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开放是否促进了制造业就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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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规模的提升有积极意义，服务业开放可以通过延长制造业产业链、培育制造业新的增值环节等形式促进制造业企业的规模和就业需求。依据 2001 － 2019 年 285 个地级市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能够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进而显著提升制造业的就业规模，其中流通领域服务业开放带来的就业效应更为明显。此外，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规模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坚持深化服务业开放水平、审慎有序开放不同领域服务业、多举措深化两业融合。
关键词：服务业开放；制造业；就业规模
作者简介：
付家雨（1990－），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治理与绩效评估、公共就业；
李飚（1988－）（通讯作者），男，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
张梦轩（2001－），女，河南安阳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服务贸易与投资。
随着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攀升，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显著的业态特征，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支撑乃至融合发展的趋势。由于现代制造业的复杂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阶段，需要众多部门和制造商参与，其制造环节的不断延伸加大了产业链分布，而这些分布在上中下游庞大的产业链所需要的不仅是各类资源要素投入，也更加依赖庞大的服务业体系，如信息服务、金融、流通、工业设计等领域不可或缺，在这种日益交织的两业密切合作中，催生出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业。制造业不仅对服务业的要求越来越多元，反过来服务业也进一步细化了制造业的门类，加剧了制造业产业链条的功能化延伸。制造业服务化主要包括价值链纵向延伸(上下游服务环节)、价值链横向拓展(培育核心增值环节)、价值链虚拟化重置(制造外包)三种形式。因此，这一过程最终对制造业的就业规模形成了正向传导。
服务业影响制造业就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区域内产业互补对制造业就业形成乘数效应［1］；二是通过服务业开放为制造业提供更多的产品设计、金融服务等资源，进而通过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与成本下降来影响就业规模。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服务业领域已经成为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服务业开放是指结合“负面清单”模式，通过降低行业投资准入门槛和取消持股比例限制等方式，进一步实现互联网信息、金融等生产性服务行业开放。由于我国知识服务贸易逆差较大，特许金融等服务产品主要依赖服务进口，服务业开放可以通过弥补、延长制造业产业链、培育制造业新的增值环节等形式影响制造业的企业规模和就业需求。因此，本文主要关注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绩效的影响，进而探讨服务业开放能否成为提升制造业就业规模的有效途径。
为了推动价值链延伸，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我国制造业正从单一的生产制造向“制造+服务”模式转变。但由于制造业升级所需的大量服务产品供给不足，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有效融合依然不足。服务业开放能够使制造业产业链和供应链攀升所需的科技服务、物流服务、金融服务等资源嵌入到制造业的生产过程，夯实产业基础，促进产业链上下游间的协作创新和技术融合，并形成一定的技术溢出，使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提升。随着生产效率的全面提升，制造业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出口规模大幅提升，制造业会实现从低生产效率向高生产效率行业的就业转移和就业扩张，进而提升制造业的总体就业规模［2］［3］。然而，由于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不同类型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也存在较大差异，譬如，运输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开放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较大，而保险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通讯邮电服务开放则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有负向影响［4］。因此，随着服务业开放程度提升，不同类型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有所差异，进而在不同制造业行业间形成差异化的就业效应。
研究假设1：服务业开放会通过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制造业就业规模。
服务业开放会促进国内市场竞争，降低服务产品的价格。随着价格下降，制造业价值链各环节的服务产品投入成本也会有所下降，形成成本节约效应，从而使制造业在劳动、资本、技术的成本组合上实现重配，并有利于制造业企业形成更为精细完整的价值链，进而提升制造业的就业需求。比如，汽车制造行业包括前端研发检测环节、中端智能制造环节、后端汽车服务环节。服务业开放形成的市场竞争效应能够让汽车制造行业获得更多价廉质优的研发设计服务、金融服务、物流和销售服务，助力汽车制造业行业实现智能化设计和产业链上中下游融通，进而提升行业整体就业规模。然而，不同类型的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的匹配程度不同，不同的制造业行业对成本调整的敏感程度也不同，因此，不同类型的服务业开放对不同制造业企业生产规模提升后的用工决策也不尽相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成本变动较为敏感，用工需求较大，因此，服务业开放带来的两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提升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需求。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成本变动的敏感程度较低，不同类型服务业开放带来的成本节约可能会用于提升就业需求，也可能会用于增加制造业外包与科研投入。
研究假设2：服务业开放会通过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进而提升制造业就业规模。
（一）计量模型构建
1．静态面板回归模型。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规模的影响可用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表示：
其中，r=1，2，．．．，n表示横截面单元，t=1，2，．．．，n表示时序期数，lnLrt表示r截面t期的制造业规模，SLrt表示r城市t期的服务业开放指数差异，δt为年份固定效应，γr为城市固定效应，Xrt代表其他控制变量，εrt为随机扰动项。本文使用2001－2019年285个地级市数据构建平衡面板数据，探究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规模的影响。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投入产出表，其中，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充。
2．空间计量模型。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构建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其中，ρ代表空间自回归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在空间权重矩阵的选取上，本文选用反地理距离矩阵进行分析，β1和β2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空间交互项的弹性系数。根据各城市所在地理位置的经纬度信息计算得到各城市之间距离的倒数。
（二）主要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就业规模(lnL)。本文使用地级市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对数来衡量就业规模。
2．主要解释变量：服务业开放（SL）。本文构建服务业开放指数来衡量服务业开放。学界衡量服务业开放主要使用服务业FDI［5］、服务业限制指数［6］［7］等方法。本文则结合地级市数据特征，借鉴常荣平等（2021）的方法［8］，从“正面清单”角度构建服务业开放指数，构建方法如下：首先，根据《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的三大领域七类行业进行分类。其中，流通领域服务业包括零售、批发，通讯领域服务业包括增值服务与寻呼业务、移动话音与数字业务、国内与国际业务，金融领域服务业包括银行服务业、保险服务业。其次，结合不同行业的服务贸易开放时间，按照城市开放年龄进行衡量，未开放取0，城市开放当年的开放年龄取1，之后逐年增加，得到各个地级市不同行业的开放年龄，数值越高表示开放程度越大。再次，将开放年龄指标赋予完全消耗系数。其中，完全消耗系数由各省市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基于投入产出表时间和区域的可得性，采用了2002、2007、2012、2017四个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进行计算并得到服务业开放指数。
3．控制变量。使用工资水平、社会实际产出、物质资本存量、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工资水平(lnW)以地级市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水平的对数来衡量；社会实际产出(lnY)以实际GDP的对数来衡量；物质资本存量(lnK)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本量的对数来衡量；对外投资(lnFDI)以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对数来衡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一）基准回归
表2汇报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总体而言，2001－2019年，服务业开放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就业规模。分样本来看，不同类型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规模的影响不同。服务业开放能让制造业获得更多价廉质优的服务产品，带动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良性互动，扩大制造业的产品出口和市场规模，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其中，流通领域服务业开放会显著提升制造业的就业规模，这可能是因为流通领域服务业开放与国内制造业原材料采购、生产、仓储、分销、配送等全产业链匹配度较高，能够以信息化工具实现企业运输资源的智能调度和优化配置，降低整体运输成本，与制造业就业规模较大的行业能够形成良性互动。
从统计数据来看，2012－2020年，制造业就业规模提升排在前三的细分行业分别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3．2%)，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5．2%)，汽车制造业(6．2%)。2021年，服务业进口额占比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旅行(34%)、运输(25%)和其他商业服务(13%)。此外，流通领域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的就业带动作用与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有直接关系，流通领域服务业开放能够满足中国制造业的国内外产品供应需求，提高劳动密集型制造行业的用工需求，这与当前中国车工等技能工人紧缺的现状相符。同时，通讯领域和金融领域服务业开放不利于制造业就业规模提升，这可能是由于该领域服务业开放程度较低，无法适配先进制造业在智能化转型和金融支持等方面的需求所致。据统计，2013－2020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仅从2%升至9%，金融服务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仍维持在1%。随着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因此通讯领域和金融领域服务业开放带来的就业效应需要进一步考察。
（二）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为了进一步检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本文采取如下方法：(1)删除19个重点城市。由于直辖市和新一线城市的区域首位度较高，能够获得更大的贸易开放自由化。为剔除贸易政策对结果的干扰，本文剔除19个新一线及以上城市进行分析。(2)进行1%缩尾处理。为消除极端值对样本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数据进行1%缩尾处理。表3第(1)列和第(2)列汇报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础回归一致，服务业开放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就业规模。
为了进一步处理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就业规模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问题，本文采取如下方法：(1)GMM检验。本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GMM检验。(2)两步GMM检验。使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步GMM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与服务业开放关系密切，但并不会直接影响制造业就业规模，是较为理想的工具变量。表3第(3)列和第(4)列汇报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础回归一致，服务业开放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就业规模。
（一）基准回归
表2汇报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总体而言，2001－2019年，服务业开放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就业规模。分样本来看，不同类型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规模的影响不同。服务业开放能让制造业获得更多价廉质优的服务产品，带动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良性互动，扩大制造业的产品出口和市场规模，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其中，流通领域服务业开放会显著提升制造业的就业规模，这可能是因为流通领域服务业开放与国内制造业原材料采购、生产、仓储、分销、配送等全产业链匹配度较高，能够以信息化工具实现企业运输资源的智能调度和优化配置，降低整体运输成本，与制造业就业规模较大的行业能够形成良性互动。
从统计数据来看，2012－2020年，制造业就业规模提升排在前三的细分行业分别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3．2%)，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5．2%)，汽车制造业(6．2%)。2021年，服务业进口额占比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旅行(34%)、运输(25%)和其他商业服务(13%)。此外，流通领域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的就业带动作用与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有直接关系，流通领域服务业开放能够满足中国制造业的国内外产品供应需求，提高劳动密集型制造行业的用工需求，这与当前中国车工等技能工人紧缺的现状相符。同时，通讯领域和金融领域服务业开放不利于制造业就业规模提升，这可能是由于该领域服务业开放程度较低，无法适配先进制造业在智能化转型和金融支持等方面的需求所致。据统计，2013－2020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仅从2%升至9%，金融服务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仍维持在1%。随着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因此通讯领域和金融领域服务业开放带来的就业效应需要进一步考察。
（二）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为了探究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机制，本文借鉴江艇(2022)的方法［9］，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其中，lnLrt表示制造业就业规模，Medrt为中介变量，生产率和生产成本分别用scl和sccb表示，控制变量Xrt与前文一致。
首先，本文以专利数来衡量生产率。专利是研发活动的关键产出，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出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生产效率等无形因素［2］。表4第(1)列中服务业开放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服务业开放能够提升制造业生产率，列(2)加入中介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变小，表明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规模的影响是由于生产率机制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随着服务业开放，外来服务生产要素会投入到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促进创新资源的流入，加剧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内部竞争，低生产率企业逐渐被淘汰，进而提升了制造业总体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10］。随着生产率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规模提升，虽然会淘汰部分中低技能劳动力，但生产率提升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更大。
其次，本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来衡量生产成本。根据表4的第(3)列可以看出，服务业开放对生产成本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服务业开放能够显著降低区域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第(4)列加入中介变量之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变小，表明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规模的影响是由于生产成本机制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服务业开放能够帮助制造业企业获得成本低廉、优质的服务产品，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就业吸纳能力。
（一）空间溢出效应
相较于制造业复杂和耗时长的生产、储存和运输，服务业具有更强的跨区域交易便利性。服务业开放能够提升服务产品供给能力，随着两业融合程度加深，服务业开放也可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升本地市和周边地市的制造业生产效率，进而扩大制造业的就业需求，在区域内对制造业就业形成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效应分析需要先考察整体层面的各个地理单元之间的空间自相关程度。根据计算，2001－2019年Moran＇sI指数均大于0，存在空间正相关，适合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深入分析。
表5第（1）列汇报了使用反地理距离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结果，总体而言，2001－2019年，服务业开放能够促进本地市和周边地市制造业就业规模的提升，且服务业开放能够对制造业就业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由于空间交互项系数无法直接反映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规模的边际效应，为此要进一步采用偏微分法对空间效应进行分解。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服务业开放能够提升本地市的制造业就业规模，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服务业开放能够提升周边地市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服务业开放对周边地市制造业的就业效应大于本地市，说明服务业开放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有显著的辐射和反馈功能，周边地市会通过服务业开放带来的服务产品渗透提升制造业的产业链延伸，进而扩大制造业产能和用工需求。
表5第(2)－(4)列汇报了流通领域、通讯领域和金融领域服务业开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流通领域服务业开放提升了本地市的制造业就业规模，通讯领域服务业开放降低了本地市制造业就业规模。金融领域服务业开放降低了本地市制造业就业规模但提升了周边地市制造业就业规模，形成了空间溢出效应。这可能是由于在制造业服务化的过程中，金融领域服务业开放对于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和融资成本最为有利，能够促进周边地市制造业企业拓宽核心增值活动环节，实现主营业务多元化，增加企业利润和用工需求。
（二）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为了检验空间计量模型稳健性，本文进行双重差分检验。2016年，中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在全国15个地级市开始实施。由于地级市对能否成为试点城市缺乏决策权，该政策具有较强的外生性。本文将中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6年这个政策实施年份考察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借鉴王启超（2021）的方法［11］，选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作为处理组，其它城市作为对照组。如果实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能够提升制造业就业规模，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服务业开放能够促进制造业就业规模。为了验证该假说，设定如下模型：
其中，du为组间虚拟变量，试点城市取1，非试点城市取0，dt为时间虚拟变量，实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后的时间取1，否则取0；du×dt为双重差分项，β1为双重差分估计量，用于衡量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试点城市制造业就业的影响，Xrt表示其它解释变量。
从表6第(1)列可以看出，交互项系数与基础回归变动不大，说明服务业开放不仅可以显著促进本地市制造业就业，还会通过空间外溢效应提升周边地市就业规模。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可以起到深化开放与带动就业的良好效果。
进一步检验空间计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1)采用系统GMM模型。具体做法为：首先计算服务业开放指数与空间权重矩阵乘积，其次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工具变量使用系统GMM进行分析。表6第(2)列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规模具有空间溢出效应。(2)采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服务业开放带来的服务产品进入制造业生产和流通领域需要一定周期，制造业企业依据服务产品开放度协商制定服务产品成本和调整企业生产成本也需要一定周期。因此，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可能存在滞后性问题，本文采用服务业开放指数滞后一期进行分析。表6第(3)列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规模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核心，也是国家安全和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保障，解决制造业高质量充分就业对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制造业服务化视角探讨服务业开放是否会促进制造业就业规模提升。主要研究结论包括：服务业开放能够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进而显著提升制造业的就业规模，其中流通领域服务业开放带来的就业效应更明显。此外，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规模提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服务业开放会显著提升地级市本地和周边地市的制造业就业规模。
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坚持深化服务业开放水平。服务业开放是解决制造业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我国应充分发挥服务业开放对于制造业就业的带动效应，积极推进服务业高水平深化开放。第二，坚持审慎有序开放不同领域服务业。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形势复杂多变，为了降低不同领域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的就业抑制作用，应该结合不同服务业发展现状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需求，坚持审慎积极的服务业开放路径。第三，坚持多举措深化两业融合。服务业开放能够带来价廉质优的服务产品，应该通过水平关联和垂直关联的服务中间品市场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进而提升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同时，我国要积极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服务业开展供应链物流、信息服务等模式创新，通过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主动融合提升国内产业链和价值链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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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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