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蓉漂记】盐道街3号那间9平方米小屋
烦 人/文
这间屋子大约只有9平方米，呈L型摆放两张单人床，里面的主人是从川大毕业刚分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庞学锋和孙旭军。
这是老式三居室房屋中的一间，在进门的左手位置。中间稍大的一间住一对夫妇，是川师大研究生毕业的陈舒平。靠右的一小间，同样住有两名刚分来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一个毕业于北京大学，名叫叶勇；另一个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名叫何华章。
这套老式三居室就在盐道街3号出版社院内，一栋砖混结构6层红砖楼的底层。除了三间卧室，连客厅和饭厅都没有，只有一间很小的厨房。
5个大学毕业生在新单位的集体宿舍，本来已经很拥挤了，在成都漂泊的我和张建华又挤了进来，在他们的宿舍蹭住宿。
三个刚出道的年轻人在盐道街三号院内，右为漂泊中的烦人。
一
庞学锋和我是达县城老乡，同龄，但没有同过学。16岁初中毕业，他读达高中的时候，我去了宣汉县师范学校读中师。2年以后，他考进了四川大学物理系，我则中师毕业去了达县农村的小学教书。4年以后，他大学毕业作为急需人才引进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当编辑，我则从农村小学中学，一步步调进了县城，在文教局办公室跑腿打杂的时候、又遇上个意外的机会，考上了专门面向全省中小学教师在职培训的四川教育学院，脱产读2年制大专班，终于辗转到了成都。
那个时候，成都离达州有好远？坐火车要绕道重庆，一个下午加整个通宵十六个小时。所以，当时在成都碰到同龄老乡还是很稀奇的。我和学锋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在教育学院读书的日子尤其是毕业后没着落的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泡在学锋这里，把他宿舍和办公室的同事几乎都混熟了。
我虽然就读四川教育学院，但却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大学生”，而只不过是年龄上的“大”学生。没有经过统考统招，户口在原地，工资关系也在原单位，到省教院仅仅是在职培训，结束后就得原路返回，根本不存在毕业后分配工作单位。但我却害了妄想症，完全不顾自己只是来成都培训，只能混个大专文凭。从接到入学通知那一刻起，就下定决心要留在成都，必须留在成都，唯一“正规”的方式只有趁培训期间，在成都找到工作单位把自己调过来。
同样也想调到成都单位的还有建华兄。他大我5岁，本人是老三届统招大学生，但却因为父亲当时还没有平反只能够被达县师专录取。他的学历比我高一格，是专科毕业；水平也比我高很多，是当时正当红的巴山作家群中有名气的诗人，所以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了《巴山文艺》当编辑。我向这份本地刊物投稿，他没有嫌弃我这个乡村小学老师，给了我很多关照，是我文学创作上的辅导老师，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在我一边读书一边找工作的过程中，建华兄也时常来成都跑调动。当时在成都没有更多的熟人，建华兄通过我也认识了庞学锋，也和我一样逐渐把学锋的室友和同事们都混得很熟。对于来自偏远山区，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我和建华兄来说，那时候要在大城市成都找一个单位把自己调过来，如同大海捞针一样艰难。我们俩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渺茫，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固执的坚持和漫长的等待。无形之中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蓉漂的人，面对大成都这片未知的蓝海，庞学锋的这间9平方米小屋，这个老式红砖房子的集体宿舍，成了我和建华兄漂泊游荡生涯可以暂时憩息的孤岛。
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火爆中国的《走向未来》丛书
二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成都盐道街3号院是四川出版人心中的圣地。
位于人民南路岷山饭店旁边的盐道街3号院，几乎集中了四川所有的省级出版社。院子不大，临街是一排门市，东为后勤楼，南面有一栋6层砖混结构的老式红房子宿舍，中间的小坝子完全用作了自行车棚。进大门西面一栋新修的十多层大楼，汇集了四川人民、教育、少儿、科技、文艺、辞书、巴蜀书社等出版机构，尤以四川人民出版社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其他几家都是从人民社分出来的）。
庞学锋分配进了人民社，而且分在《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室，那可是在全国名闻遐迩的一个编辑部。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历史洪流中，《走向未来》丛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丛书编委会的核心人员，直接就是国家最高层智囊团成员，严济慈、杜润生、包遵信、金观涛······一个个闪闪发光的名字，几乎让这套连续数年出版的丛书，变成了中国人冲破迷雾认识世界的启蒙读物。今天随手翻开其中一本，赫然看见编委会的名字中还有一位大人物，足以让当今所有官员都感到震慑的这位大人，当年也是思想启蒙的开拓者。
一本本为中国人打开天窗看世界的热门图书，都要从学锋所在的编辑室编审出版。经常混迹在他办公室和寝室的我，难免也会随手翻看那些即将成书的校稿、清样。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我，也无意中知道了凯恩斯、马克思·韦伯、佛洛依德这些名字，知道了《人的发现》、《人的现代化》、《西方社会的结构演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权利制约权利》等新书中介绍的现代社会知识。
我非常羡慕庞学锋所从事的工作，经常听到他讲述编辑室几位大咖的故事。他的直接上司安庆国和好友汪弥都是出版界公认的牛人，两位牛人又能经常接触到全国文史哲以及经济学界更加大名鼎鼎的顶级专家学者。前卫的思想、前卫的人物、前卫的气场，让我激动不已，仿佛已置身当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我就是那位没有学籍，只能当旁听生和在图书馆打杂谋生的小职员，不，连打杂的小职员也还没混上的流浪汉，但我却真的让那个图书馆小职员为自己加油打气，心里老是念叨他老人家当年的那一句话：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隐约感到这个社会要变，世道要变。
无意中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蓉漂的人
三
那个年代，达州到成都最快的火车是武昌到成都的特快，达州只是中途停靠的一个站点，下午2点上车，第二天凌晨6点左右到达成都。
记不清有多少个这样的清晨，当我随着拥挤的人流，从火车北站的地下通道冒出地面，成都这座城市还没有醒来。满眼的迷雾中，这座城市并没有我的窝，唯一的落脚点只有跳上16路公共汽车，走向岷山饭店，走到盐道街3号院，去投奔庞学锋的集体宿舍。
这个时候，教育学院的培训已经结束，当所有的外地同学都打好行李，买上土特产，回到遥远的家乡后。我仍然不死心，拒绝撤离成都，只好把主要行李寄存在下一个年级的老乡寝室，随身只带一个提包，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到学锋的宿舍。因为有了这个孤岛可以暂时憩息，我每天都骑上自行车，漂出去四处寻找我可以靠岸的地方。
转眼间，毕业那个暑假就结束了，我的调动却毫无眉目。我不得不回到达州，被安排在一所职业高中教书，我和班主任老师商量，把我每周的课时集中在三天上完，然后又坐火车来成都找工作；几天后又回达州上课；然后又来成都····一年当中反复往返，无数次在迷雾中的清晨，敲响盐道街3号老式红砖楼集体宿舍的门。
与庞学锋同一间寝室的孙旭军，也是达州开江县的老乡，他很少住在集体宿舍，这便为我到这间9平方米小屋借住提供了可能。很多时候还加上建华兄，三个人在小屋子里，每天晚上两个人轮流挤其中一张单人床，谁也没抱怨过条件艰苦，反倒是感情上非常投缘，一见面总有聊不完的话题，经常一聊就到深夜，而且聊的题目基本上都是些踌躇满志的话题。
我不是出版社的职工，但每天却和庞学锋一样端着碗到出版社食堂去打饭。那个年代的人还很厚道，我从没有在庞学锋同事的眼中感受到任何的高傲或歧视，同宿舍的哥老倌陈舒平等几个人，也没有因为我给他们添了麻烦而有丝毫抱怨，大家都与我融洽相处，好像我本来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这期间，也有闹饥荒的时候，不到月底就弹尽粮绝。庞学锋就出去找他的同事借饭菜票帮我度日，然后等着老家那边发了工资寄钱来救援。手头宽松的时候，我们相约去附近的青石桥农贸市场打牙祭。在喧闹杂乱的菜摊后面，我们经常光顾的一家苍蝇馆子，有一个叫“大师傅”的厨师，每次只需10来块钱，就能让我们吃到丰盛可口的美味。
有点始料不及的是，恋爱的季节说来就来，青春的荷尔蒙开始在年轻人身上涌动。
一天下班以后，庞学锋很神秘的把我约到办公大楼的小会议室看录像。他是出版社的团总支书记，也是省局团委委员，兼管着当时还不多见的视听设备，经常能从电视台搞到外面看不到的奥斯卡电影、越战电影，以及时政专题片来内部播放。看完后，他又放进去一盘盒式录像带，大彩电屏幕上出现了极不清晰又非常震撼的画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A片，同时观看的都是庞的铁哥们和同事，其中还有几个女生。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面色尴尬又很坚定的坐下来望着屏幕。庞不敢一直播放，很多时候都是快进，雪花斑点上的画面，让人心惊胆颤。
很快，集体宿舍的叶勇开始恋爱了。一天深夜，叶勇正和女朋友在隔壁的寝室里，偏偏突然从老家来了几个亲戚在外面敲门，叶勇在房间里一直不敢吭声，亲戚就砰砰砰的不停敲打这套宿舍的房门，弄出很大的动静。我和学锋还有建华兄三个人当时也正在屋子里，只得屏息凝神，为叶勇捏一把汗，期盼外面的亲戚赶紧离开。本来是光明正大的恋爱，那个时候，叶勇不敢开门，我们也不敢去开。
紧接着庞学锋也开始恋爱了，并着手把这间9平方米的房间布置成新房。学锋的女朋友每次从北京过来，我就开始打游击另寻落脚点。记得是个夏天的晚上，我和建华兄骑着自行车四处飘荡，实在找不到地方干脆把车骑进了人民公园，寻找到树荫下的一个角落、两把长椅。我先用一根绳子绑住自行车，然后将绳子在自己腰上缠绕一圈，然后再将绳子穿过手中的提包用来当枕头，躺在公园的长椅上入睡，竟然没有唉声叹气，还是继续聊着我们的“宏图大计”。
盐道街3号老式红房子宿舍竟然是出版社藏龙卧虎之地
四
因为我和建华兄经常在庞学锋那间9平方米的集体宿舍落脚，现在已分不清是学锋和他同事在我眼里近乎神圣的工作，影响了我；还是已有江湖气息在身的我，影响了从学校到单位履历单纯的学锋和他同事。
或许二者皆有。
作为文人，能够在省级出版社当上一名编辑，已经是我望尘莫及的职位，对此我是一点也不敢奢望。
进不了出版社工作，但并不妨碍我们在出版社圈子里厮混。我和建华兄还有庞学锋三个人最初商量，《走向未来》丛书是思想启蒙的读物，打开了人的眼界和思维，但我们正身处社会大变革之中，最重要的应该是看每个人的具体行动，对，就编一套《行动时代启示录》丛书。这个选题一出来，大家都很兴奋，但记不清后来为什么又不了了之。接下来我们编了一本《最初的玫瑰——现代少女抒情诗选》，获得了中国图书“金钥匙”奖；又编了一本《春天的秘密——现代少女抒情散文选》，订单也不错。大家一合计，又弄了个《爱的世界》丛书选题，由建华兄到北京请冰心老人题字，大诗人艾青做名誉主编，出了三辑20余本，其中一本是建华兄写的《创造你的太阳》。我自己的个人诗集《冷漠与温暖的手》、《雨季情诗》和随笔集《一生中的关键时刻》也陆续在省内外三家出版社出版。这些书虽然算不上大热门畅销书，但大都有过再版，出版社和个人都不赔钱。
我们亢奋异常，脑子里整天都在思考、创意选题——社会和经济“双效益”的大策划选题。庞学锋同屋的孙旭军在人民社旅游编室，我和他一捣鼓，弄了个《中国民俗文化系列》丛书，后来出了二十几本。我们又邀约了在海南出版社当编辑的女诗人林珂、剧作家宋晓武还有省人事厅搞理论的洪方明，炮制了一个《大人物系列》丛书的选题。大政治家、大阴谋家、大哲学家······讨论得热血沸腾，断定将是一套热门畅销书，可惜后来因为建华兄和我都意外到了北京工作，使这套丛书半途夭折，对不起已经写完书稿的宋晓武和洪方明。
随着出版业的繁荣，出版社也开始注重经济效益，而出版发行本身也是当时最赚钱的领域，书商这个“二渠道”应运而生。这时候，已经有底层打拼经历的我，反过来又开始影响出版社书生气十足的编辑们。当庞学锋给我讲《走向未来》那些高大上的故事时，我也告诉他从农村到县城到省城一路打滚的底层经历。
我们先是卖自己编写的书稿，然后卖约来的别人的书稿，当经纪人；先是只卖书稿，然后连书稿带出版发行一块搞定交书商经营，赚中间差。当时就用一个作业本记流水账，记录每一笔收支，利润大家均分。
我们卖出的书稿有什么官场学、房文化、手影游戏、望诊看相等，还有巴山作家群编造外国作家名字炮制的国外谍战故事。买我们书稿的书商当时都赚了不少钱，而我们却满足于卖种子的一点点中间差价，对工资以外的小收益喜不自禁。本来有机会成为最早一批真正下海经商的人，但头脑里又固执的只操正步，认为只有正式工作调动到成都，上了成都户口，才是改变命运唯一“正规”的途径。
一边固守成规，跑调动；一边游离体制，当串串。一边豪情满怀，做大选题；一边急功近利，搞“二渠道”。厮混在盐道街3号，我只是个流浪的边缘人。
盐道街3号院内的出版社如今早已搬迁
五
庞学锋个头不高，人极聪明。他在四川大学读的物理系，却又文理兼修，毕业时已收到厦门大学自然哲学研究生录取通知。此时，《走向未来》丛书正走红，恰恰急需学自然科学又有文史哲基础的人才，人民社的总编辑和丛书编室负责人安庆国亲自到川大做工作，才把他留下来。
学锋说，关于图书出版走向市场的意识，我和建华兄对他影响极大，甚至通过他又影响到后来已升任主管经营副社长的安庆国，从而间接影响到出版社经营观念的改变。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室参与编、印、发一条龙全过程，庞学锋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久之后，学锋被提拔为出版处主任，何华章、孙旭军也晋升为编辑室主任，同一集体宿舍，一时间在人民社出了“三剑客”。
学锋的工作岗位，本令我好生羡慕，但出乎意料，已经升为出版处主任的他，竟然又成为出版社第一个有勇气下海经商的人，停薪留职办起了自己的私人印刷厂。我和建华兄一边跑调动，一边也做书生意挣点小钱。我们三个人都属于“醒世”比较早的那批人，但又都有点小地主性格，所以更没有想到，后来真正干出大动作，却是这个集体宿舍不显山露水的另外几个人。
何华章，住在进门右边的那个小间，与叶勇同屋。我和这个集体宿舍的人早就混得很熟了，但除了学锋以外，与其他人并无更多私交。只记得当时何华章分配在不太起眼的地方志编辑室，平时不大爱说话，也不太擅长交际应酬，更看不出有非凡的经营天赋。
我不知道何华章当年有什么样的动力，竟然舍得放弃出版社优越的工作岗位，去创办连正式刊号也还没有的《成都商报》。那时候，地方大报有《四川日报》《成都晚报》一统江山，新兴的市场报纸有川报主办的《华西都市报》，作为只有内部刊号，连正式出版物都算不上，仅靠几位私人老板出点钱办起来的《成都商报》，大大超出很多人预料，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占领了成都市场，还在全国媒体中第一个收购上市公司形成传播产业集团，到后来更是如日中天，将成都报业的绝对霸主《成都晚报》和新成立的《成都日报》也纳入麾下，组建为成都报业集团；再以后，甚至将成都所有电视台、广播电台也囊括进去，变成了成都传媒集团。
盐道街3号院这个不起眼的集体宿舍里，从不显山露水的何华章竟然成了成都新闻出版和文化产业的老大。另外两位稳重、低调的创业元老，陈舒平长期担任《成都商报》总编辑，孙旭军则掌管着博瑞传播集团，经营上市公司、地产、印务、广告等庞大的业务体系。在博瑞公司创办初期，何华章最先邀请的是已有办厂经历的庞学锋负责，学锋干了几个月后自动退出，还是宁愿去经营自家印刷厂的一亩三分地。建华兄后来也创办了金手指传播公司，纯民营身份，影响及规模均不可能与商报系和博瑞产业相提并论。
那时候，我也有了自己的广告公司，我的愿望也是投资办报刊。当时有一种说法，科技类的报刊有可能先行试验搞公司化股份制，所以我选择了一份很专业生冷的行业杂志，完全用自己的钱投资，与拥有刊号的主管单位合作。即使这样，在杂志已经办起来了以后，将刊物主体像有限责任公司那样，完全公司化股份化的道路还是走不通。唯一出路，还是只有将刊物本身办成国家事业单位，申批自收自支的编制、最好的结果就是把自己调进去担任这家事业单位相应级别的职务。
我完全用自己的钱投资，干了5年，却办了一个国家事业单位出来，与私人出钱出力创办出来的《成都商报》经历差不多。下一步何去何从，我和何华章曾经有一个下午的私下长谈。他明确表示将就此从政，在体制内发展。而我则表示如果有了公职，个人就不能挣钱；个人要挣钱，就不能同时端公家的饭碗。所以我决定把自己前5年干的事清零，彻底去做一名个体户。我希望辞职以后与何华章能有业务合作，何表示非常支持。他还问了我个人的打算和合伙人情况，问得很详细，专门掏出一个小本子记录。那天下午，他也给我讲了很多，中心意思就是眼界、格局、胸怀，以小搏大之类。
说来也奇怪，自那天以后，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跑回老家做项目，无意中与何华章断了联系。这期间，何一路高升，不久就从商报老总做到报业集团、传媒集团老总，很快又荣升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副市长、市委常委·····何在任上，无论经营城市形象，还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都干了很多令人瞩目的大事。那些后来才陆续与他相识贴得很近的人，也都因此沾光变成了一个个红人。而像我这样的老相识，却在他位高权重的时候，反而与之渐行渐远，到后来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如今，盐道街3号那座老式的红砖楼已不复存在，当年的集体宿舍也早已物是人非。成都市的衙门仍照常运转，但干过大事的何华章却如天空中划过的一道亮光。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从草根崛起的《成都商报》和博瑞传播产业一路气势如虹做大做强，领一代风骚，显豪杰霸气，那曾经有过耀眼的辉煌，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这套不起眼的集体宿舍5个主人中，只有北大毕业的叶勇，一如既往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和所有体制内的人一样兢兢业业，踏踏实实，过着按部就班的日子。
而庞学锋和他带来蹭住宿的我和建华兄，三个曾经把公职看得很重，又放弃公职干个体户的兄弟，或许因为血脉里流动着又漂泊又求安稳的基因，既不愿在体制内安分守己受约束，又不敢在体制外冒险闯荡出人头地，最终都选择了做一个小富即安的自由人。
30年后，曾经蓉漂的我，或许已被这个叫蓉城的地方彻底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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