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谈钱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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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versation with the Wise

余英时谈钱锺书

© 采访：傅杰
© 受访：余英时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钱锺书先生驾鹤西去之际，时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的余英时先生发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回忆了他与钱先生的交往，文末写道：“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 
　　时间又过去了十年，余先生的希望还未兑现。二〇〇七年圣诞节前夕在普林斯顿绿树掩映的余府，我们有机会听余先生继续谈论钱锺书先生。这里刊布的是余先生谈话的一部分。

钱锺书

　　傅杰：在钱先生的后半生，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再有良好的生存环境了，但钱先生基本上既避开了政治恶浪，又保持着自己的人格独立，这应该算是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余英时：我想这个原因很复杂。首先他是中年代的知识人——我不叫知识分子，我叫知识人。老一辈中比较出名的，或者政治上活跃的学者很容易被注意，或者被批判，而他没有这样的问题。第二他与政治毫无牵涉，跟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帮中央图书馆编过英文杂志以外，找不出他有政治联系，所以他也不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第三他到北京以后，先在清华，后来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避风港。因为研究所可以没有学生，可以避免许多困扰。后来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委员会，在政治上比较安全，没有什么东西会骚扰到他。当然他会感受到各种风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自己的价值系统跟思想，也可以说思想系统都已经确定了，不会因为政治局面改变、新的意识形态有强烈的要求他就去适应——他基本上不大去适应的。他也不是说完全不适应，而是适应得不大看得见。比如说《宋诗选注》的序言，当然要适应当时的情况，他就引用一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他后来就在这里亲口和我说，他引的话，几乎都是常识，所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也能保护自己，也知道怎样明哲保身。这几种原因加起来，他可以继续做自己早年开始的工作。他晚年写的《管锥编》四大本，上百万言，都是他的读书笔记整理出来的，跟早年写《谈艺录》基本上是一个路数。所以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在事变中怎么样适应，而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和原则，不会做出很不好看的样子，或者像冯友兰那样一再骂自己，他都没有做过。所以他能够继续不断做学问，只要没有别的任务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笔记。

　　傅杰：写《谈艺录》的时候也就三十出头，那时他差不多就已经确立了他一生的学术风格。

　　余英时：他早年就以聪明著称，他小时候，我的老师钱穆先生看见他父亲叫他背书，他很小就在父亲督促下念了很多书，而且真正念通了。所以他真的是有他自己的看法，不会一个新的学说出现就震动，他不容易动，所以能保持到最后也是因为早年有这个深厚的根基。他到清华的时候，各种文集看得相当多，英文也看得相当多。他也通拉丁文、法文、德文。他有许多管道吸收思想，所以不会为一种学说所俘虏。因为我们普通人常常会被一种思想俘虏，并不是那个思想力量大，而是那个思想背后有更大的现实力量支持。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就靠他早年念书的结果。

　　傅杰：一直有人批评，《管锥编》也好，《谈艺录》也好，写的都是片段，没有建立自己完整的体系。

　　余英时：我知道这是通常对他的批评，我最近看到有人引过叶恭绰一个评论，说钱锺书的问题，是他满地都是散钱，没有串起来。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另外我要给他做个解释，他不大相信抽象系统，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曾说黑格尔造了个大系统，自己也不能住进去，旁边还要造个小房子给自己住，所以这个大系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认为他基本上就不是讲求系统性的人。如果我们用西方的观点，以撒亚·伯林——也是牛津大学的——讲了有两种人，一种是狐狸，样样都知道，这就是钱锺书；一种是刺猬，刺猬一定要造一个大东西，这个大东西在哲学上讲就是系统，文学上也可能称它是文学系统文学理论，这个东西钱锺书都没有兴趣。他捕捉的是一种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来很可观，就是说他是有许多散钱，没有整个串成一串；可是他有很多小小的串子，串起来的，那些还是有用的，而且是永远有用的——换句话说，就是所谓大系统往往没有几年，就被人丢掉、忘记了；你留下真货，还是有用的，所以《管锥编》还是继续有它的价值。同时他的治学方向，可以说早年受晚清遗老的影响太深，就是专门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跟人家较胜负，要超过别人。他是非常好强的人，总要知人所不知。知人所不知不能在大系统上发挥，只能在小的地方：我知道这个典故，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这句诗是某某人的，出在哪一篇。这是中国考证学派的影响。因为他父亲钱基博先生还是受老派的影响，所以他很早就跟像陈石遗那样的老一辈谈诗论艺，二十岁左右就已经迷上遗老那套训诂啊、找出处在什么地方啊这些别人不大注意的东西，他要在这个上面求胜——求胜只能在这些小的点上，大的地方讲不清楚的，你一套我一套，也没有人能够评判的。他后来走的路子是中国传统的、清朝人发展的一种笔记为主的著作，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或者更早一点的像南宋末年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他们这些笔记都是非常有原创性的。陈援庵先生说清朝人的笔记等于一瓢奶粉，你拿热水一冲，就是一杯很好的牛奶了。现代人都从《日知录》里面找一两条，然后再去发展，再去发挥，再加水分，那就变成一杯牛奶。现在的论文或者专书，往往也不过是古人笔记的一条两条。所以从这个上面看，钱锺书的遗产所具的学术价值永远是有用的。但他确实没有一个大系统——他注重小的结果，较少注重大判断，大判断他不是很在意的。他偶尔也有一些大判断，比如论中国诗与中国画有两种相反的途径，不过这样的东西不多。他主要的贡献都是笔记式的。笔记式有一个好处，就像《管锥编》，你可以说是读书笔记，而且是以书为本体为本位，他不需要有个架构。现代西方学术或者中国学术多半要求你有一个结构，你自己要提供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往往是创造性的。这个结构好，就可以把许多不同的东西放进来。但是他自己不要结构——他以书为结构，他讲《周易》就以《周易》为结构，讲《左传》就以《左传》为结构，在这里面找我可以用的地方，可以发挥的地方，不但是把它原来的意思原原本本、精益求精地讲得非常精到，同时还要牵扯到西方，跟西方的比较沟通，这是他从《谈艺录》已经开始的工作，就是所谓二西之书：一个是佛教的西方印度，所以他用佛教的、禅宗的东西很多；另一个是西方的哲学文学，各种各样的东西，跟中国拉在一起，放在一处，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不光中国有，外国也有这样的想法，也有某种表现。也可以说，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处，很少讲相异之处。相异之处就是要讲一个大的背景，大的架构，所以他可以避免这种大的判断，也可以少给人家攻击的馀地——你没法攻击他，他根本不讲那一套。他讲同不讲异，至少异讲得很少，因为相异的地方很难讲。某一个典故中国人用，西方人也用，是吧？月亮象征什么东西，这个都可能找到共同之处的。所以就是把中西贯穿起来，这个贯穿起来的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假定，这个假定就是说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你不能把它看成是绝然不同的。这本身就是有很大意义的，因为现代人往往要强调我们中国文化有什么特殊性。如果真要追究这个特殊性在哪里，你又说不出来。但是钱锺书至少用实际的成绩证明了这一点，光说这一句话很容易，但是怎样相同，钱锺书是成百上千的例子去找了。

　　傅杰：有学者还批评钱先生缺乏问题意识。

　　余英时：问题意识是西方的观念，实际上这个观念十九世纪早就有了。钱锺书不是没有问题意识，他把一个问题往往打散掉了，打散掉后往往变成许多小的问题。一般的读者接不上，因为他没有这个知识背景，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很坦白地说，有些可能是读者的程度问题，而不是钱锺书本人的问题。我认为他有问题意识，不过是他的问题表现方式，不是一个，做大块文章。因为他要讲的，一般人知道的常识问题他都不提的，那最后只能追到几个很尖端的点上去谈问题。一般人哪能个个都有他的背景，就一下子跳到尖端？所以就根本不知道他谈的是什么东西。我不认为这样的批评能够把钱锺书的价值减低，他有他的问题意识，不过你自己没有这个程度，到不了他的问题上面去，他的问题层面比你高——换句话说，在他提出并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问题。

　　傅杰：现在研究钱先生的学人渐多，甚至号为钱学。

　　本文选自《前辈写真》，傅杰／著，海豚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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