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台州站】艺术乡建在新一代学生中的反应：“新文科在横渡 | 学生论坛”

辛丑年七月十三乡村规划与建设

2024-09-04

全文字数｜ 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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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台州

在当代艺术家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艺术乡建已经有十年历史之后，各高校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中时不时地会出现将这些艺术乡建的案例作为毕业论坛中的阐释的对象，当然，如何在准确性层面展开讨论，特别在论文答辩的现场，导师都没有很好地把握住这些当代艺术家艺术乡建类型和过程的时候，这类论文可能会在真实性上和判断上有误差，所以我们更需要有在地性的工作坊和探讨，在“2021社会学艺术节论坛”期间，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袁浩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栾峰教授发起的“新文科在横渡：学生论坛”于2021年4月26日在横渡举办。

活动海报

论坛由“社区枢纽站”创始人，批评家王南溟主持。指导老师有上海大学耿敬教授、同济大学栾峰教授、上海大学潘守永教授、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马琳副教授和魏秦副教授。本次活动以“社会学与艺术学的合作思考：在行动方式中的新思维”为主题，围绕“人类学与乡村规划”、“乡村社区与动员”和“艺术乡建背景下的新文科人才培养创新”三个方面的内容，呈现学生对于艺术乡建的实践与思考，从而形成在浙江三门县横渡艺术乡建中的新文科平台。

王南溟

人类学与乡村规划

曾曈曈、周一、田常赛和杨海燕四位同学，依托于自己的专业并结合田野考察经历，分别介绍了其在大南坡村、景迈山、横渡镇和大营村进行的人类学方面的调查与乡村规划建设的案例。

作为文化展演的乡村社区再造实践

——对修武县大南坡村的人类学观察

曾曈曈

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

报告选取了自己曾参与田野调查的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大南坡村为切入点，展示了大南坡村的空间再造和自组织与社区营造活动的情况。大南坡村老龄化严重，其主要经济来源煤矿被关停导致了它由富裕的革命传统老区转变成贫困县。

作为县域美学探索的试点，大南坡村开始建筑改造和社区营造的工作。在保留遗留的大队部和祭祀场所建筑主体的同时，增添了现代性功能，把村中心广场改造成用来进行日常武术训练，并作为文学社夜间讨论活动的场所，这些重新被激活的公共文化建筑成为了社区活动的主要发生地，也吸引了大批游客。

报告提出文化展演是了解社会结构的重要思路，通过大南坡村的乡村社区实践活动，她分析了文化展演的五个特点：

一、展演事件和周围其他事件是通过时空限定区分的。

二、文化展演具有象征性，这种象征符号的使用既和日常生活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

三、文化展演是一个公共事件。

四、文化展演具有意志性和多元性。

五、文化展演能够升华和强化人的情感。

展览性乡村建设还是乡村建设展览？

——我在碧山村、景迈山与“看见社区”的实践与反思

周一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

这是一次带有评论性质的个人化回顾。周一认为进行乡村规划之前，必须认识到在城镇化需求和城乡差距巨大的情况下，地方对经济的需求还是最高的，乡村的阶段性需求是不一样的。很多资源不突出的地区是出于为了提高土地价值或吸引城市中产阶层到乡村中消费等原因，才试图通过艺术寻求突破口。

艺术具有很强的制造景观的能力，当代艺术能够弥补乡村劣势并制造差异性，使之成为关注热点。这种景观化的艺术正好与政府和企业的需求契合，为艺术家营造新和旧、城和乡等冲突创造新场域，一些中产阶级也能通过这种乡村旅游搜集自身新符号。

周一以碧山供销社和景迈山为例来说明。2016年的碧山供销社项目是一个能够自我造血的商业化乡村传播产品，它通过改造当地旧供销社作为空间激发点，完成手工艺和设计的对接，形成产品、民宿、游学等完整运作链条。

景迈山项目利用周边村寨保存完好的传统文化和民居资源，转化为艺术家创作并能够对外传播的元素。在当地的展馆用外来人更易接受的、生动通俗的方式呈现乡村生活的内容，在城市美术馆展示当地年轻人的艺术作品，并试图通过“看见社区”栏目建立一个持续沟通的多元周边交流路径。这两个项目项让政府、企业看到传统乡村规划路径之外的新的可能性。

重生与新生

——横渡产业文化空间设计实践

田常赛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建筑学系硕士研究生

报告主要依托于横渡项目的实践工作，田常赛在其中运用了大量田野调查数据。在对横渡的乡村空间进行改造之前，田常赛依据大量的调研工作选取了“新生”的思路，以再塑文化旅游的想法做展览性的乡村建设，并将重点工作放在空间塑造和场所塑造方面。

横渡水生文化展览馆就是依据横渡当地的生长环境指标分析，打造的符合横渡文化需求的全新建筑体。在调查中他发现，当地居民把牡蛎壳磨碎成白粉涂抹墙面以阻碍高温、高盐的腐蚀性破坏的这种在地性文化，完全可以解决建筑体被海风湿度侵蚀的问题。由于乡村经济发展有限，建筑体造型选择成本最低、空间效果利用率最好的造型，选址以能连接周边产能地块和新规划地块为最佳。

田常赛认为乡村振兴首先应该是产业转型，没有产业的乡村几乎已经丧失了可持续生长的动力。文化可以起到赋能作用，但也会面临均值化、同质化的问题，这时候艺术就能展现出它差异性的作用。建筑在其中起到了空间场所引导的作用，这种实体化的空间场所，可以帮助乡村创造新的社会价值，或将其原有传统的、落后的社会价值转化成对现代来说有意义的社会价值。

民俗节庆与村落共同体的互建研究

——以云南大营七宣哑巴节为例

杨海燕

同济大学艺术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从云南大营哑巴节入手，呈现了民俗节庆与村落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哑巴节是彝族独有的民族节日，在哑巴节这个节庆为核心的共同体建设当中，七宣这个村落具有宗教信仰上的统一性，族群关系上的相对排他性以及地缘边界上的稳定性和可变性的统一。它的形成和哑巴节的范围是密切相关的。通过哑巴节的仪式、祭祀不断描画更新着共同体的地域认同的边界，从而凝练传递着村落集体的文化记忆，提升村落共同体的认同感。

但在乡村活动进行中，同样有很多阻力。杨海燕提到现任大哑巴扮演者罗队长具有传承人和村民小组长、传统和行政力量结合的双重身份，其大女儿、小女儿也分别是青年哑巴和小哑巴的主要负责人，他们为哑巴节的顺利开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样纵向的家族传承联动整个村落的情况具有不可复制性。在资源分配上，村民也因修路、建新房、分配旅游收入产生了分歧。

如今社会转型加快，民俗节庆本身面临一个表演化，娱乐化的倾向，许多青年外流，对哑巴节庆没有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这也是哑巴节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乡村社区与动员

刘文迪理论先行，随后庞雨倩、梁逸慧将横渡案例从整体到部分做了具体阐述，周美珍则对比乡村展示了城市中的社区与动员活动。

让乡村建设回归乡土

——基于三四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反思

刘文迪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与其他同学偏实践的角度不同，她从理论入手反思三四十年代乡村建设活动，进而提出如今乡村建设应该如何去做，以及我们作为学生如何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发挥作用。

20世纪3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许多知识分子出于对民族和国家未来的担忧开展了一系列乡村建设运动，例如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害，梁漱溟则认为要改造中国必须要通过教育的手段改造其伦理的“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但他们最后都失败了。除了战争影响外，他们没有充分的重视农民主体地位的不可替代性，将乡村看成是有病的乡村，认为需要借助外力治疗来实现乡村的现代化。以牺牲乡村为代价的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使得城乡文化上出现了严重脱节，随着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发展，农民远离土地进入城市是难以逆转的一个趋势。

因此，在现代乡村建设中，刘文迪认为乡村建设要回归乡土，鼓励外流的农民回到乡村，倡导大规模主体性地去建设乡村。让农民回到乡村是现今整合乡村建设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乡村建设要强调少投入、易实现、低门槛，通过社区动员的方式吸引百姓自觉参与进来，培养他们的主体性意识。

对于学生来说，需要从书本和课堂中转移到具体的田野实践中去，发挥开拓性和想象力，在做调查发现问题的同时，引导和动员民众参与乡村建设，帮助乡村挖掘新的符合时代潮流甚至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建设方式。

乡村振兴中农民自主性的建构

——潘家小镇的“蝶变”之旅

庞雨倩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本科生

主要介绍了潘家小镇的乡村振兴过程和村民自主性的体现。岩下潘村通过旧村改造、村两委带头发展农家乐和成立村旅游公司发展乡村旅游三步走战略，增强了旅游小镇的对外影响辐射力，从“空心村”变为“国家级美丽乡村”。

虽然旅游业发展起来了，但由于小镇地处较偏远的山村，村民们依旧很难接触到部分公共文化产品，他们的精神生活需求还处于未被唤醒的状态，因此目前亟需解决“后脱贫”时代的“新脱贫”问题。

前一个“脱贫”指的是经济问题，即温饱问题的解决，

后一个“脱贫”指的是温饱问题之后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

在中国社会从经济发展型朝着公平发展型转化的进程上，已经完成乡村振兴的潘家小镇无疑是一个进行公共文化产品创造的良好平台。

后小康时代的“新脱贫”问题

——横渡镇农民手机摄影展的尝试

梁逸慧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本科生

呼应了庞雨倩演讲中提到的反思与展望问题，从微观行动的经验角度分享了她们尝试建立农民手机摄影展再生机制的全过程。

在策划农民手机摄影展的过程中，庞雨倩、梁逸慧等成员一方面积极动员普通村民参加摄影展，同时寻找村庄内有手机摄影经验和组织能力的发起人，以期摄影展能够在村民自己的推动下周期性举行。针对摄影兴趣较高的村民，积极寻求村镇干部帮助，依托网格员与他们面对面动员交流。对于年龄过高或工具使用限制少数村民群体，通过发放传单的方式进行宣传，充分尊重村民们的自主性。

同时依靠现代网络的传播渠道，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摄影技巧及摄影展征集信息，带动了更多村庄宣传和加入到农民手机摄影展的活动中来，充分调动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走出美术馆与社工策展人的跨学科实践

周美珍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艺术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这是一个实践报告，她结合自己参与的“边跑边艺术”艺术家志愿者项目、社区美术馆项目和社工策展人工作坊，分享了参与社区艺术活动的感受。她提到参与“边跑边艺术”艺术家志愿者项目时，她对“艺术进社区”的认识还停留在结合当地元素将专业美术馆的工作方式直接放进社区中去，并提供给观众配套公共教育活动的阶段，在这过程中很少有当地居民的参与。

在社工策展人工作坊活动中，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耿敬教授和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张佳华讲述了社工的研究理论和实践，认识到了社工在社区活动中的重要性。后来，周美珍又参与了《“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特展进陆家嘴东昌新村》的“社工策展人”实践，通过这几次活动和实践，周美珍认为，在社区中开展艺术活动的理想状态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城市以居委会、业委会为主体，全过程尽可能“自下而上”地实行。

乡村以村委会为主体，结合目前的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政策，将文化艺术带入社区，形成一个开放的空间，让社区居民对艺术的欣赏有切实的影响与提升。

对于政府，可以参考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将资源合理地分配给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授予给各地社区，所颁布的政策以公众的利益为主，让社区居民产生建设社区强烈的驱动力与凝聚力。

艺术乡建背景下

新文科人才培养创新

对于艺术乡建青年人才的参与、储备与培养也是艺术乡建接下来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本次学生论坛在横渡美术馆举办，脱离了传统的学校环境，人类学、博物馆学、社会学、艺术管理、建筑学各专业的学生共同参与，使得各学科在一个面向公共开放的社会平台进行交流，以期在新文科的背景下，打通各学院学生的沟通渠道，打造一个全方位的交流平台，对于艺术乡建研究的青年人才的培养也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以儿童为载体的乡村文化营造方案：

美丽乡愁的乡村实践

崔家滢

同济大学历史遗产保护博士研究生

美丽乡愁联合创始人

分享了美丽乡愁团队在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诺邓村的七年乡土教育实践和对艺术乡建人才的储备培养的思考。

崔家滢把在诺邓的七年实践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知乡，注重儿童社区家庭触媒的作用，以“儿童参与式”方法开展乡土文化调研，编写地方读本，为青少年重识家乡奠定知识基础；

第二阶段是爱乡、建乡，开发项目式学习（PBL）乡土课程，举办5次乡土文化创变营，引导青少年开展振兴家乡文化的行动；

第三阶段是护乡，引入外部资源促进多方参与，建立青少年、青年本地志愿组织，支持本地乡村教师，确保乡村文化振兴活动的可持续开展，吸引越来越多的许多社会力量与在地力量加入，例如高校、公益组织、基金会、地方政府、私营业主、社区组织等等，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优势，为古村传承人的培育贡献力量。

在全球化时代地方性的叙事不降反升的背景下，乡土文化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是全球化过程中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乡村文化的流失导致青少年对家乡缺少认同感，长此以往会形成乡村文化凋敝失传的恶循环，因此培养青少年文化传承意识和能力，以助力地方社区振兴的良性循环显得尤为重要。

崔家滢认为乡土教育是完成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后的文化教育扶贫、培养后扶贫时代人才培养不可缺少的手段。