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蓉漂记】从小县城调大成都的个人“移民”史
烦 人/文
当成都的房价又一次响起涨声，成都之南，高歌猛进，向着110多公里外的仁寿扩张，以前离市区很远的双流、华阳一带，很快将成为未来大成都的市中心区域了。
无数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为成都这座西部中心城市带来新增人口，这正是政府喜闻乐见的。外地人在成都买房、办公司、纳税以及大学毕业存档案等多种方式，都可以在成都上户口。如今的地方政府，多么希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群源源不断融入成都。
而在30年前，成都城区还在一环路范围之内的时候，外地人想在成都安家落户，基本上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正式工作单位调动，接受调入的单位要有进人编制；另一个更重要的条件是，调入单位有编制的同时，还得有进城指标才能调人。
进城指标，一个早已被历史遗忘的词汇，当年却像一道高耸的城墙，不知让多少人，多少个家庭，只能望墙兴叹。
那时的理由是，城市人口容量有限，每增加一个人就得多花一笔城市增容费用，所以每年都有一个总的进城指标，分配给正规的国家单位，一个大的厅局系统不过就几个或者十来个名额，比米国政府每年分配给中国人1万个投资移民指标还少。
小县城来的培训生，一心想留在成都这座大城市
一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成都的府南河还很破烂，但河道两边却异常热闹，有各种杂耍游戏摊、糖人风车摊，还有贩卖小商品、旧书报的地摊。
从1985年夏天来到四川教育学院在职培训，几乎每一个周末，我都会骑着从老家带来的永久牌自行车四处晃荡。“进城”开始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到成都市区什么地方，我都故意不先看地图查找最近路线，而是骑上自行车沿着一个大方向走出去，走错了或者走绕路了，正好可以多认识几条新的街道，多记住几个单位的所在地——我就以这样的土方法探寻我刚刚置身其中的大城市。
尽管成都城区的范围还在一环路之内，但当年的成都市在我眼里真的好大啊。16岁初中毕业从地级城市达县，到更小的县级城市宣汉县师范读中师，绝大多数同学都来自大巴山区的崇山峻岭，学校组织集体活动到火车站去看火车，都会令很多人兴奋不已。18岁中师毕业分配到比县城更小的乡村学校，连火车也看不成了，下了客车还要走一段长长的山路。所以，在我20岁之前，大城市只在电影里面见过。那些有机会随父母到过大城市的小伙伴，回来说到坐公交车，我百思不得其解，心想好难得去一趟遥远的大城市，为什么不挨个挨个把所有的街道都看完呢？坐车一晃而过不是白白浪费了机会吗？
完全没料到有机会到成都。当时只想读个电大，考上了没让读，反而悄悄盖了文教局的公章报考省教院，竟然真能从电影里走进真实的大城市了。第一次从火车北站的通道冒出地面，我就被眼前巨大的城市场景雷到了。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广场这么多的人，在各种方言，各种面孔和各种气味交汇的火车北站，茫然四顾，除了身上的铺盖卷和行李箱，再也没有谁能认识我。
那天早上，我果然没有乘坐公交车，而是喊了一辆人力三轮自行车，把行李箱放在脚边，铺盖卷抱在怀里，随着三轮车缓缓移动，我惊奇地打量着从朦胧中睁开眼睛的这座大城市。从火车北站到一环路跳伞塔，三轮车一路向南骑行，我惊奇于这条道路的笔直、宽广和大气，惊奇于道路两边耸立的林荫和高楼大厦。我的目光一路贪婪，就像饿汉在饱吃一顿大餐。
青春做伴，不想还乡。眼神里满满都是希望。
二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骑车从光华村路过青羊宫，眼前的热闹与我低落的心情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达县到成都培训学习已满一年，我强烈的想留在这座城市，可是毕业后我能调到什么单位，却连一个方向，一点眉目都没有。
鬼使神差，我在算命的地摊上停留下来。
平生第一次，我摇了摇抽签筒，抽出第一张签，上面写着：“穆桂英挂帅”。我的心一震，又摇了摇，抽出第二张签，上面写着：“枯木逢春”。
我突然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还没等大师指点迷津，仍下一块钱，骑上自行车飞快的奔驰。夏日的热风在我耳边刷刷的拂过，我的头脑却渐渐清晰起来。从第一次坐上离开达县的火车那一刻起，我就发誓要留在即将远赴的成都，但所有的有利条件我一样没有，而所有不利的因素我却几乎占齐了。
我是在入校第一学期寒假回老家结婚的。妻是初中同班同学，又与我同一条街道长大，从小青梅竹马。她知道我这一走对故乡来说已覆水难收，因此我在第一时间回老家与她完婚，当时年龄22岁半，为保证办到结婚证，介绍信上把我写成25岁。
所以，接下来我要面临的调动，已不再是一个单身汉。对成都我想调入的单位来说，还要解决夫妻分居的问题；而对达县要放我的单位来说，夫妻工作单位都在本地，根本就没有放我的理由。事情还没开始，局面就已经困在死角。
“穆桂英挂帅”让我想到先调动妻子。妻也是中专生，达县地区财贸校毕业分在工商银行工作，22岁已当了科长。我能说服她放弃优越的工作吗？我连自己在成都都还没有着落，又能把她调到什么单位呢？
从成都到双流还属于长途，公交车顶上背着燃气包
三
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在计划生育指导站的病房里度过流浪的夜晚，专门用于超生妇女刮宫引产手术后歇息的病房，会有一张安憩我青春的临时睡床。
1987年12月，妻子的工作单位调入了成都市所属的双流县。从达县市工商银行的科长，到双流县计生委所属的计划生育指导站当会计，工作落差之大，让她相当郁闷。
教育学院与我同寝室的光诚兄，入校之前是华阳师范的老师，书法水准一流，又是很热心肠的社会活动家，有心助我一臂之力。他向当时的县领导推荐了我，让我顺理成章提出了先调妻子，结果县里马上发函，竟然没费什么周折就调过来了。
双流是郊县，不需要进城指标。但那时的双流不是荒郊起码也是野外，当地的老谚语云“金温江、银郫县，叫花子出在双流县”。妻子经不起我的蛊惑稀里糊涂过来了，一看小小的县城竟然比作为地级市的达县城还小，尤其是每周都有几天，县城里面还要赶场，这一天县城的几条街道都会变成一个大农贸集市。突然觉得，没有从小地方到大城市，反而从城里到乡场了。
计生委给妻子安排了宿舍，两室一厅的房子，两间卧室已住有老员工，妻只能住在客厅，用布帘子拉起来遮挡。这时候妻已有身孕，她在双流举目无亲，光诚兄一家人当时也还在华阳，她在这里孤零零的，连个可以走动说话的人也没有。
妻调到了双流，而我已经从教院毕业，为了保住工作只能先回达县上班。结婚一年多，我在成都读书她在达县工作，现在她到双流上班我又回达县工作。真是够折腾的，家里的老人都不理解我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只能趁假期或周末又跑到成都来联系单位。之前还能在出版社大院庞学锋的宿舍蹭住，后来他也结婚了。我白天骑着自行车在成都市区四处晃荡找单位，下午5点左右“收工”，骑车赶往20多公里外的双流县城。我的美好的青春之夜，归宿竟然是强迫妇女刮宫引产“刑场“。
80年代末期双流、华阳城区每周单日或双日都会赶场
四
成都平原的黄昏特别空旷，天上乌云翻滚，半个月亮穿行在乌云之间。
四周还是大片大片的田野，只有一条简陋的乡村公路通往双流县城。七弯八拐的公路双向车道，路面凹凸不平，尘土飞扬。没有路灯，道路也融入了空旷的夜色，来往的车灯之中，偶尔才能看见路边几颗高矮不一的树。
我和我的自行车一起躺在手扶拖拉机上，准确的说，躺在拖拉机编织的绳网上，那是拉肥猪进城回来的拖拉机，我四仰八叉躺在绳网上，伸开的两手抓住拦肥猪的绳子，至今还能感觉到油腻。
这天黄昏，骑车刚出城走到红牌楼，砰的一声车胎爆了，我只好将自行车推到路边的修车铺补胎，用掉了身上仅有的2元钱。继续骑行到簇桥，车胎又爆了。天已漆黑，簇桥一带已完全是郊野，幸亏碰到这辆卖肥猪回县城的手扶拖拉机，不然我只有推起瘪了轮胎的自行车步行十几公路。
躺在油腻腻的绳网上，拖拉机慢悠悠的颠簸，我望着天上的月亮在乌云中穿行，所有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神奇的是居然找不出一丝哀愁，绝对不像衣食无忧之后，反而心生焦虑甚至抑郁。那时候卯足一股劲，根本顾不上叹息，拖拉机的摇晃中，我心里还踌躇满志的默诵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劳其心志、饿其体肤·····”
实际上，我的成都梦此时已走入绝境。
毕业的时候，院党委宣传部本想留下我，几位老师使了很大的劲，但不知最后卡在哪个环节。人事厅有位朋友给我介绍了一家外贸公司，本来有点意向，一听到我已婚马上拒绝。老家的刘姨专门到成都，带我约见在出版社当社长的老乡，谈得很好却没了下文。连平生从不求人的谢叔叔，也破例为我给达县调到成都的一位官员写信，当我找到这位官员的宿舍，在院子里问官员的住家，回答我的人说看见官员刚出门了，后来在门房一打听，我问的此人就是那位官员·····
我早已经习惯了拒绝，尽管每听到一次都会多一份绝望，但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哪怕听到一句鼓励的话对我也是一剂强心针。妻子三嫂的爸爸马伯伯时任达县地区文化局创作办公室主任，在路上碰到我说，大胆去闯，实在调不到成都，大不了到我创办来。这句话让我记得他老人家一辈子。
1986年工资制度改革，晋升后每月工资合计64元
五
而妻子却真的渐渐绝望了。
星期天，她挺着已隆起的大肚子，到教育学院下年级老乡的寝室，领取我留存在那里的行李，然后扛起我的铺盖卷上了16路公交车。估计是这幅模样太像外来盲流人员，售票员非要她多买一张铺盖卷的“行李票”，一向精打细算的她被迫超支了一毛多，在红照壁航天宾馆门口转乘双流班车时，买票的钱不够了，搜遍了全身，竟然只找到几张邮票。当她鼓起勇气，拿着邮票去和车上的乘客置换几毛钱的那一刻，她奔溃了！
从这天起，她开始背着我给老家原单位银行的领导写信，恳请行长同意把她再调回去。我知道妻子一旦回到达县，我的成都梦将彻底化为泡影，但直到此时此刻，我从入读教院两年到毕业回达县工作已近一年，除了将工资都贡献给了铁路，在成都连个意向接收单位都没有。
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服她。
这时候，海南即将建省的消息传出。我破釜沉舟，准备把闯荡天涯海角当成最后的退路，实在没办法就彻底放弃走正规的调动途径，听天由命下海去了。
我用尽了所有可以挖掘的资源。在最后的一点时间里，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浑身都嘎嘎响的自行车在成都乱串，任何一个念头都会促使我闯进任意一家单位去碰运气，发誓有缝就要钻进去，没有缝挖一条缝也要钻进去。
苍天有眼，那天早上，我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刚出的《四川日报》上的招聘广告。
成都市职工大学作为教育部批准的成人高校，面向全省招聘教师，条件是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毕业，讲师以上职称，最重要的是，只要考核通过，可以从全省任何一个地方正式调入。
广告上所有的条件我都毫不沾边，但我放下报纸骑车飞奔而去。我知道这所学校恰恰就在我熟悉的盐道街边，就在我经常厮混的出版大院斜对面。时间才上午9点多，刊登招聘广告的报纸出来不过一个小时，人事处的办公室已坐满了前来应聘的人员。我不敢说话，直到最后只剩下我，怯懦的说前来帮人询问，个人条件都不符合，但有特殊才能，比如发表作品、作协会员、做过秘书又是秘书专业毕业之类。
人事处的刘老师一眼看穿——你说的是自己吧，留下资料好了。当时在资料上写了出版社庞学锋办公室电话号码。
隔了一天，庞学锋对我说，你是不是联系了职大，通知你去一趟。我立即走到对面的职大，人事处刘老师直接把我带到一位姓司的人事处长面前，只说了几句话，司处长就带我来到学校一把手袁校长的办公室。
袁校长中年人，身材魁梧，老家川东万县地区偏远小县，大山里考出来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他和我聊了大概20多分钟，我连烟都没有给他递一只，他就带我回到人事处说：“老刘，把商调函开给他······”
天啊，我日思夜想的调动函，竟然就这样拿到了！
无数次往返成都跑调动，工资都用来买了火车票
六
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次回故乡一样，那趟列车总是在凌晨2点钟开进老家这个小站。困乏、疲倦、浑然欲睡，随着人流挤下车来，小站的灯光像贫血病人苍白的脸。以前的心情都一样：刚挤下火车，我就想往回走。
只有这一次不同。
这一次我终于拿到了成都的商调函，心急如焚，第一次真正体验到插翅难飞的急迫。摇晃了十几个小时，我的全部心情只有两个字：急迫。摇来摇去，我浑身的每个细胞都在躁动，我的身体像一口煮沸的锅那样焦躁和不安。坐在火车上，我总是听到一个声音在呻吟，这声音好陌生又好熟悉。车厢里乱哄哄的人群早不见了，我的眼前一片茫然的空白，只有一个声音在呻吟，喊了好久好久·····
那痛苦呻吟的声音一直在我的面前喊叫着，我几乎是一路小跑冲进家门。家里的灯亮着，像往常任何一次归来那样，走进巷口我就能看见熟悉的红窗帘。然而此刻却没有人，没有了那阵急匆匆奔向楼梯口的脚步声。我刚放下肩上的包袱，岳父在另一间屋里说：她下午就进了医院了。
仿佛心有灵犀，在我拿到调函的同一时间，已回老家待产的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蠢蠢欲动，立即就闹着要破茧而出了。
跑。我脑子里比闪电还快的只想出这一个字。飞身出门，大街上出奇的静，我的脚步出奇的响，我挥手喊来那辆三轮摩托车发动机突突的声音出奇的响·······
跑进医院的走廊，我就听到她的声音了。那声音与我在火车上“听”到的声音完全一样。妻躺在床上，浑身大汗淋漓，摇动着、翻动着，牙齿咬住嘴唇，发出痛苦的呻吟······
我紧紧抓住她那发冷的手。
只有在这一刻，我才头一次感受到夫妻二字的分量，头一次发现我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男人了。那个时候，我的头发蓬乱，满脸风尘，衣冠不整，神情却异常的沉稳和坚定。
妻不再叫喊，喊叫的变成了我：忍住！坚持！！千万要挺住···很久以后，我才惊奇的发现为什么我突然在这一刻“懂事”了。望着妻那张满是汗珠苍白的脸，我恨不得世界上最温柔最体贴最动听的字眼都从我的口中涌出来。
·····那条走廊。我永远也忘不了的那条走廊。当我紧拥着妻朝产房走去，当我转过身来的一刹那，我看见妻苍白的脸上突然闪出一道圣洁的光彩，顿时使她变得惊人的美丽。天啊，就是这个几分钟前还拼命嘶叫的女人，挺着沉重的肚子站起来，搀扶在我的怀中，立即变得神情凝重：惨白的脸上，眼睛里荡漾着明亮的波光，嘴唇鲜红湿润。这也许是我瞬间的错觉，但就是这神奇的瞬间，完成了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绚丽无比的开放。
一个如花的生命诞生了。
我的女儿，是你想在曙光初现的时刻来到这个世界，还是你的出生，从此给我带来柳暗花明的好运呢？
穿戴整齐去恩师周老师家，一双鞋却满是尘土。
七
没有跑过调动的人，绝对不能理解那个时代对人的禁锢。
如今的人们都知道流动性缺乏这个词。资金不能流动，经济发展就会停滞。而人不能流动呢，社会则是一潭死水。
我可能恰恰碰上了这个社会尘封十年后的破冰时刻。尽管如此，我拿到了商调函还得按当时规矩办，接下来要走的流程是：1、我任职的达县市职业中学；2、达县市（县级）文教局；3、达县市（县级）人事局；4、达县地区教育局；5、达县地区人事局；6、四川省人事厅；7、成都市人事局；8、成都市总工会；9、成都市职工大学。
总共九道关口，还不算派出所、公安局、粮食局之类。每一个签字，每一个大红印章，对我都是一道坎，甚至是一座需要翻越的险山。我只能用死去活来这个词，才能最准确表达。签字和盖章卡在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向我宣布突然死亡，直到我又慢慢从休克中醒来。那时候，我身上的全部功夫，只有忍和磨：拼命忍，厚脸磨。顺带学会了追踪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进展中的各种细节。这也足以让我在今后的岁月受用终身。
省教院教我写作课的周老师，成都本地书香门第出生，西师中文系高材生，如今80高龄仍然优雅从容吟诗作文，气质涵养不同寻常。她得知我在成都有了正式工作单位，符合夫妻分居条件且专业对口，马上着手帮我解决妻子的入城问题。周老师的丈夫任伯伯在省里一经济厅局任职，位高权重，却丝毫看不出一丁点当官的架子，更没有居高临下的盛气，或虚与委蛇的应付。我至今还清晰的记得任伯伯憨厚亲切的笑容，那种出自内心深处诚恳和善的笑容，给了我一生的温暖。我很感谢那个学校还是学校、老师还是老师、领导还是领导的时代，办事虽然艰难但大都从正门进出，让我仅凭自己的梦想也能收获运气。
就在我调入成都市职工大学不久，妻也调入了以前完全不敢奢望的省属厅局，而且安排在对外经济处室，在时光刚刚垮入90年代，她已经走出国门，经常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出差了。
自行车龙头前的铁丝框，我把它视为成都人的标志
八
我来到成都，除了惊奇于城市之大，还惊奇于自行车之多。入学伊始，我就从老家托运来了一辆二手永久牌自行车，整整骑了三年。即使在流浪的日子里，我也宁愿把毛巾衣物与简历作品混杂的手提包挂在自行车龙头上，一直没有在自行车前面去安装一个铁丝框。
在我眼里，自行车前面的铁丝框，就是成都本地人的标志。
所以，当我从派出所上完户口出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飞快的推起我那辆已快要散架的自行车，在龙头前面装了一个崭新的铁丝框。白色的铁丝框，美丽耀眼的铁丝框。我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人生创举：25岁，从乡村到县城、到市州、到省城。10年青春，跌跌撞撞，一路爬坡上坎，终于换来了一张成都“移民纸”。那个年代，即使地委书记调到省里工作，也最多只能带一个子女跟随上成都户口。
我的伟大的人生创举，对于几百万成都本地人来说，一出生就已拥有。对于家庭有能力供养上高中考大学的人来说，一毕业就会拥有。我的奋斗目标只是别人与生俱来的起点，但这就是我的命。
我的伟大的人生创举，如果换一种方式，不那么认死理跑调动，比如那时候就去青年路练地摊，找银行搞几笔贷款，很早就发大财，还稀罕什么单位和户口。但我已无法回头假设。
我一心只想留在成都——有单位、有户口，像成都本地人或统招大学毕业生那样，做个“正规”的成都市民。这点眼光和见识如今已相当浅陋，但当年却是我难于上青天的宏图美梦。
时光流转30年，成都大街上已满眼可见达州人。连续多年在成都购房榜排名第一，连成都的房交会都要到460公里外的达州市开专场了。当如今的达州人坐动车到成都就像乘公交一样来去自如，有谁还在意什么成都户口，更有谁会记得当年的进城指标？
我想起了儿时就记住的一句话：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什么家庭，但能选择在这个时间、地点和家庭背景下让自己过得更好的方式。
在个人的认知范围内改变自己的生活，这便构成了个人的历史经历。很多时候，惊天巨变的个人史，放到整个社会却默默无闻。所以社会历史从来都是伟大人物书写的，普通人的个人记忆或许永远都只能属于个人，连我的儿女以及儿女们的儿女，也将越来越不会明白，生下来就拥有的东西，为什么会花费10年青春去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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