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目录学研究的新突破 ——评《玉海艺文校证》
古代学者治学，向来讲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种追求促使学者对各种各样的书籍分门别类，进行著录和解题，产生了一系列的书目。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七略》、《别录》到清代四库馆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历代书目的编撰源源不绝，为各个时代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形成了一种围绕书目的编纂与研究的专门学问——目录学。中国古代目录学自从汉代以来不断发展，到了宋代，达到高峰。宋代学者不仅编纂出众多著名的书目著作，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而且在目录学的理论探讨上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对目录学的众多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所以，宋代的目录学向来受到学者关注，如清代学者钱东垣等人对《崇文总目》进行的辑考，现代学者孙猛对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整理，何广棪对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研究等等，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最近凤凰出版社推出的由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武秀成教授及其弟子赵庶洋博士合作撰写的《玉海艺文校证》，成为宋代目录整理与研究中的又一重要收获。
长期以来，学界在谈到宋代目录学著作时，所涉及的不外乎《崇文总目》、《中兴书目》一类的官修书目和《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等私家书目，而《玉海·艺文》则长期未能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这种状况，首先要归因于该书的特殊性。《玉海》一书从性质上说属于类书，是王应麟为应博学宏词科考试所编撰的，所以全书与目录学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具体到《艺文》一门，占全书二十九卷的篇幅（《玉海》凡200卷），全部是关于书籍文献的内容，而且其编排的方式以及其中引用的材料，都与目录学著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其中引用了大量宋代书目，保存了《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等已经亡佚的众多内容，清钱东垣等撰《崇文总目辑释》时即曾据之辑录佚文，民国期间学者赵士炜辑《中兴馆阁书目》也以之作为主要依据。正是因为这种联系，《玉海·艺文》作为书目文献本身，也逐渐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王重民先生早在1963年即发表《王应麟的〈玉海·艺文〉》，最早从目录学角度对《玉海·艺文》进行探讨，在文中特别提出“如果把《艺文》从《玉海》中提出单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如今武秀成、赵庶洋二位不仅将《艺文》从《玉海》中提出单行，而且对其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校证，在文献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中都有创获。
首先，《玉海艺文校证》（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一书从理论上对《玉海·艺文》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进行了探讨。《前言》中对《玉海·艺文》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出该书具有“‘编题著录’的方法”与“解题目录的‘辑考’体裁”两大特点，尤其是“辑考体”作为解题目录的新体裁，在目录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王重民已经注意到《玉海·艺文》在目录学中的独特性，指出其中“除了目录著录之外，还包括了那些书的有关历史文献参考资料”，“提出了主题目录的新方向”。该书《前言》在追溯了解题目录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撰《七略》、《别录》之后以至宋末元初的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的发展历程，并指出《玉海·艺文》与传统将解题目录分为以刘向《别录》为代表的“叙录体”、以王俭《七志》为代表的“传录体”和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代表的“辑录体”这三种解题目录形式均不同，具有自己的特点。前人一般即将《玉海·艺文》视为《文献通考·经籍考》一类的辑录体目录，但是在辑录别家文献方面，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重要差异，“即王氏不仅辑录有丰富的各类相关文献，而且还有大量的考订和甄别；而马氏则几乎完全是抄录晁、陈两家书目文献而成”，从而归纳出王应麟《玉海·艺文》的解题方式应为“辑考体”，“指融辑录与考订于一体，既不主一家地征引汇集大量的目录文献和他书的相关材料，同时又有自己的考辨订正”。这种分析与归纳，不仅将《玉海·艺文》本身的性质准确地揭示出来，而且对于目录学理论也是极其有益的贡献。
其次，《玉海艺文校证》对《玉海·艺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校理，为此书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整理本。《玉海》一书，最早于元后至元六年（1332）刻印。此本为王应麟去世不久后由其孙王厚孙主持校刻，但由于王氏家藏稿本曾经为族人所据，后虽讨回，却“散轶颇多，抄录者又复讹舛”，这便造成初刻本中多有讹误，而且有不少阙文，难称善本。至正九年（1351），初刻二十年之后，王厚孙又主持完成对此版的修补，共补正“误漏六万字”，此修补本即成为《玉海》最为重要的一个版本，后世诸多版刻多从此出。虽然后世许多版本在校刻时也更正了许多至正修补本的错误，但是相比起来，至正本的文字却更能够反映王应麟原稿的面貌，后人许多无意的误改往往违背了作者的本意，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如该书卷一三“杂史”类“绍兴帝王年运铨要”条引《中兴馆阁书目》载：
（《历代帝王年运铨要》）十卷，绍兴初朱绘纂。以欧阳修作《正统图》黄帝五十六氏一切采录，乃起自伏羲。政和间，吴逵撰《帝王系谱》一卷。
至正本“伏羲”与“政和”之间空一字，清浙江书局本空处作“讫”字。按，《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著录“《帝王年谱》一卷”，解题云“武夷吴逵公路撰，政和壬辰也”，据此则“政和间”盖谓吴逵撰《帝王系谱》之时间，而非《历代帝王年运铨要》一书“起自伏羲讫政和间”，浙江书局本的“讫”字显然是后人臆补。即此一例，可知至正本文字之善，是后世许多刻本所无法比拟的。该书即以至正修补本为底本，这样就保证了底本的文字较为接近王应麟原貌，校本则以明递修本、清浙江书局本、《四库全书》本为主，这样就能够充分吸收后人的校勘成果，改正了至正本的众多文字讹误。由于《玉海》本身作为类书的特殊性，其文字多为王应麟从各种典籍中搜罗而得，因此，整理者的校勘工作也不仅仅限于版本对校，他们更进行了大量的他校工作，尽量将本书文字与其原始文献进行比勘，订正了大量诸本皆同的误字。而对于《玉海》沿袭史源文献的讹误，作者则通过别本比勘与他书及王氏著作的征引，进行仔细地甄别，凡属于王氏沿袭史料之误或王氏误引者，则一律仅在校记中说明，而不改动原文。通过以上工作，该《校证》为我们提供了最为接近《玉海》原貌的文字。这是整理古籍的根本要求，也是目前许多古籍整理著作还有待努力的目标，而《校证》为我们做出了示范。
由于《玉海》本身为类书，其所引文献多有不注出处者，读者在阅读时往往会有不知所自之感，因此《校证》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其中未标出处的文字尽量找到文献来源，这样就为读者解决了阅读过程中的一个难题。这项工作，看似轻松，实际上由于古人引用文字并不规范，多有节引及改动，所以确定引文来源对于作者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挑战。作者在众多校勘记中所引他书为据的校订已经揭示了许多文字出处的信息，对于那些未出校勘记而同样不明出处的文字，从《凡例》作者所拟“出”（能考见文献所出者）、“见”（不能确认文字来源而文字大致相同者）和“亦载之”（不能考知来源而为同时代文献见载者）三种引文出处表达用语中，可以看出作者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对这项工作所采取的审慎态度。通过作者的这项工作，我们可以发现，原本《玉海·艺文》甚至《玉海》每类之末多有一些简短而又精彩的文字，这些文字均未标明出处，若不留心，很有可能将此当作王应麟本人文词，但是该书作者为这些文字一一注明出处，如该书卷二《易》类之末五段文字据《校证》所注分别出自杨万里、程迥、赵以夫、魏了翁、李清臣等人，既为读者提供了便利，又能够显示出王应麟搜集资料的宏博。
《玉海·艺文》中最有价值的是唐宋文献特别是宋朝文献部分，王应麟以本朝人记本朝事，自然在资料上占有很大优势，这一点前辈学者早有认识，但是，王应麟引用的这些材料究竟出自何书，除了一部分有他自己的标明外，其他都很难判断，现在经过《校证》一书的考索，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材料大致出自《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或者与此一类文献同源，这就更加证明王氏所引文献之可信，《校证》的这一项工作洵足称为王氏功臣。
《校证》最见功力也是全书最有价值之处，乃是作者对于《玉海·艺文》所著录图书特别是宋代部分图书的疏证。《玉海·艺文》中虽然记载了众多宋代图书名目，但是其中很多并没有详细记载，而是只有作者、书名、卷数等简单的记载，读者初读之下，无法知其详细，《校证》作者在这一部分图书的疏证着力甚多，将这一部分图书在宋代以及后世的著录、记载情况尽量搜集完备，使王氏之著录更加详细。如该书卷六“春秋”类“宋朝春秋传”一条下著录数十种宋人《春秋》类著作，多为只言片语，《校证》为其中二十余种图书做了进一步的疏证，其内容在篇幅上已经远远超过王氏本条原文。其精彩者如卷一六“谱牒”类“景祐姓解熙宁姓纂”条载有“《群史姓纂韵谱》六卷，建炎中，黄邦俊纂录史传姓氏”，《校证》云：
《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著录此书，云：“永福黄邦先宋显撰。凡史传所有姓氏皆有韵，类聚而著其所出。建炎元年，其兄黄邦俊宋英为之序。”据此，则此书作者为黄邦先，非黄邦俊，盖以书前有邦俊序而误以为作者。这里就用陈振孙的解题进一步丰富了关于《群史姓纂韵谱》一书内容的记载，更关键的是，作者通过陈振孙的解题，纠正了《玉海·艺文》关于此书作者为黄邦俊的错误记载。
书中此类精彩考证比比皆是，读者自可于阅读中加以注意与了解。这些校证文字，无不凝结了作者的深厚学力和勤奋思考，实有功于王应麟。
关于此书的标点，也颇有可道者。一些精微之处，看似普通，但不做比较则难以发现。如该书卷十八“书目”类“魏中经”条引《隋书·经籍志序》论荀勖《中经新簿》云“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此句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标点为：“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其中“但录题及言”为句，自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以来即如此，但是所谓“题及言”究竟是指什么？学者之间历来有不同的理解，甚至有学者根据这句话认为《中经新簿》是一部解题目录。但是，这种标点和解释都有扞格难通之处，首先《隋志》是在批评《中经新簿》，从下句“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即可看出，若为解题目录，则两句之间显然矛盾；其次，将“言”解释为书目解题也向来缺乏用例。实际上，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已将此句标点为“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目录学发微》卷三《目录学源流考中》，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88页。巴蜀书社版及中华书局2009年第2版该书卷一引此文皆作“但录题及言”，当是后人整理时误改），乃是《中经新簿》“侈陈装饰”。考《北堂书钞》卷一三六引《晋中经簿》佚文云“盛书用皂缥囊布裹，书函中皆有香囊”，《太平御览》卷六〇六也引有《晋中经簿》一段佚文“盛书有缣袠、青缣袠、布袠、绢袠”，与所谓“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完全符合，由此可见，当以余嘉锡对《隋志》之标点为是（参见张固也《荀勖〈中经新簿〉是有叙录的吗》，《图书馆杂志》2008年第7期）。该书将此句标点为“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正是对这一段学术争论有过认真的斟酌之后才做出的判断。此类胜义，在在多见，读者自可细致品鉴。
总之，《玉海艺文校证》一书在当今的目录学理论研究上有着重大的创获，提出的“辑考体”目录一说，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在《玉海·艺文》文字内容的标点、校勘与考证方面也多有精彩之处，不仅在宋代目录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成就，对于整个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来说也是一项重要的成果。
作者简介：
郝润华，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感谢郝老师授权！（文章原载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年1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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