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我藏书是为了把书更好的保留下去
《深港书评》
深度访谈系列
之 韦力
自古，
人们眼里只有古书，
却少有人关注藏书家。
而韦力，则用自己的笔，
写下了这些曾被忽略的
古今藏书家的故事。
藏书家之韦
著书家给力
我们今天看到的宋元刻本，无不是经过一代代藏书家的精心保存而流传至今。要知道，千百年的天灾与人祸都能将世间珍物毁于一旦，但有些古籍就是能完好如初。这背后，是藏书家不为人知的艰辛故事。如今，除去图书馆里保存的公家藏书，还有一批民间藏家致力于古籍的保护与传承，韦力就是其中一人。自古，人们眼里只有古书，却少有人关注藏书家。而韦力，则用自己的笔，写下了这些曾被忽略的古今藏书家的故事。
致敬！
与时间赛跑的韦力
侧
记
文 | 谢晨星
对于“民间藏书第一人”这个名号，每次提起，韦力都是一笑置之：“这都是他们说的。”但韦力的书库中，存有八千余部、七万余册古籍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五十余件、二百余册，宋元递修和宋元明递修本近二十部、三百余册。这样一个体量和质量，在国内实难找到第二人。很多知名的藏书家，都曾感慨“本以为自己在藏书界还算个人物，去过韦力的书房，都不想再藏书了。”
前些年，韦力算是个神秘人物，甚少接受采访，也几乎不参与公开活动，只是偶尔在小型的书友会上露面，也因此，关于他的收藏故事也都像坊间秘闻，越传越神。但近年不同，韦力出版了多部写书人书事的书籍，将自己淘书、买书、拍书的趣事尽书，连带着与书友的交往谈话，都毫不避讳一一托出，让人大呼过瘾。而他也屡屡走进各高校、图书馆等举行学术讲座，讲述古籍收藏那些事。
到了今年，韦力竟然破天荒地开始出席新书活动，先是在北京就近搞了新书发布会，接下来，又开始了全国巡签，深圳是第一站。借着这个机会，晶报记者独家专访了韦力，听他讲述近些年精于著书立说的心得。
自古藏书家中，大多重视收藏而轻著书立说。但韦力不一样，殿版研究家翁连溪誉韦力是：“又读又研究”。这些年，他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文章：从早年的《古书收藏》《批校本》《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丛编》《鲁迅藏古书漫谈》《书楼寻踪》，到近几年的多卷本《芷兰斋书跋集》、在各媒体开辟的“得书记”“失书记”专栏、分享藏书的心得之作《古书之美》《古书之爱》、访谈集《古书之媒》、佛教寻踪记录《觅宗记》，仅今年上半年，韦力就接连出版了《琼琚集》《硃痕探骊》《上书房行走》《觅理记》和《书楼觅踪》三卷本，让书友买到手软。除此之外，韦力的微信公众号“芷兰斋”更是每天一篇更新。
这种出书的速度，固然有出版社大力推进的因素。韦力说，外国的出版人制度使得一个作家终其一生都在一个出版社发表自己的作品，他最初也希望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来依次出版。但中国则不同，不同的出版社同时来约稿，出版的选择多了，时间却不可控了，有的快有的慢，就有可能不同出版社同时出版同个作家的作品，造成多产的错觉。
虽则如此，但韦力的勤劳多产却是毋庸置疑的。这几年，韦力每年都像在争分夺秒一样，有半年的时间在外寻踪探访，其余时间则用来写作和研究。这与他早年的写书速度完全不同。曾有老前辈告诫韦力“年轻时要多读书，少写书，不少文人老的时候都曾悔其少作。”
如今，韦力勤于著述，已经不再纠结于所写的内容是否足够完善，反正人生都是在历练中成熟的。他坦言，这也跟三年前意外重伤那场变故有关，“最初觉得人生短暂，应该好好享受生活。但从医院出来后心态又发生了变化，我自认为自己读了好多书，学了很多的知识，人生这么容易就不存在了，这不很冤枉吗？所以，要尽可能地抓紧时间表达自己的心态，把知道的东西说出来。可能是这样的心态，顾忌就少了。”
《上书房行走》
海豚出版社
2017年7月
由于书籍分散在各个出版社，出版时间有先有后，看起来种类繁杂，但其实有着清晰的脉络。
韦力自己将作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文化，第二类是和书有关的一切。看似杂乱，其实写来写去也就这两个范畴。”比如，《觅宗记》《觅理记》都属于第一大类，记录的是探访传统遗迹的心得。其中《觅宗记》主要谈的是中国佛教的八大宗，在韦力看来，佛教也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还有下个月将要出版的《觅诗记》，寻访诗人的踪迹。韦力将这些归为“觅系列”，都是以寻访的方式来讲述曾经中国文化的辉煌。他透露，这个系列大概还要花费三年时间才能完成。
《觅宗记：佛教八宗一派遗迹寻访》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年11月
虽然“觅系列”是近年才陆续出版，但韦力的探访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2004年他就曾出版过《书楼寻踪》，但当时只是薄薄一本，与现在的三卷本《书楼觅踪》不在一个体量级。
除了“觅系列”，剩下的就是与书有关的一切。《芷兰斋书跋集》（分初集和续集两册）是韦力对古书的一些研究、《上书房行走》是对今日藏书家的一种综述、还有就是关于谈书的书，如《古书之美》等、《琼琚集》则讲述与赠书者交往的点滴细节等，都可归为第二大类。
《书楼觅踪》
中信出版社
2017年3月
近些年，韦力的精力已经渐渐从拍书、收书转移到寻访上。一来是市面上流通的好书越来越少；二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古迹消失了。有一些几年前去过的古迹，几年后却荡然无存，这让韦力痛心，并因此加快了寻访的速度。
从《书楼觅踪》里，我们可以看到，韦力所寻访的藏书楼，有些只剩残垣断壁，有些已经不复存在，还有些甚至已了无踪迹，但他还是写下了寻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书楼的故事。有很多人质疑韦力，花费如此大的精力财力，究竟为何？韦力坦言，古代的书楼，书和楼能结合在一起保存下来的，除了天一阁、嘉业堂，现今存世的已所剩无几。从现实意义来讲，确实毫无意义。但韦力看重的，并非是否能寻到书和楼，在意的是其所包含的历史文化意义。
在韦力看来，世人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历史的认定，都是通过读书这一渠道。这些文化通过书籍的传承才得以保留下来，那么多的历史典籍是许多人经历了不知多少的困苦才得以保留到今天，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书是谁保留下来的呢？中国有句古话叫吃水不忘挖井人，韦力就是通过寻访的方式来对历代藏书家致敬。
“这是我寻访的真实目的所在。同时，我也在间接地告诉人们，别太功利了，别太过河拆桥。当初，那些收藏家为了保护民族历史典籍，有的甚至倾家荡产。我们何以置一笑而过，是否太过无情呢？所以我就是借寻访这些楼讲述曾经存在的故事，它们真实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它们只是为我纪念那些先贤找到了一个由头。”韦力坦然道。
但在看到昔日盛景变为残垣断壁，韦力依然会心痛，“人是有情感的，会爱屋及乌。我当然希望这些藏书楼在当今依旧存在。但我看到那些楼荡然无存、破烂不堪之时，我也有我的悲哀。我无法做到心如止水，所以我将这些情感融入到我的文字中，虽然我已经相对克制了。”
为此，韦力不仅用文字记录下每一个藏书楼背后的故事和历史变迁，还用图片等标记出藏书楼的位置以及对照物，方便后人寻找。韦力说：“我是一个小人物，我无法、也没有能力阻挡社会的巨变。我所能做的，就是在遗迹消失前，尽量把它拍摄下来，以便有一天重新恢复的时候有迹可循。”
韦力：
我已达到乾嘉时代藏书家的水准
Q | 谢晨星 A | 韦力
每次韦力出现，身边都会聚拢一批书友，问的问题大都是“您能传授一些拍书秘笈吗？”“为什么您总能买到好书，都是怎么发现的？”“××书究竟值不值得收？”
拥有30多年古籍收藏经验的韦力，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古旧书市，乃至第一场古籍拍卖，见证了古籍在市场的流通。而在他进入拍卖行的20多年来，与韦力同场“搏杀”的大买家已经消失了五拨，只有韦力还像一只“不死鸟”一样，义无反顾地投 43 36665 43 15791 0 0 2292 0 0:00:15 0:00:06 0:00:09 3148于古籍的保存和传播。
谈拍卖
Q：我们都知道，您早年收的很多书都是在各地古籍书店买到的，但是这些年，越来越难在书店买到上好的古籍善本了，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A：最早，古籍的流通除了私人之间的买卖，主要还是依靠古籍书店。在1956年到1957年间，全国开始搞公私合营。这个时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城市只能保留一家古籍书店，所以就把其它的古籍书店合并为一家。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古籍书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滞销，甚至有些私人的古籍藏书因为历史的原因也归入到各大书店，造成各大书店的巨大古籍库存。
改革开放后，北京的中国书店向文化部申请销售古籍，得到批准后，在北京的海王村举办了全国第一届古旧书市。古籍被一卡车一卡车地运往书市，整整运了十几车，其场面极其壮观。当时不论厚薄，每本5毛钱，第二年涨到一块，后来价格越来越高，一直举办到30届就停办了。此外，中国书店下属有多家分支的古籍书店，每年中国书店都会从库存中选取一些古籍给下属的书店以供应市场。于是古籍书店就成了人们得书的主要渠道。
后来古籍拍卖出现了，打破了这种局面。当时拍卖行也是从各大古籍书店征集一些好的古籍，然后标上高价进行拍卖。那时候进预展场还需要购票进入，就像参观博物馆一样，古籍书被放置在透明的玻璃橱窗里，也不能翻看。我当时看到标价上好几个零，专门把服务员叫来问这些零中间是不是忘记点小数点了，服务员还白了我一眼说就是这样。我顿时对古籍拍卖产生了一种厌恶和愤恨，扭头就走了。
《失书记·得书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9月
***
Q：时过境迁，您现在可是多家拍卖行的顾问了。
A：我对拍卖怀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从最初的排斥愤恨到后来慢慢接受，最后竟演变成了一种欲罢不能的依赖。人都有思维定式，藏书也是如此。人们总会习惯于做某些事情。拍卖对中国来说是稀缺事物，因为中国从1993年才开始有，而在西方，比如索斯比、佳士得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开始拍卖古籍了，可见这之间的差异悬殊之大。然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一个人接受拍卖其实很难。
***
Q：那您最后是如何接受的？
A：当年中国第一个搞古籍拍卖的嘉德，不知出于何种策略，把拍价坐地提升十倍。可是即便这样的高价，这些古籍书也竟然成功拍卖。后来人们才发现，这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致。很多参与竞拍的人并不像我一样对古籍书店熟络，无法了解到其它的得书渠道。不管价格标得有多高，只要有人买，就有市场。随着古籍拍卖的发展，书店里的古籍书价也随之飙升。于是，大量的古籍被送到了拍卖行，爱书之人也被迫到拍卖场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书。这就是吸金效应，把卖家和买家都吸引到这里来。
真正进入到该行业以后，发现也不是如最初那样的可恨。拍卖行有他的技巧，从以低价吸引买家开始，我就发现，拍卖时大家都在抢几种有名的书，却把次要的、没有研究透的古籍忽略掉，于是，到卖主那里可能3万才能买，但是在拍卖会1.5万就拍回来了。这让我突然意识到拍卖会是一个捡漏的地方。
▲韦力
Q：但是这个漏不是每个人都能捡到的？
A：所以在拍卖会上，何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知识就是力量！能否买到钟意的好书，全凭知识积累。你读的书比别人多比别人深，你捡漏的概率就比别人大。慢慢我就喜欢到拍卖会去了，高价货就让那些有钱的大佬斗去吧，我捡我的漏。这么多年来就我一个人在写拍卖会的书评，每一场的亮点是什么，好书是什么，哪些是漏的，我都写出来。这些书评已在前几年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名为《中国古籍拍卖述评》（上下册）。
《中国古籍拍卖述评》
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9月
***
Q：为什么写这个？
A：上千年来，我们都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到书店里买。只有拍卖会出现了，才彻底打破了这个格局，改变了中国古书流通的格局和渠道。但是对于这新鲜事物，人们往往不介意，不去研究。几年后才知道价值巨大。而我恰逢其时，从第一场开始就在场，所以要把它系统地记录下来。
***
Q：这么多年是不是很少有像您这样一直买下来的买家？
A：20多年来，已经有5拨大买家不见了。比如说当年有个买家，很疯狂也很张扬，每次都办81号牌，大家问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号码，他说他要像解放军一样，要打败古籍市场的所有人。但是后面听说生意失败，也就再不见人影了。就这样一拨一拨，我就看着潮起潮落，人来人去。这么多年了，我就像个“不死鸟”还在这里。
《古书之美》
韦力/安妮宝贝 著
新星出版社
2013年1月
***
Q：这些年，民间的藏书意识越来越浓，对于这些新手藏家，您觉得除了知识储备，在拍卖时应该注意什么？
A：其实与别的艺术品相比，古籍需要知识密集度最大，不读书而藏书的概率不高。所以这项事业还是读书人的爱好。就价值而言，在古代的时候，古书的价格比现在要贵。比如说地方志会记录当地的藏书家，但是你不会看到藏画家和藏诗家。无论什么艺术品，都需要典籍去印证它的价值。所以，文字的载体书籍，永远高于其它门类。
《古书之爱》
中华书局
2016年4月
***
Q：似乎在拍卖会上看不出这种优势？
A：没错。古籍在拍卖会上的表现却不是如此。张大千的一幅泼彩，齐白石的一幅虫草，那价钱比古书高多了。因为今天文化的断层，使得大家普遍以炫耀作为人生价值的体现。而古籍不利于炫耀，因为必须对方也要有一样的审美情趣和知识储备。我说这些是为了告诉你，在当代，古籍远远没有达到它应有的价值。言外之意，它依然能捡漏。
***
Q：但即使就是漏，你也得拿钱堆出来。那是不是钱少就不能藏书？
A：其实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玩法。不能说我一藏书，就要收藏宋元时期的。爱书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没有等级之分。我藏宋元的我快乐，你藏明清的不也一样快乐吗？快乐是一种自身的感受。你完全可以在自己经济能力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做出选择，设定范围，买自己心爱的书，从中得到知识，感受到愉悦，这就够了。用不着非要一步登天。我对于爱书人的建议，是在经济能力之内，选一个专题，系统地搞下去，就可以得到很多快乐。当把它搞得很完整的时候，就体现出它的价值。这样既有精神上的收获，也有金钱上的所得，何乐不为呢？
▲韦力
谈收藏
Q：历来私人藏书家有两种体系，一种比较封闭式的，一种是流通式的，比如天一阁就是封闭式的只进不出，我们知道您也是只买书不卖书，是否可以算作与天一阁这种藏书体系有相似之处？
A：天一阁是个异类，当年的藏书品位极低。范钦（天一阁第一代主人）当年收藏的都是当代印刷品，真正能称之为书的少之又少，大部分都是印刷垃圾。范钦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把天一阁用七把钥匙分管于七房，必须七房同时拿钥匙开门才能看书。恰恰因为天一阁不能让人阅读阁中书，所以才保存得好，流传至今。但它却是一种封闭的状态。
但我的“封闭”和天一阁有所不同。我这些年一直在陆续出版一些孤本，为什么呢？就是想让研究者使用，这本书归我，但内容属于读者，我拥有这件文物的物件，可是我不能禁锢这文物中内容的传播。所以近些年来我出版了一系列的书介绍这些孤本中的思想，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接触到作者的思想。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也需要利用这些技术。
▲天一阁藏书楼
***
Q：您这些古书的储存是按照什么方式分类收藏？
A：从近几十年的藏书史来看，大部分的藏书家都按照专题收藏的范式分类。专题收藏的好处是便于研究。所以很多学者型的藏书家，比说朱希祖研究南明史，郑振铎收集大量与苏联文学相关的文集。傅惜华专门研究小说史，就收藏了大量的小说、戏曲等方面的藏书。
可是中国传统的藏书史以整体性为依据。既有为了保护典籍，也有为了治学这是两个不同的思路。但以我的观点来看，有功利目的绝不是真爱。真正的爱书之人是为保护好书，让书能够流传下去，不在乎此书好不好用。我藏书是为了能把书很好的保留下去。我的藏书既有内在的体系性，又有其专题性。
《芷兰斋书跋续集》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年8月
《芷兰斋书跋初集》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年5月
***
Q：您一直把稿抄校本作为收藏的正统，近几年才开始收集一些其它种类？
A：中国古代有个校勘学派叫虞山学派，主要搞古书的刊本校勘，因此产生了大量的藏书。由于中国语言系统的特性是以元音发音为主的语系，很多字同音不同义，在传递的过程中会出现谬误。因此，中国古书中以讹传讹的不少，于是就有了校勘学，将许多古书抄本进行校勘。
校勘学催生了许多的藏书，校勘学也留下了许多的藏本。版本越多，你才能判断出哪个字才是真正正确的。样本越多，比照的也就越精确。只有更加接近正确，才能正确理解古人的思想。因为校勘学产生了许多的版本需求，因此校勘学的产生而出现了许多的批校本。批校本是中国藏书中重要的一个品种。这就是为什么抄校本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专题。
中信《书楼觅踪》韦力寻访 王懿荣·天壤阁
Q：您有没有对比过以您的藏书水准和数量，相当于古代藏书家的哪个段位？
A：我的藏书质量和数量综合起来，可以达到清代中期，乾嘉时代大藏书家的水准吧。但是不谦虚地说，我达到这个水准，比当年那些大藏书家都难，原因是我所处的时代和他们不同了。
***
Q：具体说说有何不同？
A：首先，从1949年之后，我们变成了公有制社会，大部分的私人藏书汇进了公共图书馆，不能拿出来参与市场流通。市场上可以流通的这些善本，比古时少之又少。我今天能达到这种规模，比古时藏书家下的力气要多得多。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所有的书都是流动的，大部分的善本都是私人的，通过私人的交换和买卖进行交流。
但是，有赖通讯和交通的发达，我比古时的藏书家得到书的信息要便利很多。比如说，古人在广州发现了一本好书，他写信告知北京的友人，而告知信要在路上行走好些时日才能到达北京，等那个友人知道这个信息后，也无法知道这部书是不是真的具有价值，到广州亲自去考察又需要花费几个月的路途时间。因为当时没有照相技术和网络科技，而我呢，接到电话，坐上飞机，就可以跑来一探究竟。这是我比古人便利得多的地方。但是天下事总会有利有弊，我比他们便利的同时，选择余地就比他们少了许多。这就是客观的比较，我比古人有便利的地方，也有艰难之处。
《书魂寻踪：寻访藏书家之墓》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年7月
***
Q：您是否有心仪的藏书家？
A：有一个人我比较崇拜，那就是黄丕烈。在他之前的藏书家都是校勘家，这是站在学术的角度看。黄丕烈不同，他把古人的校勘学发展成了书跋。他的这些书跋主要记录了他当时的得书经过，得书心情以及得书的花费等等。有些人认为他写的这些书跋毫无价值和意义，但是后世却对他极其的喜爱。现在黄丕烈写的这些跋语按照国家定级标准来看，一律都属于一级文物。他所写的书跋被后人称为“黄跋”，是中国古书界的四大名品之一。就是他写的这些看似无用的文字，在今日具有非凡的价值。
黄丕烈是第一个把生活、把文人写入书跋之中，而不是一种冷静的学术研究。他开创了一个题材，把一个死板的研究文本变成了可读性强的人文文章。以前的学者认为这是闲笔，这就是学者与文人之间的不同，也是黄丕烈的独具个性之处，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有意思的文本。而我的写作，也借鉴了他很多。
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画像
Q：藏书这么多年，您有什么心得体会呢？
A：其实从藏书来说，人性使然，得不到的总想得到，没有得到的总是好的。而所有印象深刻的，也总是没得到的。人人都津津乐道于捡漏。捡漏是意外所得，意外所得都来自于自身广博的读书。捡漏就意味着你得有充分的准备，在机会来的时候，能够快速识别并拿下，这种获得就刻苦铭心。
***
Q：能说说您有哪些意外的捡漏吗？
A：举个例子，许多藏书家都喜好收藏《二十四史》，1920年，柯劭忞写了《新元史》，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将其称为“第二十五史”，但是《新元史》的手稿谁也没见过。
有一次我阴差阳错，在北京遛地摊。说起来我向来不遛地摊，因为觉得地摊一般都不会有太好的书，那天也是心血来潮，看见一个摆地摊卖书的，注意到两大捆脏兮兮的书，我无意翻阅，发现内容是《新元史》的内容，再核对笔迹，正是柯劭忞的笔迹。于是，确认《新元史》的手稿。我就很激动，问卖主多少钱，卖主伸出来两个指头，我问“两万？”卖主摇头；我又问“两千”？卖主说“两百”。我高兴坏了，当即买下拉回家了。
这么重要的手稿我就花了200元就轻易得到了。这人生际遇得益于我之前所做的准备。首先是我认得宝，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才能“轻易”得到。
▲芷兰斋
***
Q：现在很多人搞主题收藏，比如印谱等，有什么诀窍呢？
A：古代印谱一直是中国古书收藏的一个门类，印谱的数量比印书少得多。古书一般情况下刷印是三五百套，而印谱只有二十套左右。站在物以稀为贵的角度来谈，它显然要比同代的书要贵。这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的。
一般收藏都是原钤印谱，要一个印一个印打上去的。而我们市面见到的印谱，大部分是印刷物，这个没有特别大的收藏价值。一句话概括，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就是你要藏别人没有的东西，如果别人有的，你的要比别人的好，或者比别人的有特色，这是收藏的基本理念。
***
Q：您在收藏时是否发现不同地域的不同收藏风格？
A：北方藏书和江南藏书最大的不同是北方注重皇家刻书。中国皇帝是家天下，因此刻书会用最好的纸，最好的工匠，最好的装帧、最好的印刷技术。皇家刻书代表每个朝代最高的印刷水准。从印刷史的角度来谈，它的确达到了每个时代的极致。书都是纸制品，每个时代的装帧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北方藏书家注重皇家刻本和装帧艺术。而南方藏书更注重校勘的作用。
中信《书楼觅踪》韦力寻访 梁启超·饮冰室
***
Q：在您看来，广东地区的藏书情况是怎样的？
A：清代出现了重要的文人和藏书家，尤其在清代中期以后，满清政府开始搞通商口岸，广州是当年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聚集了很多洋人和大商人，比如说像伍崇曜，是广州十三大家之一，在广州建起了当年比较重要的藏书楼，叫海山仙馆。再晚一些有东莞的莫泊骥，西医出身，当时与军阀关系甚好，敛了很多钱，建了很大的藏书楼，叫五十万卷楼。后来因为战争的原因，他的藏书一部分毁于战火，一部分收录在广州图书馆。
清代之后，广州出现了很多的藏书家。主要是因为有钱。毋庸讳言，藏书是很费钱的事，如果没有钱很难收集完整的一套藏书。有一个让我疑惑的是，广东和福建很近，福建从清代以来就是全国的刊刻重地，被称之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同时又离广东这么近，为什么没有把这些书运到广东？迄今我也没弄明白其中缘由。
编辑 | 罗婉
亲可能，还会对以下内容感兴趣
点击获取往期精彩访谈
点击图片阅读 | 李敬泽： 我们都是历史回声的产物
点击图片阅读 | 文人本色郑培凯
点击图片阅读 | 他描绘了当代中国诗人的群像，勾勒出当代汉诗的轮廓
深港是起点 书评是风帆
这里是《深港书评》
如需合作或转载，请联系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