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读书人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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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的人是有福的

读书人站起来

© 许纪霖／文

许纪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每隔十年就是一个焦点的变化。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话题，焦点在于知识分子如何作为社会精英起到承担现代化的中坚作用。到了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被社会边缘化，于是焦点聚集在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知识分子的岗位在哪里。进入二十一世纪这十年来，当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日益密切、成为社会既得利益群体的时候，媒体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转为关注知识分子的腐败问题。
　　当下中国社会的腐败，不仅仅出现在官僚和商人之中，连过去的道德表率知识分子也出现了腐败，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校长贪污、大学教授抄袭、小学老师奸污女学生……这类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在传统社会之中，有两种人受到社会的高度尊重。一个是老师，另一个是医生。一个与人的灵魂有关，另一个拯救人的生命。他们之所以受到尊重，不是因为他们有钱或有权势，而是有道德清望。所谓读书人，不但有知识，而且是社会的道德表率。特别是到乱世，社会普遍有种期待，期望读书人能够出来拯救社会，拯救人心。然而近十年来，民众们非常失望地发现，原来连社会最期待的读书人在精神和道德上也垮了。不是说知识分子整体都腐败了，而是几个害群之马玷污了整个群体形象。并且他们并未得到应有的惩罚，也缺乏各种制度和良心的约束。更要命的，虽然说不上腐败，但各种不正之风和学术不端，普遍流行于知识界，成为见怪不怪的常态，成为做得说不得的潜规则。知识界风气的败坏令社会惊呼：知识分子到底怎么了？知识界风气的改善还有希望吗？

　　一．制度的深层改革是落实“教授治校”

　　要改善知识界的风气，首先是制度的改革。在腐败现象的背后，是一个制度性糜烂的问题。根源在于制度改革的严重滞后。以大学为例，虽然为了解决学术腐败问题，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大学都出台了很多惩罚性的措施，不能说没有党纪国法，然而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惩罚性措施并不能有效地遏制学术腐败，腐败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中国人过去讲“人治”，讲道德表率，期望有道德的精英出来担任领袖，从而移风易俗、改变社会；现在从“人治”走向“法制”，将希望更多地寄托于“法的秩序”。但这个“法的秩序”并不是“法治”（of law），而是“法制”（by law）。“法治”中的法不是人定的法，而是自然法，它与人的内在良知相通。而“法制”中的法，按照中国古代法家的传统，主要是惩罚性的“刑”，与自然法和人的内在良知无关，体现的只是国家的权力意志。在今天的中国，法不可谓不多也，大大小小事情的都要立法，而且大量的不是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立的法律，而是管理部门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但立法之后形同虚设，不能内化为公民的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为什么？乃是这些法只是外在的惩治手段，既缺乏相应的法律文化，也没有有效的落实机制，相反地，在各种利益机制的驱使下，法是否执行，取决于利益博弈的结果。社会普遍的“法不治众”，如果要“治”的话，或者是有法律之外的政治考量，或者是恰巧要抓一个典型，或者是人际关系没有搞好。而大量的腐败被各种相关利益群体庇护下来。2010年媒体曾披露西安某名牌大学六个老教授联名举报一个长江学者申报国家和地方科技奖造假，告了两年没有定论，学校怕丢丑一再庇护造假者，对举报者说“这些情况现在很普遍，不必大惊小怪”！由此可见，仅仅靠惩罚性的“刑”法无法根治制度性的腐败，需要解决制度深层的一些问题。
　　什么是制度深层的问题？这几年温家宝总理非常关心教育改革，提出了一些很有想法的指导性意见。其中非常核心的一条是大学要“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学”。这个意见不是温总理的独创，而是中外教育的普遍规律和历史传统。西方的不说了，就中国教育传统而言，中国古代的学术性教育机构不是科举，而是民间的书院，宋明的书院不是官僚说了算，也没有国家来管理他们，而是书院的掌门人像朱熹、王阳明这些大儒们掌握大权。现在大家公认，近代教育最辉煌的年代是民国，从1911年到1949年，几乎战乱没有中断过，乱世之中，国家和私人对教育的投入和资助是很少的，与今天没法比，但是那个年代出了多少世界级科学家、多少学术大师。以西南联大这个或许是世界上最短命的著名大学为例，短短七年的历史，就培养出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170多个两院院士和无数个学术大师。而西南联大所处的抗战年代，其环境、条件之艰苦，一点不亚于今天要救济的希望小学。在茅屋里面上课，在煤油灯下看书，每天有敌机的轰炸，竟然出了世界一流的人才。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性原因就是西南联大秉承了清华、北大、南开的“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学”的传统。
　　所谓“教授治校”，意思是说，大学不是一个行政机构，也不是一个文化产业，它是原本意义上的大学，是培养博雅之士和各种社会精英的学术领地。因此大学中的真正主人不是官僚，而是教授。2010年的两会对《教育发展纲要》草案中的大学“去行政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重点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非常敏感，以为去行政化，就是大学从此不再有行政级别，自己的副部级或正厅的级别就没有了。他们非常着急，提出假如去行政化的话，大学以后出去没法与外界打交道了。的确，中国虽然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但国家的企事业单位依然是等级森严的行政官僚管理制度。级别越高，权力越大，你在体制内从事利益博弈的资本就越雄厚。不要说大学，连国企，都分级别，去年金融危机以来，大家都惊呼“国进民退”、“国企凶猛”，那些正部级、副部级的央企，拿着纳税人的钱，一掷亿金，频频成为帝王。这背后所呈现的，与其说是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如说是行政级别所拥有的特权，包括政策特权和银行贷款的特权。大学也是如此，分985大学、211大学、普通大学……三六九等。即使在39所985大学内部，也有三个等级，所谓的2+7+30，也有副部级和正厅级之分。“去行政化”问题的核心不是去掉大学的级别，而是真正贯彻“教授治校”。
　　贺卫方提出，大学应该是学者的共和国。大学的主体是教授，而不是行政官僚。清华大学从留美预备学堂改为国立大学后，清华的教授和学生曾经“三赶校长”，即三次将上面派来的校长赶走，直到梅贻琦先生担任校长之后局面才稳定下来。梅先生虽然学术地位不高，但是他极开明，像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蔡元培、蒋梦麟一样，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清华当时的决策机构是由全体教授组成的教授会，还有一个常设机构的评议会，由教授中的精英组成，经常开会议决学校的重大事务。校长的权力较之今天既大又不大。所谓大，他可以独立决定教授人选。陈寅恪先生虽然游学欧美，却不屑一张大学文凭，也没有学术专著，之所以能够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乃是梁启超先生的一句话“他的一篇文章就抵得过我梁某人著作等身”，校长便从善如流，破格聘用了。在此之前，蔡元培聘什么文凭也没有的梁漱溟担任北大教授，也是看中了梁漱溟研究印度哲学的一篇文章。所以后来流行一个趣谈：梁漱溟考北大不取，索性去北大当教授了！校长虽然权力很大，却不能滥用。假如胡作非为，滥用私人，教授会马上可以将校长罢免掉，驱赶出校。中国的大学教授最好的年代，是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即1927～1937这黄金十年。他们不仅是精神贵族，也是物质贵族，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军阀官僚，看到知识分子，都毕恭毕敬，优礼有加。教授们在学术和道德上也很自律，几乎没有什么丑闻。
　　大学的“去行政化”，最重要的便是接上民国大学的好传统，真正在制度上落实“教授治校”，让学者在大学这个“共和国”里面当家做主，实现自治。而大学校长，只是这个自治性团体中应聘的大管家，是一个CEO，CEO背后有教授会监督，还有各界社会人士组成的董事会。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一度考虑以政治改革为突破口推进改革，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作为教育部的试点，一度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为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全国率先成立校务委员会，虽然校务委员会主任是党委书记，但副主任和核心成员大部分是教授。虽然今天各大学都有了校务委员会，但基本形同虚设。国家的高教法规定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大学去行政化之后，虽然党的领导还存在，但应该通过校务委员会或学校董事会实现对校长的监督，而不是直接的指挥。
　　中国历来真正成功的改革都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在中央的政策默许之下，从基层试点，从地方开始，从边缘突破，随后取得成功，全国推广。摸着石头过河，自下而上地改革，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基本的成功经验，被认为是“北京共识”的一部分。而由中央发一个红头文件，一刀切的改革，通常会流于失败，因为中国太大，国情太复杂，地区的差异、不同大学的差异非同一般。大学的制度性改革最重要的乃是教育部放权，容许有若干所比较有传统、风气比较正的大学根据本校和本地的情况，实验各种形式的去行政化改革。2009年3月，原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在深圳创建南方科技大学，进行教授治校的改革，我对之的期待要超过国家教育发展纲要。假如能够容许更多的大学跟进，出现若干所大学改革的特区，那么知识分子的制度环境，将会有一个质的改变。

　　二．改革的悖论：民意不放心知识精英

　　增加大学的自主性，实现教授治校，大学的改革阻力不仅来自行政管理部门，而且也来自民意。这几年上海北京几所重点高校试行大学自主招生，取消统一的标准考试，由教授组成招聘委员会通过面试决定招谁。这一改革假如在全国普遍推广，恐怕大部分考生和家长都不赞成、不放心。为什么不放心？因为知识分子的专业信用和道德声誉在今天已经破产了。人们普遍担心他们会像商人和官员一样在运用自己权力的时候上下其手，谋取私利。在中国，虽然社会上下，从学生、老师、家长，到校长、教育部官员，人人对高考这个最大的应试教育指挥棒不满意，达到了空前的社会共识，应试教育却还在逐年强化，乃是因为管理部门和社会舆论担心，假如取消了刚性的分数标准，而在录取中添加了人为因素的话，最后会使得拉关系成风，无权无势的贫家子弟，会成为一场学术自主名义下招生的牺牲品。今天的大学自主性改革，管理部门的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考量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来自底层的民意。管理部门之所以权力越收越紧，它背后是有民意基础的，可以说是官僚阶层与民意联合夹攻精英。今天的民意有一种强烈的反精英的民粹倾向，认为精英都腐败了，唯一的指望是通过国家权力的强化来制约腐败的知识精英。现在连部分考研也应试化，医学、计算机、法律、历史学、心理学等多门专业的硕士生考试都实行全国统考，而且题目都是有标准答案的刚性的客观题。这个统考杀伤力很大，不仅基础教育，连大学教育都有应试化的趋势，许多考生四年大学期间，什么书都不看，只知道背教科书。之所以要统一命题考试，据说是有些大学的有些专业，借考研辅导为名泄漏考题，从中牟利，还有个别不良导师借机骗财骗色，使得舆论不满，民怨沸腾，教育部以顺从民意的名义，将这个权力收归中央。
　　不仅招收考生，而且连大学的学术研究，如今也纳入了行政化的统一管理。近十年来，各个大学以规范管理为名的改革，不是往“教授治校”的方向发展，而是大倒退，教授们连教学与科研的自主性都在各种改革之中慢慢流失。每门课程要有教学大纲，一定要用PPT教学；期末考试要有AB卷，要事先给出标准答案，考卷上见红（即批语）要多少；教师凭职称一定要拿国家或省部级课题，要在核心期刊上发多少篇论文等等。这些数量化的管理通通来自行政的指挥棒，今天的大学教授不要说管理学校，连自己的学术都管不住，整天围绕行政管理部门颁布的各种量化指标团团转，外行领导内行，最后学术的内在标准丧失殆尽，只剩下一个外在的知识生产的GDP标准。学生不能乐学，老师不能乐教，学者不能在研究中得到快乐，最后统统异化为一个谋生的手段。国外有评论尖刻地讽刺说，世界上有两种科学家：一种叫科学家，另一种叫中国科学家。科学家的旨趣在于求知或者将科研成果转换为生产力。而中国科学家，既没有兴趣求知，也没有动力将研究成果开发为产品，他们仅仅是为发表而发表。有了这些SCI、CSCI杂志的量化成果，就可以顺利地向国家要资源、换取职称和各种功名。在片面追求学术GDP的行政指挥棒导引下，今天中国的SCI杂志发表总量已经名列世界第五，但单篇引用率却极低，还不及北欧几个小国。我们以大量的人海战术制造了虚假的学术繁荣。但从单个成果上看，不要说诺贝尔奖，连世界一流成果都何其遥远。在这种以行政为中心的制度下面，败坏的不仅是学术，更是人心，是知识分子的学术兴趣和专业良知。

　　三．第三种监督：重建知识分子的内部行规

　　一方面是大学急迫需要“教授治校”的自主性改革，另一方面又是知识分子的信用破产，无法自律，如何破解这一改革的悖论呢？在我看来，不能因噎废食。就像学习游泳一样，一个人老是在岸边比画，不跳下水的话，就永远学不会游泳。民主的实验与游泳一样，只有在一个民主化的制度环境中展开，才能最后学会民主。一个坏的制度，会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激发出来，最后劣币驱逐良币，好人、守规矩的人无法立足，而投机取巧的人获得最大利益。而好的制度，会激发起人性中正直的一面，为什么今天的大学教授普遍缺乏自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只有义务，缺乏权利，因此他也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普遍的不负责任与普遍的权利匮乏是联系在一起的，“教授治校”的改革，最重要的乃是将权利与责任同时给知识分子。在赋予知识分子权利的同时，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监督是否真正用好了这个权利，是否承担起专业和公共的责任。这个监督机制包括行政和舆论两方面。这两种监督，大家已经谈得很多，我想着重分析第三个监督机制，即如何重建自我监督机制：知识分子内部的行规。
　　传统中国士大夫虽然有不少腐儒、庸儒，但与今天相比，总体还是比较清廉的。土大夫作为社会的特权阶层，老百姓对其基本没有制约，皇权对他们的制约也是有限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制约来自读书人自身，即士林内部的“清议”。“清议”相当于今天的公共舆论，但古代没有公共传媒，所以这个“清议”基本是在士大夫内部流传。“清议”首先有明确的是非标准，这个标准来自读书人共同信仰的儒家学说。其次“清议”的各种善恶是非评价不是来自皇帝和官僚，而是自己的同行，是知识分子内部的相互评价。清议这个东西很厉害，一个知识分子是否得到普遍的尊重，是否德高望重，能不能被重用和提拔，重要的是过“清议”这一关。只有那些道德上纯正，又有学问或能力的人，才能成为士林领袖，并在官僚阶层当中获得提拔。一旦做错什么，便在土林中声名狼藉，差不多一辈子就完了。在大部分的朝代之中，士林的风气还是正的，虽然有伪君子，但真小人是吃不开的，因为有普遍的价值标准，你可以私下“潜规则”，可以不遵守，但你不得不承认这个标准的存在。
　　今天中国知识阶层内部的问题在于，这套区分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没有了，即使有的话，也缺乏内在的约束力。到处是为所欲为的真小人，连伪君子都吃不开了。伪君子与真小人当然都可怕，但谁来当道还是有质的差别。伪君子当道的共同体，至少大家还知道许多事做得说不得，公共的是非标准还是存在。而一个真小人当道的社会，是彻底的价值虚无主义，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一切以功利、实用为标准。只要是能够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就可以做，而且还可以理直气壮。
　　在1949年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内部是有行规的，解放之后被思想改造、政治运动摧残殆尽，改革开放之后在八十年代一度有恢复的可能，到九十年代又很快淹没在世俗化的功利之中。到二十一世纪初，知识界的风气彻底变坏。风气这个东西，有时候比制度还重要。制度一夜之间可以改变，但制度要能够落实为现实，需要软环境的配合，这就是风气。而风气的改变，无法雷厉风行，它与人的内在价值有关，与公共文化有关，起码需要两代人才能扭转。
　　今天有许多知识分子即使想洁身自好，也非常挣扎，因为风气变了，坚持原则被视为迂腐，被看做是不识时务的庸人。在中国，在几种情况下“说不”很难。一种是对权势说不，另一种是对人情说不。过去风气尚存，很多良知认为不该做的，都比较自律，不会强人所难。当风气变得当真小人比做伪君子都坦然、光荣的时候，便不再有原则，不再有善恶，唯有功利。知识分子普遍地变得很乡愿，只问人情，不问是非。不是说知识分子内心不再有是非标准，而是这些伦理价值都变得相对化、工具化，看放在什么环境下灵活引用。本来读书人斯文在身，要守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如今斯文扫地，该守的在权力、金钱与人情面前，都守不住了。不是个别人守不住，而是整体的守不住，贪污、抄袭和奸污女学生是少数害群之马，比这更严重的，是知识分子整体的风气堕落，不再讲操守，不再有耻辱感，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名利场和人情圈里面沉浮挣扎。
　　在风气蜕变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共同体不仅不能实现自我监督，反而有助长个人堕落的负面效应。劣币驱逐良币，投机者打败老实人，岂非司空见惯的常态！在国外，一个教授如果抄袭，代价太大了。一旦被揭露，就要被所在大学除名，这还不算，他还面临着被整个行业除名、永不叙用的下场。付出的代价太高，所以一般人不会冒这样的风险。在发达国家，一个人最珍惜的稀缺资本不是权力，也不是金钱，而是自己的名誉。名誉事关个人在社会上的信用。一旦你在信用上出了问题，就寸步难行。以提出“历史已经终结”出名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作过一个关于信用的研究，发现在世界各主要国家之中，中国的信用是最低的。的确，信用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不被重视的资源，到处乱用。人际交往、生意场上，随便拍胸脯，下承诺，到处是“忽悠”文化、“捣糨糊”文化。这使得人与人之间普遍地缺乏信任，交易成本过高。而在国外，个人的信用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一个大学教授不会轻易写推荐信，哪怕是亲戚朋友要你推荐人，只要不直接认识，通常也会谢绝，因为不能滥用自己的信用，一旦出了问题，便会失信于天下，变成一个信用崩溃的人。
　　共同体对个人的制约，消极一面来自严格的行规，积极一面则来自集体的荣誉感。传统社会里，集体荣誉感来自家族。士大夫所要维护的，不是个人的荣誉，而是整个家族的尊严。一个书香门第世家如果出了个败类，这叫“伤风败俗”，“败”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家族和地方的荣誉。因此家族和地方的共同体对个人的约束力非常大。这种民间自发的约束力大大超过刑法的约束力。法的约束力很遥远。天网恢恢，疏而有漏。但民间的共同体约束力无所不在。到了现代社会，集体的荣誉感不再来自家族，也不是地方，更多的是你所在的学术共同体。一个是你出身的母校。大学毕业刚刚踏上社会，社会对你的接纳度很大程度来自你出身的学校，什么学校出身，是一个重要的信用担保，它给你带来荣誉，同时也给你带来责任，给你约束力：不能丢母校的脸。其次你所属的共同体，从任职的学校，到所属的行业学会以及学术共同体，既然你是其中的一个成员，都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你都负有一份道德的担当。
　　今天中国的反学术腐败，在我看来过于强调党纪国法，而忽视了这种来自知识分子共同体内部的自我约束。过于依赖法律而缺乏在共同体内部自我解决的传统和机制，会形成知识分子对国家的依附性关系，大小事情动辄找行政，上法院，诉诸舆论，而知识分子共同体在哪里？有何权威的制约力？在国外，一旦发生了学术性腐败，无论是性质的认定，还是最初的惩罚，都来自学者共同体内部，很少绕过行业自身的权威，直接诉诸法律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治，这就是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学术自主性。无论是消极的反学术腐败，还是积极的重建好风气，我们不能将全部希望押宝在法律的健全、行政的管理和舆论的监督上，而是要将重心转移到知识分子内部的行规建设，重建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内在权威上。

　　四．斯文扫地在于读书人自己看不起自己

　　在世俗社会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愈来愈平庸化了，大学变成一个俗人待的地方。虽然读书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要面对很多世俗的问题，要解决“蜗居”的问题，也想生活得好一点，但是读书人又不是一般的人。钱是有价值的，当然重要，如果谁说钱不重要，不是虚伪，就是实在太有钱了。然而对知识分子而言，钱只是一个工具性价值，而非内在性价值。钱能够让自己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但知识分子的尊严不是体现为有钱，而是另外一些东西，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知识，比如说公共责任，而不是有钱。
　　今天不少在大学里面教书的知识分子，首先给学生的印象就是精神上支撑不起来，整一个俗人，斯文扫地，不是因为穷，乃是自己看不起自己。读书人自豪的不是开什么车，住什么房，而是儒雅斯文的气质。虽然今天的社会以权势和金钱为中心，知识似乎已经贬值，但是，读书人首先自己要自信，然后才会被别人看得起。学生如今在学校受到的非专业教育，好像只有两种，一种是体制内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些大道理没有人情味，也没有人相信，只是敲门砖，考过即忘。还有一种是私下流行的小道理，许多教师在课堂上也经常这样讲，比如“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学术没有用，最要紧的是学会生存和竞争的本领”等等。这些世俗的人生箴言，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年轻的学生影响很大。而在虚伪的大道理和功利的小道理之间，真正缺少的是实实在在的公民教育、人生教育和道德教育。人生教育不是一套知识，而是家长与老师的言传身教，学生走出家庭，来到学校之后，老师通过自己的形象和语言，在无形之中形成氛围，感染学生。过去的校园是青春的伊甸园，如今的校园成为提前打拼的名利场，小学生过早失去了童真，大学生也没有了浪漫的青春。鹿桥的小说《未央歌》在海峡对岸被称为台湾的“青春之歌”，影响了几代台湾大学生，写的就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故事。这本书不要说今天的学生，连我读了之后都觉得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怎么如此纯真，比琼瑶还琼瑶。为什么这本书在台湾流传了整整半个世纪？因为他们觉得校园就应该是这样的。我发现，不是小说出了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纯真的知识分子生活。过去我们常说大学领着社会走。大学是怎样的，社会就应该是怎样的，因为大学创造着社会的价值。但今天是整个倒过来，大学被社会拖着走，大学生的世界观就是社会的世俗价值，不仅学生被社会提前洗脑，更重要的是老师已经完全世俗化了。知识分子与常人无异，混迹于市井当中。
　　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的社会，通常以人生代替宗教，过去儒家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因此人文化的知识分子便显得格外重要。他们在功能上等同于西方社会的牧师，有拯救人的灵魂的职责。社会之所以对知识分子的堕落痛心疾首，格外关注，之所以对知识分子有特别的期待，乃是与中国社会的以人文代宗教的特点有关。虽然人文知识分子今天不再是社会的中心，社会精英也开始多元化，有科技精英、商业精英、权力精英、草根精英等等，但即使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的教授依然承担着独特的责任。
　　现代社会是知识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分子掌握着知识的生产（学校）和流通（媒体）的枢纽。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人格类型基本是在大学奠定的，有什么样的大学，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媒体影响的是社会的现实，而大学决定了中国的未来。今天大家谈论得最多的，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当然已经是一个毋庸争辩的事实，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是富强的崛起，还是文明的崛起？中国向世界展现的是暴发户文化，还是具有精神内涵的中国文明？知识分子在文明崛起的过程之中将有什么样的反思，有什么样的担当？每一个读书人，或许都应该想一想。

　　本文选自《读书人站起来》，许纪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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