大有文章哩，这是西方宣教士来到异文化的中国进行处境化努力的一个有力标记。

     曹雅直的英文本名是George Stott，曹雅直1835年生于苏格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小就被父母教导如何干农活。19岁那一年在农场工作时不幸发生意外，左脚膝盖被撞伤，之后病情恶化，两年之后被迫截掉左腿。为此他痛苦无助地在病床上躺了九个月，甚至觉得人生失去了意义。

   然而，恰恰是在这个痛苦的时期，上主的恩典临到他并拯救了他的生命，把他带出那种无助和被漠视的沮丧境地，更让他看到纵然身体残疾也不要绝望，照样能被主使用，从此他重振起来，并决志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主。

    曹雅直身体康复后，最初几年在一间学校里教书，直到他第一次从一位准备去中国的朋友的口中得知中国的迫切需要，于是他开始对中国宣教有了强烈的负担。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哪个差会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做过截肢的人并将其送到艰苦的宣教前线。正好这时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在英国招募去中国的宣教士，他得知后立刻前往报名。内地会同工考虑到他的身体条件婉拒了他的申请，但曹雅直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了戴德生，最终被内地会差派到中国。

     1865年10月，三十岁的曹雅直搭上轮船前往中国，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先驱宣教士之一。经过几个月的航程，于次年2月6日抵达中国宁波。曹雅直先是在此学习中文，一年后，也就是1867年（同治六年），就被派往温州宣教，由此开始了在温州波澜壮阔的宣教侍奉。

    当时的中国人对洋人普遍持有敌意，前往中国布道不啻于是一场凶险难料之旅。因此，临行前戴德生不无担心地问曹雅直：“假如发生不测，要逃跑，你该怎么办？”曹雅直非常平静地答道：“我从没有想过要逃跑。”然后他又巧妙融会一处以赛亚书的经文，“而且我认为‘瘸腿的’将会得到‘掠物’。”（参赛33:23）

    1867年11月，曹雅直来到了温州这座四面环山的城市，也是一个充满各种庙宇和偶像的城市。曹雅直刚到温州，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由于中国人长期生活在闭关锁国和愚昧狭隘的环境里，因此当地人对金发碧眼、满脸胡须、而且走路异样的“怪人”曹雅直非常敌视，视之为“妖怪”。没人愿意把房子租给这个“洋鬼子”。

   后来有人租房子给他，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地人“围攻”他的住宅。面对此景曹雅直镇定地站在众人面前说：“你们看看这个跛足的人，如果我想从你们当中跑走，我做不到；但你们若是想杀死我，则轻而易举，不过你们会引来麻烦；如果你们现在赶紧离开，你们就会发现我对你们是没有任何伤害的；不管怎样，我来了，就已经准备留下来了。”

   当地民众反而被曹雅直镇静的神情、有力的言语而震慑，最后知难而退。类似这样的危险和不安以后经常发生。由于曹雅直只有一条腿，走路要靠拐杖，所以当地人送给他一个很不友善的绰号——“跛脚番人”。但谁能想到温州这座宏伟“圣城”的奠基者竟是一位学历不高、而且是只有一条腿的宣教士呢？上帝的奇妙作为永远不能以人的眼光去测度。

    曹雅直在温州开拓福音宣教事工的主要策略是街头布道和开办学校，其中办学是和当地人进行交流最有力的接触点。但当时的温州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民风封建保守，无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给洋人开办的学校。曹雅直只好锁定那些没钱送孩子读书的家庭，并且提供这些学生餐饮、书本、文具、住宿，甚至每月十大洋的补贴。就这样勉强招收了十二个贫困孩子住在自己家里，曹雅直办起了一所男童学校。

   曹雅直工作非常忙碌，从早忙到晚，既要督促孩子们晨祷、 读书，张罗整个学校的生活所需，又要备课、准备讲章，还要去探访和布道。虽然曹雅直如此尽心尽力，学校的情形也蒸蒸日上，但在当地人中却有传出了谣言，说他前来办学是心怀鬼胎，是要诱拐孩童，挖他们的心肝内脏用来做药。

    这些谣言给曹雅直的工作带来严重破坏，甚至吓得学生不敢来上学。以后几个月曹雅直被迫独自面对这些混乱。虽然充满艰辛备受煎熬，然而曹雅直对温州的爱没有变，他的信心没有动摇。1869年他给一位朋友写信分享了他在温州这两年艰难的侍奉状况，其中斩钉截铁地写道：“然而，要是有人给我机会去选择自己今天的处境，我只能说‘温州’，纵使我有能力去治理一个国家，我不愿改变。”

     1870年是曹雅直侍奉的一个转折点，他在上海和曹明道(Grace Ciggie Stott)姐妹结婚，之后带着曹师母来到了温州，再次引起当地人的轰动。曹师母成为曹雅直最有力最亲密的同工。他们两人并肩作战，同心做工，经过十多年辛勤耕耘，曹氏夫妇在温州的侍奉扎下了根基，也收获了果实，温州城里的花园巷教堂和学生宿舍陆续完工，城外的平阳、桐岭等地也建立了教会。

   曹雅直夫妇最大的成就之一是，1874年在温州创办了“寄宿女校”，这是温州历史上最早的女子学校，也是对当地歧视女孩的封建文化的一次重大挑战，为受压制的女性开辟了全新的道路。他们在温州取得的累累硕果是用巨大的心血和满腔的爱心浇灌的，成就了今天的温州。

   1870年的天津教案和1884年的中法战争对在温州的宣教事业都有严重冲击，人们把怨气发泄到宣教士身上，破坏教堂，火烧学校等等。但曹雅直夫妇没有知难而退，待乱后重新回来做复原的工作。客观地讲，近代宣教士的来华正好和近代西方国家的殖民开拓交织在一起，因此有人甚至就此把西方宣教士妖魔化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但宣教士们用爱用行动来说明他们的服侍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以及为的是谁。

    曹雅直在温州服侍了二十余年，奠定了今天温州教会的根基，也传播了现代文明的成果。在他之后还有一位极具代表性的英国宣教士，他就是苏慧廉。正是这些前仆后继的宣教士们不畏艰难不怕牺牲不惧安危，为中国带来了福音的火种，并使之深深地扎根在中华大地。

    曹雅直在人生的最后两年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休养，最后于1889年4月21日在法国的嘎呐安息主怀。“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14:13）

    曹雅直虽然在主里睡了，但如今因着信仍然向我们说话。最近几年温州教会遇到了很多试炼，又是拆十字架又是安装监控，但另一方面，这是不是也暗示着温州传统教会要进行突破要走向转型的信号？曹雅直那一代的宣教士和基督徒走出宗教的堡垒，对耶稣基督的忠心委身，对宣教拓荒强烈的进取意识，对社会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怀，对教育的高度重视，等等，有没有今天的我们要学习的宝贵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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