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小隐聊中隐，却恐他乡胜故乡｜记余英时

┃微斯人，吾誰與歸

余英时
知人论世

© 李怀宇／文

一．未成小隐聊中隐

　　如果人间真有世外桃源，对我而言，梦里桃源便是普林斯顿。 
　　2007年秋天，当我准备美国之行时，设想的第一访问对象是余英时先生。中秋节下午，我给余先生家发了一份传真，心中不免忐忑，怕被拒之门外。中秋之夜，我给余先生家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余师母陈淑平女士，从声音里可以感觉是一位大家闺秀。我大喜过望：余先生愿意见我。赴美之行恍如梦境。2007年11月5日，我到美国的第二天，从纽约坐火车到普林斯顿，余师母早在车站等候。 
　　余先生在普林斯顿的生活近乎隐居。余家是树林里一幢独立的房子，屋前一个小鱼池，屋后一片小竹林，后来我多次陪余先生喂鱼散步，颇有“悠然见南山”之趣。大书房上挂郑板桥的书法“小书斋”。客厅中的字画多是余先生的师友所赠，印象中有钱穆、俞平伯、张充和的作品。胡适的字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余先生“集坡公诗句放翁词句”而请他岳父陈雪屏先生写的对联是：“未成小隐聊中隐，却恐他乡胜故乡。”我觉得此联颇见余先生晚年心境。 
　　冥冥之中有缘，我在普林斯顿盘桓了多日，与余先生畅谈了五天三夜。如今回想，我的访问生涯中从未有此奇缘。 
　　在普林斯顿的日子，我受到余师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每天从旅馆到余家都由余师母开车接送。第一天晚上，因为时差的缘故，我失眠了，天刚一亮，我匆匆吃过早餐，便到普林斯顿大学里闲逛。雨后空气格外清新，校园之美，令我心醉。我在漫步中不免浮想联翩，爱因斯坦在高等研究院的深思，胡适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微笑，彷佛就在眼前。多少年来，我对普林斯顿心向往之，无非是因为已故二公与当代余英时。 
　　那天早上在余师母的车子里，闲聊得知我喜欢二公。有一天中午，余先生夫妇专门带我到爱因斯坦常去的校园餐厅吃饭，饭后兜到爱因斯坦的故居门前，如今的屋主刚拿了诺贝尔奖。余先生没有见过胡适，余师母的父亲陈雪屏与胡适是至交，她告诉我：“我们家常常我开门。胡先生就常常会问我：你现在几年级，家里有什么功课？他把我们小孩子也看成人。”后来从余先生夫妇的待人接物中，我恍然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小孩子。 
　　别后，我时常打电话到普林斯顿，人间趣事，心中烦恼，事无巨细，余先生夫妇总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读了余先生的著作或是和余先生通过电话，我会冥思时空的奇妙，古人今人，天涯咫尺，竟在神游与笑谈中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隔阂，这也许便是历史研究的魅力。

二．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

　　研究知识人的历史世界，家学与师承不可不考，天赋与勤奋自然重要，胸襟与见识尤为可贵。 
　　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对欧洲史、美国史兴趣更大，1926年至1928年赴美国考尔格大学和哈佛大学读美国史。1929年余协中继蒋廷黻出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1930年，余英时在天津出生，母亲张韵清女士因为难产去世。余协中伤心欲绝，举家离开天津。余英时童年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抗战爆发后，余英时回到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官庄乡。 
　　王元化先生《一九九一年回忆录》中说，在夏威夷开会时他谈到中国的农民意识问题，引起了余英时的批评。余英时说抗战初在农村住过，所见到的农民都是很质朴老实的，王元化则以1939年初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亲身经历为例申辩。这段回忆录引起了我的兴趣，因此当面向余英时问起。余先生说：“佃户跟地主的冲突到处都发生，但是那个冲突是不是提高到所谓‘阶级斗争’呢？个人所见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户欺负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儿寡妇，那是没有办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强的退休官员，有势力，欺负佃户也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论。王元化的这个回忆录我看过，但我们后来也没有拿这些问题去争辩了。我常常说，中国这么大一个社会，比整个欧洲还大，不可能每个地区都是一样的。”乡下生活使余英时对传统文化有参与的体验，后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中国调查，在他看来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并没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经验，只停留于数位上。 
　　1943年前后，桂系有一个营的军队驻扎在潜山官庄，营长杜进庭大概做了不少贪赃枉法、欺压乡间百姓之事，弄得民怨沸腾。余英时才十三岁左右，并未见过杜营长，但听乡中长辈说得太多了，而且每一件事都十分具体，所以心中颇为愤怒。不知怎样异想天开，竟写了一个很长的状子，向政府控诉杜营长的种种罪行。这篇状子写完了，余英时便留在书桌上，后来自己也忘记有这样一回事了。无巧不成书，余英时去了一趟舒城县，有好几天不在家，恰好杜营长的一个勤务兵到余家询问什么事，被引进余英时的书房，无意中发现状子，大惊之下便把状子送给杜营长。据说杜营长读后不但愤怒而且惊恐万分，怀疑状子不是一个小孩子写的，必是官庄乡绅合谋控告他，要致他于死地。杜营长抓不到余英时，便召集乡中有地位有头面的人，当面追究，这些乡绅本不知情，自然矢口否认，都说不过是一个淘气孩子的游戏之作。当晚乡绅准备了丰盛的酒席为杜营长解忧，杜大醉后失声痛哭，说这状子如是官庄乡人的阴谋，反正他活不成了，一定要大开杀戒，把余英时等相关的人全部枪毙。事隔一二日后，余英时在夜晚从舒城回到官庄，先经过乡间唯一的一条街，街上熟人见到他好像见到鬼一样，脸上带着一种恐惧的表情。其中有一二老者催余英时赶快回家，不要在街上乱跑。余英时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跑回家中才明白自己闯下大祸，使全家都吃惊受累。家人怕杜营长闻风来抓人，把余英时连夜送到一位行医的老族兄余平格家，躲一躲眼前的风险。余平格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当晚接待余英时，开口便说：“我因为你年纪小，一直把你当孩子。但你做了这件事，你已成人了。从此以后，我要另眼相待了。”余英时回忆：“这一事件在我个人生命史上构成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夜之间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进入了成人的世界。这一转变并非来自我自己，而是我周边的人强加于我的。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结束了我的童年，逼得一言一行都不敢不慎重，以免被人讥评。我可以说是被这件意外之事逼得走上了‘少年老成’的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不自然的。”这一“告状”事件还有一个尾声。时间稍久，杜营长大概已接受乡人的解释，也认为是一个顽皮孩子的戏笔。不过，他还要派一个受过较多教育的政治指导员来谈一次。这位指导员经族人安排，在一个晚上和余英时吃酒用餐，谈话中顺便考考余英时的诗文知识，最后他相信“状子”是出于余英时之手，而余英时并无真去控告杜营长的意图。临走时，指导员紧紧和余英时握手，表示愿意成为忘年交之意。 
　　余英时在乡间很少正式上学，小学、中学都是分散地上过一两个学期的学校。唯一与后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1945年至1946年，余英时在桐城县城舅舅家里住了一年。桐城人以人文自负，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传统之中。余英时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响，对旧诗文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他的二舅父张仲怡能诗，善书法，是清初张英、张廷玉的后代，在桐城是望族，与方、姚、马、左齐名，但那时也相当衰落了。由于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余英时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学得一些诗文的知识。余英时至今还记得舅父在钟馗画像上题了一首七绝：“进士平生酒一瓯，衣衫褴褛百无求。夸人最是安心处，须发鬅鬙鬼见愁。”舅父的初稿首句最后三个字原作“仕不优”，以诗稿示一位诗友，那位诗友立即指出：“仕不优”当改作“酒一瓯”。舅父大喜称谢，称他为“三字师”。“酒一瓯”自然浑成，远比“仕不优”的生硬为佳。余英时在一旁听到这改诗经过，很受启发，懂得诗句原来是要这样“推敲”的。 
　　在抗战期间，余协中在重庆考试院做参事，父子分隔两地九年，余英时在乡间根本没有碰到西方的书籍。多少年后余英时回想，父亲无形中还是产生了影响：“我对西洋史有兴趣是从父亲那儿来的。他编着一部几十万字《西洋通史》，对我很有启发。小时候看不大懂，但渐渐入门，对著作肃然起敬。因此我不光对中国史有兴趣，还对西洋史有兴趣，看看西洋史是怎么变化的，我用比较的观点来看历史，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关。” 
　　抗战胜利后，余协中受杜聿明委托到沈阳创办东北中正大学。1946年夏天，余英时从桐城重回安庆，然后到南京转北平，最后定居沈阳，期间找老师课外补习英文、数理化。1947年夏天，余英时考进了中正大学历史系。他回忆：“我选择历史为专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我的数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家所藏英文书籍也以西史为主，我虽不能阅读，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读西史的强烈愿望。我课外阅读则由梁启超、胡适的作品开始，种下了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中正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由一位青年讲师讲授，用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钱先生的学术。因此，我在这所新办的大学虽然仅仅读了三个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却大致决定了。” 
　　此后战局变幻。1947年12月，余英时随父亲从沈阳飞往北平，当时机场一共有三架飞机，余协中被安排在第一架，余英时则在第三架。当余英时正在排队登机的时刻，余协中忽然招手要他过去，因为第一架还有一个空位。于是余英时在最后一刹那坐上第一架，结果第三架失事了。 
　　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余英时在北平闲居，开始接触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潮，影响他最大的要算储安平办的《观察》以及结集而成的《观察丛书》。他回忆：“这当然是因为我的心灵深处是接受五四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人权等等。我记得1948年夏天读到胡适〈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刊在《独立时论》上），非常兴奋，因为胡适在文中强调争取自由在中国有很长的光辉历史；他指出孔子‘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说法，我也认为很有说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国既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素，经过调整之后，可以与普世价值合流，带动现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专制、不平等、压迫等等负面的东西。” 
　　在20岁以前，余英时亲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动时代，接受了并不完整的学校教育。1949年8月底到12月底，余英时成为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生，留下美好的回忆。2008年余英时为巫宁坤的《孤琴》作序，便以〈回忆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学〉为题。

三．人的记忆才是真生命

　　1950年元月初，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亲和继母。余协中原来在沈阳办中正大学时，曾决定请钱穆先生去教书，钱先生当时答应了，后来没有去成。余英时到了香港以后，余协中说：“钱穆先生现在这儿办新亚书院，我送你去念书吧。”当时新亚书院就是一个普通楼房的两层。余英时去考试时，钱穆亲自出来主持，只叫余英时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后，钱穆当场看了余英时的中文试卷，接着又看英文试卷，马上决定录取。 
　　钱穆那时候心情不好，教书也没有好多心思，常常要去台湾找经费。学生的学费都交不起，后来余英时的成绩比较好，算是免费的。老师们非常艰苦，就靠自己写稿。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去看他：“有什么事要我帮您做吗？”钱穆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余英时便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来。余英时回来的时候，钱穆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余英时犹豫不定，还是决定回北京。他说：“我也不喜欢香港的殖民地生活，虽然我已经在新亚书院念了一学期，还是觉得在燕京大学好，因为在香港我不知将来干什么。”这一年夏天，余英时坐上开往大陆的火车，过了香港不久，车到东莞石龙，停了三四个小时，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搏斗：“我是跟我父母呢，还是回北京？后来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了，弟弟还小，也没有人照顾。我想中国人多得很，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战之下，最后决定还是回香港，主要还不是政治考虑，是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战胜了革命理想。”火车到了广州，形势紧了，香港人也多了，不能随便回去，余英时就找到一个所谓“黄牛”，私下给了大概一百港币，顺利回到了香港，不复北上。 
　　从此，余英时决心在新亚书院读书。1951年冬天，钱穆去了台北。不久发生了在联合国同志会演讲而礼堂倒塌的事件，使钱穆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有一段时间在台北养伤。等到1952年6月，余英时毕业的时候，钱穆还在养伤，到秋天才回来。毕业以后，余英时反倒跟钱穆谈得多一点。“我跟钱先生谈的都是怎么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他是学与思并重，是学者也是思想家。” 
　　有时候，余英时的父母请钱穆到海滨去喝茶，常常谈一天。钱穆《师友杂忆》的那些故事，余英时从那时候就听起了，也劝他写下来。“他的记忆力非常了不得，晚年眼睛瞎了，就靠回忆，这些东西大体上去查证，都很准确，次序井然。有一次讲胡适在北大为了蒙文通的事情，跟他谈到中午，胡适要解聘蒙文通，钱先生不赞成。后来我在胡适日记里一查，确实如此。有些抗战时的事情，我查了吴宓日记，也是相当准确。他有些话很有意思：人的记忆才是他的真生命。真生命才能记得，如果忘了，就不是在生命里很重要的。” 
　　1953年，钱穆得到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在九龙太子道租了一层楼创办研究所，这是新亚研究所的前身。当时只有几个研究生，余英时也在其中。进入新亚书院以后，余英时就决定将来研究中国史。他也念有关西方的东西，当时就感觉到不能光看中国的东西，要有比较世界性的眼光，对西方的历史思想，后来包括政治思想方面像民主自由的思想都要考虑。“不过我最早很注重社会史，甚至经济史，我不信经济基础决定一切，想自己另作研究，早期的作品反映了这一点。我一方面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与历史的求知欲望，依旧希望以西方为对照，以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性所在。”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为故国文化延续了一脉香火。在钱穆逝世后，余英时将纪念钱穆的文章结集成《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以余英时的专著而言，标举历史人物大名者还有多本：《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重寻胡适历程》。这些着作的重心实则投注在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余英时在谈新亚书院精神的文章中引《新亚学规》：“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或许可以由此看出余英时治学中的一些脉络。

四．综合与分析并重

　　1955年，余英时以“无国籍之人”（a stateless person）的身分到哈佛大学当访问学人。原来哈佛燕京学社在1954年就来函，邀请新亚书院选派一名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教师赴哈佛访问。这一年新亚书院的教师中没有年轻合格者，便推荐了曾留美的老学者陈伯庄，哈佛大学认为年龄太大，不符条件。翌年又来函邀请，新亚书院遂将二十五岁的余英时以助教名义派送前往。余英时回忆：“我根本就不认为我去哈佛燕京的可能性有多少，等他们的通知来了，我才知道居然有这个机会。” 
　　在哈佛大学，余英时第一年是访问学人，以后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指导老师是杨联陞。钱穆《师友杂忆》说：“学期中，哈佛来邀去作学术演讲。晤雷少华，亲谢其对新亚研究所之协助。雷少华谓，哈佛得新亚一余英时，价值胜哈佛赠款之上多矣，何言谢。英时自去哈佛两年，转请入研究所读学位，获杨联陞指导，成绩称优，时尚在校。” 
　　在1955年之前，余英时根本就不知道杨联陞这个人。初到哈佛，几个朋友带余英时到杨联陞先生家里拜访，闲谈中感觉杨先生学问渊深。两三天以后，在费正清家中的茶会上，余英时向杨联陞问道：“您现在专门研究什么东西？”后来传为笑话。余英时回忆：“这并不是我看不起杨先生，我根本不知道他，怎么可以乱讲话：久仰久仰。后来我写东汉士族大姓与政权，有人告诉我：杨先生写过很长而且很有名的文章，日本人都注意了。我才知道，所以我的文章写完以后，请杨先生看一看，他借给我两本日本书，说日本研究的很多。他很担心我的文章内容是他已经讲过的，等他看完说：你这个跟我的不一样。虽然是闭门造车，但是跟日本人的并没有重复。他读我的稿子时，我也同时在读他的名文——〈东汉的豪族〉。他讲了东汉一代，我当然开了眼界，但我讲的是两汉之际那一小段，而且特别注意‘士族’，和一般的‘豪族’也不同。” 
　　正式成为杨联陞的学生后，余英时深感杨先生为人厚道，非常爱护年轻人。而杨先生做学问是日夜不息，非常用功。我问：“杨联陞先生得精神病是怎么回事？”余先生说：“那可能有遗传的关系。按照杨夫人的说法，他们杨家上一代有这种病。当然，美国生活很紧张，什么都得自己管，我在这儿生活如果不是我太太什么都管，我根本没有办法专心做研究。而且在美国做教授，每年必须发表文章到一个程度，如果几年没有什么成绩，那别人不说话你也心理上过意不去。杨先生受到的压力你可想而知，他一个人独立地写书评，各种各样都得写，艺术史、考古、语言、中国史、中外关系史、科学史都得评，那都得花多少工夫？所以胡适就说：你太辛苦，希望你能轻松一点。他到四十多岁的时候就精神崩溃了，以后当然恢复过来，但是反反复覆过两年又不行了。那时候要电打头脑，杨先生告诉我，这东西是五雷轰顶。我对杨先生是非常同情的。” 
　　我不免感慨杨联陞先生“千古文章未尽才”。余先生说：“也不然，杨先生的论文相当多。他到四十五、六岁之后基本上不能做大规模的研究了。当我初来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是汉学界‘第一人’。我记得他病的时候，我代他教书，用他的书房，我看见费正清给他条子：你就好好休息一年，你还是第一人，放心好了。杨先生阅读的汉学范围很广，尤其在日本方面，他如数家珍。许多大史学家、文学家对他都非常推崇，像法国的戴密微。说老实话，作品不在多少。他的许多论文都有开创性，影响很大。”我顺口道：“传说梁启超推荐陈寅恪时说：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比我著作等身更有价值。”余先生说：“人真正传下去的东西不会太多的。你想，尤其在自然科学或者数学，像1994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纳什，就是《美丽心灵》的主角，早年只有一两篇论文，才到中年就得了神经病，什么事也没做，晚年还是得到承认，得奖还是靠早年的论文。当然人文研究不太一样，需要更长时间才成熟，著作量也比较重要，不过著作等身的人，真能传世的也不过几种而已。人文著作尤其需要通过时间的测验，轰动一时之作，未必真站得住。”我说：“身后之事谁能管呢？”余先生说：“中国的文人都是难免受到‘三不朽’的影响，立功、立德、立言，其实大可不必在这上面费心思。” 
　　重寻学术历程，钱穆和杨联陞对余英时影响深远。“钱先生给我关于中国传统学问的基本指导，要我在经、史、子、集上选取最重要的原典下扎实的功夫，必须做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地步。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才能自己发挥。决不能书未读通，便抢着想表现，急于发表文章。”余先生说，“杨先生知道我已在钱先生门下受过熏陶，所以开玩笑地说我是‘带艺投师’。因此他教我另外一套治学方式，也就是现代西方学界的普遍规矩：基本材料当然是原始文献，但原始文献中有许多地方必须用现代的眼光去理解，读者才能明白，这就得考证和分析，不能不负责任地引用经典原文，便算了事。更重要的是，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上的大问题，其中都涉及无数次一级的小问题，有些是现代学人已研究过的。你必须广读相关的他人著作，英文、法文、日文等不能放过，这些是所谓第二手的数据，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你不能不知道。所以我很有运气，两位老师各教一个方面，恰好互补，综合与分析并重。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

五．中国情怀

　　余英时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为《东汉生死观》，1967年出版了英文专著《汉代贸易与扩张》，后来结集的英文著作有《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人文与理性的中国》。1973年至1975年，余英时出任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转向用中文发表学术著作。 
　　新亚书院的发展，并不全在钱穆的构思之中。历史的变幻常出人意表，钱穆从香港到台北定居，重要的缘故之一便是新亚书院后来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在余英时的学术生涯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担任新亚书院院长是他生平唯一从事行政工作的两年。1974至1975年学年，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雄才大略，请余英时担任“大学改制工作小组”主席，成员中有日后卓然成家的金耀基、陈方正。在患难之中，余、金、陈三人成为一生至交。金耀基先生谈到自己当时的处境：“1975年大学正在改制，学校里各方面有不同的理念冲突。这时候，我拿到去剑桥大学访问的通知，多么愉快啊！这样就没有这么多烦的事情。”得力帮手尚且如此，余先生有多“烦”就可想而知。陈方正先生则回忆：“他翩然回归，出掌母校新亚书院，跟着又担任中文大学副校长，真所谓英才俊发，风华正茂，不料旋即卷入大学体制改革风波，为这所崭新学府的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两年后就黯然返美，似乎是绚烂归于平淡了。其实，那才是他事业的真正开始。”此中历练，对余先生而言，既是危机，也是转机。 
　　据我从旁得知，余英时后来在多家著名学术机构邀请担任行政职务时，皆毅然谢绝。有一次，余先生向我坦露心迹：“权力对我毫无意义，我做了两年新亚书院院长，自知与性情不合，便断了搞行政的念头。那时候我才四十几岁，若把学问丢掉，处理人事，那是舍己之长，用己之短，浪费我的真生命。校长虽然有些权力，但是我不知如何使用它，不认为这是人生的价值所在。” 
　　在香港中文大学这两年，是余英时重新转向东方的开始。1976年，余英时在台湾出版了《历史与思想》，在中文学界可谓石破天惊。此后，余英时在台湾每出版一本着作，均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中年学者黄克武说：“在台湾，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经历过英雄崇拜的时代，最崇拜的是：梁启超、胡适、余英时。” 
　　余英时夫妇第一次回到东方时到日本旅行，结识了日本汉学泰斗岛田虔次，成为好朋友。岛田虔次有言：“虽与余教授的学术论点不尽相同，却不能不推崇他是当今中国最了不起的学者。”岛田虔次很早就关注余英时的著作，从《方以智晚节考》到《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都在日本学界鼎力推介翻译。而余英时在美国培养的学生河田悌一，后来成为日本关西大学校长。2007年，关西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给余英时，并请余先生在日本中国学会的年会上演讲。1927年是胡适在那儿演讲，相距正好八十年。 
　　1978年10月16日至11月17日，美国通过美中学术交流会和国家科学院两个机构，组成了一个“汉代研究代表团”到中国考察考古遗址。张光直在后面推动余英时担任团长。此行访问了北京、洛阳、西安、敦煌、兰州、长沙、昆明、成都。余英时先后会见了俞平伯、钱钟书、唐兰、唐长孺、缪钺等心仪已久的学术前辈。在成都，缪钺先生是杨联陞先生的内兄，也是钱穆先生的朋友，余英时表示要去看他。四川大学提出，今晚让缪钺到旅馆来看余英时。余英时说：“不行。第一，中国规矩是行客拜坐客。第二，他是我的前辈，如果把他搞到这里来，我就不见了。要么就让我去看他，不要就算了。”第二天，四川大学就把缪钺的家搬了。余英时去拜访缪钺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是新搬的房子。学校里的人也不参加会面，两个人就很自由地畅谈学术上的问题。缪钺1978年11月15日给杨联陞家的信中说：“因为余先生来访，川大很快的给我调整了住房，并布置楼下那一个大间作为接待室。” 
　　余英时自1950年离开中国大陆后唯一的访问虽然只有一月，却深深地勾起他的“中国情怀”。余英时的回忆文章说：“从西安到敦煌这一段火车行程尤其使我神游于千载之上，时时体念到汉唐时代的祖先怎样开拓了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国家，创造了这样一个绵延不绝的文化。我的心情不但与美国同行者完全不同，甚至和伴随我们的中国朋友也截然异趣。”从敦煌回来的路上，余先生诗情勃发：“一弯残月渡流沙，访古归来兴倍赊。留得乡音皤却鬓，不知何处是吾家。” 
　　返美后，余英时情绪低落了好几个月。多年后，余英时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而在1989年，余英时在普林斯顿竭尽全力安顿了许多中国学人。个中种种因缘，皆由文化情怀所致，他说：“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

六．文化与历史的追索

　　2009年12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了《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该书厚达960页，汇聚了华人世界众多著名学者的论文，向余英时先生致敬。在前言中，余英时的学生田浩、黄进兴、陈弱水、王汎森回忆了自己所认识的老师，其中有一句话颇有意思：“为什么这位学者的英文著作比较少，可是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所名牌大学任教数十年，而且是头一位获颁Kluge Prize的亚洲历史学家？” 
　　克鲁格奖（John W. Kluge Prize）是由克鲁格捐资，为诺贝尔奖未能涵盖的人文研究，如历史、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和批评而设立的不分语种的奖项，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2006年，余英时成为克鲁格奖的共同得主。这次得奖，在余先生看来是机缘凑合：“许多外面的东西我认为都不必去求的。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我也没有别的才能。至于将来得到什么荣誉，这是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等于不存在一样。我只要够吃饭就行了，用不着蝇营狗苟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 
　　在美国学界，余英时培养了许多英才。1962年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余英时在密西根大学任教，学生中有比他大十二岁的黄仁宇。在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多处写到余英时热心地为他推荐工作、申请研究基金。黄仁宇在中国如此畅销的史学家，竟在六十一岁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所解聘，怎不让人心痛！当时黄仁宇赋闲在家撰写新书《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经余英时告知台湾《联合报》老板王惕吾，资助黄仁宇两年的研究费用，使其生活无虞，专心写作。1991年7月4日，余先生为黄先生的《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写的序中说：“我们无论是否接受作者的史学预设或同意他对于具体事件的解释，我们都不能不对他的知识真诚和故国情深表示一种同情。” 
　　余英时在密西根大学任教四年后，1966年秋天回到哈佛大学任教，1967年春天拿到长期聘约。当年华人学界，杨联陞之后，哈佛大学最耀眼的学者当属余英时。此后，余英时自北而南，1977年受耶鲁大学礼聘为讲座教授，1987年受普林斯顿大学礼聘为全大学讲座教授，这在美东常春藤名校中可能是少有的纪录。 
　　2007年我的美国之行，闲游了余英时任教过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领略三所校园各自的美妙。而2009年我的台湾之行，访问了余英时的学生黄进兴、陈弱水、王汎森，聆听他们记忆里的先生之风。 
　　黄进兴读哈佛大学是得力于余英时的推荐。但黄进兴刚到哈佛大学那一年，余英时便转任耶鲁大学。余先生偶过波士顿时，有一晚电话召黄进兴聚谈，深夜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黄进兴听余先生一再说：“做学问说穿了就是‘敬业’两字。”从古人的“闻道”到余先生的“敬业”，黄进兴灵光一闪，似乎看到近代学术的真精神。黄进兴在哈佛大学的老师史华慈说：“你要在中国学方面打点基础，我介绍你到耶鲁去跟余英时教授好了。”于是黄进兴每隔两三个月就去余英时家住一两晚，是一辈子读书愉快的经验。他受余英时影响，一方面研究新学术，一方面弥补旧学的不足。黄进兴的博士论文题目《18世纪中国的哲学、考据学和政治：李绂和清代陆王学派》实际上是余英时给他的。黄进兴回忆：“我的博士论文写得很快，一年九个月就完成了。我当然不是天纵英明，而是有个好老师。” 
　　陈弱水亲眼看到耶鲁时代的余英时是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他无时无刻不在想问题”。在一次在课堂上念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学生拿出什么条目来，余英时就临时看，结果一面读，就发现赵翼的错误，得出正确的答案。陈弱水说：“这对我做研究有很深的启示：人文学者做研究要靠自己的心、头脑，随时都要在一个严谨、具有批判性的状态当中。”在耶鲁大学时，陈弱水担任过余英时和史景迁的助教。他回忆：“余先生某方面来说有道家性格，生活状态基本顺其自然，这是本性吧。他经常叫我从容，可是我很难做到，他是天生这种性格。别人看来很多事情他是有意做的，其实不是，他有意做的未必做到。余先生决断力很强。我们知道自己的性情，但很难按照性情做事，会受到外面的影响，不管是文化价值还是名位的欲望。他在这方面看得比较清楚，这是他能够比别人专注的原因之一。” 
　　王汎森跟余英时是同时到达普林斯顿大学的。早在高中时代，王汎森就是看余英时的文章长大的，后来他对余先生说：“如果您不是1970年代开始写大量中文，在美国是一个成功的教授。但是写了大量中文，您成为这个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重要一份子，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学者而已。”在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很鼓励学生尝试各种可能性。王汎森回忆：“余先生看西方的书很多，很及时，旧学也很厉害，所以对题目的潜势看得很恰当，知道可能性在哪里，限制在哪里，知道怎么引到有意义的方向。这不是一般老师能做到的。一般老师可能理论讲得很好，但不一定对那个领域、材料掌握得那么深。有一次讨论到一位有名的学人，他说那个教授只能教大学，但不大能教研究所，因为那个教授对材料的广度及纵深掌握不够。余先生是两者皆长，对研究生影响更大。一般大学见到老师比较难，但普林斯顿学生不多，学生要见教授，通常只要敲个门就可以了。学问很多时候就是聊出来的。”

七．人的尊严

　　我读余英时的著作，常常发现字里行间闪烁着对人的关怀。在他看来，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2002年9月22日，余英时为《士与中国文化》写新版序，表示近来极力避免“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我想尽量恢复 intellectual的‘人’的尊严，对于中国古代的‘士’更应如此。把孔、孟、老、庄一概称之为‘知识分子’似乎总不免感觉着有点别扭。但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我只能求一己的心安，却不敢奢望别人也同情我的感觉取向。”我对余先生的这个说法一见倾心，从此也改用“知识人”了。 
　　凡是与余英时深交的人，无不感受到他的古道热肠。余英时义不容辞地为友人写序，已集成《会友集》一书，而他的多部著作也由友人求序而引发而成，《重寻胡适历程》、《未尽的才情》便是如此。余英时行文与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颇为相似。当年梁启超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下笔不能自已，竟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而余英时为《朱子文集》的新标点本作序，步步深入而成《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完成这部巨著之时，余英时已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以七十有余之年，依然健笔如椽。 
　　余英时的著作几乎跨越了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初次见面时，我的脑子里还环绕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便问余先生为何不写通史？余先生说：“我自己觉得花几年时间写通史，还不如在某一个特别的领域用几年真正深入地研究，可以产生新的知识，不仅是综合已有的知识。通史必须尽量求全面，许多专门领域，自己不甚了了，也得涉及。这也是我不敢下笔的一个原因。一再考虑，我还是觉得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专题研究上，贡献较实在。只要所选专题很重要，即可由专中透出通贯的见解。譬如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写成《朱熹的历史世界》，我自觉打通了宋代政治与思想之间不少隔阂，也有助于‘通’。这是以‘专’济‘通’。”近年来，余英时把目光投注到唐代的诗人和禅宗。有一次，余先生告诉我：“历史要看变化，我研究历史始终有一个重点，不是从头到尾研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研究它干什么？我研究的是有变化的时期，要抓住每一个朝代，都是看它的变化，才能看出全部历史的贯通之处。有变化时期就多研究，没有变化时期就摆在一边。我认为研究历史是看整个结构与结构中间的变化，不是盲目地随便地抓一批就兴之所至研究一下，暗里要有整个的计画。这就是你心里想的通史的计划。”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云：“尝试论之，史者，知人论世之学也。今人于论世之义知之甚审，而于知人之义即多忽之。此时代风气使然也。然亦未有不知人而真能论世者，更未有不知其心而真能知其人者。此于治思想史为尤然。”“知人论世”的追求，贯穿了余英时所有的作品。他把理解与同情注入了历史研究，方以智、戴震、章学诚、朱熹、陈寅恪、胡适、钱穆、顾颉刚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而这些历史人物背后的时代风云与思想剧变彷佛重现。 
　　现实世界不管如何变幻，《史记‧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千百年来依然点中人性的要害。我以访问知识人为志业，常常在关键时刻见到人性的幽暗一面，心中经历一番惊涛骇浪之后，只能一笑置之。我虽然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有幸遇见真小人与伪君子，心灰意冷之时不免感慨文化界也是名利场。也许是我的有感而发，余先生对我说：“我觉得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后面还是继续犯，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便难以舍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所以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

余英时先生手迹

　　本文选自《知人论世——旅美十二家》，李怀宇 著，允晨文化，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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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斯人，吾誰與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