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鹏颖 | 社会工程视域下“社会关系生产”的新形态

社会工程视域下“社会关系生产”的新形态

田鹏颖

《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10期

[摘 要]：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建立和谐有序并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等提供协调发展动力的现代社会关系，是人类适应、依赖和改变社会的自觉能力的重要标志。社会关系发展、变革和演进既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又是社会主体参与、设计、建构的创造过程。在社会工程视域下，现代 “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工程形态，合乎马克思 “社会关系生产”形态的演进逻辑。现代 “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工程形态具有整体性、人本性、开放性和历史性等时代特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全球化与地域化的统一，构成现代 “社会关系生产”的基本向度，以尊重社会规律为前提、以追求公平正义为旨归、以构建民主和谐社会制度为目标是现代 “社会关系生产”的三个价值取向。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工程；社会关系生产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有力保证，建立和谐有序并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等提供协调发展动力的现代社会关系，是人类适应、依赖和改变社会的自觉能力的重要标志。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物质生产，甚至以为，物质生产发展了，社会关系生产的矛盾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殊不知，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使人类社会发展陷入了误区。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社会关系生产”问题，但大多集中在“社会关系生产”的特殊重要地位等问题的讨论上，而对社会关系生产的认知与把 握往往只停留在“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 层面，充其量认识到社会发展过程在本体论上也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实践）的过程，而对现代社会“社会关系生产”的设计、建构等工程特征和规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社会规律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与基本载体等问题的把握还远远不够。今天，我们沿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在社会工程视域下，深入讨论 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形态问题，进一步揭示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时代特征、基本向度及其现实路径，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社会体制、调整社会结构、完善社会制度、加强社会管理等，无疑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一、社会工程及其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生产”形态的依据

所谓社会工程，即以社会科学为理论基础，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基本前提，以工程思维为方法论导向，生产社会关系、创新社会体制、改造社会的对象性活动，是人实现自我控制、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进而实现社会关系生产从自觉阶段向自为阶段转变的基本载体。中国工程院院士殷瑞钰、汪应洛和学者李伯聪认为：“工程是创造和建构新的社会存在物的人类实践活动。”[2] 工程的产物——社会存在物则既可以是“实物”形态，又可以是“关系”形态。社会工程所“生产”的社会存在物，则主要以“关系”形态得以展现。

（一）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工程形态始于以孔德等为代表的实证哲学

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对“理想国”进行了系统的创造性设计。近代英国莫尔的 《乌托邦》、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都对未来社会进行了天才而美妙的设计和构想。然而，真正按照“科学”（自然科学）理念设计、筹划“社会关系生产”的大概始于实证主义哲学的鼻祖孔德。他坚定地相信人类 的思维方式是从神学阶段经由玄学阶段而进入科学阶段，任何学科、领域都概莫能外。在孔德看来，由于学科间存在差异，因而进入实证科学阶段这一“理想境界”的时间表先后有别，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到达“理想境界”较早，而社会科学则演进速度较慢，但终将必然 达到“胜利”的彼岸，亦即人类社会关系生产的“自然科学化”乃迟早之事。这种以自然科学为标准衡量各种学科的成熟程度，并用以把握“社会关系生产”的思想不仅在哲学界，而且在整个科学界都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进入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越来越突破传统的“科学”范围，在传统界定的各种领域之外，不断地拓展许多新的可能性的领域。例如，数学的博弈论远远超出了传统数学范围，不是依据固定的公式去寻找固定的答案，不再把重点放在对于现实对象的简单描述上，而是强调预测性的可能发生的事件和后果；量子力学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物理学的范围，同包括数学、哲学等一系列跨学科的各种理论相结合，考察微观世界的基本结构及其基本规律，揭示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并宣布用宏观物体运动规律描述微观世界的思维方式无效；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的诞生，填补了传统逻辑关于思维模式研究中的空白……所有这些 “变革”，不仅使人们对传统科学的核心概念—— “必然性”、“规律性”、“精确性”、“可能性”、“逻辑性”、“稳定性”、“合理性”、“真理性”等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而且同时改变了人们对“社会机体”、“社会活动”、“社会科学”、“社会规律”的传统看法。西方社会学者涂尔干基于自然科学技术方法论建构了社会学方法论，卡尔·波普尔不仅成功地“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且对“改变世界”的问题也进行了创造性假设。他认为开放的社会并不遵循一成不变的历史规律，它在实践中渗透着“大胆预测的观念”，拥有显而易见的历史预言的特征，特别是一切创造性的实践，都是一种解决大胆预言未来的尝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使用的方法都是 “尝试错误的方法”，这种方法应当同样地变成远见卓识的实践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重要工具，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社会工程”概念，认为“正像物理工程的主要任务是设计机器，是改造机器，并为之服务一样，逐步的社会工程的任务也是设计社会机构，重建和操作现存的社会机构”。[3]在我国，很多学者也主张把工程思维从自然科学技术领域引入社会科学技术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沈珠江认为，“世界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以工程也可分为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4] 中国人民大学黄 顺基也提出，“社会工程以社会为对象，它的产品是社会的经济结构、上层建筑，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金融体制）、法律体系、教育体制、科技体制、行政体制、文化体制等。”[5]李伯聪则强调：“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工程化的生产活动才是最发达、最典型的生产活动。”“生产”范畴的优点在于“全面性”，而“工程”范畴的优点在于 “现代性和典型性”。[6]

（二）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工程形态与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7]回顾人类认识史，自19世纪以后，人类认识领域中的“科学”与“哲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清晰，“科学”在更多的场合主要被用来表达经验性、实证性的探索活动和科研成果，而哲学则更多地指涉思辨性的理论过程和思想体系。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欧洲启蒙运动已经逐渐将自然科学及其科学理性精神向历史、社会、宗教和人类日常生活领域扩张与渗透，在理论上则具体表现为自然科学理性向社会科学——人的科学——的领域的扩展与渗入。19世纪中叶以前，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领域以及关于人的科学还较少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虽然“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而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8] 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现代工业、现代技术以及自然科学对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的科学”的影响与渗透则日益加深，且不可逆转。正如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9]在这里，马克思既揭示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理性发展、扩张并进入人的生产生活领域的真实历史以及“人的本质力量”得以确证和日益完善的伟大意义，又充分肯定了自然科学理性向更广阔领域渗透和扩张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尤其强调了自然科学思维之于“人的科学”和“改造人的生活”的基础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理论为我们揭示出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一，马克思的所谓“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与“需要深入研究的”“人类史”即所谓“关于人的科学”中的“科学”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对此，马克思做了肯定的回答——“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10]其二，与其相联系，历史唯物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科学。对此，英国学者莱蒙（M.C.Lemon）给出了解释：与思辨的哲学相反，“马克思认为他的新方法即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因为对他来说，它源于实践的真实事实，而不是固定的或先验的概念。说它是‘科学的’还因为它能够从这种 ‘真实的现实’中，提炼出解释事物间联系的一般‘概念’或主要原则框架——类似于‘科学规律’解释自然的作用。”[11] 这样一来，马克思“历史科学”概念的理论价值便凸显了出来。

当然，马克思的 “历史科学”理论是有前提的。马克思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应该 “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2] 由此观之，“历史科学”的可靠基石就是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活动及其成果。这门“唯一的科学”“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3]实现了对人类解释世界，特别是改变现代社会的一种哲学把握，为人类重建当代社会提供了社会工程方法论启示。

（三）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工程形态是现代科学技术社会化的必然结果

应当承认，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使用，大大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会有现代社会。从认识论视角审视，由于人类的认识总是思维与存在、绝对与相对、无限与有限、实然与应然的统 一，因而，人类 “社会关系生产”必然是生长（自然而然）和建构（工程创造）的统一，或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态，即以生长 （自然而然）和以建构（工程创造）为主要特征的形态，与前者相对应的大致是前农业和农业社会，与后者相对应的大致是工业和后工业社会。而各个经济时代赖以区别的标志则是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的物化），手推磨与蒸汽磨划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也就是说，“社会关系生产”的生长形态和建构形态是由科学技术水平和性质决定的。社会工程形态在手推磨时代是不可能很好发育的，只有到了科学技术已经社会化，特别是工业或后工业社会阶段，以“建构”为主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工程形态，才能成为人类改变社会世界的普遍主题或典型形态。

质言之，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力量，占据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空间，科学技术理性理所当然地构成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思想基础。毫无疑问，在现代社会中，人作为自然和社会的中心，在改造自然和社会方面取得了越来越重大的成就，显示出人在其 “生活世界”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人作为主体既是他所建构和控制的“生活世界”的基础，又是他所建构和控制的“生活世界”的中心。人所面对并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已经变成了人所构造的世界，变成了越来越具有人为建构性质的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使现代“社会关系生产”日益渗透科学技术元素，其科学化水平逐步提高，并为“社会关系生产”的“完全自觉形态”的到来创造条件。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社会工程是综合了近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发展成果，综合了近半个世纪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成果，并取得了近二十多年电子计算机发展成果才成立的。”[14]显然，钱学森视野中的社会工程方法，就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实现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相结合，进而开创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交叉的科学方法。这种社会工程建设的使命在于对整个现代社会（主要是社会体制、制度）的改造、续写与重建。

二、社会工程建设合乎马克思 “社会关系生产”理论的演进逻辑

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15]“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16]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每一方都由于再生产对方，再生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本身”。[17]因此，“从整体上考察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生产一个东西——商品，即比原来预付的资本具有更大价值的商品，而且是生产资本和雇佣劳动；换言之，是再生产［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使之永存”。[18]

马克思关于“社会”、“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生产”的上述重要的基本观点清晰而深刻地启示我们，社会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而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是人们生产（创造）出来的。“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19]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许多个人合作的结果。把“社会形态”、“社会共同体”、“社会结构”等置于社会关系之中并作为社会关系的逻辑展开或表现形式来考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独到之处。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社会关系生产既是一种重要生产形式，又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 重要文明形态——“社会文明”的本体论依据，更是马克思用以透视和批判自然、社会和 历史问题的重要方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所言，马克思“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思想是：所有的人都处在一定的、必然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的……每个人，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而理解历史进程的条件就是要 懂得这些超个人的社会关系”。[20] 因而，现实的个人、社会关系存在、社会关系生产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基础。

与以往的思想家不同，马克思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并进而认为其受生产力的支配和决定，由此唯物辩证地解释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在他看来，资本逻辑下的 “物”并不是与社会关系相脱离的“纯粹之物”或 “自在之物”，而是以实物的形式负载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负载此一关系之物以其感性的存在方式，体现了人的社会关系本质。他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21] “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22] 同样，马克思对 “人”的考察也是如此，认为只有进入到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才能真正进入现实生活，才是现实的个人，才能使个人得到正确的角色定位。他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23]人的关系并非抽象意义上的 “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24] 马克思强调，“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25]马克思将现实的个人视为“历史舞台”上“剧作者”和“剧中人”的双重社会角色：既是社会关系的创造者，又是社会关系的受制者。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本质和基础，而社会总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

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关系生产总是“隐而不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其无法揭示，在我们看来，所谓社会关系，其本质地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制度 （社会体制），社会关系生产其实就是人类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类关系，它在社会的层面必然体现为社会的制度和体制。这也就决定了社会关系不是一种先于人、外在于人或超越于人的“外在空壳”，而是孕育和诞生于人们的各类社会生产、创造之中的现实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关系生产包含着社会发展的全部秘密。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26]“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27]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28]即便是“消费直接也是生产”，它 “再生产出不仅具有直接生命力的个人，而且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个人”，[29]即再生产出劳资关系和雇佣制度。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社会关系生产”作为一种潜在的生产形式，对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生产等起着重要的组织和保障作用，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如果说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类自身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精神生产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导向，那么社会关系生产则是社会发展和制度创新的保障，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渗透和贯穿于全部生产过程中，直接制约着其他各种生产的社会状况，决定着整个生产系统的社会性质。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社会关系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不仅体现为对社会关系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系统中的重要地位的揭示上，而且体现为他对社会关系生产形态擅变规律的把握上。马克思通过鞭辟入里地剖析资本逻辑，深刻揭示了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秘密，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关系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的演进逻辑。马克思认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30]按照这一逻辑，他站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生产”的制高点上，通过人类学研究，揭示了“社会关系生产”形态演化规律:“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31]马克思的这一阐释，为我们进一步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提供了“指南针”。

众所周知，法国哲学家卢梭是马克思最喜欢的思想家之一。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中，卢梭把人类社会关系生产形态的演化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状态，人与人之间完全是平等的；第二阶段是私有制状态，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第三阶段是卢梭理想中的共和国状态，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了新的平等关系。[32]在卢梭的影响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尽管马克思把自己论述的重点放在对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批判上，但他的论述方式己经蕴含着社会关系生产形态演化发展的基本观点:异化前的——公有制的形态；异化了的——私有制的形态；扬弃异化—消灭私有制的形态。尽管那时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生产形态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还不过是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猜测，但纵观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生产形态的理论观点，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社会关系生产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具体的和历史的，而现代社会关系生产形式才是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生产形式。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则从现代科学技术理性与人的社会关系生产形态关系层面，创立了“三大社会形式”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3]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三大社会形式”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阶段，又是人类社会关系生产的三大典型形态:自然发生形态—社会工程形态—完全自觉形态，此三种形态构成了人类社会关系生产的形态学系列。

具体地分析，所谓“自然发生形态”系指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即前现代的社会关系生产形态，此时社会关系生产还处于自然经济和自然力的控制之下，因而具有某种程度的神秘性、随意性和非理性特征，其生产能力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和演进，还没有形成普遍的联系和交往；所谓“社会工程形态”系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典型形态，由于资本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人类理性的力量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展示和确证，形成了现代社会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创造了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的世界性联系，社会关系生产形态也从自然而然转向主体自觉；所谓“完全自觉形态”，系指未来社会，人们己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人，那些传统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己经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人们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这种形态下的社会关系生产越来越多地达到人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34]

马克思之所以认为社会关系的建构与优化比其他生产更为重要，之所以运用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观照世界，揭示社会关系生产形态的演进规律，不仅由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天然地嵌入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之中，是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存在物，而且是因为社会关系生产本身的变革是社会文明，进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指示器。马克思几乎终其一生批判资本逻辑，最终追求的就是想通过变革人与物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矛盾、冲突与对抗，重建社会，以实现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自觉占有、有效控制和全面发展。

三、社会工程视域下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时代特征

与“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不同，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中，现代“社会关系生产”因其选择了社会工程这一典型形态而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一，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整体性。现代社会高新技术创新与应用，日益强烈地冲击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既促成了人的类特性的全球展示和实现，带来了人类主体性和人类本质力量的整体性强化，又以其多元化的方式导致当代人心态的失衡和个性的扭曲，加剧了当代人的本质异化、信仰危机、道德失范和举世关注的人权、人道等一系列政治伦理和文化冲突。同时，它也改变了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工程形态的内容、手段和结果。因此，仅从一个或几个方面似乎难以把握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本质。特别是，与现代社会关系生产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内在相关，在每一个问题的形成、发展或解决都与其他问题存在错综复杂关系的情况下，怎样理解社会工程视域下的“社会关系生产”至关重要。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人们对社会关系的整体依赖、适应和改造与全球化进程己经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范围内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必然以“社会关系生产”的整体性协调为条件；现代社会人们对“社会关系生产”的整体性建构与把握，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再现和拓展。而现代社会人们与其自身关系上发生的严重的人性问题，则恰恰是现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矛盾、冲突在人性问题上的折射。人、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都陷入了现代性焦虑之中。因此，以社会工程为基本载体的现代“社会关系生产”必然需要整体设计、整体决策、整体运筹、整体操作、整体管理和整体评估。

其二，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人本性。如前所述，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相伴随，现代“社会关系生产”日益表现为人与人(社会关系)改革、调整的科学性、技术性和工程性。但“社会关系生产”本身不管如何包含科学性、技术性和工程性，其核心必然是属人的性质。以人为目的，对人的关怀，这是“社会关系生产”的核心价值归宿。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社会工程作为“社会关系生产”的典型形态，其根本宗旨在于满足人、尊重人、依靠人、解放人。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它主张公平正义，追求和谐发展;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它主张以人为本，实现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于人。

其三，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开放性。社会关系生产的典型形态—社会工程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必须不断与外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物质交换，使自身功能和结构得到更新与提升，进而满足社会主体人的现实需要。古希腊柏拉图式的理想是“封闭社会”，而“封闭社会”忽视了社会主体人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创造性。“开放社会”则提倡理性，反对盲从，尊重科学，包容个性。正如波普尔所说:“如果我们希望仍然成为人，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通向开放社会的道路。我们必须对未知、不确定和不保险的事情不断进行探索，使我们所能具有的理性，尽可能好地为安全和自由而制定计划。”[35]

其四，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历史性。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任何“社会关系生产”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没有一成不变和一劳永逸的社会关系生产。马克思指出，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36]很明显，社会制度的创造或变革与“感性的世界”一样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并且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取决于“工业和交往”的状况。按照这一逻辑，社会工程形态的现代社会关系生产，其具体的历史使命、工程目标、主要矛盾、社会环境、评价体系、主体诉求等，都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都是暂时的而不是永恒的。

现代“社会关系生产”之所以呈现整体性、人本性、开放性和历史性等时代特征，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工程作为人类把握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方式，具有鲜明的设计、规划、建构属性。

作为一种建立在“实践精神的掌握的”[37]方式基础之上的新的思维方式，社会工程思维与社会科学思维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说社会科学的主旨是对人类社会进行解释，那么社会工程的价值则在于对人类社会进行改造。因此，从社会科学向社会工程的转化，就其本质而言，是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一般向个别的转化，事实向价值的转化，而设计、规划则是这一系列转化的枢纽，遵循人优于对象世界、价值优于事实，筹划优于认知的主体性原则，表现为未然而应然，其根本宗旨在于让社会工程的客体属性尽可能地与主体的需要即主体属性的复杂状态相对应。因此，如果说形式逻辑中“矛盾律”和“排中律”是两个基本的逻辑规律，那么社会工程设计逻辑则必然正视和面对相互矛盾的利益和诉求，并从中选择和采取“权衡协调”的立场和态度，即在特定范围内遵照形式逻辑，而超越这个特定范围则遵照“权衡协调”逻辑，即以同一社会工程最大限度地满足诸多利益诉求。[38]如果说在理论思维框架下，人们主要关注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原因与结果、真理与谬误、解释与反驳等的关系问题，那么，在社会工程思维框架下则更多地关注存在与时间、工具与目的、过程与结果、设计与建构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工程视域下的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是集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伦理因素等为一体，对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孕育、生成和演化给予全程监控的活动。这启示我们，在现代民族国家，以社会工程为基本载体建构社会关系，优化社会结构，创新社会体制，建设社会文明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无疑是执政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只有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彰显人文关怀，才能不断提高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水平。

黑格尔认为:“我们这一代的人均生活于、行动于、并发挥其作用于这种热情之中。而且一切正义的、道德的、宗教的情绪皆集中在这种热情之中。—在这种深邃广泛的作用里，精神提高了它的尊严，而生活的浮泛无根，兴趣的浅薄无聊，因而就被彻底摧毁。”[39]雅斯贝尔斯曾转引席勒的名言表达人类对于自身使命担当的精神渴望:“在肉体的意义上，我们应该是我们自己时代的公民(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其实没有选择)。但是在精神的意义上，哲学家和有想象力的作家的特权与责任，恰是摆脱特定民族及特定时代的束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切时代的同代人。”[40]社会工程作为“社会关系生产”的有效路径，其向度则是对消解现代社会诸多“两难问题”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

第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应当承认，科学与人文的分隔与争论，在欧洲近代史上由来己久，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此也格外热衷，但大都围绕着20世纪50年代英国思想家斯诺提出的所谓“两种文化”之争而展开，着力呼唤两种文化的适度调适与紧密融合。一般地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从来就不是隔离更不是断裂的，而永远是相伴随的，因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本身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今天，要真正实现科学与人文融合，我们首要的任务在于调整和更新传统人文精神，建立在21世纪具有解释力、整合力和改造力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即建立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来适应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社会工程创新。可以说，作为哲学范畴，社会工程综合、提升了诸多把握世界的方式，包容了科学与人文，视科学为人类把握自然世界、社会世界的基本方式。因此，社会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身与心、凡与圣、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二分的传统思维方式，使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统一的文化自觉在人类的精神领域得到了应有的张扬。在社会工程框架中，高科技背景下的现代社会必须既要强化人文精神，把科学精神内化于人文精神，又要在自然—人—社会相统一的基础上，彰显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相通性，建立更加广阔的“大科学”、“大技术”、“大工程”新视野，为现代社会实践方式的工程化提供科学理论基础和理论根据。

第二，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社会工程的视野下，所谓合规律性，即“社会关系生产”必须以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基本前提;所谓合目的性，即“社会关系生产”的工程过程与结果必须符合社会主体自身的需要、利益等价值追求。社会工程规划、设计、目标、评价等只有注意合规律性，才能达到合目的性，才能最终达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因此，实施“社会关系生产”，变革和创新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机制，必须倡导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而且，我们应该看到，社会规律的自然生成与发生作用过程，与“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工程实施过程是统一的，即作为具体的历史的人的“社会关系生产”活动—社会工程，无论其目标、手段、环境、文化、结构等都受社会规律支配；作为人类自觉、自为的社会关系生产和创造过程，社会工程必然嵌入特定的价值、意义和目的元素。也就是说，社会工程是人类独有的建构活动，它作为社会主体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关系的对象性活动与其他生产活动一样，都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即按照人类的目的，运用科学知识，利用社会条件控制和创造社会制度以满足人类社会某种确定需要。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视角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既是人类“社会关系生产”的应然状态，也是人类“社会关系生产”的实然状态，因而应当成为社会工程必须追求的目标。

第三，全球化与地域化的统一。当今世界发展的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己经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全球化时代”。人类生活全面全球化，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等日益凸显。“社会关系生产”地域化也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这有可能使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矛盾、冲突、歧视甚至斗争。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地域化问题同时也是世界问题，任何世界问题同时也是地域化问题。我们面临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制度问题、体制问题、伦理问题等都同时是世界(全球)问题，而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技术异化问题、全球风险问题、现代性危机问题、消费社会问题等也是我们不同程度存在的地域化问题。因此，面对21世纪如此复杂的各类现象，任何现代社会都必须全面把握各种资源，远离非此即彼，追求亦此亦彼。在社会关系生产中，既要有地域化考量，又要有全球化视野。只有统筹兼顾“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才能科学谋划、设计和创新现代“社会关系生产”。

四、社会工程视域下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现实路径

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工程视野下的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路径，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宏大叙事，更不应该属于思辨理论哲学或纯粹意识哲学范式，而是应该在规划与设计中，在科学的理念引导下的人类主体参与和建构性的现实活动。

从认识论视角分析，社会工程设计是社会认识过程的“思想具体”阶段。马克思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41]社会工程设计作为一种“思想具体”恰恰是对现存社会关系应然化的认知，是对未来的社会关系的超前把握，其根本宗旨在于解决社会关系“谁来生产”和“如何生产”等问题。西方制度经济学杰出代表诺斯关于制度设计的论述对我们理解社会工程设计不无启示，他认为:“制度是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是人类设计出来的形塑人们互相行动的一系列约束。”[42]这就启示我们，社会工程设计就是一定社会的人们以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以某一或某些社会科学理论为前提，按照既定的社会发展目标，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把社会维系在一定的秩序之内。因此，社会工程设计不是也不应该是人们主观臆断的产物，而应该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延伸和展示。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科学理论所探讨的基本论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社会变化有着内在的关联，往往首先反映该时代最敏锐的社会焦点问题，最深刻地表现人类创造和批判现实与历史的能力。社会工程设计则恰恰试图跳出和超越历史与现实的羁绊，引导人们不留恋、不满足社会关系现状和业己存在的社会制度(体制)，力求改变现存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本然状态，创新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应然状态，实现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工程化和科学化。

马克思早就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43]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理论观点，为我们提供了把握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现实路径的重要方法论。它启示我们，社会工程视域下现代“社会关系生产”，其顶层设计至少应在真、善、美的价值旨趣的主导下进行。

其一，社会工程作为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载体，其设计、规划、实施、评估等必须以尊重社会规律和现实社会条件为前提。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44]而且他认为社会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由此他进一步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45]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的。他认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46]因此，人们对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必须以尊重“这些规律”和凭借这些条件为前提，而那种不顾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谓“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科学化和工程化是难以想象的。

其二，社会工程作为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载体，其设计、规划、实施、评估等必须以建构公平正义为旨归。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政治学家罗尔斯将“公平的正义”从一种社会伦理原则转换为一种基本政治原则，从价值理想上看似乎是降低了、后退了，但却无疑提高了“正义”概念现实实践的可能性，它甚至使“公平的正义”具有“绝对律令”的性质。现代“社会关系生产”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关系到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关系到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关系到一种政治主张或社会理想的正当合法性和社会普遍有效性，实际上这也是马克思“重建社会”的崇高追求。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变、民主政治的体制性改革、多元文化的差异与紧张、地区性或群体性贫富差别、特别是经济效率增长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等，无不集中在“公平正义”问题上，合理与合法、正当与正确、平等与均衡正在话问现代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只有通过社会工程，并在顶层设计的层面统筹兼顾，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才能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体系。因此，现代“社会关系生产”既要追求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水平比较接近而不过分悬殊，又要追求人们的获得与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以及所做出的贡献相一致;更要使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生存、发展权利和机会，并以此作为评价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一种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

其三，社会工程作为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载体，其规划、设计、操作、评估等必须以追求一种民主和谐的社会关系为目的。这是社会关系生产的最根本、最艰巨、最崇高的使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7]显然，马克思不仅主张要生产出与各种生产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且要实现整个社会关系生产的平衡与和谐。尽管现代社会尚难以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但是这一目标应当成为工程视域下现代“社会关系生产”的终极价值追求。

有机整合的真善美，共同构成现代“社会关系生产”之社会工程设计的基本价值维度。正是在社会工程的顶层设计中，人的社会关系逐步得到全面拓展和高度丰富，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逐步变成现实。

总而言之，社会工程是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方式或样式，但并不是所有社会实践活动都是社会工程。社会工程作为“社会关系生产”的典型形态，与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等不能相互替代，正如承担“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工程”与承担物质生产的“自然工程”不能相互替代，但两者又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一样。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关系是人类“改变世界”中的基本矛盾，但自然史和社会史却总是彼此制约、互为中介。如果人们对自然世界的改变属于人们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自然科学技术的“显性”层面，那么人们对社会世界的改变则属于人们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社会科学技术的“隐性”层面。人与自然的“照面”实际上就是人与他人的“相遇”，人与自然关系所反映和折射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48]“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49]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首先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只有当人们成为自然与社会结合的主人，才能成为自然界真正的主人，人类的历史才真正开始。

笔者在此主张要在社会工程的视域下研究“社会关系生产”，旨在关注社会工程的整合功能和“生产力”作用。社会工程是“社会关系生产”的载体，在社会工程中社会作为主体的人己经不是单个人的机械相加的“总和”，而是依赖于社会结合而形成了“集合力”，并克服了单个人所固有的片面性、有限性，进而有效地整合、放大和提升了人的社会性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50]因而，可以这样说，社会工程思维是现代社会关系生产最可取、最现实的选择，它对于我们提高现代社会制度创新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现代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推进社会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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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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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参见殷瑞饪、汪应洛、李伯聪等:《工程哲学》，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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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页。

[42]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64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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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资本论》第1卷，第21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545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上），第24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0、85页。

审核：张琳

责任编辑：陈铁迪

图片编辑：赵佳丽

文字编辑：米亚楠、孙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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