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史”不靠谱
西方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依靠“水上漂”的石碑敷衍出来的古埃及史、依靠土坯砖演绎出来的巴比伦史，很不靠谱。其实，另一个“古文明”的古印度史，也同样很不靠谱。现在发几篇关于古印度史的文章。其实，这些文章是几年前写的，如今稍作修改发出来，欢饮广大读者指教。
今天发第一篇。
据西方专家说，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印度文明”。据说，早在公元前二三千年前，“雅利安人”就在印度次大陆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文明”。
西方人所说的“古印度文明”，是诞生在东起缅甸、西至阿富汗、北抵喜马拉雅山的广大地区的一种“古文明”。
如果历史上有这个“古印度”文明的话，今天就应该称之为“印度次大陆古文明”。
当今印度国的某些人，不知哪来的如此良好的感觉，硬要说“古印度文明”完全属于他家的文明，甚至宣称，他家的文明影响了中国二千年。这真的有点精神不正常了。
这个“古印度文明”，是在英国人在占领印度次大陆之后，主要依靠英国等西方考古学家们，以他们考证古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的惯用套路，“考证”出来的。换句话说，所谓的“古印度文明”，是西方人编造出来的；如今，印度人拿着鸡毛当令箭，还想以此忽悠别人。
为了行文方便，下面我用“印度”二字来指代“古印度”。
中国人都知道，既然是考证，那首先是要找古书看，要阅读很多很多的古文献。
那么，西方专家在考证“古印度文明”时，是否阅读了很多很多的古文献呢？
《印度通史》（【印度】辛哈、班纳吉 著，张若达、冯金辛、王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在谈到“古代印度史料”时，第一个标题就是“历史文献的缺乏”，接下来便说（P18）：
在公元11世纪到达印度的著名穆斯林学者阿尔-伯拉尼说过：“印度人不十分注意事物的历史次序；他们在述说国王的年代系列时是漫不经心的，当他们非说不可的时候，就困惑起来，不知说什么好，他们总喜欢讲故事。”下述弗里特的观察几乎重复了阿尔-伯拉尼的话：“古代的印度人是否具有真实的历史感、以明朗的和批判的眼光来编辑真正的历史的才能，是很成问题的。.....他们能写短小的历史文章，简练而具体，可是有一定的限度。不过他們沒有以如此精心结构的而且正确可靠的真正历史著作作为证据留给我們，来证明他们有以一般的方式处理历史问题的能力。”
一言以蔽之：古代印度没有史书。
这是很令人沮丧的事情。直到11世纪，即中国宋朝的时候，印度压根儿就没有史学家，只有“故事学家”。更糟糕的是，印度的故事学家们统统毫无时间概念，谈及“国王”的时候统统是颠三倒四、乱七八糟的。
西方的“历史学家”就是依据这个，靠拍脑袋，整出了印度国王们年代序列。
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封神演义》、《隋唐演义》，完全可以作为“正史”了。
印度没有古代的史书，仅有一点没有时间概念的故事，那怎么展开“考证” 呢？
下面，我们就看看印度史是怎么出笼的吧。
“因此，对印度古代史有兴趣的学者们必须从各种来源中去搜集材料”，西方专家求助于并且“主要依靠宗教的文献”，《印度通史》：
就最古的时期说，由于没有什么碑铭记载可以利用，他们必须主要依靠宗教的文献。吠陀文献为雅利安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提供了有价值的知识。佛教徒和耆那教徒的宗教著作中包含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变的重要参考资料。……这是很明显的，依据文献上的这些零星散乱的材料还是画不出一幅往昔的适当图景来。
原来，古印度史的头号的、主要的“史料”， 是宗教文献！
主要依靠宗教文献撰写出来的国家历史，在中国人看来，这完全是信不信由你的事情。
遗憾的是，即便如此，也远不能“画不出一幅往昔的适当图景来”。
西方专家不得不开展拉网式搜查，终于又发现了号称“可以编成最有价值的历史”的“历史文献”，即所谓“史诗”之类民间传说，这是排行第二重要的“史料”，《印度通史》：
大家知道“皇族世谱”(或皇位的直系继承表)是从很早的时代起就编写并保存起来了。许多这种类型的表可能是结合在“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及《往世书》中。《往世书》传统的主题是由“萨加”(宇宙创造)、“帕拉蒂萨加”(世界在周期毁灭后的再建)、“梵萨”(神仙世系)、“曼凡塔拉”(历史上不同世代的组合)及“梵萨奴查里塔”(古帝王的王朝史)组成的。虽然“史诗”及《往世书》包含了传说中述及远古时代的知识，它们现在的面目却可能是在基督诞生以后才形成的，《往世书》的某些部分无疑是后来的作品。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结合了一些没有什么历史价值的材料，年代也变得混淆起来了。
可见，这不过是“宇宙创造”、“神仙世系”之类，是比宗教文献更不靠谱的东西。
如果依靠这个也能编造出“古印度文明史”，那么，中国的盘古开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哪吒闹海、愚公移山、牛郎织女之类的故事，哪一个不是绝佳的“史料”！
显然，“古印度”没有任何靠谱的史料。
于是，西方史学家求助于“外国的著作”，即第三类“史料”，《印度通史》：
学习古代印度史的学生必须认真注意外国----希腊、罗马、中国、穆斯林----的作家和旅行家的记载。
令人忧虑的是，希罗多德在谈到印度时，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印度人的精子是黑色的。这样的记载，不知该如何使用？
也许《印度通史》也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在谈到希腊、罗马的“著作”时，作者很有意思地说，《印度通史》：
从未到过印度的希洛多德就提到波斯人对印度西北部的征服。我们有关亚历山大入侵的知识完全来自希腊和罗马的作家，如奎太斯·克尔舍斯、德奥多那斯、阿利安、普鲁塔克等等所遗留的记载。在印度文献和碑铭中绝未提到这一重要的事件。
不仅希洛多德从未到过印度，而且，希腊、罗马的“著作”记载的那些事情，在印度找不到半点痕迹。
《印度通史》在谈到来自中国的“著作”时，强调指出：
中文的记载对印度孔雀王朝以后时期的历史的重建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它们的帮助，我們不能了解塞种人、安息人和贵霜人的移动。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与玄奘，给我们留下了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不利用中国的历史资料，要编一部完整的佛教史是不可能的。著名的西藏历史学家太罗那特在这方面提供了有用的知识。
印度史学家老实承认：离开了中国史料，“古印度文明”没法写。
的确，中国的史料，浩如烟海。离开了中国的《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二十四史和无以计数的各类史书，还有大批的旅行家的游记，不仅印度历史上的主体人群塞种人、安息人和贵霜人的来源都搞不清楚，而且，印度史完全失去了时间参照，万事不知何年何月！
因为，只有中国拥有数千年连绵不绝的编年史，印度历史上的人和事，只有参照中国的编年史，才有可能建立起时间序列。
但是，比较麻烦的是，中国史书所记载的印度史，皆为汉朝以后人和事。而晋法显、唐玄奘等人所记载的，除了目睹的印度当时社会状况，便是一些与宗教相关的古老传说。这些，均不足以让印度产生比中国更“古老的文明”。
印度史的第四类“史料”，是“铭文”，《印度通史》：
弗里特说，“......几乎完全由于对铭文的耐心研究……我们才有了印度古代政治史的知识。而且对印度所有其他方面的研究我们主要的依据仍然是铭文。抛开铭文，便很难肯定任何明确的日期和鉴定。而且还可以用它来校订我们从传说、文献、货币、艺术、建筑或其他来源中所能获知的各种事物。”用来记载铭文的材料是很多的：铁、金、银、黄铜、青铜、铜币、陶器、瓦器、砖、石、晶体等。
尽管中国出土的有铭文的青铜器无以计数，碑刻无以计数，但是，中国人很清楚，一直作为拾遗补缺，那是可以的；倘若谁说要靠“铭文”修史，那必是一个笑话。
发明了水上漂石碑、土坯砖档案的西方专家再次展示出出土“铭文”的神功，不仅为“古印度史”创造了“文字史”，而且就此发明了古印度史的时间。于是，西方专家编写印度史时一本正经地说：“抛开铭文，便很难肯定任何明确的日期和鉴定”。
印度史的第五类“史料”，是“货币”。
我们知道，西方专家特别热爱以“货币”开疆拓土、发明古文明。因此，印度史料中，货币是少不了的。一旦有必要，可以随时创造古代货币。
印度史的第六类“史料”，是“纪念物”， “其中大部分是献给宗教的建筑物”。
我们知道，代表古希腊、罗马高度文明的“名胜古迹”便是如此：“其中大部分是献给宗教的建筑物”。因此，印度史料中，必须如此。一旦有必要，可以随时出土这些建筑。
就是依靠上述的六类“史料”，西方人弄出了洋洋洒洒的、动辄公元前几千年以前的“古印度文明史”。
摩亨佐·达罗遗址
我们知道，西方史学家头号本领是玩“考古”，第二号本领便是根据考古演绎故事。早在1922年，西方专家就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个公元前3250年至公元前2750年间的先进的“城市文明”，《印度通史》：
在摩亨殊达鲁(信德省，拉尔卡兰县)和哈拉巴(西旁遮普省，蒙哥马利县)的发掘……早在公元前3000年，一种丰富而发育良好的文化就在印度河流城繁荣起来了……因为在摩亨殊达鲁和哈拉巴发现的印鉴上所刻的文字……这是一种都市文化。在摩亨殊达鲁，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座巨大而美丽的城市的遗迹……建筑物的结构上使用了砖块……在家畜中，我们发现有驼峰的公牛、母牛、水牛、绵阳、象、骆驼、公猪、山羊和公鸡的遗迹。……摩亨殊达鲁人民知道使用金、银、铜、锡、铅和青铜。尚未知道用铁。
这是至今被“世界史”专家们广为传颂、奠定“古印度文明”江湖地位的考古学成果。
但是，西方专家是凭什么就断定这个“遗址”如此古老，以至于古老到了公元前3250年？这就得问苍天了。
我的疑问主要在下面几点。
第一，在摩亨殊达鲁和哈拉巴“出土”了大量的印章文字，令人奇怪。古印度人搞那么多的印章，在哪儿用印呢？难道盖在贝叶即树叶上？这是不可思议的怪事。
第二，便是金属和货币的问题，这里我们只谈金、银。金、银是贵金属，最大价值在于可用于交换。然而，据晋法显《佛国记》：
（中天竺）货易则用贝齿。
直到中国东晋（317-420年）时，被西方专家称为印度最早的居民的中天竺人，依然是以贝壳为货币。
唐玄奘又告诉我们，西域的白银均来源于中国新疆焉耆的银山。《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明发，又经银山。山甚高广，皆是银矿，西国银钱所从出也。
汉朝以前，准确说，在大月氏未抵达中亚地区之前，西域普遍不知道金银为何物。到了唐朝，金银才开始变成公认的货币，而西域的白银，则主要来自中国新疆地区。
因此，“古印度文明”的“货币史料”显然是不靠谱的。
第三，关于家畜的“考古成果”，也显然是违背历史的创造发明、胡编滥造。根据中国旅行家的著作，直到唐代，印度的家畜业仍十分落后。印度人仅仅养牛养马，完全不会养驼、骡、驴、猪、鸡。
据晋法显《佛国记》：
（中天竺）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生口，市无屠行及酤酒者。货易则用贝齿，唯旃荼罗、猎师卖肉耳。
唐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五天国法……亦不养驼、骡、驴、猪等畜……唯爱养牛。
第四，“出土”的建筑物竟然广泛使用了砖块，如此说来，5000年前的古印度人就已经普及了烧砖技术？
西方所谓的“古印度文明”，既没有任何靠谱的历史文献为依据，也没有靠谱的考古成果作为支撑，完全是凭空杜撰出来的。
一言以蔽之：印度史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