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是真名士自风流｜对话杨宪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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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译者秦传安 2020-02-27

┃听君一席话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Wise

是真名士自风流
对话杨宪益

　　北京什刹海一带如今成了老北京“胡同游”的胜地，清晨时分走在颇有几分古意的巷子里、让人暂时忘了现代生活的喧嚣。时不时有一两辆脚踏车闪到眼前招揽“胡同游”的生意，倒成了我们问路的好帮手，寻到小金丝胡同里，幽静得只能听见自己清脆的脚步声。推开杨宪益家的大门，我们走进了一个古朴的小天地。
　　这是一座翻盖了的四合院平房，家中的布置中西合璧，简单而典雅，客厅明净的落地玻璃对着满墙的绿茵，有一种说不出的悦目。王世襄的手书“从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挂于客厅中墙，对于老友这副对联，杨宪益曾写下注解：“难比圣贤，不甘寂寞；冒充名士，自作风流。”杨宪益先生斜靠在沙发上，举止儒雅地招待我们，行动时则需要家中的助手搀扶。谈起往年趣事，杨先生神情闲淡，语气和缓，风云变幻成了过眼云烟。不知何故，如今每当见到“绅士风度”一词，我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杨宪益。
　　这位集英伦风度与魏晋风骨于一身的绅士，如今身边少了那位半个多世纪患难与共的淑女。1999年初冬，戴乃迭因病去世，杨宪益赋诗缅怀：“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如今家中摆着杨宪益和戴乃迭当年那张身着唐装的著名结婚照，杨宪益的卧室则挂着郁风为戴乃迭晚年画的肖像，郁风在画上题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房子是杨宪益的小女儿为父亲安度晚年置办的，杨宪益曾赋诗记此事，其中有句云：“独身宛转随娇女，伤偶飘零似断蓬。莫道巷深难觅迹，人间何处不相逢。”我好奇地问：“您的后代有没有与外国联姻？”杨宪益笑答：“我的小女儿的丈夫是加拿大人，我的大女儿的儿子跟一个美国小姐结婚。家里像个联合国。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我们那时候比较少。”
　　2003年，杨宪益患重病后行走不便，遵从医嘱不再喝酒。这位一生“情有别钟烟与酒”的长者，只能抽香烟过过瘾了。他说，现在每天睡得很多，看看电视读读报，朋友来了聊聊天。我留意到墙角有一幅一尺见方的人物小品古画，画一打坐的老翁，题诗为：“不知老翁有何事，独坐此处等人来。”没有戴乃迭的日子，杨宪益如同画中老翁，我想。每次到北京，我都会到什刹海杨家，饮茶谈天，言不及义。

杨宪益

　　杨宪益生于天津名门，父亲留学日本，曾是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1934年，杨宪益到英国留学，1936年通过考试入读牛津大学。一年后，英国姑娘戴乃迭（Gladys）入读牛津大学。戴乃迭生于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幼时曾在北京生活，对中国有着美好而甜蜜的记忆。在牛津大学，杨宪益和戴乃迭相爱了。1940年，中国战火纷飞，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邀请他回国任教的来信，戴乃迭毅然随他辗转回到中国。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证婚人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李怀宇：我很想听听你跟戴乃迭的故事。当初在牛津大学是如何相识相爱的？

　　杨宪益：我跟戴乃迭相识很偶然，但是也有必然性。戴乃迭出生在北京，父亲在燕京大学做教授，她从小就对中国有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她还经常跟我说起小时候烤山芋的事。但是她母亲不愿意到中国来，她小时候没有学中文，五六岁以后，就回英国读书了。我跟她认识是在牛津大学，我读四年的荣誉学位，她读三年的普通学位。她愿意跟中国人来往，我们一个朋友就介绍我认识了她。当时，中国学生在牛津大学很活跃，经常学英国朋友搞一些活动，她也参加了。我是当年的中国学会主席，她做了学会秘书，我们就混熟了。那时候日本学生在牛津大学也有学生会，也很活跃，会员比中国学会还多一些。我们就努力多认识一些朋友，慢慢就把日本学生会比下去，比他们会员还多了。1937年至1939年，我们都在忙学生会的事情。1940年我毕业，戴乃迭与我订了婚，她父母也在中国传教，所以她也要到中国来。我说中国的情况很艰苦，她不在乎，非要来。

　　李怀宇：郁风写过你们的趣闻，你说戴乃迭是看到你俊美而爱上你的，戴乃迭说自己是因为爱上中国文化才爱上你，你又说这至少说明你代表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杨宪益：也不一定是这样。反正有人问她为什么喜欢杨宪益，她说是喜欢中国文化。

　　李怀宇：你太太喜欢中国文化，她的生活习惯也是中国化？

　　杨宪益：对，我们家的生活还是很中国化的，思想方面就比较西化。

　　李怀宇：听说你的丈母娘不太喜欢女儿嫁到中国？

　　杨宪益：一开始都不大同意。我母亲听说我要娶一个英国姑娘也哭了一天，哭了以后就想通了。他们觉得那个时候，中国人都很没有保障，娶一个外国人恐怕更不好办。两边都不太答应，但是两边都没有说，因为她的父亲比较开明。

　　李怀宇：有一篇文章讲，你的丈母娘对你太太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后来你们的男孩子真的出了问题。

　　杨宪益：她母亲说跟中国人结婚，小孩子以后也许要倒霉。我们的男孩读中学的时候，考北大，分数刚刚考上，同班一个干部的孩子也考上了，结果就把我儿子的名额顶了。因为那个孩子的家庭有背景，比我们家好。我儿子没有读上北大，就上了北京的一个工科大学，他一直不开心，上了大学以后就与我们不大接触了。在大学期间，很多年轻人左倾得很厉害，觉得我们太“资本主义”，所以他与我们也不大来往。到了我们被关起来以后，对我儿子开了斗争会，说他是特务的儿子。他受了些刺激，说：“我父亲也许不是杨宪益，我母亲可能跟另外的英国人生了我。”斗争完了以后，他就觉得他是英国人的孩子，不是中国人的孩子，他就总往英国大使馆跑。来回几次后，乃迭的姐姐后来就把他带到英国去待一段时间。因为在国内精神病院一年之后治不好，恐怕永远就有精神病了，就不如去英国。他去了英国后，看起来还比较好，圣诞节时，乃迭的姐姐去了外地，就他一个人在家，又发作了，把房子烧了，自己也烧死了。

　　牛津大学是杨宪益一生梦魂牵挂的地方。在那里，杨宪益找到了终身伴侣戴乃迭，也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其中有后来成为大学者的向达和钱锺书。毕业考试时，戴乃迭得了个二等荣誉学位，是获得牛津大学中文学科荣誉学位的第一人。杨宪益自称算不上苦读的学生，他的精神只能集中到自己喜欢的事物上去，毕业考试时得了个四等荣誉学位。

　　李怀宇：在牛津大学的生活是怎样的？

　　杨宪益：那时候，在牛津的学习也完全在于自己。一个星期与导师见一次面，其他时间都靠自己在图书馆看书。我不大爱学习，很多时间都是与朋友一起聊天、玩，生活很自由。

　　李怀宇：很多学者说，学问都是在聊天的时候聊出来的。

　　杨宪益：对。我们那时候上午和下午的课程都是自愿选听的，晚上没有朋友来就看书，有朋友来就不看书，很自由。结婚以后也有很多朋友一起聊天，也有很多交流。

　　李怀宇：当时在牛津大学你已经认识钱锺书先生了？

　　杨宪益：对。那时候还有一个好朋友向达，我通过向达认识钱锺书，我们三个都是很好的朋友。他跟杨绛一起去的。我那时候年纪比较轻，他们都叫我“小杨”。那时候留学生中有三个姓杨的——“大杨”、“中杨”、“小杨”，我是“小杨”。

　　李怀宇：据说钱锺书毕业回国后在西南联大和一些人关系处得不太融洽，就改到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教书，后来又去了上海，这段经历后来融到《围城》之中？

　　杨宪益：我没有接触过。钱锺书以前讲话也很随便，后来把字改成“默存”，默默地存在，性格跟在西南联大以前变化挺大。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但是我们彼此没有通信。

　　李怀宇：后来他也与外界没有太多接触，自己做自己的学问了。

　　杨宪益：解放后我们与钱锺书他们的联系多了起来。向达推荐钱锺书翻译毛主席著作，中央也想调我与他一起翻译，我当时在南京，觉得政治性文章的翻译我不内行，婉言谢绝了。后来到了北京，我们见面的机会也不多。1989年我写过两句打油诗：“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钱锺书见了，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欣赏这两句，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得不够工整，建议改为“万事足”对“一身轻”，问我如何。我看了笑一笑，也忘了给他回信了。

　　李怀宇：黄苗子写过一篇有趣的文章，说你因抗日回国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后来香港大学给你颁发了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杨宪益：在英国牛津大学，我读了四年，得了荣誉学士学位。我是得学士学位以后就回了中国，但是那个时候学士学位就相当于硕士学位。我没有读博士，因为那个时候在牛津大学读博士要八年时间。

　　李怀宇：黄苗子说，你原是个公子少爷，却醉心于无产阶级革命，这种经历很奇怪。

　　杨宪益：我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我小时候家里就有很多佣人，我跟他们关系都很好，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少爷，比他们高一等。我父亲死了以后，抗战时家里给我寄钱也越来越少。我在英国牛津学士毕业以后，美国、日本都有工作机会，我一直都没有考虑，我觉得我是中国人，本来出国读书就是为了回国以后更好地工作。

　　李怀宇：你在英国接受的思想是怎样的？

　　杨宪益：我是比较自由主义，但是也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来也看过一些马克思的著作。那个时期我也是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我就参与地下党工作。我要求入党，但是不能一个人介绍，要两个人介绍，但有一个人去了外地，所以就没入成。

　　李怀宇：你在英国自由主义惯了，回国以后会不会觉得不适应？

　　杨宪益：刚解放的时候，我也比较左，但是不像其他人左得那么厉害。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都比较接受，比较激烈的运动我大部分都不大赞成。土改我没有参加，“三反”参加了，“反右”也参加了，因为各种原因，我“三反”也没有挨斗，也没有划成“右派”。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左的。那个时期我跟冯亦代他们一起，我还是比他们左一点。我太太不参加这些，但是讲话很自由，出乱子很多，“文革”时期也不知道安的什么罪名。本来中国人就会觉得外国人特别，容易出问题。所以她母亲觉得我们结婚以后，孩子会出问题。

　　杨宪益曾自嘲：“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婚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杨宪益和戴乃迭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红楼梦》，译作达百余种。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丈夫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她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2003年，一本关于她的书出版，名为《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

　　李怀宇：从英国回来时，国内正是战火纷飞，你们的经历是怎样的？

　　杨宪益：1940年，我们经过加拿大，走海路过太平洋回到中国。日本当时已经占领了中国大部分沿海城市，我们在上海登陆，船在租界旁边停了一夜，后来辗转到了重庆。在重庆，我们遇到了“二流堂”的一些人。我母亲当时也刚从天津到后方，当时住的是罗家伦的房子。我跟戴乃迭1941年结婚，然后我们两个都在重庆中央大学教书，我们跟同事关系都很好。可是，当时学生中间有人当特务，我们追求自由，说话也不注意。她也说了一些同情共产党的话，虽然她不是共产党，可是她认为共产党有进步之处。我们订了份《新华日报》，还收藏鲁迅的著作，他们也知道了。过了一年，中央大学就把我们解聘了。第二年，我们就到了贵阳，她就怀孕，生了第一个孩子。她母亲当时在四川成都，说成都的医院比较好，所以就去了成都。第二年，我也要求调到成都教书，去了成都郊区的光华大学，也是从上海搬去的。在光华大学教了一年书，在那里收到了一些朋友的邀请，有一位朋友认识梁实秋，他当时是重庆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我们就接受了他的邀请，进入编译馆。抗日战争结束我们才离开重庆，跟着编译馆去南京。解放以后，我们在南京工作了一两年。1952年，北京有朋友邀请我们加入刚成立不久的外文出版社。那时候找外国人做外籍专家，头一批专家就找了我太太。

　　李怀宇：你们在一起翻译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杨宪益：我的翻译大部分是她打字的，她加工了。还有一些是她自己翻译的。后来她的中文也不错了，白话文可以看，一些古典的东西还是要我先翻译，她加工。一些现当代的东西，就是她自己翻译。《红楼梦》的翻译也是我们合作。有的时候是我口述，她打字，她打字比较快。中国近代小说史，三天时间，我一边口述她一边打字。这样的情况不多，大部分都是我先打字，她对着原著看，然后再校改。

　　李怀宇：在生活中你们用什么语言交流？

　　杨宪益：翻译的交流我们用英文，但是在家里说话就是用中文，日常生活与孩子说话用中文，但是我们两个单独说话用英文。

　　李怀宇：你从小就喜欢英文么？

　　杨宪益：上中学以前就对英文有接触。我父亲过去在天津是中国银行的行长，我父亲的老婆没有生一个儿子，我母亲是姨太太。三四岁的时候也许我母亲教过我一些，后来家里请了老师。我对老师很不客气，气走了好几个老师，最后一个老师跟我比较投缘。十九岁我到英国去。

　　李怀宇：在英国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把中国的古典名著翻译成外文？

　　杨宪益：原先的时候都是翻着玩，没有想翻译整部著作。后来是到了外文出版社，刘尊棋是社长，制订计划要翻译一百种古典名著和一百五十本当代文学作品，我很高兴参加。《红楼梦》翻译了好多年，刚开始我翻译到八十回，翻译后四十回时，我们就进去了（进监狱）。回来以后，我又重新翻译了一遍，年头拉得很长。就是小说人物太多了，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难的。人物名字太多，有的名字我就翻译意思，有的我只翻译读音。

　　李怀宇：你太太也看原蓍么？你如何看《红楼梦》？

　　杨宪益：她也看原著，但是应该有困难。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也不大喜欢这本书，我一次也没有看完过。后来外文局让我翻译，没有办法了。翻译的时候，我喜欢贾宝玉、王熙凤、秦可卿，薛宝钗这样的人我就不喜欢。

　　1968年4月，杨宪益和戴乃迭遭遇牢狱之灾。在此后四年中，杨宪益与戴乃迭关押在同一监狱，但是彼此很长一段时间并不知情。戴乃迭后来说，她心想杨宪益不是外国人，可能没有问题，一直以为他会留下照顾家里。而杨宪益觉得戴乃迭是个老实人，又从来不过问政治，应该不会被捕。被捕当晚，杨宪益如常与戴乃迭对饮，获释回家时发现那瓶未喝完的酒依旧在茶几上，颜色已经变黄，四年伤心酒，难以再下咽。屋子里面本来有棵仙人掌，一直没有人浇水，看上去还活着，杨宪益一碰，哗一下全变成了灰，坍塌下来。

　　李怀宇：“文革”中你们都进了监狱，这段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是什么样的？

　　杨宪益：“文革”时期，我们分开了四年。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喝酒，喝完酒她先去睡觉。到了晩上11点以后，他们就叫我上楼，我去了就发现有解放军在那里问我，要将我逮捕，也没有说理由。后来，也盘问过我一些问题，问我认识一些什么人，让我交代。可是一直也没有清楚地说我是特务，也没有说为什么逮捕我。四年以后就把我放了。过了几年，公安部又来人向我道歉，说调査结果发现，我还做了一些好事。那些材料问我要不要，我说我不要。

　　李怀宇：郁风的回忆文章说，你太太在监狱里，每天吃饭时人家给她发窝头菜汤，她都会说“谢谢你”。

　　杨宪益：在英国，“谢谢你”是常用的，在中国好像说“谢谢”很奇怪。

　　李怀宇：你太太的回忆录里说，你先被释放回家，她回来时你已经整理好了房间，她在桌子上看到一瓶白兰地，她说：“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还没有改变过去的颓废毛病。”你说：“是支部书记指示这样做的。”当天晚上你们又喝酒了？

　　杨宪益：当时同狱的“犯人”问我出去以后还喝不喝酒，我说要看给我多少钱。如果给我以前的工资，我就既喝酒又抽烟；如果给我工资少了，我也许只喝酒不抽烟。后来，差不多我们每天都喝一些酒，但是没有喝醉过。我从小就喝酒，我父亲就是洋酒也喝、国酒也喝，大人喝酒，我十多岁就开始喝一点酒。我太太以前很少喝，后来也喝一点。

　　李怀宇：现在医生不让你喝酒了，那每天抽多少烟？

　　杨宪益：一包到两包。以前搞翻译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我太太偶尔抽，不像我这么多，也不反对抽烟。我抽烟还是因为我太太，去英国以前我是不抽烟的，到了英国看到她抽烟，我请她抽烟，也就抽上了烟。

　　李怀宇：现在每天的生活怎么样？

　　杨宪益：现在也没有什么生活了，腿不好走，每天坐在这里看看电视或者看看书，朋友来了聊聊天。最近去过几次医院，去了医院以后也就不大想喝酒了。烟还抽，我抽的烟是最便宜的，据说对身体不好，不过我也活到九十岁了。

　　杨宪益和戴乃迭家的客厅，曾是朋友们欢聚的天堂，饮酒畅谈，吟诗唱和。1976年，杨宪益写了一首《狂言》：“兴来纵酒发狂言，历尽风霜锷未残。大跃进中易翘尾，桃花源里可耕田？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好乘东风策群力，匪帮余孽要全歼。”从此，这位翻译家诗情勃发，与打油诗结下了不解之缘。杨宪益与黄苗子唱和时，撰有一联：“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启功认为对得不错。后来有心的朋友将杨宪益的打油诗搜集成册，名为《银翘集》。

　　李怀宇：听说家里原来是高朋满座？

　　杨宪益：到北京以后，我们家住在外文局的宿舍里。原来是普通朋友，坐牢几年，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李怀宇：我感觉你们这帮朋友在一起，很有魏晋风骨的味道。现在很少有不同学科的人一起聊天了，以前搞电影、美术、文学、翻译的都在一起。

　　杨宪益：对，我的朋友中，向达是研究历史的，搞美术的也很多，丁聪、黄苗子、华君武、黄永玉，我都认识。现在每个人都忙自己的，朋友间的聊天就很少。以前在梁思成、林徽因的客厅就很多人，“二流堂”也很多人。我不属于他们的一分子。“二流堂”是他们在重庆搞的，我没有参加。郭沫若开玩笑起的名字。后来很多左倾分子觉得名字不好，里边的人也被划了“右派”，然后就完了。

　　李怀宇：跟你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太太如何与他们交流？

　　杨宪益：一般她说话比较少，偶尔也说一两句。大家都很喜欢她，她人很好。

　　李怀宇：你是搞翻译的，为什么写起打油诗？

　　杨宪益：我小时候，练过一些古文，所以写起打油诗没有什么困难。在英国的时候，差不多中文就没有怎么看。回国以后，我认识一些老先生，他们喜欢在一起作诗，把我拉了去，他们写，我也跟着写。

　　李怀宇：黄苗子说你的打油诗非常好。

　　杨宪益：小的时候也认识一些写诗的同学，那个时候也想写一点诗，因为觉得自己写得不好，也就没有写了。到了晚年，才开始写诗。

　　李怀宇：英文诗与中国的诗有什么不一样？

　　杨宪益：文字不一样，道理还是一样的。外国的格律诗也是差不多道理。

　　李怀宇：文学艺术到了最高境界也就殊途同归了。

　　杨宪益：写诗一般都是朋友写，我跟着一起写。我很少一个人写诗。黄苗子爱写诗，后来有朋友在香港给我出了一本诗集《银翘集》。

　　李怀宇：下一代跟你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很不一样，你们的国学功底都比较深，西方的思想也接触了不少。接下来的一代，国学的东西、西方的东西接触都少了。

　　杨宪益：现在留学的机会越来越多了，接触西方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但是国学的东西少了，不同学科的人也很少有交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