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回眸之二：重新认识鸦片战争
《原创 贸易“战”回眸之一：一个半世纪前的鸦片战争》中说的一些事儿，有读者不信或者不解。现写下这一篇，作为对前文的补充。
鸦片战争，是典型的因为“贸易”而引发的战争。英国人坚决要向中国贩毒，中国坚决要禁毒，为此，双方打了一仗。中国打败了，于是，英国人在中国展开了毒品的自由贸易。
关于引发鸦片战争的原因，著名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1月）：
“回顾历史，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兼容；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冲突。确实，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人对商业的鄙视态度是无法共存的。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力量与通过变化获得的进步思想，推动了西方向海外扩张，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这股潮流。不幸的是，满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其痛苦。”
对于“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我是赞同的。
毫无疑问，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迟早要打的，和英国用武力征服并全面占领印度次大陆一样。
我以为，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样的事实：20世纪初，英国拥有殖民地335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5，世界人口的1/4，变成了地道的日不落帝国。
由于中国有太多太多的义和团，所以，中国没有成为印度，没有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关于“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 徐先生罗列出来了“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 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英国工业的扩张”、“自由贸易思想”这些个洋概念，尽管在书中并未进行“深刻地”分析，但是，对当今 “研究”鸦片战争的某些专家影响极大。
遗憾的是，根据徐先生的这部书提供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个概念，统统不成立。
一、鸦片战争，是“英国工业的扩张”吗？
有专家一再强调，英国因为“工业革命”了，产品堆积如山，急需拓展中国市场，所以，为了“自由贸易”，向中国开炮了。
果真如此吗？
号称工业领先全球的英国，面对中国市场，除了黄金白银，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
从英国开往中国的商船上，装载的不是黄金，就是白银。
从中国开往英国的商船上，装载的全是中国产品。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18世纪时广州贸易的收支平衡非常有利于中国，因为它不需要什么外国产品，而西洋商人则购买了大量的茶、丝和大黄。外国船舶必须带着银锭来买中国产品；东印度公司的船舶从伦敦出发时，其货物中经常有90%是银锭。”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18世纪的广州贸易顺差严重地偏向中国一边。外国商人前来购买茶叶、生丝、大黄和其他货物，是需要用金银来支付的，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工业产品无所需求----正如乾隆皇帝对英王乔治三世所称的那样：“天朝无所不有”。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有时高达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
所以，与中国“自由贸易”的结果，英国一直是：亏亏亏、赤字赤字还是赤字！
过度地夸耀英国的“工业革命”，确实太不靠谱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向西方敞开了大门，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工业化”的英国本土，运到中国的商品不断减少，而中国的商品出口反而快速增加。
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1840年为52.4万英镑，1842年为96.9万英镑，1843年为145.6万英镑，1844年为230万英镑，1845年为239万英镑。由于输入中国的工业品基本无销路，1846年之后，送来的英国商品逐步减少，到1853年至1855年，下降至100万～170万英镑。
对比鲜明的是，中国销往英国的商品，1850年为584万英镑，1854年更是突破千万英镑。1864年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始终处于出超地位。
作为“工业大国”的英国，在“自由贸易”中，是用什么战胜中国的呢？
答案是：高科技工业品----鸦片。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从1775年到1795年，东印度公司输入到中国的货物和银锭达3156万两，而从中国出口的货物达5660万两。这2510万两逆差，部分由港脚贸易和私人贸易得到弥补，他们获得较多的顺差。”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1781—179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则达2600万两。这种有利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才趋于平衡。1826年之后，贸易平衡开始向相反的一端倾斜：1831—1833年间将近有1000万银两从中国流出。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逆差进一步扩大。是什么东西引起了这一贸易平衡的急剧逆转呢？只有一样东西：鸦片。”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东印度公司从鸦片生产中获得的利润在1832年为1000万卢比，1837年为2000万卢比，1838年为3000万卢比。得自鸦片的收入， 1826—1827年间，占该公司在印度财政收入的5%，1828—1829年间占9%，19世纪50年代占12%，总额几达400万英镑。……显然，如果没有鸦片贸易，他们将承受严重的贸易逆差；鸦片已成为一帖医治英国贸易萧条的灵丹妙药。”
二、英国真的是“重商”、“自由贸易”吗？
1、是否重商，口头的不算数。政府主动降低商税，才有意义。如果商税税率降到全球最低了，那才算真正的重商。
英国是这样的吗？
很遗憾地告诉你，当时的英国，商税税率之高，全球第一！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前来中国贸易的商船要承担各色各样的苛捐杂税，主要分成三大类：船钞、各种“规礼”银、货物的关税。……正规的关税是相当低的，约在值百抽二和值百抽四之间，但海关官吏经常索取一倍于此的钱财，勒索高达三、四倍的事件也非罕见。这些费用通常由行商替洋商支付。”
这就是说，中国海关的关税，大约在2%----4%之间。即便是充分考虑所谓的腐败问题，撑破天，也就是：6%----12%之间。
英国又是如何呢？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非常之大，以致东印度公司在1800年输入了2330万磅茶叶，而在1808年以后，英国年均茶叶进口达2600万磅，是其他各国茶叶进口总量的一倍。此时饮茶成为英国的一种国民习惯，……随着茶叶销量的增长，英国对茶叶的进口税也提高了----惊人地高达100%，这么高的税率足以鼓励茶商从大陆（特别是荷兰）走私了，据称走私数额每年在700万磅左右。最后，在1784年，《减免法案》（Commutation Act）将茶叶进口税降职12.5%，结束了有利可图的茶叶走私。即使如此，中国茶叶仍为英国提供了十分之一的国库收入。”
税率100%！这是中国的多少倍？
对商人如此横征暴敛，也叫重商？应该是对商业的“重伤”啊！
2、是否玩自由贸易，口头的不算数，更别拿亚当·斯密来吓唬人。一切看实际行动，主要看三点：
第一，政府不干预、不参与、当守夜人；
第二，政府主动敞开大门，面向全球开放；
第三，和和气气做生意，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由于广州贸易是在外国私商与中国臣民之间展开，所以无需任何官方的外交关系，只要有非官方的生意往来即可。这样，洋商与中国官府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直接接触；……广州贸易的主要特征，是朝廷授权“十三家”成为行（是洋行的变音）的商号，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
这就是说，清朝政府将政治与商业活动严格分开，禁止政府参与任何国际贸易活动；一切商业活动交给企业去完成。
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
英国又是如何呢？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英国国会下议院的特别委员会在1830年和1832年汇报称“放弃像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之鸦片垄断这样重要的收入来源，似不可取”。……精明的惠灵顿公爵（Dukeof Wellington）在1838年5月宣称，国会不仅不对鸦片贸易表示不快，而且还要爱护、扩展和促进这项贸易，这是不足为怪的。”
瞧，英国的各种官方力量，直接参与了鸦片贸易！直接干预商业活动！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使团从伦敦出发，……马戛尔尼受命尽一切可能收集有关中国的思想、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哲学等情报，此外还应达到六项具体的目标：1、要求中国在茶叶和生丝产地及毛纺织品消费区域，割让一至两块土地，使英国商人可在那里居住，并可以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权。2、谈判一项商务条约，以便尽可能地把贸易扩展到整个中国。……（到北京后）马戛尔尼立即在（1793年）10月30日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呈送了一份照会，请求：……5、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运税，或至少将税率降低至1782年关税的水平。”
英国政府派遣使团到中国，要求中国割让土地给英国，让英国商人在中国大地上建一个独立王国！
英国自己的商税高的吓死人，却派遣使团到中国，要求中国对英国商人免税、减税！
这，是“自由贸易”吗？这，还有点法制精神没有？
三、英国真的商业发达、制度先进吗？
商业是否真的发达，口头的不算数，是否有世界著名的大商人、大的商业企业，才是真的。
当时的中国商业水平如何？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四章：
“值得注意的是，商人处在社会阶层的底层，所谓的“商”不仅包括富裕的垄断商人，也包括小店铺主和店员及学徒。一些控制了全国茶叶和丝绸经销的大茶丝商非常富有。扬州的盐商尤以其富甲天下且生活奢华而闻名遐迩，18世纪下半叶，他们的总利润估计约2.5亿两。许多从事对外贸易的行商也以其巨富而著称，比如广州的（伍）浩官在1834年时已集聚了2600万洋银的财富，据马士（H.B.Morse）称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产。但总的来说，商业活动被认为没有士绅那样的体面，而儒家的正人君子对利润的追求颇有不满，这样一种态度遏制了商业的发展。”
原来啊，当时世界最大的商业资产，属于中国一位做国际贸易的商人伍浩官！除此之外，还有大批的富甲天下的大商人。
徐中约先生说，中国轻商，商人地位低下。幸亏中国轻商、商人地位低下，否则，中国商人岂不富甲宇宙、超越外太空啊！
与中国打交道、英国商业的代表、“股份制企业”东印度公司，又是如何呢？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英国的商务在所有西方国家的商务中独占鳌头，而且由东印度公司垄断把持，……另一类私人贸易则发端于公司的一项政策，该政策允许公司船舶的高级船员夹带一定数量的黄金和货物，目的是贴补他们微薄的薪水----船长的月薪仅为10英镑，大副月薪为5英镑。比如，在1730年，一艘495吨位的船舶的船长准许夹带13吨的私人货物。事实上，公司认为如果高级船员带了一部分私人货物上船，他们将会更卖力地保证航行的速度和质量。此外，公司也认识到，要想靠其它任何方法来杜绝夹带私货是不可能的，与其禁止还不如加以规范化。除了这类私人贸易外，东印度公司还允许派驻广州的低级大班从事私人贸易，以补偿他们微不足道的薪水。1764—1800年间，这种私人贸易约占公司在广州贸易总额的15%，但进入19世纪后却突飞猛进地增长了。”
瞧，东印度公司是一个穷庙富方丈的“公司”，职员们一个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船长、大副，都夹带N多的私货，忙自己的生意；东印度公司派驻广州的代表们，一个个也在忙乎自己的生意。
东印度公司的大大小小的和尚都发了财，而东印度公司却完蛋了。
尽管整个印度次大陆都是东印度公司的财产，并且垄断了与印度、中国的贸易，但是，东印度公司照样天天亏损，最后彻底破产了。
四、英国真的懂得或者尊重国家主权观念、外交往来体制吗？
一个通过武力杀戮，从英伦三岛，转变成为拥有335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会有国家主权观念？会尊重他国主权？会尊重外交往来体制？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1792年9月26日，使团从伦敦出发，……马戛尔尼受命尽一切可能收集有关中国的思想、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哲学等情报，此外还应达到六项具体的目标：1、要求中国在茶叶和生丝产地及毛纺织品消费区域，割让一至两块土地，使英国商人可在那里居住，并可以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权。……（到北京后）马戛尔尼立即在（1793年）10月30日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呈送了一份照会，请求：……3、于舟山附近指定一未经设防的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存放货物及停泊船舶。4、于广州附近指定一小块地方供英国商人居住居住，并允许他们自由往来于广州和澳门。5、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运税，或至少将税率降低至1782年关税的水平。6、准许英国商人按中国所定税率切实纳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赐中国税单一份共英国商人参照。……在另一份单独致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敕书中，乾隆皇帝驳回了马戛尔尼的全部六项请求，并说这些请求是不可行的且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
英国派出使团，竟然提出要中国割让土地给英国、对英国商人免税减税之类的要求！
这，就是“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
某些专家常常以这个使团访华为例，抱怨清廷没有善待这群洋大人。真不知道这些专家的心，长在什么位置。
英国的蛮横，远不止于此！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为防止（法国夺取澳门）这种可能性，英国军队于1802年和1808年两度占领澳门，尽管中国方面抗议说澳门是中国的领土，并无法国占领之虞。……但第二次（英国）撤军就复杂得多。当英军统帅、海军上将度路利（Admiral Drury）拒绝撤军时，两广总督报之以中断通商，这个举动在所有外国人中间引起了不便和普遍抱怨。度路利于是建议与总督会晤，但当遭到拒绝后，他便挑衅性地率三艘战舰闯过虎门抛碇于黄埔，提出会晤的要求。随后便与中国人发生了武装冲突，英国人在冲突中有所伤亡。局势持续紧张，一直到是年12月，东印度公司货头委员会让葡萄牙人交付60万洋银赎金，保证了英国的撤军，局势才趣缓和。其它一些导致中英关系紧张的事件包括，英国进攻中国的藩属尼泊尔，以及1814年4月英国军舰“脱里斯号”（Doris）在广州水域捕获美国蒸汽船“汉打号”（Hunter），其时英国正在与美国交战。广州当局抗议英国破坏了中国的管辖权，声称要中断与英国的贸易，除非“脱里斯号”离开口岸。在广州的英国社团拒绝让步，中国方面的威吓未能奏效。”
英国一再派兵攻占中国领土澳门，当中国官方抗议时，英国竟然派三艘战舰闯过虎门停泊于黄埔，以至于发生武装冲突。勒索到了60万大洋后，才离去。英国出兵进攻中国的属国尼泊尔；又在中国水域内进攻美国船只。
总之，在中国面前，英国人寡廉鲜耻，肆无忌惮，恣意妄为。
面对这样的国家，专家竟然高谈什么“外交往来体制”！什么“国家主权的观念”！
匪夷所思！
五、鸦片战争是一个开端
徐中约说：
“不幸的是，满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其痛苦。”
如果断章取义阅读这句话，也许是对的！
英国用武力消灭了无数国家，霸占了33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殖民地，对殖民地人民肆意搜刮。但是，对于这“浩浩汤汤的世界大势”，满清宫廷竟然一无所知，因行为颟顸，而招致头破血流，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
随着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经千年而积累的财富，包括数以十亿计的银两，以战争赔款、鸦片款的形式，输送到了西方。
自1840年以来，中国先后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琉球事件、马嘉理事件、伊犁事件、甲午战争、庚子赔款、拉萨事件等8次战争赔款，中国累计支付赔款达13亿两白银，是清廷中央年度财政收入的13倍！
13亿两白银，在当时可以做多少事情呢？我们不妨看看这些数据：
如果用来办工业：湖北兵工厂，创办费220万两白银，采用德国最新式设备和技术，能生产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武器；汉阳铁厂，耗银500余万两；江南制造总局，耗银54万两，制造枪炮弹药，也造船和机器；天津机器局，耗银22万两，制造枪炮弹药，也造船和机器，甚至造过潜艇；福州船政局，包括6年时间生产15条舰船和福州船政学堂办学费用，耗银535万两；开平煤矿，耗银80万两，1895年产煤25万吨。这些在当时颇具水平和规模的企业，总投资不过1200万两白银。
如果用来办军队：北洋水师从创办到覆灭的20年时间，购买全部舰船、火炮等军事装备总费用800万两，其他日常运行累计支出不足900万两，合计1700万两。这就是说，仅用赔款的1/10，可以创办7个北洋水师，并确保舰队的训练和装备的不断更新。
如果用来打仗：1875年3月，左宗棠正式着手筹备收复新疆事宜，组织训练了约7万人大军后，1876年6月正式出兵，长驱数千里，到1877年11月战争全面结束，耗资800万两白银，其中还包括创办兰州机器局的经费。这一仗，确保了我国对新疆的主权。
国土、金银珠宝、矿产……西方列强到底从我国掠夺了价值几何的财富？不知道。
生命、文物、建筑、国防设施……西方列强到底毁灭了价值几何的财富？不知道。
百年来，到底有多少中国少儿因战争与掠夺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不知道。
《剑桥中国晚清史》说：
“在1895至1911年期间，因庚子赔款和三笔借款共偿还本息476982000两，后面三笔借款（一笔俄法借款、两笔英德借款）是给日本战争赔款才借入的。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的可用资源大量枯竭……476982000两的总款项相当于1912年前向外国人借进的全部铁路建设款的一倍半。它又相当于1895至1913年期间建立的一切外资的、中外合办的和华人自办的企业全部创办资本的两倍以上。”
海盗文明，几乎抽干了中国人生存、发展的鲜血。
据《剑桥中国晚清史》：
“仅在1779年至1850年时期人口就增长了56%，所以在19世纪中叶大叛乱爆发的前夕人口已达四亿三千万左右。”
据《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年，中国人口约4.3亿。这就是说，此后60年里，中国人口没有增长！
说明：我写本文，不是为了传播仇恨，而是希望警醒国人：抛弃颟顸，致力自强。
徐中约(Immanuel Chung-Yueh Hsü，1923年-2005年)，生于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著作严谨，专长中国近代外交史。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主任、荣休教授。学问严谨，著《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外交，1858-1888年》(哈佛，1960)《伊犁危机:中俄外交研究，1871-1881年》(牛津，1965)等，翻译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哈佛，1959)。其经典著作The Rise of Modern China《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由于政治原因在大陆为简洁本，香港中文大学于2005年推出第6版。1971年，由圣巴巴拉分校几百位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遴选徐教授任"研究讲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此乃该校最高的学术荣誉，1998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讲座教授。（摘自某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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